竞争性选举：功能、弊端与可替代性选择.pdf

2023E第8 月S001ALLSCIENCESOIGEST69马德普竞争性选举：功能、类弊端与可替代性选择政治竞争性选举：功能、弊端与可替代性选择文/马德普导言：被寄予过高期望的竞争性选举在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中，竞争性选举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或实质。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尤其是那些崇拜西方政治体制者的观念中，它常被寄予很高的政治期望。在公共舆论的各种政治话语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说法：竞争性选举能够实现人民主权或人民的统治，能够使民众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够选出好的政府官员，形成负责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能够保障法治，使政府能够有效地运转，或者能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如此等等。无论从各国的政治实践还是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对竞争性选举寄予的上述期望，大多属于政治的幻象；它多是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产物，而非客观的现实。竞争性选举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制度安排，一些西方学者把人民选举代表组成政府视为人民主权的主要体现，很明显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歪曲人民主权的本意，制造人民统治的假象。虽然人民不能直接立法，成为真正的主权者，但他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选举立法者来左右法律或政策的制定呢？对此，一些研究民主的西方学者也持否定的态度。那么，通过竞争性选举是不是一定能够选出好的政府官员，形成负责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呢？无数事实证明，这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从制度运行的逻辑来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性选举，受金钱宰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可能性更大。应该承认，西方国家的法治水平整体上高于不少非西方国家，然而这也并不说明，竞争性选举与法治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二者充其量有某种相关性。事实上，一国的法治水平既与其整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关，也与该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发展程度等有较大的相关性。仅仅靠竞争性选举制度，根本无法为法治提供充分的保证。另外，就像许多实证研究揭示的那样，竞争性选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既有导致高增长的民主政体，亦有导致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民主政体”。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实行竞争性选举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大多是在普选制度施行之前实现的。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功能竞争性选举虽然不能满足人们的上述期待，但它之所以能够流行于当今世界西式民主的体制中，并被视为自由民主的实质或核心，是因为它多多少少体现了现代政治所必需的一些功能。第一，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功能。进人近代社会以后，神意和血缘不再能够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有效形式，现实社会中的民意成为衡量政治合法性程度的直接标志。合法性意义上的民意应该包括同意和满意两层含义，也即人民同意不同意某种政治体制或某些人执掌政治权力，以及人民满意不满意该政治体制或执政者的治理效果。前者可称为政治输入端的合法性，后者可称为政治输出端的合法性。高水平的或完备的政治合法性应该包含这两个层面。竞争性选举在西式民主中的合法性功能主要体现在，竞逐政治权力者只有通过定期选举获得多数（或相对多数）选票才有权利执政。但是，由于竞争性选举并不能保证执政者产出令人满意的绩效，所以，这种合法性主要是一种政治输人端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种完备的合法性，或者说是一种形式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种实质的合法性。第二，政治权力和平更替功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是政治权力的家族世袭制和终身制。当掌权者怠政放纵、专断任性、信息闭塞或被臣包围时，就容易造成严重的政策失误并难以及时纠正。因此，在这种体制下，宫廷政变、军队叛乱、民众造反等暴力形式，就可能成为权力更替和政策变革的代价巨大的途径。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功能要求，就是要创造一套权力和平转移的政治机制，避免传统政治的上述瘤疾，降低权力更替和政策调整的社会代价。竞争性选举就是西方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机制。领导人通过定期的选举获得上台执政的资格，能够有效防止国家权力被个别人或某个家族所断，避免国家权力更替时可能出现的政治暴力和政治动荡危会科学文搬A70政治马德普竞竞争性选举：功能、类端与可替代性选择险，并为及时进行政策纠错和政策变革提供可能。第三，一定程度的民众诉求表达功能。高水平合法性的政治一定是能够满足民众合理诉求的政治。民众的诉求能否得到充分而又有理性的表达，是政府能否制定合理政策、民众的合理诉求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民众中充满分歧和冲突的诉求都有一定的正式渠道去进行表达。在西方的代议民主模式中，竞争性选举就是民众表达诉求的主要渠道。但这种表达还主要是一种被动式的表达，而非主动式的表达。即公民并不是在信息充分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具体诉求或主张，而主要是在候选人设定的政策议题上做出同意与否的选择。候选人出于党派利益或各种权宜性的竞选策略，会有意误导和操纵民意，使其设定的政策议题并不一定符合选民的真正愿望和利益。第四，一定程度的权力约束功能。现代政治的权力约束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比如像法治、分权、舆论、市场等都是其中重要的机制，选举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选举的权力约束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竞争性选举的局限与弊端竞争性选举要能够有效地实现上述功能，需要一些限制性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就构成了这种制度在适用上的局限性。关于这些条件，学界已有不少的探讨和论述。其中，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方面的基本共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有利于选举民主，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利于选举民主。另外，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也被认为是竞争性选举的必要条件，因为选民的阅读能力和获得信息的机会直接决定着竞争性选举的质量。另一个学界虽有讨论但重视不够的条件，是较高的社会同质性程度，即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方面比较单一，贫富分化也不太大的民族国家。因为，在这里，竞争性选举履行上述功能时，不会由于政治竞争过于激烈而导致国家的分裂。但是，在民族、宗教、语言等亚文化复杂多样且差异较大的多民族国家，或贫富分化过大的国家，则不利于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因为它会导致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的激烈冲突，并由此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和国家分裂。除此之外，竞争性选举也依赖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竞争性选举的一人一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和个人自治（自主）的个人主义理念的产物。只有在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个人主义文化里，才有可能为投票提供个人的动力。无数的实践证明，离开了上述条件，竞争性选举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功能，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如党争激烈、政治动荡、腐败严重、社会失序、治理能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公共物品贫乏，严重的甚至导致政变频发、内战冲突或国家分裂。然而，即使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性选举也日益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如，资本和金钱对选举的严重影响，贫富分化、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对社会的撕裂，政治极化、党争激烈导致的政治混乱，以及选举出来的政府腐败低效，不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却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等等。这种情况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很低。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另一表现就是公民的投票率低。抛开其他背景性因素（如导致资源占有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媒体制度，多党竞争制度，以及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结构等）的影响不谈，竞争性选举制度本身就存在诸多局限与弊端。例如选民自身的信息不足问题。西方学者揭示的选民理性无知和理性胡闹现象，以及信息茧房效应，就是选民信息不足的表现。身份认同也是影响选民合理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种身份政治常会导致投票中的非理性选择，放大或激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并成为民主失灵的原因之一。竞争性选举还有规则方面的局限性。选举投票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里我们抛开孔多塞和阿罗揭示的“投票悖论”不说，多数规则本身在可操作性和正当性方面都存在问题。可操作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全体一致的多数（1 0 0%）和绝对多数（如7 0%以上），在现实的投票中是极难实现的，所以现实中实行的基本是退而求其次的过半数规则和相对多数规则。然而，后两种规则在正当性与合法性方面是大打折扣或令人怀疑的。因为，我们很难毫不犹豫地断言，51%的人的偏好凌驾在4 9%的人的偏好之上（甚至50.1%的人的偏好凌驾在4 9.9%的人的偏好之上），就一定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如果把偏好强度问题考虑进来就可能更成问题。至于相对多数规则下，少数人（比如3 4%）的偏好凌驾在多数人之上，就更没有多少正当性或合法性可言了。71马德普竞争性选举：功能、类端与可替代性选择政治最后，竞争性选举以及与此相伴的多党轮流执政也有很多弊端。一是候选人为争取选票会更重视选民和政党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二是政党轮替容易导致政策稳定性较差。三是政党竞争在政治极化和党争激烈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定性政治，并加剧社会的分裂。四是在国家弱小或民主化初期，竞争性选举容易面临被国外势力渗透和操纵的危险竞争性选举制度的这些弊端，使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履行上述现代政治功能时也常显得力所不及，从而使这些功能在许多国家不能充分地得到实现。这些也是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甚至反对竞争性选举的重要原因。现代政治功能实现手段的可替代性鉴于竞争性选举的上述局限和弊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在不具备竞争性选举所需的经济文化条件尤其是民族国家条件时，决不能简单照搬这一制度。但是，作为一个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照搬这种制度不意味着不需要履行上述的现代政治功能。它应该通过制度创新，在避免竞争性选举弊端的同时，又能够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基于人民同意的输人端的合法性，并不能保证人民对输出端即政府实际表现的满意。西方国家人民对政府的低信任度，以及中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高信任度和高满意度这一事实，说明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不仅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充分条件，而且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西方学者所讲的“民主合法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式竞争性选举这种合法性形式的危机。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这种合法性形式，并试图提出一些新的合法性类型。这些提法在合法性观念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强调的重点从政治输入端的合法性，转到了政治输出端的合法性。实际上，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才是衡量合法性的最为客观的根本标准。为使这种合法性能够得到公开、真实的表达，可通过建立客观公正的人民满意度调查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问责机制来使之制度化。不过，输人端的合法性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人民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一个完备的合法性概念，也应该是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或输入端合法性和输出端合法性）的统一。因此，为了满足既避免竞争性选举的弊端又体现输入端合法性这一要求，就应该摆脱竞争性选举原教旨主义的束缚，确立全面合理的选举观，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创造更加合理的选举制度。除了竞争性选举之外，新的选举观和选举制度应该把抽选（抽签）、海选、推选、考选、荐选、指选等选举形式都纳人进来，根据不同公职的性质以及公正与有效治理的要求，采取不同的选举形式。权力的和平更替，是现代政治解决冲突所必不可少的功能。在一个政治生态健全的国家里，政策主张之争具有促进政策合理化的积极作用，而不断合理化的政策则有利于权力的稳定。因此，要想保障权力的稳定性与更替的和平性，一是应建立开放、理性的政策讨论平台，以促进政策的不断合理化；二是应建立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差异较大的各种利益群体（包括族群群体）都能够有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机会，从而使制定的政策能够兼顾各方的正当利益；三是建立制度化的权力更替机制，使政策既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又能有一定的调整机会。有了这些机制的建设，相信即使在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国家里，权力的和平更替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民众诉求的表达，是现代政治非常显著的一个功能要求。宽泛意义的诉求表达，应包括民众的需求性表达、建议性表达、评价性表达和举报性表达。这些表达如能充分实现，将有利于政府及时知晓民众的真实需要，了解为政的得失，有效遏制腐败，并能够集思广益，使政策不断地合理化。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便使公共权力只能为公共利益所运用，是现代性政治的普遍要求。有效地约束权力一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其中，制约机制的构建、法律制度的完备、监察机制的完善、问责制度的落实、人民满意度调查机制的建立，以及人民监督渠道的畅通等，都是权力约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的产生方式相比，人民更关心的是政府的治理效果。西方国家人民之所以对政府失望，就是因为竞争性选举的局限和弊端，导致政府难以成为有效治理的政府。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从根本上反思民主的含义，转变民主观念，从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民主观，转向以参与协商和有效治理为中心的民主观上来；并积极探索竞争性选举的替代性或补充性方案，以便使现代政治的必要功能更充分地得到实现。S【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摘自政治学研究2 0 2 3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