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以科尔沁左翼后旗达希木勒嘎查为例.pdf

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 以科尔沁左翼后旗达希木勒嘎查为例萨仁图雅摘要本文以科尔沁左翼后旗达希木勒嘎查为个案点，通过梳理文献记载、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将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的过程分成 三 个 阶 段：1948 1978 年、1979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21 世纪至今。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蒙古马减少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蒙古族马具的丢弃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丢失，包括蒙古马称谓知识、颜色认知等。面对传统文化及技术的丢失，国家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策格治疗法”和“科尔沁赛马节”被列入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蒙古族马文化传承发挥着积极的保护作用。关键词科尔沁 马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达希木勒嘎查461基金项目：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科尔沁社会变迁与民俗文化研究”（BS443）；2016 年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察哈民俗文化变迁与传承研究”（2016NDC118）的研究成果。萨仁图雅，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蒙古生态文化、民俗文化变迁。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一蒙古族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蒙古族人历来逐水草而迁徙，适应生态环境而驻牧，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有关游牧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见解。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认为，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000 年的气候干冷化导致人们无法从事农耕，转而选择适合环境的生产方式 游动放牧，这也是“环境决定论”的一种解释方式。虽然干旱寒冷的气候条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蒙古族人开始饲养马为游动放牧提供了基本条件，牧人骑着马才能控制大量羊群，也能利用更远处的草牧场。学界认为，欧亚草原地带以马、牛、羊为主要畜牧的游动放牧，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1000年前后。蒙古族人所饲养的传统“五畜”包括马、牛、绵羊、山羊、骆驼，其中马的地位最高，通常被称为“安达”和战友。比如，成吉思汗把他的四位开国功臣称为四匹“马”（hulug）。由此看来，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对于文明的理念是唯有城市才会有文明，但是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蒙古族人在游牧过程中逐渐地创造了游牧文明。为了适应蒙古高原的干旱寒冷的气候条件，牧民终年严格执行集体游动放牧制度，达到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和草牧场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这是人类的智慧和文明。蒙古族马文化极度丰富了游牧文化的内涵，成为游牧民族的象征性文化。邢莉等在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 中指出，蒙古族游牧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是蒙古包、蒙古马和杭盖车，其整体结构形成了游牧社会，也是蒙古族人生存智慧的表征。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民族自信，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近些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一直在注重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盟市都在着手开展马文化产业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561邢莉等：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 37 38 页。邢莉等：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第 37 47 页。苏日娜：内蒙古马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区域治理 2019 年第 42 期。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内蒙古呼和浩特被誉为“世界马文化之都”、通辽市科左后旗被誉为“马王之乡”、兴安盟被誉为“赛马之乡”、锡林郭勒盟被誉为“中国马都”。其中锡林郭勒盟的各旗县旅游景区以马文化旅游为名片，建设了相关马文化景区，提升了旅游经济效益。从辽、金、元至清朝，锡林郭勒草原长期以来是朝廷最重要的养马基地。清朝统治者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察哈尔草原上组织全境养马，马匹为全国军队所用，该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养马业。锡林郭勒位于内蒙古中部，经济基础产业为畜牧业，同时旅游业也有发展。相对而言，锡林郭勒盟马文化产业发展趋势良好，而其他盟市的马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弱势阶段。因此，学者们主要关注锡林郭勒地区马文化及产业化发展，而很少从产业化角度研究内蒙古东部盟市的马文化。科尔沁草原位于内蒙古东部，从清朝中晚期始，其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生产方式转为半农半牧或完全农耕，蒙古马也随之成为役畜，马文化也趋于衰落。有些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去研究科尔沁地区的马文化，但是目前尚未有论文探讨以一个嘎查（行政村）为个案点的马文化。本文将选择通辽市科左后旗的蒙古族村落为个案点，讨论马文化在农区的衰落状况及复苏问题。具体而言，将会论述科尔沁蒙古马的减少情况以及其导致的相关传统知识的丢失，并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对马文化保护及发展的积极作用。二科尔沁农区的蒙古马减少状况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分封所占领的土地及属民，科尔沁部先祖哈撒儿分得 4000 户，在呼伦湖、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一带游牧。16 世纪 30 年代，以辽东边界与明朝行商为由，哈撒儿后裔奎蒙克率部从斡难河、额尔古纳河南移到嫩江流域。1636 年，科尔沁部归顺清朝统治，设立嫩科尔沁十旗，被禁止在旗之间越界放牧，游牧空间有所缩小。清中晚期的蒙地开垦政策及外来汉民的大量涌入，对科尔沁畜661秦媛：锡林郭勒地区马文化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21，第 11 页。金海等：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 9 页。胡日查、长命编著 科尔沁蒙古史略，民族出版社，2001，第 191 页。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牧业有着很大的冲击力：草牧场面积缩小、五畜数量减少，反之农耕面积日益扩大、农耕种类逐渐繁多。民国至解放初期，部分科尔沁蒙旗地区已经完全农耕化或转为以农耕为主。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科尔沁畜牧业有着深远影响，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本文以科尔沁左翼后旗达希木勒嘎查为例，通过梳理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论述 1948 年至今的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探讨蒙古族农耕区的游牧文化变迁状况。本文的个案点 达希木勒嘎查距甘旗卡镇（科尔沁左翼后旗所在地）约 160 公里，地处东经122.7 122.9，北纬 43.5 43.9。达希木勒嘎查现有 222 户居民，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牧林结合。该地土地面积为 6.10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0.90 万亩，林地面积 2.40 万亩，草牧场 1.15 万亩。依据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1948 1978 年、1979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21 世纪至今。（一）1948 1978年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整理出“达希木勒嘎查主要事件编年表（2020年）”，包括嘎查主要年段、重要事件、民族及人口、自然灾害、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依据该表得知，1948 1978 年，科尔沁蒙古地区经历了土地改革（1948 年）、互助组运动（1954 年）、初级社运动（1955年）、农业学大寨（1971 年）、大队合算（1978 年）等体制改革。这些制度的改革对科尔沁地区的畜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个案点所隶属于的茂道吐苏木为例，1948 年起执行土地改革政策，村民的积极性提高，蒙古马数量随之增长。1954 1978 年，该地实行畜牧集体经营，主抓畜牧业，蒙古马数量直线上升。但这一期间，因为施行过多次体制改革，畜牧生产受到影响，蒙古马数量的增长并不稳定。具体而言，1954 1955 年，蒙古马的数量小幅度增长；1958 1966年，蒙古马的数量直线上升；1968 1970 年，农耕面积扩大，蒙古马的数量增长不明显；1978 年，蒙古马的数量再次大幅度增长（见图1）。761访谈对象：村委会会计 TJH，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3 日。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图 1 茂道吐苏木蒙古马数量变化（1948 1978 年）资料来源：分别参考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统计局编印 科尔沁左翼后旗改革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8 1988）、1988 2002 年度的 10 本 科尔沁左翼后旗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3 2009 年度的6 本 科尔沁左翼后旗统计年鉴 中的“茂道吐苏木牲畜总头数（1948 2009 年）”，2020 年 8 月 13 16 日从科尔沁左翼后旗统计局抄录。新中国成立前至土地改革时期，牲畜的管理方式是各户或几户一起放牧；互助组时期，开始集体放牧；集体化时期，农耕和畜牧分工很明细，都有专门的人员。就放牧而言，每 700 800 只羊有一个羊倌，每200 300 头牛有一个牛倌，马群也有专门的看管人，通常是年轻人放牧，老年人主要负责统计牲畜数量或种植园田。个案点有 200 300 匹马，以售卖为主，很少拉车。每个生产队都有一辆大马车，用于驮载农民到农田或去集市。由此看来，村民饲养马是为了繁殖，并非农耕。（二）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1979 1986 年，对个案点最大的影响是解散集体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牲畜总头数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解散集体化，售卖或划分集体牲畜群，由于村民分家，每户的劳动力变少，农户就卖掉了所分得的牲畜；二是在地方政府的倡导下，村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农耕上，大面积开垦耕种，草牧场严重缩小，畜牧进入萎缩趋势。具体而言，1979 年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行政划分发生变革，从吉林省回归内蒙古自治区，同年该村也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雪灾。该苏木861访谈对象：ZGS（65 岁），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1978 年的牲畜总数和 1979 年的牲畜总数差异甚大，大小畜合计从 1978年的553257 头（只）下降到1979 年的24234 头（只），其中大畜合计从1978 年的 313685 头（只）下降到 1979 年的 12473 头（只）。1983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制度被废止，分配集体的农田、牲畜、草场、林地，影响牲畜总数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自然灾害频繁，1985 年发生了大雪灾，牲畜死亡数量急剧上升，1986 年又是大干旱，牲畜数量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茂道吐苏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面积开垦农耕，草牧场缩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村民在农耕中使用蒙古马，其代替驴成为役畜，每户都有 2 6 匹马，蒙古马的数量趋于稳定。具体而言，1949 1978年，农田总面积没有明显的变化；1978 1998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村民开垦耕种，农田总面积大幅度扩大，属于大量开垦的巅峰时期；1998 2003 年，由于发生洪涝，农耕面积有所缩小；2003 2012 年，农耕面积再次小幅度扩大，直到无可再开垦的农田（见图 2）。图 2 茂道吐苏木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变化（1949 2012 年）资料来源：笔者参考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统计局编印 科尔沁左翼后旗改革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8 1988）、1988 2002 年度的 10 本 科尔沁左翼后旗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3 16 日。注：1966 年至 1978 年之间的数据缺失。961笔者参考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统计局编印 科尔沁左翼后旗改革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8 1988）、1988 2002 年度的 10 本 科尔沁左翼后旗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收集时间：2020 年 8 月 13 16 日。访谈对象：ZGS（65 岁），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据村民回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村民远耕近牧，农田通常在邻村边界，且选择适合农耕的土壤。1983 年，在地方政府的号召下，开垦嘎查附近的牧场，农耕面积逐渐扩大，村民逐渐舍弃了远耕近牧的习俗。1993 年，政府号召“为了稳产，种植水田”，继续开垦牧场；1995 年，实行种植园田政策，再次开垦牧场。（三）21 世纪至今21 世纪初，嘎查连年干旱，为了达到每户 3 亩甸子地的目标，政府在 2000 年、2002 年、2003 年开垦了三处土壤土质并不适合耕种的牧场，宣传农耕村庄的改革情况，忽视了牧区村落与农耕村落的差异性，从而使半农半牧区完全农耕化。目前只剩下不适合耕种或弃耕的风沙土土质的牧场，且其中一部分在 2010 年成为生态保护区。每年雨季，草原植被有所恢复，但由于大面积开垦无可轮牧的牧场，牲畜长期在一处牧场上践踏寻食，植被未能得到完全修复。科尔沁地区的植被是以次生草、木本植物群落为主，可分为沼泽植被、草甸土植被、沙丘地植被、灌丛禾草植被、森林植被、农作物植被。20 世纪 90 年代末，草牧场植被沙化，河流干涸，树木的大量减少导致草甸土植被、沼泽植被、森林植被的衰退、贫瘠，从而增加沙丘地植被、灌丛禾草植被、农作物植被的面积。大多数村民主要饲养牛和绵羊，还有少数村民饲养马匹。马与其他蒙古四畜不同，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反刍动物，因此所消耗的食草量较大。21 世纪初，大面积牧场都已成为农田和防护林，在剩余的牧场上放养已不能使马吃饱，农牧民通常会到嘎查附近的田间地头割草喂养。如今田间地头也已成为农田，只剩下不适合种田的水盆地附近的草场。21 世纪初，村民广泛使用机械耕种，马成为“无用的动物”，数量锐减。大多数农户开始卖马，购买四轮车、三轮车等农机车。嘎查农田中以草甸土为主的平原较少，以风沙土为主的小丘较多。因此，有些农071访谈对象：村委会会计 TJH，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3 日。访谈对象：村委会会计 TJH，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3 日。访谈对象：BGQ，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7 日。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户虽然拥有了农机车，但也舍不得卖马。马在农耕过程中仍发挥着作用，在坡度高、不适合用农机车的农田中，农户通常会用马辅助耕种。三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文化学角度，从蒙古马具的减少、蒙古马称谓及颜色认知等传统知识的丢失方面论述蒙古马减少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一）蒙古马具的减少根据个案点村民现在所使用的马具，文中主要列举了马车、犁、马槽等。运输农具包括扁担、牛车、马车、三轮车、四轮车、拖拉机。扁担是早期运输农具，可以在短途内进行运输，在扁担的两旁放篮子，把运输的东西放入篮中运输，这种方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日常生活中仍在使用。牛车在农耕运输工具中有重要地位，其部件除车轮外包一层铁片之外，全部都是用木头制作的，用途是拉着农具到农田或赶着牛车到供销社送公粮，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仍在使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村民也开始大量使用马车，直至 21 世纪初，才大量购买农机车替代马车。科尔沁地区移民开垦，村民开始使用犁杖，按质地可分为木犁和铁犁，其构造基本一致，是由胡硕和套绳两部分组成的。村民通常是用牛、马拖犁杖耕地，但牛拖拉的犁杖与马拖拉的犁杖在构造上有所不同。牛犁是由加棒子、拖绳、熟皮绳、憋套、撇绳、昂头、枷锁等构成的；马犁是由套绳、加棒子、套棒子、撇绳、拴杆子、昂头等构成的。目前村民在坡度较高的农田里使用犁杖，除此之外，还使用拖拉机或四轮车耕种。科尔沁蒙古族人的房屋用料、院落用料以及日常用具基本是就地取材。以地理环境来讲，该地地质较湿润，洼地颇多，树林繁茂，树木种类以杨树和柳树为主，这两种树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强。柳树的特点是树枝细长、柔软、易于弯曲，因此人们通常用柳树制作马槽，后来又171访谈对象：ZGS（65 岁），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发展为铁片制作或直接购买，目前仍有少量农户在使用木制马槽来喂马。交通工具的发达导致马数量日益减少，多数农户家已经没有了马，马鞍、马嚼子、马笼头、马绊子、马鞭等马具闲置在仓库中。马鞍的主要构成部分为鞍子主体、鞍屉、马镫，鞍子主体是用水曲柳疙瘩胶合而成的，鞍屉是用毡子或马鬃压制的，马镫是用铜或铁铸成的，用于牧人骑马之时。马嚼子是由笼头和嚼子组成的，笼头用牛皮折成条形后结笼头花，花下系嚼环。两个嚼环用铁嚼制成，其用途是防止马乱吃农作物。马笼头是由揉制牛皮结系而成的，其制作方法有两种，活笼头和死笼头。活笼头下部是活接头，可紧可松；死笼头是用缰绳直接系在笼头花下，用于拴马。马绊子是用牛皮制作的，有横绊、竖绊和三腿绊三类，其用途是绊住马腿，防止其走远。马鞭有两种，一种是用牛皮精制编成的；另一种是用南方藤条制作的，用于驯服牲畜。此外，马具减少的原因还包括马具原材料的欠缺、制作马具技术的遗忘、市场上出现可替代的产品等。由于汽车的普及以及蒙古马数量的减少，人们很少骑马，其制作马具的技术处于遗忘的边缘。（二）蒙古马称谓的丢失蒙古族人的五畜包括牛、马、骆驼、绵羊、山羊，其称谓有着很细致的划分，不同年龄段的牲畜有不同的称谓，部分相同年龄的公、母牲畜也有不同的称谓。以马称谓为例，内蒙古地区有着马（mri）、骡马（u:）、儿马（aira）、骟马（agt）、马驹（naa）、二岁马（da:）、马驹与二岁马之间的小马（sarba）、三岁马（udl/udlx）、四岁马（xia:la/xia:lax）、五岁马（sj:l/sj:lx）、五岁以上的成年马（sga:l/guiml）、三岁到五岁的母马（baidas）、三岁到五岁的公马（ur:）13 种称谓。科尔沁人相对完整地继承了蒙古马的称谓知识，人们一直在饲养马，称谓在日常生活中总会用到，因此并未出现断代现象。但是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蒙古马的称谓知识有一定的丢失趋势，科尔沁地区有着马、骡马、儿马、马驹、二岁马、三岁到五岁的母马、三岁到五岁的公马、六岁的马（ad:）8 种称谓。271访谈对象：ZGS（65 岁），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12 年 7 月 10 日。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不同年龄段人群所掌握的蒙古马称谓也有所不同。50 60 岁的老人基本能辨别蒙古马的不同称谓；40 岁以下的村民能记住部分称谓，但对个别称谓记忆较模糊；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已不再关注称谓。村民一般通过口承传授传统知识，并在实践参与中掌握传统知识，但如今人们重视学校教育，往往忽略了传统知识，在日常教育中缺乏蒙古族传统知识的传授，即便有所涉及，也往往与实践脱节。学生群体通常会通过后天习得（书籍、亲身体验、网络等）的方式知晓传统知识。而当地青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耕和做生意方面，畜牧更多的是危急关头的辅助生计之一，他们不再细致地划分蒙古马称谓。（三）蒙古马颜色认知的丢失牲畜颜色的辨别是蒙古族传统知识之一，村民通常根据颜色特征命名牲畜，蒙古马的颜色种类繁多，对此蒙古族人很细致地划分其名称。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基本上是本地品种，因此颜色方面没有大变化，主要有黑的（xar）、棕的（br）、枣红的（:rd）、四角有斑斓颜色的（li:n），枣骝的（x:r）再分为枣骝黑毛的（xar x:r）、枣骝红毛的（la:n x:r）、枣骝青毛的（xux x:r）；灰毛的（sa:rl）再分为浅灰的（aan sa:rl）和黄灰的（r sa:rl）等。尤其是 21 世纪机械的普及导致蒙古马减少，村民很少再去关注马颜色的变化。四利用“马文化软实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在蒙古族的生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蒙古族游牧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蒙古马的利用。清朝中晚期，人口大量流入内蒙古地区，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科尔沁地区逐渐转为半农半牧或完全农耕的经济形态。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蒙古马成为役畜，经过几次变动，马的数量一直在锐减，马文化也处于衰退阶段。面对传统文化的衰落，地方政府积极地实行保护措施，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马文化产业化发展。本371访谈对象：ZGS（65 岁），访谈人：萨仁图雅，访谈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地方政府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动科尔沁地区马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一）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为了应对传统文化及其技术的丢失，国家在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开展各种保护活动。2008 年，“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项目。2009 年，科左后旗茂道吐苏木（个案点所属地区）哈根朝海嘎查的陶克图白乙拉老人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蒙古马具传承人。马鞍位于马匹背部，是供骑乘者乘坐的马匹用具。北方游牧民族使用马鞍的历史，可以上溯至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蒙古族传统马鞍在匈奴、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马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马鞍形制。蒙古高原地域辽阔，部族众多。蒙古族各部制作马具的技术也有所差异，表明其地方性特色，马鞍的结构、装饰纹样与图案上也有所不同。笔者依据田野访谈得知，科尔沁马鞍都是由民间手艺人手工制作而成的，是一辈辈人传承下来的。其形状前窄后宽，鞍座面积较大，鞍体紧密厚实。马鞍的主体部分用木材制作，其他部分则用皮革、毛织物以及金银等金属材质制作。制作马鞍也有就地取材的特点，科尔沁地区常见的木材包括桦木、榆木、柳木。个案点村落的马鞍是用柳木制作的，柳木的特点是质地较松软，适合做鞍板。马鞍前部挺立而后部平缓，结构合理，能保证骑乘者骑乘时的稳定，对马背起到保护作用。马镫在颠簸的路途上，可以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也是蒙古族生活智慧的体现之一。目前，科尔沁马鞍的使用情况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情况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基本都有了机动车，但是蒙古族人内心深处热爱骑马，少数农牧民仍保留着自家的旧式马鞍，由于禁牧以及圈养政471陈月如：锡林郭勒地区蒙古族传统马鞍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20，第 12 页。陈月如：锡林郭勒地区蒙古族传统马鞍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20，第 26 页。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策，骑马状况不容乐观；另一种情况是非遗传承人制作的马鞍做工精美，保留着部族马鞍的特色，主要供给骑手或喜爱收藏者收藏。随着科尔沁地区马数量的锐减，马鞍的使用价值也逐渐地被边缘化。面对传统技艺的失传以及非遗传承人所面临的困难，地方政府一直在落实蒙古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措施，提供售卖马鞍的渠道，积极宣传科尔沁蒙古马鞍技艺，给手艺人提供各种展示制作机会。通辽市文化局每年都在非遗传承人的培训班或者在市广场开展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和了解传统民族文化。近几年来，农牧民在广泛地使用各种媒体平台，其中非遗传承人也借助媒体平台在传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策格（酸马奶）治疗法蒙古族人饲养的传统五畜包括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他们会对其奶、肉、皮、毛绒、鬃毛、尾巴、粪等全面利用。牧民会食用马奶和马肉，用马鬃编绳，用马驹皮制作衣服或袋子，焚烧马粪来制作奶食品。蒙古牧民最广为食用的是马奶。马奶在元朝时期甚为流行，尤其是锡林郭勒阿巴嘎旗、锡林浩特一带所酿造的马奶远近闻名。阿巴嘎旗被誉为“中国马奶文化之乡”和“内蒙古自治区策格之乡”。牧民主要用马奶制作酸马奶和马奶酒，其中酸马奶的营养价值极高，蒙医有“策格（酸马奶）治疗法”，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研究，策格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等中的某些疾病的辅助治疗效果良好，现已被医学所证实。因此，策格除在畜牧盟市广泛销售之外，其在草原旅游区和民族疗养院的供求量也大大增加，策格生产逐渐地产业化，经济效益有所提升，同时也增加了牧民的收入。相对而言，科尔沁蒙古族人基数最大，对马奶的潜在需求量也大，但科尔沁地区的马文化产业还是以赛马为主，在马文化其他产业方面有所欠缺。比如，目前没有专门制作酸马奶的企业。由于科尔沁蒙古族人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蒙古马成为役畜，在蒙古族村落中基本没人挤马奶571芒来、白东义：内蒙古自治区马业现状分析，北方经济 2019 年第 11 期。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2 期）食用，牧民更多的是喜欢饮用牛奶。因此，笔者建议，除饲养赛马之外，科尔沁地区应适当地拓展相关产业，增加经济效益，这也是解决传统养马业出路的重要措施之一。（三）科尔沁赛马节蒙古族“好汉三艺”包括赛马、摔跤、骑射。科尔沁草原被誉为“中国的赛马之乡”，1995 2019 年，通辽市科左中旗珠日河草原上举办了 23 届“哲里木 818 赛马节”。“哲里木 818 赛马节”具有“那达慕”的性质，通常会举行三天，项目包括“好汉三艺”以及文艺演出等内容。赛马的主要项目有赛奔马、赛快马和马术三项，前两项是比赛，后一项是表演。“哲里木 818 赛马节”已然成为集传统竞技、民族文化、旅游、经贸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型盛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尔沁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科尔沁地区的各苏木、嘎查和牧民自发组织，开展传统赛马、套马、走马等比赛。尤其每年冬天，村里通常会举办 60岁及以上老人的本命年盛会，宴请父老乡亲，举办一定规模的赛马比赛和摔跤项目，奖励前 3 名或者参与的人员，赠送牛羊或其他物品。“科尔沁赛马习俗”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地方政府在积极开发蒙古马文化特色产业。目前通辽市有 2 家马术俱乐部、2 个赛马场、154 名马主、7 名训练师、4名马医师、16 名专业骑手。通辽市科左后旗被誉为“中国马王之乡”，2007 年筹资 700 万元扩建“博王赛马场”，该马场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第一座规范化的赛马场，举行各种赛马活动，经济效益良好，且附带了其他相关产业，现在逐渐形成了以“马符号”为元素的马王酒、马具制作等相关产业。结语体制政策改革直接影响着科尔沁农区蒙古马的数量变化。文中以科尔沁左翼后旗达希木勒嘎查为例，探讨了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的过程及其原因。科尔沁地区蒙古马减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8 1978 年，蒙古马的数量明显趋于增长；第二阶段为 1979 年至 20671科尔沁地区马文化变迁解析世纪 90 年代末，蒙古马的数量趋于下降，但这一时期，蒙古马成为役畜，在农耕中使用，其数量相对稳定；第三阶段为 21 世纪至今，村民再次开垦牧场，草原植被逐渐稀疏，机械的普及，导致蒙古马大量减少。文中也从蒙古族马具的减少、蒙古马称谓及颜色认知等传统知识的丢失方面论述了蒙古马数量减少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其变迁因素包括马具原材料的欠缺、制作马具技术的遗忘、市场上出现可替代的产品、不同年龄段所掌握的蒙古马称谓知识情况等。面对传统文化及技术的丢失，国家在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开展各种保护活动。“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策格（酸马奶）治疗法”“科尔沁赛马节”等被列入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深远影响以及积极的保护作用。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