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发展观探析.pdf

翟佳儒（1998），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理论；何生海（1969），男，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理论。该文系国家社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及内蒙古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VMZ003）阶段性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实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22BZ01）研究成果。经济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发展观探析翟佳儒何生海（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摘要：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由机械共同体到有机共同体的转变。机械共同体是一个自在过程，而有机共同体则是一个自觉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共生、互补、融合是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内聚力所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呈一体化态势，并被赋予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文章论述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内涵，为中华民族实体性研究提供经济维度的论证。关键词：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633/C957文献标识码：粤文章编号：圆园怨缘原猿苑苑员渊圆园23冤园4原园112原园7国际 DOI 编码：10.3969/j.issn.2095-3771.2023.04.021集宁师范学院学报/Jul.2023/No.4一、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由机械共同体到有机共同体的过程。中华民族早期的经济共同体是以王权为主导、集权力量控制下以满足生存需要、制衡关系为目的的机械的经济共同体。有机的经济共同体则是平等有序的经济互动和密切有机的互动关系，即具有活力并且能在动态中保持相对稳定的高级的社会团结。新时代的经济共同体是社会成员细化分工，高度职业化下“工匠精神”的有机产物。爬梳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多样化的地理条件是不同经济类型产生的前提；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是经济共同体产生的基础；农耕与游牧的互补是经济共同体产生的关键。（一）多元：多样化的地理条件是不同经济类型产生的基础费孝通指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生存所处的是一个地理上自成单元但又生态环境多样丰富的生存空间。”1因此，探究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内部结构离不开对地理环境的考量。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山地、高原、丘陵等地貌丰富多样，地势呈西高东低阶梯状分布。由于纵横经纬度大，季风气候显著，再加上地形复杂，使得不同区域内部都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第一阶梯大致包括西起昆仑山脉经祁连山向东南到横断山脉东缘的以西地区。北部是以藏族为代表的高山草场畜牧型，这里海拔 4000 米以上，气候高寒，冻土广布，以繁殖牦牛和种植青稞为主。在青藏高原东南斜坡、雅鲁藏布江谷地和云贵高原的中西部山区是山地耕牧型，以种植小麦、青稞、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为主。第二阶梯包括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以东，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以西地区。在阴山以北的地区中，东北聚集着鄂温克族，被称为“住在大山中的人”，这里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人们善驯鹿、以狩猎为生，形成以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经济。向北横跨内蒙古高原，其经济类型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112型。西北地处大陆腹地，距海遥远、干旱少雨，以戈壁和沙漠为主，经济类型较为单一，以戈壁游牧型为主。“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是其主要特点。其中点缀着零星的绿洲，形成绿洲耕牧型经济，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边缘，经河西走廊到宁夏的地带上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河套平原上的农牧交错带养育了古老的游牧民族，千里驼铃、丝绸西运是向西连通着古中国与世界的纽带。秦岭淮河以北到阴山以南地区，“动物多驯驴良马、山羊；西部多麝鹿犀牛。植物多枳、榆、檀、梨、栗、柿、葡萄”。3黄河流域一带，受季风影响大量泥沙聚集形成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在黄土高原相对平坦的地方被称为“塬”，典型分布在当今的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其经济类型可称为黄土塬区农耕型经济。在河谷平原类型区形成冲积平原耕作经济和黄土台地旱作农业经济。秦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区域为沿海丘陵地形，包括台湾岛和海南岛在内的地区都以丘陵稻作型经济为主。除此之外，还包括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和云贵高原等地的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和山地耕猎型等多种经济类型。第三阶梯包括北起大兴安岭，南到东南沿海以东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充沛的雨水养育着肥沃的黑土地，形成东北平原以平原集约农耕型经济为主。位于东北沿边的辽东丘陵和巫山、云贵高原以东的丘陵地区，以丘陵稻作经济类型为主。太行山以东有华北平原，海洋资源丰富，以集约型农耕和捕渔业经济为主，星罗棋布的岛屿濡染了世界的海洋文明。受季风气候影响，400 毫米等降水线将东南和西北分成半湿润、半干旱的两个区域，形成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两大经济体。游牧经济类型品质单一、资源匮乏，需要寻求向外扩张获取资源，具有外向性。而农耕经济类型众多，但受自然限制寻求内部的稳定生产，具有内向性和求稳性。因此，多样化的地理条件是不同经济类型产生的前提，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表现形式多样化奠定了物质条件。（二）共生：细化的社会分工加速了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经济一体化源自交换与分工，社会分工加深了不同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经济形态的差异并不能直接形成经济共同体，稳定有序的社会分工才能保障共同体内部的供需平衡。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形成特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内部经济结构的差异较大，在这种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夫山西饶材、纑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4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先民们出现职业分工，经济共同体雏形渐成，形成了“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4的局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民族在经济互动中会产生利益差距，为了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就需要弥补利益差距，扩大生产规模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其在市场交换中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交换行为可以使他们唇齿相依的关系更为稳固，实现不同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稳定，经济共同体不断稳固。如西周“以九职任万民”，礼记 中也记载：“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出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世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5管仲创造“四民分居定业”，将全国民众按职业的不同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并按照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保障了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延续性，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之举。可以说，需求多样性与劳动能力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源。而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扩大和巩固了市场交换机制，在频繁发生的交换行为中人们主观上相互了解，集体精神的衍生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增强了认同；客观上不知不觉地相互依赖，社会团结得以实现，社会整合程度更高。社会分工起到加强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作用。中华民族很长时期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社会分工是经济共同体维持的生计基础，体现在以不同经济结构下的各民族为维持生计努力挖掘自身潜力，通过朝贡、互市等不同方式进行交换，实现经济层面的互动。为巩固经济共同体，历朝历代都出台各类政策以保障和强化交换市场的持续性、规范性和便利性。在交换互动与市场扩张中，劳动主体的分工即职业化的推进加速市场流通，促进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交融，各民113族在共生中推动构建深层次的群体认同。（三）互补：互动是经济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共同体的形成需要通过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必须通过互动才能形成意义空间，中华民族内部的经济互动主要有以下形式。1.普惠性经济供需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生产与消费的客观存在是维持市场交换行为的活力所在。受客观条件制约，为平衡多样化的需求与单一经济结构的矛盾，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普惠性经济供需，主要形式包括关市、互市、榷场、市场通道以及民市（私市）等。普惠性经济供需的存在体现了各民族对经济互补、贸易往来的迫切需求，各类市场的繁荣与延续是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生动写照，经济融合为民族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自尧、舜起“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6，“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务，以市虎豹之皮。”6孟子 梁惠王下 和 史记 周本纪 均载古亶公父曾事狄人易犬马、皮货、珠玉，说明经济互补盘活了民族互动的热情。关市贸易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恢复经济，更以经济往来方式改善了民族关系、推动共同体形成。一方面，游牧经济结构大多以单一畜牧业为主，需要开拓和寻求市场以换取经济利益，据 魏书 大月氏传 载：“其国人商贩京师，白云能铸石为五色瑁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7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农业、手工业虽有发展，但并未发展到自给自足的程度，仍需从中原获取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即“以汉所余，易彼所鲜”4，所以匈奴“欲与闿（开）大关”，试图通过关市贸易得“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万匹缯。”8关市贸易不仅活跃于和平时期，在战争时期也从未间断，“然匈奴饥，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4互市有茶马互市、绢马互市、粮马互市等。汉朝在上谷宁城置乌桓校尉，职掌对乌桓、鲜卑的“赏赐、质子、岁时互市”，史籍记载为“上谷胡市”。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汉墓壁画记载了当时上谷宁城的繁荣互市，其中穿着“胡服”“免冠髡头”的乌桓人、鲜卑人与头戴黑帻、身着红袍的汉朝官员同行，体现了各族人民在市场内互通有无、彼此熟悉的场景。南北互通有无、实现经济交流是互市的主要功能，“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足见南北贸易的兴盛。中原王朝利用互市充实国库，在互市中交易而来的马成为其重要的作战武器。奚马“好筋节”“善登”，唐朝以奚马用作战马，专置奚马场。茶税支撑着宋朝的军事开支，“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 2 万匹以上,南宋达 1 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 3000 万斤中,每年至少 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9在与西夏议和时，宋代采用关闭互市、禁止出口茶叶等经济制裁方式，迫使西夏不得不做出让步，由此可见互市之利。榷场贸易在促进各民族经济交流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辽宋双方在榷场中获得了大宗税收，各族人民也在榷场贸易中获得实惠。宋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私人刻书坊林立，大量的典籍被刊刻，并借助于贸易而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地区，从而呈现出“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的景象，文化认同成为经济互补的内生要素之一。物流通道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的成果，是连接南北、东西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南匈奴归附汉朝后，汉朝屡次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赐匈奴“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8，“易牛马万余头”2。回纥人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频繁活动衍生了“回鹘路”，回纥商人将中原的丝绸贩运到西方，通过这种转手贸易获得巨额利润，使游牧民族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回鹘路成为唐朝唯一通往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唐朝，回纥为便于与中原沟通，“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呼为参天可汗道”。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建设下，参天可汗道南起右单于台，北至回纥牙帐，全长一千余里。沿途设驿站六十八所，备有房舍、酒肉、马匹和车辆。至此“参天可汗道”来往商人络绎不绝，唐朝与回纥的经济关系较以往更加密切。除此之外，民间贸易即私市的兴盛反映了各族人民对经济交往的迫切需求。明朝修筑长城实行对蒙古族的封禁政策，长城阻碍了蒙古族与中原汉族的正常交往，导致蒙古族“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缎布难得”。基于此，蒙汉人民在长城下开展民间贸易，交易物品主要有布帛、粮食、畜产品等。长城沿线的私市发展甚至惠及到了江南地区，蒙古族的畜产品深受江南市场欢迎，如用马鬃、马尾编织的手工艺品，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推动下，大同、雁门等地出现了专门贩运畜产品的集团。明朝俺答汗封贡后的马市是民间贸易的代表，隆庆五年（1571）张家口市商民购买马、114骡 6912 匹，牛、羊 9749 只；得胜堡市购买马、骡3233 匹，牛、羊 3559 只；水泉营市购买马、骡4451 匹，牛、羊 7391 只，总计马、骡交易数 14596匹，牛、羊 20699 只10。即便如此，民市、私市尚不足以满足人们的交易需求，又开设了月市和小市。民间私市对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意义重大，也活跃了中原经济市场，耕畜的稳定输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在市场互惠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建立了友好关系，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渐习华风”。2.政治性贡赐交换除市场性交换外，朝廷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经济交流时常以“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即“政治性贡赐交换”，其内涵是单纯“贡”“赐”交往中的经济互动。如南单于遣子入侍，汉“赐单于冠盭緺带、衣裳、黄金玺、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棨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糒河东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2仅东突厥汗国存在四十八年向隋朝贡达三十二次，后突厥汗国在六十六年中向唐朝贡五十九次，回纥汗国存在九十六年间对唐朝贡六十五次。唐朝以赏赐的方式给回纥“赐币十二车”“礼物大备”等。默啜接待唐使逢尧时，唐给其谷种四万余斤，农器三千，铁数万斤，杂彩五万段，这些援助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明朝，蒙古每次入贡人数多至二、三千人，贡马及皮张数以万计。正统、景泰二十年间，瓦剌向明廷派出贡使四十三次，其中十一次贡马驼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六匹，五次贡貂鼠、银鼠等各种皮货达十八万六千三百三十二张，出现“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11。可见，政治隶属关系背后是经济上对中原的依赖。另一种形式则是以朝贡之名行商贾之事，如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遣使至吴，“求雀头瑇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12南朝时期刘缵聘于魏，北魏特意拿出内藏宝物，使贾人鬻之于市，可任意交换，而南朝与北方互市意在得马。开皇十二年（592），突厥各部共向隋朝贡马万匹，羊二万只，驼、牛各五百头，文帝准其开设互市和榷场。这样游牧民族通过贡赐交换求天下方物，获得了自己缺少的东西。开元初年（713），奚族朝贡人参、麝香、豹尾、皮骨书和良马，唐朝回赐紫袍、银细带、金龟带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普遍缺少的纺织品如缎、绫、绢和帛等。从各地向朝廷的入贡物品类型看，不仅仅是其特有的畜牧经济产品，更有从中原传过去的手工业加工品。游牧民族通过此交换形式实现了再生产，将中原传过去的手工业原料进行加工打磨等再生产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同时，游牧民族在互动中出现了生活多元化，经济互嵌带动的文化互嵌，为经济共同体起到稳固剂的作用。3.赠礼性互惠交换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离不开以和亲为主要形式的赠礼性互惠交换。和亲对各民族的经济意义在于：一则和亲本身所具备的赠礼性交换意义；二则是借和亲之名行互市之实，实现了“互市者，和亲之别名也”。匈奴居塞北苦寒之地“贪汉重币”4，想通过和亲与汉建立贸易往来。汉高祖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昆弟以和亲”“奉宗室女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4，双方得以“寝兵、休士卒、养马”、“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8，达到空前的和平与繁荣。此外，和亲促进边疆贸易的繁荣，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朝贡队伍一样，和亲使者借此进行交易，“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13。隋文帝时突厥突利可汗娶安义公主，隋对其“赐赍优厚”14。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和亲一次就“赐物万二千段”，对出嫁突厥的信义公主“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14突厥连年向唐进贡，请求和亲，唐“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齑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15。唐玄宗评价唐与突厥的和亲：“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新兴公主与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结亲，突厥献马五万、牛驼一万、羊十万。唐朝与回纥的四次和亲，送亲时携带的绢缯、衣服、金银器皿等以及赏赐给公主和可汗等人的物品约 2000 万缗10。和亲之利，一方面在于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休养生息实现财富的积累，以致“京师之钱累百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8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和亲实现资源的流动与互补，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1154.生产技术、作物的相互引进经济互动促进了游牧与农耕经济的有机整合，但更深层次的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结构的耦合，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作物的相互引进。而且这种现象是一个常态，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如乌桓原本“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2，但在史料记载中出现了生产方式的变化，“耕种常以布谷鸣为穄候，地宜青、东墙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蘖，米常仰中国。”12“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2，等等。由此可见，经济交流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传播与进步，经济共同体加深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毋庸置疑，技术引进必然是双向的，在农耕社会中，春秋以前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是人力耕作，进入战国后逐渐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牛耕技术。匈奴人牧养的驴贏 駃騠 騊駼 驒騱、等奇畜，汉初在中原极少见，“其种大抵出于塞外”。汉代桓宽 盐铁论力耕 记载，桑弘羊论与匈奴贸易之利，“是以骡驴既驼，衔尾入塞；臃鼷骡马，尽为我畜，”16匈奴饲养的驴、骡、骆驼等在汉代通过贸易大量进入中原，促进了汉代传统畜牧业的大发展。至武帝时，这些家畜出现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16。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牲畜的输入，使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中原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用牲畜之力代替人力这种生产上的进步，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粮食种子的引进是古代中国人口能够大量繁衍的重要保障。在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品种较少，汉朝张骞通西域时带回了包括葡萄、大蒜、胡萝卜、西红柿等作物丰富了中原地区的蔬菜品种。宁古塔地区原本属流放之地，尚未开发，其生产方式采用原始的火田法，粮食品种也仅有粟、稗、铃铛麦、大麦四种。由于大量流放、逃亡人口的迁徙传播了先进的农作技术，粮食品种也增加为稗子、小麦、粟、秫、稷、高粱、荞麦、铃铛麦十种17。这些事例充分表明，在汉满文化交流中，先进的汉文化通过交流促进了满族人生产技术的进步。纵观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经济互动看似发乎于“利”，但其深层次内驱力在于小利背后的大“义”，即生态环境差异互补下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形成富有张力的动态平衡，形成内在相互依存的分工关系，促使中华民族经济实体的不断整合。二、新时代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态势新时代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一体化发展是巩固与稳定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其特点是把区域特征与民族特征均加以考量，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擎画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蓝图，向外重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内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8。盘活城市引力与“羊头效应”，实现一体化发展。2022年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南京、成都、长沙、宁波。城市引力指数直观地反映一个城市可吸纳的资本量，以人才引力、资本引力两大评价要素为主，将创业、文化、消费等 13 个要素作为考察维度。城市群经济联系度可以反映该城市群的经济规模、辐射范围和辐射强度。珠三角城市群以69.31 的城市经济联系度位列首位，其内部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长三角城市群以52.39 的经济联系度排在第二位；武汉城市群以45.96 的经济联系度排在第三位；仅次其后的是长株潭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 19。综合考量单一城市引力指数和城市群联系度两个方面，新时代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是一个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武汉、长株潭等城市群为龙头牵引的经济中心，以雄安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的新兴经济体，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国际化经济体，以关中、中原、东三省、西部等城市群为不可分割的中小型经济体，共同形成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城市集群和跨区域联系的“多中心、一体化的集聚经济体”。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内部构建有多个聚集群，每个集群内部都有自己的定位、规模和产业组合，如东北区的粮食、西部地区的奶制品、肉类、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珠三角的国际经贸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大结构中彼此联系、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会产生以实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目标的情感纽带，必然会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另一个显著特征体现在其对外互动和向外辐射能力上。在“一116参考文献：员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9.2 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1731，2946，1943，2979，2980.3 张相文.新撰地文学 M.长沙：岳麓书社，2013：198.4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6：3253，3253，2131，2719，2905，2719，2895.5澔陈撰，金晓东校点.礼记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1.6 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22：2162-2163.7 魏收.魏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75.8 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9：2796，2807，2830，956.9 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 A.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4.员0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 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80，195-197.员1也葡页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21.员2 陈寿.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71:125，831.员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北京汇源文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5：卷156.员4 魏征.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72，1878.员5昫刘.旧唐书 M.北京：北京汇源文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5：9172.员6 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 M.北京：中华书局，2022：72，1016.员7 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 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321.员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员9 谢英豪.全国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水平差异及其分解 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3）：12-13.带一路”倡议中，正在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使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与世界的联系更密切。边境口岸城市承担重要的贸易出口量，带动边境小镇的发展。边境沿线由经济建设的“边缘”成为联通世界的“窗口”，在深层次和多方向的对外贸易中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内聚力更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经历了从自在阶段的机械团结到自觉阶段的有机团结，其经济整合与协同发展能力更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被赋予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在当前世界的博弈中，经济水平成为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而且是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尊严捍卫、维护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中仍然存在着制约性因素，因此，提振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永远在路上。总结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发展经历由自在到自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有机的经济共同体，其中彰显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的内聚力，凝聚着几代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研究提供经济维度的论证。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加彰显着中国特色，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一理念放之四海皆准，其内涵更是彰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并付诸实践。毛泽东“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思想结晶。中国以其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117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of Economic CommunityZHAI Jia-ruHE Sheng-hai渊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010021冤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economic community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a mechanical com鄄munity to an organic community.The mechanical commun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spontaneous process,while the organic com鄄munity represents a conscious process.In this transformation,the coexistence,complementarity,and integration of agrarian andpastoral economies have been the stable cohesive force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economic community.Within the context ofChinas unique modernization,the Chinese nations economic community exhibits a trend towards integration,carrying the sig鄄nificance of shared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essence of the formation ofthe Chinese nations economic community,contributing an economic dimens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entity.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Chinese nation;economic community;Chinas unique modernization渊上接第111页冤参考文献：员 李精华，赵珊珊.“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推进策略 J.学术交流，2016，（8）：162-168.2“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 EB/OL(2015-10-22).http:/ 石兵营，谭琪.“三社联动”主体及角色再定位：基于社区治理实务视角 J.社会工作，2017，（2）：89-98.4 原珂，赵建玲.“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J.河南社会科学，2022，（4）：75-81.5 何玉芳.“三社联动”治理模式的优化进路 J.理论探索，2018，（4）：68-69.The Pract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野Five-society Linkage冶 to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TUO Jun-jie1ZHAO Yuan2渊1.Jining Normal University,Ulanqab,Inner Mongolia,012000;2.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uhhot,Inner Mongolia010028 冤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野Five-society linkage冶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鄄nance in recent years,and its essence is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meeting peoples diverse social needs and improving peo鄄ples sense of gain,happiness and secur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arious advantages,such as the co-ordination advan鄄tage of the community野Two Committees冶,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mobilization ad鄄vantage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 and advantage of social charity爷s extensive resources.野Five-society linkage冶 is a complexsystem,so externally,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and internally,aneffective linkage mechanism should be formed,and a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the local situation should be selected,topro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野five-society linkage冶,The gov鄄ernment needs to accelerat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and the main bodies of the野five societies冶should find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com鄄mun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and at the same time,empower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鄄hanc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five-society linkage;social governance;grass-roots communities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