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基于8057个3-6岁儿童样本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pdf

2024年第4期（总第352 期）学前教育研究XUEQIANJIAOYUYANJIUNo.4,2024Serial No.352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2*基于8 0 57 个3 6 岁儿童样本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袁哈好姚秀娟？司慧1（1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深圳川51 8 0 6 0；阜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阜阳摘要为探究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对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8 0 57 名3 6 岁学前儿童及其家长。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儿童在行为问题的部分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胎次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与儿童的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均呈显著正相关，家长媒介干预与儿童的媒介实践呈显著正相关，与儿童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中的品行问题和心身问题两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与学习问题、冲动一多动以及焦虑三个维度不相关；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和媒介干预通过儿童的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家长应当重视家庭场域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充分发挥优势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的力量。【关键词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行为问题236037)一、问题缘起行为问题是社会适应的消极指标，主要包括外显行为（比如品行问题、攻击行为）和内隐的情绪问题（比如焦虑、退缩等)。2 儿童早期的行为问题影响情绪社会性的发展以及学业生活的健康。研究显示，学前儿童的焦虑症状能够显著预测小学阶段的焦虑状况；3童年中晚期抑郁的发展常伴随问题行为的并发；4个体童年期的行为问题还会显著预测今后成长中的同伴拒绝、物质滥用、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51 6 1 7 探求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采取必要的行为干预措施，促进儿童良好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尽管已有研究从遗传、分娩、家庭以及儿童自身等诸多方面探求了儿童行为问题的形成原因，然而2 1 世纪以来，部分影响因素的内涵和要义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改变，比如家庭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家庭环境的变革,家庭文化资本的内涵也得以扩展和改变。有必要对这些因素的新内涵进行探讨和研究,以帮助教育实践者重新或深化认识它们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从而制定适宜的教育对策。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中的个体、两人或者更多人组成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联结，嵌套在更大的家庭系统中，它们相互作用并影响整个系统。8 家庭通过教育再生产和文化资本的传递，影响个体的发展。2 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革新充实和丰富了儿童的家庭环境。中国儿童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 0 1 9）一一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指出，在儿童校外生*基金项目：2 0 2 2 年度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新入职教师科研启动项目（批准号：XRZ0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视觉感知能力对幼儿数学成就的作用机制及教育对策研究”（批准号：AHSKQ2020D177）*通信作者：袁晗，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助理教授，心理学博士一39 一活中，电子产品的使用排在前三名，幼儿园阶段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达到1 5%。9 电子媒介由于其即时性、互动性、沉浸式和参与式的特质,可以跨越性别、年龄、国别和社会区隔，1 0 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与成长路径，有助于打破不利处境的代际传递，减轻教育的不公平。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成为一道新的分水岭，物质的家庭数字媒介资源，即媒介资源的接人与可及程度上的差异（“接入沟”)正在消减，但“数字鸿沟”现象中的“素养沟”依然凸显，不同个体从电子媒介中获益的程度千差万别，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基于家庭文化资本内涵的变革，探讨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当前呕待解决的问题。（一）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文化资本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是指“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具体的形式，表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客观的形式是指物化的文化产品；体制的形式指一定时期的教育体制、教育资格等。1 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迪厄和帕斯隆的研究强调，文化资本“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为”，换句话说，文化资本在家庭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发挥作用。1 3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自2 0 世纪末以来，学校不再是教育体系“黑箱”的关键场所，家长在教育场域中的作用日趋凸显。教育社会学研究指出，潜移默化的传递不再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全部要义，家长积极主动、策略性的文化资本传递也是一种重要形式，考察家长文化资本传递的各种形式有助于人们充分理解家庭文化资本的传递效率和质量。根据德拉朗和巴拉托的观点，2 0 世纪末以来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可分为“渗透式”和“主动式”传递两种。4“渗透式”传递是指物化文化产品的教育熏陶或日常生活方式的无意识传递，而“主动式”传递是指家长以积极主动、策略性的方式来构建和传递文化资本，比如对学业的密切关注和辅导。据此，本研究将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分为两种：渗透式，即家庭的电子媒介物质资源以及父母使用电子媒介的方式、习惯；主动式，即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过程中父母积极主动的关注、参与和指导。相关实证研究探讨了家长媒介干预对儿童行为的影响。科利尔等人发现，限制性干预、主动性干预均能显著降低儿童的攻击性水平。1 5 高宏钰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家长对儿童媒介干预方法主要有限制、教育性主动、照看性主动和无目的性干预，其中限制和教育性主动干预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前儿童的身心、认知能力以及情感技能方面的发展。1 6 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可能是造成儿童行为问题重要的影响因素。（二）儿童媒介实践的中介作用当前研究已从家庭媒介数量、父母态度、父母参与等维度考察了儿童电子媒介实践行为的原因。如王兴华等人对2 6 岁幼儿家长进行了调查，以探究家庭电子媒介资源与儿童电子媒介实践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电子媒介可及程度越高，儿童屏幕暴露时间越长。1 7 张卓和周红莉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混合研究方法，发现农村和城市儿童接触电子媒介的差距迅速缩小，儿童在家庭中获取或使用数字媒介的可能性和方便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电子媒介的可及度鸿沟已经得到弥补，但是两类儿童的媒介实践差异显著。1 8 徐冠群和朱珊通过城乡儿童的对比，发现两地家长对待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功能认知以及家长本身的媒介素养导致儿童媒介实践的时长、内容与方式不同。1 9 张晴通过对3 1 2 岁儿童的媒介实践进行调查发现，父母媒介使用能力以及亲子共用频率与儿童媒介沉迷呈显著负相关，而父母媒介沉迷与儿童媒介沉迷呈显著正相关。2 0 儿童的媒介实践塑造着儿童的生理与心理。过多的屏幕暴露会对学前儿童的生理、认知、情绪社会性等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长期使用电子媒体的儿童出现肥胖、近视、执行功能发育迟缓、情绪低落、问题行为等症状的概率大大提高。2 1 2 1 2 31 陆文祥和李晓巍的一项元分析研究显示，0 3岁及3 8 岁儿童的屏幕暴露与问题行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 4 帕克斯等人的研究显示，看电视持续超过3小时的一40 一儿童媒介实践儿童行为问题儿童睡眠质量儿童，其问题行为显著增多。2 5 一项有关7 9 岁儿童的追踪研究显示，过度使用电子媒介会显著增加儿童头痛风险以及出现注意力问题。2 6 鉴于此，儿童媒介实践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儿童的行为问题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三）儿童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睡眠质量指个体的睡眠结构是否良好，是否受睡眠疾病等因素影响以致睡眠无法连续，从而难以进人深度睡眠，2 7 主要包括持续睡眠时间、睡醒时的精神状态、睡眠总时间、夜醒等。2 8 左向莉研究了家庭媒介生态对儿童睡眠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接触电子媒介的时长与儿童的睡眠持续时间呈显著相关。2 9 另外有研究显示，睡在小屏幕旁边的儿童比普通儿童的睡眠时间减少约2 0 分钟。30 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或置身于屏幕光的照射中容易导致儿童睡眠时间减少、昼夜节律紊乱。儿童睡眠的缺乏会损害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发展，进而导致诸多行为问题。姚力宁等人发现，学前儿童睡眠总时长显著预测儿童的行为问题、注意缺陷障碍、情绪症状和同伴关系。31 张鹏程等人发现，睡眠不足显著正向预测中小学生的负性情绪。32 不仅在正常儿童身上，在特殊临床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身上均发现睡眠障碍与行为问题呈显著正相关。鲁明辉等人对31 7 岁自闭症儿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儿童的睡眠问题（如睡眠阻抗、人睡延迟、睡眠持续时间、睡眠焦虑、夜醒等）和行为问题（品行问题、学习问题、焦虑等)呈多维度显著相关，且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睡眠问题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行为问题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因此，有理由相信儿童睡眠质量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四）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儿童的屏幕暴露影响其睡眠时长和质量。屏幕光理论、电磁辐射理论及睡眠置换理论探讨了电子屏幕暴露对儿童睡眠的影响机制。34I35136其中，屏幕光理论认为电子设备屏幕发出的光会干扰褪黑素分泌和生理节律，从而延迟人睡时间，影响睡眠；37 电磁辐射理论认为电子设备的电磁辐射会改变睡眠结构，推迟褪黑素的分泌时间，从而影响睡眠质量。38 睡眠置换理论和睡眠置换双阶段论认为电子媒介产品的使用具有非组织化的特点，没有明确的起止和限制时间，容易导致睡眠时间的置换，影响睡眠时间和质量。39 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儿童的睡眠不足与屏幕时间增加相关，并且学龄前婴幼儿电子媒介的使用与睡眠质量的下降和日间嗜睡均呈显著相关，媒介使用过多还会导致人睡潜伏期延长、人睡时间变化不定等睡眠节律紊乱现象。【40 1 41 总之，屏幕暴露会影响儿童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以及睡眠节律，给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带来不利影响。据此，儿童电子媒介实践可能通过影响儿童的睡眠质量，从而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综上，本研究探讨家庭场域中家长“渗透式”和“主动式”两种类型的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如何塑造儿童的行为问题，以及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揭示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作用效应和机制，假设模型见图1。“渗透式”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主动式”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图1 石研究假设模型一41 一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对我国中部某省3 6 岁儿童及家长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 2 8 3份，回收有效问卷8 0 5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 7.3%；儿童的平均年龄为4.43岁，SD=0.97；性别分布上，男童4347 人，女童3710人；年龄分布上，3岁段有1 6 0 7 人（占1 9.9%），4岁段有2 6 39 人（占32.8%），5岁段有2 58 7 人（占32.1%），6 岁段有1 2 2 4人（占1 5.2%）。胎次分布上，头胎儿童有59 9 3人（7 4.4%），二胎儿童有1 9 7 5（2 4.5%），三胎儿童有8 9 人（1.1%）。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变量、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电子媒介实践、睡眠质量和行为问题，问卷均由儿童家长在线填写。(二)研究工具1.人口学变量。本研究涉及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胎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包括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指标。其中受教育水平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四个等级，依次赋值1 4分；家庭收入分为“人均月收人小于30 0 0 元”“人均月收入30 0 0 6 0 0 0 元”“人均月收入6 0 0 1 1 0 0 0 0 元”和“人均月收人大于10000元 四个等级，依次赋值1 4分。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三项指标显著相关（r=0.3070.738），参考Yuan等人的研究，42 1 采用因子分析对三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43 根据KMO检验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判定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结果显示KMO=0.77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4 根据Kaiser准则抽取特征值大于1 的共同因素，并配合碎石图陡阶分析确定保留的共同因子数，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最终确定1 个因子，解释6 4.1 6%的方差。因此，因子数值被用于后续的相关分析和链式中介分析。2.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和儿童媒介实践问卷。基于已有文献回顾，在参考王茜等、45 高宏钰等、46 徐冠群和朱珊 47 的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转化为可操作性变量，其中，“渗透式”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为家长自身的媒介使用习惯，变量命名为“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本研究最终确定当孩子睡眠时家长在旁边玩电子媒介的频率、家长同时使用多个媒介的频率和家长与孩子互动时单独玩媒介的频率三个题项（采用五级计分法，从“1=从不”到“5=总是”）。“主动式”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为家长对儿童电子媒介实践的参与和干预，变量命名为“家长媒介干预”，该问卷包括家长和儿童一起使用电子媒介的频率、儿童电子媒介使用过程中家长指导的频率和家长限制儿童电子媒介内容的频率三个题项（采用五级计分法，从“1=从不”到“5=总是”）。该问卷的Cronbachs系数为0.8 4。在参考汪小燕等人 48 1 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儿童的媒介实践设定为儿童每日屏幕暴露时长（采用五级计分，1=从不，2=小于1 5分钟，3=1 5至30 分钟，4=31 分钟至1 小时，5=大于1 小时）和儿童电子媒介使用的习惯，如儿童睡前使用电子媒介的频率、儿童携带电子媒介进人卧室的频率以及儿童吃东西时使用电子媒介的频率（采用五级计分法，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该问卷的 Cronbachs 系数为0.8 7。3.儿童睡眠质量问卷。儿童睡眠质量采用美国医学专家欧文斯（Owens）编制的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hildrensSleepHabits Questionnaire，C SHQ)评价儿童的睡眠习惯。【49 该问卷被广泛用于儿童睡眠障碍诊断和研究。研究由儿童父母或监护人根据儿童在过去一个月的睡眠状况进行评定。该问卷共包含33题，考察8个维度的睡眠问题，分别为就寝习惯、人睡潜伏、睡眠持续时间、睡眠焦虑、夜醒、异态睡眠、睡眠呼吸障碍和白天嗜睡，采用三级评分（0 1 次/周为很少/无，计1 分；2 4次/周为有时，计2 分；5 7 次/周为一42 一表1 各变量在儿童性别、年龄和胎次上的差异分析经常，计3分）。得分越高，说明儿童存在的睡眠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系数为0.7 2。4.儿童行为问题调查问卷。本研究采用康纳斯等人编制的Conners 父母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50 来调查儿童的行为问题。该问卷由中国学者唐慧琴等人修订为中文问卷,51 并在临床中推广应用。2 0 0 1 年，中国学者苏林雁在全国范围取样并制定了全国城市儿童常模。52 该量表包含品行问题、心身问题、学习问题、冲动一多动和焦虑5个因子，采用四级评分法（1=无，2=稍有,3=相当多，4=很多）。各因子得分相加除以项目数后为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行为问题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系数为 0.9 4。（三）取样和数据收集过程为提升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以中部某省会城市幼儿园的在读儿童及其家长为调查对象，划分为主城区、开发区及县级市三层，并在各层中随机选取两所幼儿园的所有班级儿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收集数据前向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告知研究内容和发放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调查的家长通过扫描问卷二维码完成问卷填答。（四）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2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不同性别、年龄和胎次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上的差异；使用Mplus 8.0进行链式中介模型检验，以考察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三、研究结果由于本研究采用儿童家长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研究者在施测过程中通过采用反向表述部分测试条目、向被试解释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等措施进行必要控制。为了解决自评问卷容易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36.1 8%，小于40%的临界标准。53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54结果发现包含原有量表的CFA模型加上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指数并没有显著提高（即CFI和TLI提高幅度未超过0.1,RMSEA和SRMR降低幅度未超过0.0 5）。5综上，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一）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的基本状况及差异分析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探究不同性别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指标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数据不存在显著异常值，且在各组内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儿童在三类行为问题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童在品行问题（t=5.66,p0.001）、学习问题（t=3.97,p0.001)和冲动一多动（t=8.35,p2F注:*p0.05,*p0.001。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儿童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指标上是否有差异。经箱线图判断，数据无异常值。结果如表1 显示，不同年龄儿童在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和学习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Turkey HSD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3岁和4岁组家长，6 岁组家长自身媒介使用问题得分平均减少0.2 47 和0.2 0 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95%置信区间为 0.0 4,0.46 和 0.0 2,0.40 。在学习问题上，除5岁组和6 岁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各组之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且年龄越大,学习问题越严重。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不同胎次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儿童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指标上是否有差异。结果如表1 所示,不同胎次的儿童在所有指标上均呈显著差异。Turkey HSD检验结果表明，在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上，头胎幼儿家长媒介使用习惯的问题要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家长（p0.001）,其他两组家长之间无显著差异（p=0.19)。在家长媒介干预上，头胎幼儿家长进行媒介干预和指导的频率要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01）,其他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p=0.12）。在儿童媒介实践上，头胎儿童的媒介实践习惯要显著差于其他两组（分别为p0.001和p0.01）,其他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p=0.23）。在儿童睡眠质量上，头胎儿童的睡眠质量问题要显著高于其他两组非头胎儿童（分别为p0.001和p0.01),其他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p=0.66）。在行为问题的五个因子维度上，头胎儿童的问题均显著多于二胎儿童组（品行p0.001；心身p0.05；学习p0.001；冲动一多动p0.001;焦虑p0.001），其他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二)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的相关性分析由表2 可知，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与其他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家长媒介干预与儿童媒介实践呈显著正相关，与儿童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中的品行、心身两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行为问题中的学习问题、冲动一多动和焦虑三个维度不相关；儿童媒介实践与儿童睡眠质量和行为问题均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睡眠质量与儿童行为问题的所有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家长自身媒家长媒介实践介使用习惯干预6.479.883(2.15)6.434(2.18)6.355(2.10)6.226(2.10)3.79*6.51(2.15)6.03(2.06)5.63(2.00)43.71*行为问题儿童媒介儿童睡眠质量品行问题11.5044.77(2.22)(3.14)9.9311.51(2.24)(3.16)9.8511.59(2.25)(3.09)9.8311.67(2.16)(3.15)0.870.9510.0111.74(2.22)(3.11)9.5311.06(2.21)(3.11)9.0610.51(2.36)(3.25)40.71*40.53*42.38*9.18*一44一心身问题18.145.39(5.92)(4.30)44.6718.24(5.96)(4.40)44.4918.09(6.07)(4.35)44.4917.90(6.43)(4.07)0.921.7444.9718.24(5.99)(4.26)43.5817.79(6.15)(4.44)43.0117.40(5.90)(4.69)学习冲动一焦虑问题多动6.726.66(1.08)(1.91)5.436.98(1.11)(1.99)5.457.19(1.15)(2.00)5.427.19(1.11)(1.93)1.0322.76*5.457.14(1.09)(1.96)5.366.70(1.16)(1.98)5.307.02(0.88)(2.35)4.78*37.13*21.59*15.97*5.74(2.12)(1.46)6.835.81(2.20)(1.51)6.825.82(2.16)(1.48)6.845.78(2.14)(1.46)2.561.026.895.85(2.15)(1.48)6.525.63(2.18)(1.47)6.695.67(2.19)(1.56)表2 家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的相关关系121.SES2.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3.家长媒介干预4.儿童媒介实践5.睡眠质量6.品行问题7.心身问题8.学习问题9.冲动一多动10.焦虑注：*p0.05,*p0.01。（三）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行为问题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以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和家长媒介干预为自变量，儿童行为问题为因变量，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为中介变量，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链式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74，C FI=0.9 53，T LI=0.9 2 2,SRM R=0.0 33，测量模型因子负荷在0.45 0.9 0 之间，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及各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如图2 所示。儿童媒介实践0.381*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0.163*SSO0家长媒介干预-0.10*图2 J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行为问题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媒介实践（=0.381,p0.001）、睡眠质量（=0.163,p0.001)及儿童行为问题（=0.108,p0.001)；家长媒介干预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媒介实践(=0.055,p0.001）、显著负向预测睡眠质量（=-0.10,p0.001），家长媒介干预不能预测儿童的行为问题(=-0.024，p=0.051)；儿童媒介实践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睡眠质量（=0.163,p0.001)及行为问题(=0.164,p0.001）；儿童睡眠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儿童行为问题（=0.279,p0.001）。本研究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法对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家长媒介干预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重复抽样50 0 0 次。结果如表3所示，“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媒介实践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媒介干预儿童媒介实践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30.11*0.19*0.10*0.11*0.39*0.09*0.05*0.21*-0.07*0.22*-0.02*0.21*-0.02*0.24*0.29*0.04*0.13*-0.02*0.10*0.23*0.42*-0.09*0.15*-0.010.22*0.23*0.67*0.30*-0.05*0.18*-0.010.17*-0.010.15*0.28*0.51*0.41*0.46*0.42*品行问题0.164*心身问题0.163*0.898*0.450*0.108*0.754*行为问题0.792*00.580*-0.0240.279*睡眠质量一45一4-0.010.20*0.26*0.72*0.27*0.62*56789学习问题冲动一多动焦虑10表3中介效应分析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媒介干预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媒介干预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睡眠质量儿童行为问题”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6.1 3%。置信区间路径效应值总效应0.351总中介效应0.197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行为问题0.113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0.081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0.016家长媒介干预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行为问题-0.049家长媒介干预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0.031家长媒介干预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0.004四、讨论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行为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和学习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胎次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儿童媒介实践、睡眠质量及行为问题各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并且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通过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对行为问题产生间接影响；家长媒介干预通过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一）自变量在性别、年龄和胎次上呈现的特点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行为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和冲动一多动三个维度上，男童的问题多于女童，该结论与郭茹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男童的行为问题异常率要明显高于女童。56 根据海德堡流派的系统家庭动力学理论，家庭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家庭动力学反映出家庭成员彼此相互作用的独特方式。57 家庭动力学主要以系统逻辑、个性化、家庭气氛、关系控制等七个维度来衡量家庭认知、情绪和互动行为。其中，个性化（指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和行为的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儿童的品行问题。58 1 59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在低分化的家庭中，家庭成员间过度的情感联系容易造成儿童无法对自已的需求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因而更容易转变为不良的情绪，6 0 这往往在男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中国父母更倾向于将上一代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传递到男童身上。这种在成员之间自我界限不清晰的混沌状态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品行方面的问题。另外，从遗传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性别角色期待来看，相对于女童来说，男童的自我调节和顺从水平更低，外化行为水平更高。6 1 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学习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习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本研究采用的Conners 儿童行为问题问卷中的学习问题主要考察了学习品质的相关维度,比如学习注意力、坚持性等。这种学习品质随着年级增长呈负增长的现象在一项大班幼儿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习品质的对比研究中同样得到印证。6 2 本研究中不同年龄儿童学习问题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家长的期望值和要求存在差异，尤其是近年来对幼小平缓、顺利衔接的强调大大提升了家长们对幼小衔接和儿童学习准备的重视，因此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在评分时日渐严格。本研究还发现不同胎次的儿童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中介(0.287,0.414)(0.169,0.225)(0.096,0.132)(0.066,0.097)(0.010,0.022)(-0.061,-0.037)(0.025,0.038)(0.003,0.006)一46 一标准效应95%误差占比0.033一0.0140.0090.0080.0030.0060.0030.00157.36%41.12%8.12%24.87%15.74%2.03%化造成父母在养育幼儿过程中精力的分配不均，因此父母在自身媒介行为和媒介指导频率上的减少并不令人意外。胎次靠后的儿童在媒介实践、睡眠质量以及行为问题上的表现优于胎次靠前的儿童。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认为，同伴对幼儿发展有着潜在而又深刻的影响，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平等的双向信息传递模式，对儿童认识社会角色、发展健康人格和社交能力及促进心理健康起重要作用。6 3 另外，头胎子女还处于多胎出现后需要进行心理调适和角色转化的阶段。6 4 周源柯等人发现，家庭中二孩的出生会造成大孩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6 5 胎次靠前的儿童需要适应家庭成员关系中的变化，从长辈关爱的“垄断”转为“分享”，不断找到自已的角色定位，学习处理与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容易出现情绪和品行问题，而家庭中胎次靠后的儿童反而不需要经历这种“突变”。（二)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与行为问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行为问题，而家长媒介干预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对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来说，潜移默化这一传递方式的力量不可小觑。本研究的相关关系显示，家长媒介干预与其中两种类型的行为问题显著负相关，然而模型中并没有发现家长媒介干预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原因可能是：第一，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传递中，渗透式的传递方式比主动式更能对儿童形成持久影响；第二，在教育过程中，儿童行为的改变并非通过提供教育干预就能实现的，它与家长的干预类型、质量也存在重要关联。6 6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考察家长媒介干预的类型与质量对于理解家长媒介干预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三）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通过儿童媒介实践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通过影响儿童的电子媒介实践来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家长媒介使用情况显著预测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6 7 家长媒介沉迷程度对儿童媒介沉迷程度也具有显著预测效应。6 8 儿童的媒介使用不是先天行为，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式。1 岁左右的婴儿发展了选择性模仿的能力，而学前期儿童的选择性模仿能力反而发生倒退。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学前期儿童不能真正区分有效行为和无效行为，而会选择忠实模仿，换句话说，他们是“过度”模仿者。6 9 1 7 0 1 家长自身媒介使用行为为儿童提供直观而深刻的示范，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往往难以自察自已的标杆角色。7 1 家长对自身消极示范角色的忽视容易造成儿童消极的媒介实践，进而引发行为问题。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家长媒介干预通过儿童媒介实践间接作用于儿童的行为问题，家长媒介干预与儿童媒介实践呈显著正相关。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Vandewater等发现，家长的限制型干预能有效减少儿童屏幕使用时间和媒介对儿童的负面影响。7 2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采用的儿童媒介实践维度包括屏幕暴露时长和儿童媒介实践习惯，而家长媒介干预集中于家长和儿童共用电子媒介、家长指导和限制电子媒介内容上，侧重对内容的指导和限制。家长对媒介内容的干预和指导可能反而加强了家长对儿童科学使用电子媒介的信心，因而导致了儿童屏幕暴露时间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负值，家长媒介干预到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效应为负值，间接效应缓解了直接效应，使得总效应变小，儿童媒介实践在其中起到遮掩作用。（四）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通过睡眠质量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研究发现，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通过影响儿童睡眠来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屏幕光理论认为，长时间的屏幕光照射会显著延迟个体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和人睡时间。与成人相比，儿童由于瞳孔面积较大，晶状体透光率较高，暴露于相同光照条件下，对褪黑素的抑制作用大约是成年人的2 倍。7 3在我国，合床睡觉是3 6 岁儿童夜间睡觉的主要方式，众多家长在陪睡过程中会使用电子媒介。7 41 研一47 一究显示，睡在小屏幕旁的儿童比普通儿童的睡眠时间减少约2 0 分钟。7 5 另外，即使是作为家庭背景音存在的电视观看，无论是否播放儿童节目，都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育，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不利于儿童认知和行为能力的发展。7 6 研究还显示，家长媒介干预通过影响儿童的睡眠质量来影响他们的行为问题。电子媒介技术的推广导致一切信息得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与儿童的文化界限模糊，7 很多消极内容披上了看似合理的外衣，比如儿童电子游戏、动画、电影往往美化了暴力符号，让儿童在使用电子媒介进行消遣的同时，大大增加了他们接触媒介中暴力形象的机会。唤醒理论认为，电子媒介当中的暴力等不良信息容易导致个体的生理唤醒和心理唤醒水平明显升高，进而产生焦虑和压力，并最终影响到睡眠质量。7 8 本研究中家长媒介干预行为兼具内容限制和教育指导的功能，家长与儿童共用电子媒介、对儿童媒介内容进行限制以及指导能够显著降低儿童接触不良网络信息的风险，减少儿童暴露在侧重感官刺激、偏好信息闪现的“娱乐化”内容以及媒介暴力形象面前的机会，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唤醒水平能够维持平稳状态，睡眠质量较少受到电子媒介的影响，从而避免了消极行为的产生。7 9 1 8 0 1（五）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在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儿童媒介实践显著预测儿童睡眠质量，并且证实了“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以及“家长媒介千预一儿童媒介实践一儿童睡眠质量一儿童行为问题”两条链式中介路径。本研究结果显示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不当会引发儿童一连串的电子媒介使用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而引发儿童不良行为的发生，对儿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结果充分证实了家庭场域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即“家庭中父辈将自身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价值形式与生活经历通过符号与意义内化给下一代，从而传递着社会成员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8 1 家长自身的电子媒介使用习惯在子女身上得到惊人的复刻。当家长采取不良的电子媒介行为、与儿童互动时玩电子媒介产品或一心二用同时使用两种电子媒介时，他们就会无心参与儿童的电子媒介活动，放任儿童对电子媒介的使用。屏幕暴露的时间过长，儿童越容易对电子媒介使用上瘾，加剧“自然缺失症”。而长久沉浸于屏幕光照的作用下则会损害儿童的睡眠质量，进一步增加儿童产生压抑抑郁、冲动等不良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机率。8 2 1 8 3 后一条链式中介效应说明家长对儿童媒介内容的限制和干预可能增强了家长对儿童科学使用电子媒介的信心，从而导致儿童屏幕暴露时长的增加以及媒介实践中不良习惯的产生，而屏幕暴露时长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儿童睡眠质量的恶化和行为问题的产生。因此，家长在对儿童电子媒介使用过程中的内容进行指导和限制时，还需要密切关注儿童屏幕暴露时长和使用电子媒介过程中的行为习惯。本研究仅采取横断面设计，在未来研究中可采取纵向追踪设计来进一步明确各变量间的关系。五、教育建议家庭是教育竞争的主要场地，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已然成为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继承的关键部分。8 4 本研究证实了家长自身媒介使用习惯和媒介干预行为对于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并且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能够通过儿童媒介实践和睡眠质量对儿童行为问题产生影响。因此，家长应当重视家庭场域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充分发挥优势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的力量。（一）重塑家长电子媒介的具身性文化资本，提升家庭“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