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pdf

第2 4卷第2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2 4 N o.22 0 2 4年3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w e s tA&F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M a r.2 0 2 4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0 3 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李 强,孟 如*(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 7 1 0 1 8)摘 要: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村数字生活;数字素养;社会网络;社会学习;自我效能感中图分类号:F 3 2 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9-9 1 0 7(2 0 2 4)0 2-0 1 4 0-1 1 收稿日期:2 0 2 3-0 7-1 4 D O I:1 0.1 3 9 6 8/j.c n k i.1 0 0 9-9 1 0 7.2 0 2 4.0 2.1 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 9 B G L 1 9 9)作者简介:李强,男,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信作者一、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乡村生活全面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新时期农村居民共建共享美好数字生活起到关键作用。农村居民是乡村数字生活参与的微观主体,更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其参与和建设能力直接受到数字素养水平的影响。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数字资源供给不足、数字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普遍较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 0 2 1年发布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显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仅为1 8.6,比全国居民平均值低5 7%1。作为激发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的重要内部驱动力,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是实现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1.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内涵、评估框架和测度三个方面。从内涵上看,在研究初期,数字素养的内涵仅限于数字技能,如K n u t s s o n等认为数字素养包括计划、实施、评估数字行为反应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2。数字素养的内涵在数字技能的基础上,更强调数字认知和态度,如M a r t i n等认为,数字素养不仅强调数字时代个体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数字设备使用、数字资源利用等数字技能,更强调与他人沟通时创新媒体表达、构建新知识等数字意识和态度3。随着研究持续深入,数字素养的内涵延伸至价值观层面,成为集数字知识和技能、数字认知和态度以及数字价值观于一体的复合性素养4。由于数字素养内涵界定不同,学者们构建的评估框架亦各不相同。例如,E s h e t-A l k a l a i从信息、图片图像、再创造、社会情感方面构建数字素养框架5。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 I S C)从信息通信、数据媒体、制作创新、交流协作、数字身份与健康方面建构数字素养框架6。欧盟(E U)从信息数据、沟通合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5个方面搭建公民数字素养框架7。综合来看,数字技术、社交表达、媒体创新、安全健康4个维度是数字素养评估框架的主要内容。从测度上看,目前大多数学者集中对各类学生8、教师群体9的数字素养进行测度,对公民数字素养测度的文献偏少,例如包晓峰从知识与认知、实践与参与、情感与价值三个维度测度全民数字素养1 0。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仅有少量学者对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内涵和评估框架进行初步探讨。从内涵上看,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尚处于仅涵盖技能和认知的初级范畴。如马丽等认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是通过使用数字技术获取、甄别、理解、处理并分享数字信息,并将数字信息应用到生活与生产中的能力1 1。常凌翀提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是农民个体对数字媒介信息的基本看法和对数字媒介的使用能力,包括媒介认知和媒介行为两个部分1 2。苏岚岚等将其定义为数字化情境下农民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具备或形成的数字知识、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1 3。从评估框架上看,马帅等从信息素养、操作技能、社会交流、数字安全和问题解决维度1 4,曹萌从技术认知、应用社交、内容开发、问题解决、安全保护维度1 5对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分别进行测度。2.关于数字生活的研究。目前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少数学者对数字生活的内涵、参与数字生活的影响因素和实践意义进行初步探讨。在内涵上,常倩等认为数字生活包含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智慧教育、便民服务及文化生活1 6。苏岚岚等从购物、医疗、出行、生活服务4个方面的数字化定义数字生活1 3。在影响因素上,绝大部分学者仅围绕单一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如陆泉等认为网上就医行为主要受到服务质量、热度、口碑、价格等因素的影响1 7。袁亮等指出个体特征、价值认知、出行特征以及网约车的车辆特征、价格对居民数字出行有显著影响1 8。在实践意义上,学者们认为参与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高个人就业概率1 9、提升老年人数字获得感2 0、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数字身份转型2 1。既有文献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深化:一是少有研究通过构建本土化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数字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二是鲜有文献深入探讨数字素养对乡村数字生活影响的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基于山东省10 3 7位农村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5个维度衡量乡村数字生活,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论证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讨论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各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差异,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生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基于数字素养相关文献梳理,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测度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消弭数字鸿沟的恐惧心理,降低数字技术采纳成本和风险,提高参与能力和实际收益,进而增强参与数字生活的内生动力1 3。具体来说,首先,数字技术应用素养较高的农村居民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通过各类软件或平台参与网络购物、生活缴费、车票酒店预订、远程问诊、社保查询等各类数字生活,跨越技术应用门槛,减少时空限制,实现“云问诊”“云旅行”“云交友”,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其数字生活参与能力。其次,数字内容社交素养较高的农村居民具有线上社交表达意愿和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公众号、论坛等平台交流、传递、共享数字生活相关信息,丰富数字生活内容和形式。再次,数字媒体创新素养较高的农村居民具有信息处理和图片、视频编辑能力,能够使用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各类小程序的新功能,提升对数字生活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愉悦感141 第2期 李强,等: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和成就感,进而提高实际收益和综合效用。最后,具有较高数字安全保护素养的农村居民,具有网络文明和网络安全意识,在数字生活参与中能有意识地采取密码设置、信息验证等措施保护个人信息,有利于规避数字生活参与的各类风险。简言之,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有助于提高对数字生活的认知和评价,真正理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数字生活的重要意义,降低参与数字生活的成本和风险,提高收益和效用,驱动其积极参与数字生活。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1: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的程度越高。(二)数字素养影响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中介效应1.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最早由心理学家B a n d u r a于1 9 7 7年提出,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所具备的能力判断、信念和信心2 2。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面对障碍时所付出的努力、坚持程度以及最终行为决策。与自我效能感高的人相比,自我效能感低的人未来实施相关行为的可能性低2 3。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村居民通常具有较高数字认知和数字意识、较高数字设备操作技能、较强数字问题解决能力,更容易消除数字鸿沟的恐惧和焦虑心理,增强其自信心,形成较高自我效能感。当其参与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出行等较复杂数字生活时敢于直面数字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积极化解参与数字生活中的各种不良情绪,充分调整自身动机、认知资源和行动来积极践行数字生活。反之,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农村居民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夸大参与数字生活的困难和障碍,如将数字医疗、数字支付等操作想象成非常复杂且面临巨大风险,进而阻碍其参与数字生活。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2 a: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其数字生活参与。2.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社会网络是指个体所拥有的一切社会关系或社会联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结构2 4。借鉴社会学家G r a n o v e t t e r经典强弱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2 5,将社会网络分为基于“亲缘”“地缘”所形成的亲朋邻里之间的强关系网络和基于“业缘”或共同兴趣爱好、共同任务目标所形成的弱关系网络。进一步地,B u r t的结构洞理论(s t r u c t u r eh o l e s)强调弱关系网络对获取新信息和机会的特殊价值,当个体通过弱关系网络来弥合结构性空缺时,能够获取与其强关系网络内不同的资源和视角2 6-2 8。鉴于此,强弱关系网络作为农村居民获取数字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数字生活参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升数字素养水平有助于扩大社会网络规模,优化社会网络结构。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居民使用手机、电脑等数字工具的熟练程度就越高,与他人线上互动的积极性和频率也更高,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强关系网络保持共享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弱关系网络找到价值认同的线上群体,获取更丰富的异质性信息,有利于吸收新的观念和方法。具体来看,社会网络通过如下机制对数字生活参与产生影响:一是社会网络增进农村居民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要面对数字设备和软件操作不畅、数字程序应用困难、数字意识淡薄等诸多难题,借助社会网络,农村居民能有效获取数字生活应用中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较快地接受数字生活这一新鲜事物,大大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激发其参与数字生活;二是社会网络有助于搭建农村居民间互动学习的平台,通过“干中学”交流数字生活的经验和技能,积累数字生活知识,潜移默化地培养数字化思维方式,有利于拓宽参与数字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2 b:数字素养通过拓宽和优化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进而提高其数字生活参与。3.社会学习的中介效应。B a n d u r a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通过搜集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线索来获取知识,经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之后提升相关行为能力的动态过程2 9。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是典型动态社会学习的过程,从学习微信聊天、抖音娱乐、社群建立,到学习网络直播、短视频、小程序的应用,再到自主创新数字生活参与方式,潜移默化地提升数字生活参与能力和水平。在社会学习过程中,农村居民掌握数字设备和软件操作能力,学会如何识别不安全网络链接、逐渐培养个人网络安全和权益保护意识,降低参与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提高其数字生活参与积极性。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居民,其社会学习能力越强,不仅仅简单模仿参照他人某一数字生活行为,而是通过观察学习,获得理性认识,深入理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2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 4卷活的重要意义,逐渐形成适合自身的个性化数字生活知识、技能和思维体系,促进其全面深度参与数字生活。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2 c:数字素养通过促进农村居民社会学习进而提高其数字生活参与。数字素养影响数字生活参与的作用机制见图1。图1 数字素养影响数字生活参与的作用机制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2 0 2 3年寒假对山东省10 3 7位农村居民的调查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山东省1 6个地市中按照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一般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各选取4个地市,在每个地市分别抽取24个县(区),每个样本县(区)抽取24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抽取24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1 01 5位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实际调研中,课题组3 0余名调查员经过系统培训后采取一对一的调查形式,共获得问卷11 0 2份,剔除前后回答存在逻辑错误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0 3 7份,有效率为9 4.1 0%。(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数字生活参与度。从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5个维度进行测量,问卷以“您线上消费(淘宝、拼多多等平台)的频率”“您使用抖音、快手等文娱软件的频率”“您线上打车、预订酒店的频率”“您参与网络学习(教育、技能培训软件学习等)的频率”“您线上预约挂号、远程问诊的频率”(各题项赋值15)来表征,各维度得分加总取均值为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度。将各测量题项选择“比较高”和“非常高”的农村居民视为参与该类数字生活,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的比例分别为3 3.8 4%、6 0.0 0%、2 3.5 3%、2 2.5 7%和1 7.3 6%,且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值为2.6 7。这表明,除数字文娱外,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参与普遍偏低。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设计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筛选1 2个测量题项(各题项赋值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 6.2 1 5%。各个因子得分的权重为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充足性检验KMO值为0.9 5 2,B a r t l e t t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p值为0.0 0 0。同时,所有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 6 2,各维度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均高于0.8 8 0,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 0 0。以上数据均表明本评价指标体系变量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见表1。3.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其中,以能力信心和问题解决信心来衡量自我效能感,问卷以“您认为有能力通过学习数字技术熟练参与数字生活”“您有信心应对数字生活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征。以强弱关系网络来衡量社会网络,问卷以“您与亲朋邻里网络交流的频率”“您与他人(非亲朋邻里)网络交流的频率”表征。以人际交流学习和大众媒介学习来衡量社会学习,问卷以“您与亲朋邻里、同事、专业伙伴交流数字生活的频率”“您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学习数字技术的频率”表征,见表2。341 第2期 李强,等: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4.控制变量: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年龄、个人收入、学历)、家庭特征(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家庭劳动人口)及村庄特征(有无QQ/微信群、有无物流网点、互联网普及率)。上述变量的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表1 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及信度效度检验维度具体测量题项因子载荷系数数字技术应用素养(0.2 8 5)数字内容社交素养(0.2 6 8)数字媒体创新素养(0.2 2 9)数字安全保护素养(0.2 1 8)您能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操作0.7 5 3您能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应用软件(如微信、抖音等)0.7 3 1您能使用微信、支付宝等进行手机支付0.6 9 8您会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一般功能0.6 9 2您能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日常生活照片、视频并发布分享0.5 8 2您能通过网络与他人共享信息或帮助他人0.5 3 4您能使用微信、微博等软件创建内容并发布0.5 6 7您能利用微信、Q Q等软件线上建群商讨问题0.6 5 0您会利用抖音、快手等平台制作短视频并发布0.8 8 4您有设置密码保护智能手机、W i F i等电子设备的意识0.7 3 7使用微信、抖音等线上社交平台时,您会考虑账号密码等信息安全问题0.8 2 4使用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支付工具时,您会采取措施(绑定手机号、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保障账号安全和资金安全0.7 5 10.9 3 50.8 9 50.8 8 20.9 1 9表2 中介变量说明变量名称 具体测量题项均值标准差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社会学习能力信心您认为有能力通过学习数字技术熟练参与数字生活:很不符合=1;较不符合=2;一般=3;较符合=4;很符合=54.1 70.8 1问题解决信心您有信心应对数字生活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不符合=1;较不符合=2;一般=3;较符合=4;很符合=53.4 51.1 3强关系网络您与亲朋邻里网络交流频率: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3.8 31.0 4弱关系网络您与他人(非亲朋邻里)网络交流频率: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3.2 01.2 7人际交流学习您与亲朋邻里、同事、专业伙伴交流数字生活的频率: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3.0 81.1 7大众媒介学习您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学习数字技术的频率: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2.8 51.2 6表3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工具变量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数字生活参与度上述五项指标加总取均值2.6 71.0 5数字素养因子分析所得0.0 10.5 0自我效能感上述两项指标加总取均值3.8 10.8 4社会网络上述两项指标加总取均值3.5 21.0 2社会学习上述两项指标加总取均值2.9 71.0 6年龄实际调查值/岁4 5.8 21 5.5 2个人收入实际调查值/万元4.0 13.8 3学历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学/大专=4;大学以上=52.5 81.2 4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无=1;有=21.2 90.3 1家庭劳动人口实际调查值/个2.7 21.0 7有无QQ/微信群无=1;有=21.7 80.2 7有无物流网点无=1;有=21.2 30.4 2互联网普及率2 0%以下=1;2 0%4 0%=2;4 0%6 0%=3;6 0%8 0%=4;8 0%1 0 0%=54.0 50.8 7信息获取渠道数字媒介=1;传统媒介=21.3 50.4 84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 4卷 (三)模型构建1.基准回归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多元有序变量,因此选用O p r o b i t模型估计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模型设定为:Pi=0+1Di+2Xi+1(1)2.中介效应模型。为验证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是否在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式(1)的基础上设定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为:Si=0+1Di+2Xi+2(2)Ni=0+1Di+2Xi+3(3)Li=0+1Di+2Xi+4(4)Pi=0+1Di+2Si+3Ni+4Li+5Xi+5(5)式(1)(5)中,Pi表示第i位农村居民的数字生活参与度;Di为第i位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Si表示第i位农村居民的自我效能感;Ni表示第i位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Li表示第i位农村居民的社会学习;Xi为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的一系列控制变量;1、2、3、4、5为随机干扰项。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因子分析得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值(I),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划分为匮乏(I-0.2)、不足(-0.2 I 0)、一般(0 I 0.2)、较高(0.2 I 0.4)、充足(I 0.4)5个等级;将数字生活参与频率选择“比较高”及以上的农村居民视为参与数字生活,参与频率选择“一般”及以下的农村居民视为未参与数字生活。如表4所示,数字素养水平处于一般及以下的共计6 8 1人,占比6 5.6 7%,表明目前大多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普遍偏低。同时,随着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数字生活参与率由2 5.7 8%上升到7 1.3 2%,即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下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此进行验证。表4 不同数字素养水平农村居民参与数字生活的比重数字素养水平(I)总样本人数占比/%参与数字生活人数占比/%未参与数字生活人数占比/%匮乏(I-0.2)1 5 91 5.3 34 12 5.7 81 1 87 4.2 2不足(-0.2 I 0)2 5 72 4.7 89 53 6.9 61 6 26 3.0 4一般(0 I 0.2)2 6 52 5.5 51 2 24 6.0 31 4 35 3.9 7较高(0.2 I 0.4)2 1 32 0.5 41 1 65 4.4 69 74 5.5 4充足(I 0.4)1 4 31 3.8 01 0 27 1.3 24 12 8.6 8合计10 3 71 0 04 7 64 5.9 05 6 15 4.1 0 (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影响的主效应分析表5列(1)(6)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和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验证了假说H1。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越高,其人力资本累积效应越明显3 0,能够提升包括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内容社交能力、数字媒体应用能力和数字安全保护等综合能力,有利于消弭数字鸿沟的恐惧感和距离感,降低数字技术采纳成本和风险,培育数字化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激发其参与各领域数字生活的积极性。就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对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究其原因,年龄越大,农村居民对数字信息和知识的接受度越低,对参与数字生活有畏难情绪,因此不愿意学习数字知识和操作技能,限制其参与各领域数字生活。个人收入对数字消费、数字出行、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均在5%的541 第2期 李强,等: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水平上正向显著。一般而言,个人收入越高,对数字技术接受和采纳的意愿越强,因工作或生活需要参与数字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对较高。此外,较强的经济基础是数字消费、数字出行和数字医疗的重要保障。学历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除数字文娱以外的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学历越高的农村居民数字信息接受力和数字技术学习力越强,在掌握数字文娱较低难度数字生活后更偏好体验数字出行、教育、医疗等较高难度的数字生活。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对农村居民数字出行、数字教育和数字生活参与度分别在1 0%、5%、1 0%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部总体素质较高,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数字出行、学习强国等网络教育平台的机会较多,在数字生活参与中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村庄有无物流网点对农村居民数字消费和数字生活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物流网点关系到电子商务对接农村居民“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网络购物农村居民切身感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同时也增强了其自我效能感,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数字生活的积极性。村庄互联网普及率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在5%或1 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村庄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热情越高涨,越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行为。表5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影响的估计结果变量数字消费(1)数字文娱(2)数字出行(3)数字教育(4)数字医疗(5)数字生活参与度(6)数字素养1.3 3 8*(0.1 1 4)1.2 1 8*(0.1 0 8)0.9 4 0*(0.1 1 8)0.7 8 8*(0.1 1 9)0.8 6 7*(0.1 1 3)1.3 5 3*(0.1 0 4)年龄-0.0 3 5*(0.0 0 5)-0.0 1 2*(0.0 0 4)-0.0 3 3*(0.0 0 4)-0.0 3 5*(0.0 0 5)-0.0 1 4*(0.0 0 4)-0.0 3 6*(0.0 0 4)个人收入0.0 1 4*(0.0 1 3)-0.0 0 7(0.0 1 3)0.0 3 3*(0.0 1 3)0.0 1 6(0.0 1 3)0.0 1 4*(0.0 1 3)0.0 2 4*(0.0 1 2)学历0.1 1 3*(0.0 5 1)-0.0 8 0(0.0 5 0)0.3 0 3*(0.0 5 3)0.3 3 6*(0.0 5 5)0.2 1 5*(0.0 5 2)0.2 4 6*(0.0 4 8)有无亲友任职村干部0.0 2 1(0.1 3 8)0.2 8 8(0.1 3 4)0.1 5 8*(0.1 4 1)0.2 1 4*(0.1 4 0)0.0 0 6(0.1 3 8)0.1 1 7*(0.1 2 7)家庭劳动人口-0.0 2 3(0.0 4 6)-0.0 1 8(0.0 4 4)-0.0 6 3(0.0 4 9)-0.0 7 4(0.0 4 9)-0.0 5 9(0.0 4 7)-0.0 6 2(0.0 4 2)有无Q Q/微信群0.1 3 7(0.1 6 7)0.0 8 9(0.1 5 6)0.1 5 4(0.1 7 8)0.1 9 8(0.1 7 9)0.0 8 6(0.1 7 1)0.1 3 3(0.1 4 9)有无物流网点0.1 7 6*(0.1 0 2)0.0 0 1(0.0 9 8)0.1 5 9(0.1 0 7)0.4 1 0(0.1 1 1)0.2 7 4(0.1 0 5)0.2 5 3*(0.0 9 3)互联网普及率0.1 0 0*(0.0 5 0)0.1 1 1*(0.0 4 8)0.0 3 8*(0.0 5 1)0.0 2 8*(0.0 5 2)0.0 0 1*(0.0 5 0)0.0 7 6*(0.0 4 6)L R25 6 4.9 8*2 6 9.2 1*5 2 1.8 0*5 1 6.1 3*3 0 2.9 6*6 1 8.6 1*P s e u d oR20.2 6 30.2 3 30.2 5 10.2 5 20.2 3 50.3 0 4 注:*、*、*分别表示在1 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数值,下同。(三)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1.数字素养对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的影响。如表6所示,列(1)(3)中数字素养估计系数均为正,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自我效能感、拓宽社会网络、促进社会学习能力。究其原因:一是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越高,越有能力解决数字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越有信心消弭数字鸿沟的恐惧心理,进而获得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二是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拓宽其社会网络,尤其是拓宽基于“业缘”关系或共同兴趣爱好、共同任务目标的价值认同的线上群体,为知识溢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通过“干中学”加深对数字生活的理解,潜移默化培养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三是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其社会学习能力,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的数字生活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以内化行为积极推动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表6 数字素养对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影响的估计结果变量自我效能感(1)社会网络(2)社会学习(3)数字素养0.4 2 2*(0.0 7 6)0.5 0 2*(0.0 8 2)0.5 0 6*(0.0 9 4)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F8.8 2*2 2.0 1*1 1.1 6*R20.1 1 30.2 4 10.1 3 9 2.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的中介效应。表7列(1)(6)的回归结果表明,同时引入数字素养和3个中介变量后,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均有显6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 4卷著正向影响。较之基准回归系数,各列数字素养的估计系数有所减少,表明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在数字素养对数字生活参与度和各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就数字素养对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来看,整体多重中介效应为0.9 6 0,在总效应中占比4 2.9 7%。其中,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占比1 2.4 4%,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占比1 7.3 7%,社会学习的中介效应占比1 3.1 6%,社会网络的部分中介效用最大。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说H2 a、H2 b和H2 c。表7 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和社会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变量数字消费(1)数字文娱(2)数字出行(3)数字教育(4)数字医疗(5)数字生活参与度(6)数字素养1.2 6 2*(0.1 1 7)1.2 0 0*(0.1 1 2)0.8 8 1*(0.1 2 2)0.7 1 6*(0.1 2 3)0.8 2 8*(0.1 1 7)1.2 7 4*(0.1 0 7)自我效能感0.7 2 3*(0.1 1 9)0.3 9 0*(0.0 6 7)0.5 0 5*(0.0 7 2)0.3 2 4*(0.0 7 3)0.4 0 2*(0.1 7 0)0.6 6 3*(0.1 6 3)社会网络0.3 1 4*(0.1 6 8)0.5 4 5*(0.1 0 6)0.7 0 3*(0.1 7 0)0.2 0 5*(0.0 7 1)0.6 5 3*(0.0 6 8)0.7 7 3*(0.1 6 2)社会学习0.2 7 0*(0.0 5 6)0.6 1 2*(0.1 5 5)0.4 0 5*(0.1 5 8)0.4 6 3*(0.0 5 9)0.3 0 8*(0.1 5 7)0.5 8 2*(0.1 5 2)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L R25 7 5.1 4*2 7 1.4 1*5 2 6.6 1*5 2 2.3 3*3 0 5.7 8*7 3 0.8 0*P s e u d oR20.2 6 30.1 3 40.2 4 80.2 5 40.1 5 00.1 7 7 从直接效应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直接效应较大,分别为1.2 6 2、1.2 0 0和1.2 7 4。从间接效应看,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分别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消费、数字医疗、数字教育的影响中发挥最大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 6.3 8%、2 4.6 7%和1 9.3 2%(见表8)。表8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效应路径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生活参与度间接效应直接效应DP1.2 6 21.2 0 00.8 8 10.7 1 60.8 2 81.2 7 4自我效能感D S P0.3 0 5(1 6.3 8%)0.1 6 5(8.4 7%)0.2 1 3(1 2.8 9%)0.1 3 8(1 1.4 0%)0.1 7 0(1 1.1 0%)0.2 7 8(1 2.4 4%)社会网络D NP0.1 5 8(8.4 9%)0.2 7 4(1 4.0 6%)0.3 5 3(2 1.3 7%)0.1 2 3(1 0.1 6%)0.3 7 8(2 4.6 7%)0.3 8 8(1 7.3 7%)社会学习D L P0.1 3 7(7.3 6%)0.3 1 0(1 5.9 1%)0.2 0 5(1 2.4 1%)0.2 3 4(1 9.3 2%)0.1 5 6(1 0.1 8%)0.2 9 4(1 3.1 6%)注:括号内数值为各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四)内生性分析采取工具变量法(I V-O p r o b i t)解决数字素养与数字生活参与之间反向因果、模型遗漏变量、变量测量偏差等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选取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为工具变量,具体通过问卷中“您的信息获取主要渠道是以手机、电脑等数字媒介还是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来测度。以数字媒介还是传统媒介作为信息主要来源,与个体的数字素养水平有较强相关性,同时个体通过何种渠道获取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其数字生活参与决策。理论上上述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如表9所示,各列回归一阶段F值为5 0.5 7,表明所选取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并且由于a t a n h r h o显著异于0,因此拒绝数字素养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纠正了内生性后,各列数字素养系数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积极影响。表9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影响的内生性分析变量数字消费(1)数字文娱(2)数字出行(3)数字教育(4)数字医疗(5)数字生活参与度(6)数字素养 1.7 9 8*(0.1 7 9)1.7 9 9*(0.1 6 2)1.0 0 5*(0.2 2 2)0.7 4 0*(0.2 3 1)0.8 8 1*(0.2 1 8)1.6 9 4*(0.1 7 6)控制变量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一阶段F值5 0.5 7*5 0.5 7*5 0.5 7*5 0.5 7*5 0.5 7*5 0.5 7*a t a n h r h o -0.3 9 9*(0.0 9 0)-0.3 5 7*(0.0 8 9)-0.2 2 8*(0.0 9 4)-0.1 8 4*(0.1 0 0)-0.1 2 4*(0.0 9 3)-0.3 9 8*(0.0 9 1)(五)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估计模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将各类数字生活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划分为二分类变量,将参与频率选择“比较高”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归为“参与”样本组,选择“一般”及以下的农村居民归为“不参与”样本组,然后使用P r o b i t模型估计。表1 0列(1)(6)的结果显示,数字素养741 第2期 李强,等: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参与各领域数字生活,提高了数字生活参与度。这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模型估计的稳健性良好。表1 0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变量数字消费(1)数字文娱(2)数字出行(3)数字教育(4)数字医疗(5)数字生活参与度(6)数字素养1.2 7 6*(0.1 6 4)1.2 0 0*(0.1 3 4)1.1 7 6*(0.2 0 4)0.8 7 9*(0.1 9 2)0.8 4 7*(0.1 7 5)1.3 1 6*(0.1 8 1)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L R23 1 7.2 2*2 7 2.1 0*3 0 6.6 5*3 2 2.2 9*2 2 7.5 6*3 9 5.2 9*P s e u d oR20.3 5 20.2 8 20.3 9 90.4 2 70.2 9 50.4 4 3 (六)进一步讨论鉴于社会网络的部分中介效应最显著,下面深入探讨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网络对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机制。如表1 1所示,数字素养通过强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消费和数字文娱的影响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