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pdf

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李佳敏文朱舒婕内容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人类自身发展及生存境况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突破“以人为中心”的人与技术主客二元对立的观点去关注数字的人、数字的技术以及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哈拉维的后人类主义思想为思辨原型，提出“数字栖居”这一数字技术与人的交互设想，它以身体一技术互嵌共生为关系基础，以移动交互界面为物质基础，以“此在”的数字存在为视域基础。它由这三个重要架构组成，认为数字技术已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化为人类生存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栖居”的设想力图在延续后人类主义的思考路径上，积极而批判性地探讨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境况，提供一种理解未来社会技术形态的可能。关键词：数字栖居；海德格尔；后人类主义；人一技交互；社会技术形态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编号：2 1&ZD318）DOl:10.3969/j.issn.2095-0330.2024.02.008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元宇宙等概念与技术的发展，人类以从未有过的乐观态度探索着人与技术的多重可能,开拓着自身机能的薪新边界。数字技术的更迭，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加速过的“数字化生活”当中，我们从未如此强烈地依赖互联网来进行工作、社交、学习与购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类自身的身份确定与生存境况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代技术的裹挟下，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在逐步迈向一个新的临界点。因此，当数字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各类新型工具层出不穷，当人类从肉身到精神层面都在被技术重塑，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人与技术可以构建出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关系？人类文明将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自近代以来就为诸多先哲大家所关注。在2 0 世纪之前,勒内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等哲学家更关注技术的正面影响，他们普遍将技术视作人类社会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认为科学技术的提升将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活的进步。2024.2_ 77青年学者论坛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哲学家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2 0 世纪后的哲学家对于技术使用的后果显然更为忧心仲。出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沉思与求索，哲学家们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了技术的负面影响上，他们对于技术的关注往往难以跨越技术与人文两极对立的思想格局。从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克斯霍克海默到阿尔伯特鲍格曼和让鲍德里亚，异化、驯化、物质主义、控制都是他们共同书写的主题，“技术常常是一个与失落感密切相关的贬义词，而那技术之外的家园描述、自然描述，甚至关于原初技术观的描述更像是童话”而非现实。可以发现，上述两种态度正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于技术的主流体验，技术的效应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进步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阐释被置于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反抗的框架中进行讨论。现有研究也常常预设线上与线下、虚拟与肉身这样截然二分的对立，它们或着眼于技术进步有可能带来的广阔前景，或焦虑于技术全面发展后的社会正是福柯“全景视监狱”预言的成真，智能与监视同行，虚拟与统治共处，被困于二元论里，人与技术的未来好似就在这样的环绕与纠缠里逐渐走向一种无解与失控。当然，尽管鼓励与批评都不绝于耳，技术的发展却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我们虽不能断言技术是现代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它却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问题的所在。事实上，我们既不能完全丢弃技术，也不可能回退到哲学家们所向往的自然家园，面对技术的蓬勃发展，我们应当尝试挣脱进步与危险之间的来回摆动，探索人与数字技术新型关系的可行之路。因此,本文选取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78-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对于后人类时代的若干思考和马丁海德格尔（M a r t i n H e i d e g g e r）有关“诗意地栖居”的哲学之思作为思辨原型（provocative prototype）。我们试图适度走出当下“正忙于做（what we are busy do-ing）”的舒适领域，对未来创新性的问题生成（in-ventive promblem-making）保持开放。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当下，（1）人与技术是否能够构建出一种更为自在的关系？（2)以新的关系为前提，人与技术的连接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交互架构?为此，我们提出一个人与技术的交互架构模型型一“数字栖居”（见图1），力图在充满复杂和偶然的社会世界发生当下,提供一个分析、批评和重新思考当代技术与人关系的可能路径的同时，助推技术未来的探索。数字栖居物质空间基础：移动界面新的身体位置：人一机一物互嵌共生思辨原型：数字栖居+后人类主义图1数字栖居模型一、由“诗意栖居”走向“数字栖居”海德格尔将人类现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归因于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传统被称为“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他由此把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这一哲学的根本理论要旨在于以现象学方法对传统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解构,以实现一种非概念性与非对象性的诗意之思,最终使人与世界呈现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和谐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共在状态。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哲学言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对人类生存美好图景的筹划。在他看来,作为集置（das Gesstell)的技术促逼着整体的人类存在状态，“使人以订造（bestellen）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海德格尔试图以“诗意栖居”的哲学理念描绘一种地、天、神、人共属一体的状态下极富浪漫主义的未来之乡，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人培育大地上的生长物，保护在他周围成长的东西筑造遵循着栖居所需要的实现。农民对生长物的培育、建筑物和作品的建造，以及工具的制造人在大地上逗留，而每个终有一死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委身于大地的天空与大地的之间”由此贯通而开人非偶尔进行这种贯通，而是在这样一种贯通中人才根本上成为人。”很显然,海德格尔这种以诗、思、言的方式所构筑的“诗意栖居”理想是试图为在世存在者整体去蔽，使世界依其自身的存在性而显现自身，呈现万物的本然状态。他力图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所构筑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秩序：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逐渐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主导下，作为主体的人牢牢占据着世界的中心位置。人类将其优越性充分施展于对自然的改造和凌越当中，自然被贬低为原始、落后的贫状态。与此同时,现代技术被赋予救世主的角色，使有死之人跨越为无限之神。对此,海德格尔看到了此主客二元秩序的贫之处：现代技术使人只能追求技术本身所展现之物,成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尺度,而“由于人格外突出，以至于我们在谈论归属时，我们也是先把人和存在分别表象出来,然后建立它们之间的归属关系”。正是由此,海德格尔在构想诗意栖居的形态时,强调地、天、神、人应是整一的框架,而终有一死者不过是被放置于其中的一环而已。海德格尔试图将时间与永恒、命运与自由、思想与行动、理性与启示之间的传统对立融合进一个统一体当中,这正是海德格尔为克服传统二元论所付出的努力。承沿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之路，可以发现，如果说他让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统一起来,那么技术或将同样可以并置于地、天、神、人共在的世界,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一种以技术加持的方式重构万物诗意安居于大地上的图景，正试图解放我们的想象力一一“数字栖居”社会图景的可能。既然技术成为构成世界的要素,那么,是否存在一条更加可行的路径可以改变现代技术与人类之间的这种窘困状态?我们发现，后人类主义作为2 0 世纪末逐渐兴盛起来的社会思潮，进入2 1世纪以来逐渐占据学术话语主流地位,其实质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与颠覆。因此,遵循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哲思之路，后人类主义视域下的“数字栖居”或许可以为探寻未来之乡添砖加瓦。二、交互关系基础：人与技术的互嵌与共生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彼此共生互嵌的，即人与技术的“编织（weaving）网络（nest）”关系。人类行动者（actor)和非人行动者（actant）都是网络中的共生元素，没有一元具有优先性，各元素共同构成整体。具体而言，首先，人与技术被共同放置在一个灵活的位置上，不同于聚焦人的主体性的视角，即技术工具论与技术实体论的理念。技术实体论强调，技术促逼着人，技术是规训和调控人的系统。技2024.2_ 79青年学者论坛术对体系内部的个体进行区隔与划分，并形成如影随形的匿名权力规训着个体。而技术工具论则包含两个维度：人的控制与价值中立，即人是主体，技术是工具，人使用技术后所造成的后果由人承担，在这一过程中，人是能动的,技术是被动的。可以发现,这样的分析视角，无疑走向了一种“技术是命运”的预设。工具论试图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实体论则彻底放弃技术，试图以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方式去找寻人类的生存意义。“技术是命运”本身就意指掩藏在“命运”这个隐喻背后的一种主客关系，即作为主体的人与外在于主体的、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物质形态的技术，同时也暗示着人对于技术使用后果的不可控制性。不仅如此,其次,技术不是中立的，人将内化于人所制造的一切中。“技术黑箱”的比喻部分揭示出个人与技术所构成的主客秩序实际上是可以被调换的。从“内部视角”去解释技术这种自发性、系统性的迭代行为与自我演进的逻辑,技术作为一个自发更新迭代的系统需要人的参与作为催化剂,这表明客体是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的。更进一步说,客体构成了对主体的僧越，它在反过来重塑和雕刻主体。技术可以越这一行为就暗示了原有秩序只不过是个松散的框架，主客体的位置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人并不是恒定不变地被固定在主体的位置上。最后,人不具有确定的唯一性与优越性。“人类或者智人不再被看作特殊的、优于其他动物或者机器的存在。”身体观念开始摆脱精神一物质边界，人成为生物身体与机械部件的混合体,技术归属于人的一部分,身体的自足性与整全性前提被动摇，人与技术走向了深度交互的形式。人和动物的80-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界限、人和机器的界限、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以及生命经验与自然身体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我们都是赛博格。唐伊德(Don Ihde)曾就人的身体提出三种理念维度,即身体的原始维度、社会维度与技术维度，“首先是肉身意义上的身体,具有运动感、知觉性、情绪性的在世存在物；其次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自身的存在物；最后是技术意义上的身体,在技术的关系中,以技术或技术化人工物为中介建立起的存在物”。就社会维度上的身体而言，身体并非是个一受成形、有待给予意义的被动存在物。相反，身体是铭刻了文化意义的场所。身体的疆域正是话语运作的后果，话语在此标记、生产和控制着主体内外，但它仍旧承认一种身体的界限,而技术意义上的身体则是对肉身与社会文化意义上身体的进一步消解。医学上广泛使用的假牙、假肢、人工心脏实际上都实现了改变原有人体功能的效果；同时,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智能手机的使用和AI、VR、全息投影技术的使用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生命经验与自然身体的脱离作为赛博格的标志，早已悄无声息地改写着个体的生命经验：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重叠，数字虚拟空间的“第二身份”与现实地理空间的“第一身份”边界消解,前者甚至有取代后者之势,成为经济行为和社交活动的主体。在这里，身体在环境中，甚至成为环境的一种可能性，“在我反思身体的本质时,如果我发现身体与世界的本质相关联，这是因为我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就等同于我作为身体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由此，虚拟的“第二身份”与现实自我共同构成了关于“我”的那个能指。因此,在技术重置了“人”的观念后,二者之间的主客二元对立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观念也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二者彼此成就,相互赋予,展露出各自的本质。在这个层面上，一种人与技术互嵌与共生的关系构成了数字栖居的前提。同时,在人与技术的交互过程中,具身感知与数字空间的相互形构也得到展现,我们由此进入了数字栖居的物质空间基础一一移动界面。三、物质空间基础：数字移动界面移动界面是交互架构的物质基础。“移动”被看作社会网络中发挥连接作用与重构社会生活和文化身份的关键性要素，“界面”则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边界区域”。一方面，移动界面使人们自主管控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成为现实。移动界面是基于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勾连，“移动设备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界面”，不简单地等同于物理意义上的移动屏幕。比如,工程技术学科领域中不同设备之间接口材料的意指，界面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且具有自主性的领域。当谈及界限消失的可能性时,移动界面实际上就意指了那个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节点。在移动界面当中,身体与机器、硬件与软件甚至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原有的界限都被一并消,它使看似对立的两端彼此交织、互相嵌入,构筑了一个赛博物质空间基础。另一方面,移动界面是集技术与社会关系于一体的行动场所，由诸多不同且并存的界面交流渠道形成多模块界面模式。具身传播与不同的感应装置在此期间进行意义表达与场景取，创造数字栖居中的空间共在感,提供交互架构的物质基础。传播、媒介与空间关系的讨论曾围绕着“表征论”与“限制论”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重点关注信息内容对空间意义的建构，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所有形式的传播都是发生在空间中的,所有的空间都是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的表征而被生产的”；而后者则重点探讨物理空间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虽然限制论关注到了媒介技术缩减时空距离的能力，但它同时也预设了传播与物理空间的二元对立。然而,媒介与空间的关系不应只限于表征与被表征的形式,或是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在这样截然二分的状态,两者的空间位置是可以相互嵌入的,以造就媒介与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耦合”,并生成融合、位置感知与实时反馈等多个关联维度。可以发现，移动中的“交互”是移动界面的主要特性,是一个人的身体在世界所处空间的延展以及意义赋予方式。这意味着“身体不仅是通过物质和数字景观的感觉参与形成的，而且还在这些新兴的空间中融入了社会一文化的身体铭文”。它提供了一个身体进入数字化公共空间的路径，在这个充满了即刻互动的空间中，人不仅可以同时置身于多个空间当中，空间也会随着身体不断拼接、融合。在此意义上,从政府到商业机构,也都在急速地铺展与筹划着一场宏伟的数字蓝图：2 0 2 0 年5 月，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Cuomo）宣布了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的合作计划，希望通过创建“虚拟教室”来重塑教育；2 0 2 1年,马克扎克伯格推出了元宇宙的概念，他将Meta 描述为一个可随时与现实交互的“虚拟环境”，人们可以使用虚拟现实耳机、增强现实眼镜、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或其他设备以实现会面、工作和娱乐的目的。无论是虚拟教室还是虚拟环境，移动数字交互界面已经构成当代人必不可少的身体外延，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和体验，还成为协调不同地理空间、操2024.2_ 81青年学者论坛作系统，甚至是身体之间相互关联的关键所在。当然，如果说这样的界面交往使人类进入了界面，那么通过界面认识人、达成人的需求、了解人的语言、识别人的情感的智能“码”（如乘车付款二维码、行程扫描码等）,亦在勾连着更加繁复与异质的社会关系、制度与结构。人与技术的关系裹挟在一直不断形塑（form）与再形塑（reform）、生产（p r o d u c e）与再生产（reproduce）的社会变动当中。正如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指出的，当你凝视着闪烁的能指（符号/标记)在电脑显示屏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了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因此，我们通过移动界面参与实践，在人与技术互嵌的关系之上，移动界面作为一种具身的空间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微观的视角，以便我们基于现有的技术形态去建构一种可成形的关系枢纽,以供我们去想象数字栖居的可能。四、基础存在视域：“此在”的数字生存存在视域摒弃了“以人或技术为唯一存在者”的概念,以“此在”的数字生存为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将“此在”的存在者视作数字流动、协商与共存的能动单位,能动激活空间、时间、人、语言和事物,人类所走向的将是一种基于可触、可感的真实生活环境却又高于生活经验的数字栖居的社会形态。个人经验的生活世界将被数字洪流取代，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想全都以数据化的方式并存和流动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和数字化的世界之间。正如基特勒所言，“模块化、变形、同步；延迟、储存、调换；倒频、扫描、绘图等一系列信82-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道与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也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也就是用户所熟知的界面。在电脑内部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只是数量的累加，没有图像、音响或声音”一方面，当我们栖居于世界中时，与我们同在并且根植于指称情境的有意义对象,不是储存在我们的心中或脑中的符号模型，它们就是世界本身。也就是说，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人们所经验的主体间的世界，是生存着的“此在”世界。真正的洞见只有通过对纯真的自在生命的真诚的、毫无保留的专心沉潜一一此在才能赢获。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此在”这一存在者和其他的一切存在者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为“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而这也是“此在”存在的本质。这便意味着，“此在”的生存是内在的、本质的，而不是外在的、偶然的，“具身心智实现于情境的约束中，认知必须互动呼应于情境的状况和变化，而不是对于情境的单向投射”。因此，“此在”把握物，“此在”以“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的方式生存,这个“此在”之生存之基本规定乃是“此在”一般而言能够把握某物的前提。连字符的写法是为了指出，这个结构乃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摒弃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将意识视为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场所,将一切客观对象都以意识的存在为前提以后,转而承袭了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哲学运思，便可从根本上突破意识哲学的困局，引入生存论意义的“事物本身”的理论视域。在这里，不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机器与物的“存在者”共显在数字存在视域中，不确定性、多元声调、多重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真实性弥漫在数字云端。而这恰恰是在逐步引导着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面向事实本身，展露所谓社会技术形态真正的数字图景。反观当下实践，“数智”家庭、“数智”社区到“数智”城市的设想，就是逐步将人与技术、空间、时间整合相融，统一到“此在”数字生存当中的表现方式。这类智慧数字运动意在推广人、机、物和谐的智能体,通过万物物联、互联、智联的方式，“一卡多用”“多屏联动”等数据能动,构建智能生态体系。人与数字技术能动地渗透到一个社会制度与结构的物理空间中,成为人们得以能动添加、选择与管理社会关系的场所，呈现出数字网络社会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制度。总而言之，当数字技术与其他文化物质一样不只是一种辅助性工具,而是成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统一存在时,数字栖居或将成为一种直面现代技术不断生成的人的生存方式。秉持对纯真的自在生命的真诚的、毫无保留的专心沉潜，赢获个体性的生命本身的纯真,继而走向一种自由的、有差异的泛在连接的人与技术此在共通的关系性存在。结语当种种后人类主义理论在诸多方面不断解构人本主义的传统主体概念时，身体本身的自足性也在不断地被消解,于是人之为人的诸种元素被不断分解并胶着在一张无限延伸的数字信息网络中。我们也正是在这种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型中勾画出“数字栖居”的可能性。首先,在这一社会技术形态的构想当中，人与技术相互嵌入、彼此共生，人和技术被共同放置在灵活的位置，不仅消解了人的唯一性与优越性,还将技术内化于人的制造之中；其次,移动界面作为集技术与社会关系于一体的行动场所，由诸多不同且并存的界面交流渠道形成多模块界面模式，使人们自主管控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成为现实；最后，我们将“此在”数字生存视为基础存在视域，“此在”的存在者是数字流动、协商与共存的能动单位，能动激活空间、时间、人、语言和事物。它们分别作为关系基础、物质基础与存在基础的要素相辅相成。总之，走向“数字栖居”的社会技术形态是无限趋近的历程，因为肉体意义上身体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完备的规范性也一并消失。在技术身体成为主流身体样式后，原有的附着于技术发展历史中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问题也都一并进入了新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作为物质基础的移动界面还是技术与人的互嵌共生，都依靠个体具备足够的数字知识与使用能力。但是，我们对数字栖居的交互设想寄予了美好的愿景。我们不能苛求人类与技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字栖居”去解决，作为一种尝试，这种交互设想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种可行的路径,期待可以实现更多的生存可能性,以一种积极而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姿态面对后人类时代的来临。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做出了类似的概念尝试，譬如，数字福祉（digital well-being）这一概念,也是希望能在人与技术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幸福的、平衡的关系。以描绘和探索数字生活的更多可能性为目的,数字福的研究提出了情感设计、VSD模式、以生活为本的设计和积极心理学等不同操作模式，以应对和弥补现有技术设计中的不足。数字福祉的概念就是一种视角转换的尝试，它希望解除人与技术那种紧张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2024.2_ 83青年学者论坛企图通过强调平台社会责任的方式，来给技术松绑。但是这种转换仍是不彻底的，仍旧无法抛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于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最终还是落入了永恒的当中。因此,我们强调后人类视角的重要性,只有在后人类状况下,物种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摆脱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集体认同方式，此时，我们所走向的是一个以多物种亲缘关系为特征的、和谐共生的跨族类命运共同体。承认万物存在的合理性,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价值体系，以开状态迎接现代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重重魅影。（作者李佳敏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 0 19 级博士研究生；朱舒婕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 0 19 级博士研究生）注释 DENNIS J.Towards a theory of digital well-beingreimaginingonline life after lockdownJ.Science and engineeringethics,2021,27(3):1-19.BR EY P.D e s ig n fo r th e v a lu e o f h u m a n w e ll-b e in g M I lJEROEN V,PIETER E,IBO V.Handbook of ethics,values,andtechnological design:sources,theory,values and applicationdomains,2015:365-382.朱葆伟.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J.哲学动态,2 0 0 1(6):2 9-32.YOUNGRIM K,YUCHEN C,FAN L.Engineering care inpandemic technogovernance:the politics of care in China andSouth Koreas CoVID-19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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