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目制运行到生态社群构建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型.pdf

1022024.2社会治理研究摘要：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在本土语境下需要根据现代化流向进行路径转型。项目制可视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工作的重要进路，从范式层面、场域层面、服务层面理解其运行逻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实践目的。而环境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分支，可以在赋有科学主义气质的项目制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制度与生活的双向链接，以期迈向生态社群模式。生态社群模式是通过建立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同善”，以及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同体”，来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本土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在结构层面，生态社群模式致力于促进“环境社会”之间的关系平衡；在关系层面，其是为了实现公共社区的场景营造；在行动层面，则是为了培养公众在自然环境保护中的持续性参与。关键词：项目制；生态社群模式；环境社会工作；环境社会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24)02-0102-08从项目制运行到生态社群构建：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型文汤皓然 罗 桥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高原湿地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0XSH014）作者简介：汤皓然，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贵阳市，550025；罗桥，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博士，贵阳市，550025。一 问题的提出环境问题逐渐被公众广泛关注，并需要社会力量持续干预，环境社会工作由此诞生。1在传统社会工作的实践理念中，人类常常通过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将自身与自然环境分离开来，甚至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环境而独立生产和生活。2环境社会工作的身体力行者将这样的认知看作是不切实际的“人类豁免主义”，认为社会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环境的场域中对弱势群体展开差别化服务，还需对非人类世界（或物理世界）做拓展性关照，使自身实践具有一定责任意识，应考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主体关系，以及自然环境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作用，以此致力于重塑社会工作的传统范式。3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图景主要存在三种分野。其一是探讨环境社会工作维持社会稳定的方式。实践过程是将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物理工具来帮助服务对象融入社会，以此逐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人类世界1032024.2社会治理研究与物理世界的和谐互动。其二是探索环境社会工作保障人类福祉的路径。环境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农村社区服务时，需要探讨企业行为、环境污染与周边社区居民健康问题的关系，进而不断引导企业增进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喊口号式地履行环境正义。4其三是从道德观的角度出发，探寻环境社会工作在平衡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之间关系时的路径选择。环境社会工作者开展环境实践的目的不能只是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需在其专业服务中不断培养社会工作世界观，践行“道德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5在本土语境下，环境问题更侧重于通过环境治理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行动予以解决。6环境社会工作的在地实践自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需要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7目前的环境社会工作实践主要以项目制为依托，而为了顺应现代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在“大社会工作”8的时代背景下，从不同维度展开持续性的思路更迭。基于此，本文一方面通过系统分析项目制的运行逻辑来厘清其实践目的，以及不同维度下的预期实践目标；另一方面借助社会工作学科所具有的柔性实践特征，试图在赋有科学主义气质的项目制基础上，提出一种推动制度与生活双向链接的生态社群模式，以期促进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型。二 项目制运行逻辑的三个理解面向（一）范式层面的项目制运行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项目制的运行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调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其通过制度的转变逐渐扩增地方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科层制体系的内在活力，使其在原本规范性特质的基础上补充内外资源的联动。9其中，资源联动自然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作用发挥，以此形成内外联动、多元共生的项目制实践图景。具体来看，首先，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会根据实际需求拟定届时需要解决或改善的在地环境问题，且形成公开发布的项目清单。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体现，其为秉持专业的主体完成专门的事，通常会将社会组织视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对象，即环境治理的实践思路需要从单一型逐步转向复合型道路；10另一方面是通过项目制的方式使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得以分解，从而使得治理过程更加具象化。其次，当社会组织获得项目资源时，说明其具备参与环境治理并以此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合法性，通常会借助自身的社会网络进行多方资源的链接，逐步使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对类别项目进行有效执行。最后，公众等待社会组织对项目目标的再次解构，并在社会组织的具象化引导后，主动参与到改善环境问题的“浪潮”中。由此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思路下项目制运行的实践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公共事务中多主体的持续性互动。与此同时，项目制模式在未来需要实现两类预期目标。第一种是强化府际联动与增进政社联系。其中，府际关系是政府系统内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网络，存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间和政府内各部门之间。11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类别项目与地方政府建立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又通过再分解后的项目与基层政府建立有效沟通，以此形成两段主体互动，府际之间的联动由此强化。而政社关系则是环境治理，甚至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需要面对的现实议题。其中，建立稳定的联系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资源的整合，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是借助治理的过程，扩展主体间的情感性信任。12第二种是弱化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项目中所构建的量化指标体系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性需求，而在日常生活中，公共服务的实际效果在多数情况下需要一定时间的内化，并不能在短时间内通过量化指标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制度视角和生活视角是不同的两类秩序观，前者属于相关主体借助正式制度行使职能的过程且代表一种规范性目标导向，而后者则属于大众价值观下的实践过程，代表着差别性目标导向。13这样一来，项目制运行中无疑会出现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而社会组织作为张力调节剂，在一定程度上加持1042024.2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的预期运行效果，提升项目制在应对现代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度。由此看出，项目制的运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去回应环境实践的目标，还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二）场域层面的项目制运行项目制运行在范式层面表现出一种“多主体共一事”的现实氛围。而在场域层面，更为关注各主体针对项目制运行所展开的思路分野，并从行动逻辑中窥视其路径选择。其中，社会工作机构作为项目制运行的常规载体之一，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参与力量，厘清其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实践逻辑，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本土语境下的项目制运行提供不同的分析思路。具体而言，当社会工作机构获取到社会服务项目后，首先，其会针对类别项目所要求的服务展开整体性的指标分配。社会工作机构作为项目的承接载体，需向项目的发包方提交服务成果，而机构的服务完成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的生存与发展。14其次，机构督导通常要对项目指标进行二次分析，以此帮助一线社工更为顺利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同时使服务对象更理解一线社工开展服务的目标所在。结合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于社会团结15的理解，社会工作机构与机构督导、一线社工之间所形成的主体联结关系属于一种“带有有机团结色彩的机械团结”。三个主体都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去实现同一社会行动，但这种意识不表现在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上，而是表现在主体对于项目制的共同运行上；同时，为了按时完成具体的项目目标也会需要职能上的相互依赖，但他们对于目标的实践过程需要基于项目制本身，而不能只关注服务对象的个体需求，这也是不能将上述互动归为简单的机械团结或有机团结之重要原因。再次，一线社工在机构督导的帮助下，会引导服务对象开展符合项目需求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以期完成项目的实际服务。但从现实的服务情况来看，一线社工在项目阶段性目标的预设下，其所开展的服务往往只能算作是符合项目要求的一次次活动，而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长期的活动开展也会导致一线社工的实践思维变得模式化和程序化，甚至会呈现一种弱化价值理性而更关注目的理性的状态。最后，在机构督导和一线社工的协作下，项目指标自然得以顺利完成。但不得不说，这样的过程很容易将社会工作服务转化成简单的项目完成，也忽视了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公共事务主动参与的目标追求，甚至会使彼此间因项目制的结果考核而演化成“一线社工执行服务对象配合机构督导完成指标”的“共谋链”。16除此之外，社会服务的参与主体也会随着这类实践行为的强化，出现项目系统殖民公众生活世界的现实状态。由此看出，在社会工作机构场域内，项目制的运行更需要平衡社会工作服务与机构自身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工作机构为了达到场域层面的实践目的，需试图追求三类预期目标。第一类可称作社会工作机构的多重角色扮演。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参与力量，在开展主体实践时，需要尽可能地弱化科层制体系应对公共事务时所表现的行政气质，致力于发挥自身带有的人文主义关怀，并通过扮演“服务监督者”的角色对项目的其他执行主体进行指标评价；另一方面作为项目的承接主体，社会机构在项目完成后，同样需要接受发包方的指标评估，以获得持续的合法性认定。显然，在后半程中，社会机构更似一个“被监督者”的角色。这样一来，社会工作机构的多重性角色就会显现。第二类是保障一线社工的主体性。社会工作者在开展项目需求服务时，通常会借助相关知识库存，以此支持其服务过程的合理性。但身处乡土社会的实践场域，若想顺利完成预期服务目标，自然需要考虑社会工作机构的指标任务，并兼顾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主体利益。因此，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是项目运行的关键因素，而该种关系的形成基础是各项目参与方主体间性的达成。17但在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项目制体制下，这种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时间等原因，被无奈地弱化。而基于上述情况，一线社工在项目制运行时，需要保持对于自身主体性的反思和适当维护。第三类则是项目计划与自助行为的维系。每一个项目的生发都有自身的过程性计划和结果性目标，属于一种阶段性和强目标1052024.2社会治理研究性的社会行动。不可否认的是，项目的运行会帮助服务对象产生一定的行动意识和行为改变，但当服务项目结项后，服务对象产生的自致性行为是否可以得到持续性的维系却是一个无法保证的问题。由此看出，项目制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本土适应性需要增加对社会工作机构督导，以及一线社工生存发展和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关照，以期在未来回应更多的拓展性需求。（三）服务层面的项目制运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的参与力量，一直尝试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来表明自身在服务社会弱势群体时的差别化关怀。其中，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模式则是其表达专业性和独特性的一种途径。而在本土语境下，为了逐步使社会工作的学科元素融入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并推动社会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常常会开展一系列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专业服务如何在项目制的社会服务实践中得以体现，是进一步理解该机制运行逻辑的关键。具体来看，首先，社会工作者通常会以会谈等方式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并结合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识别服务对象的具体诉求。其次，在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模式下，社会工作者会针对服务对象预期需要改善的具体问题进行初步的方案设计。但在项目制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关注个体的需求，还要结合项目拟实现的预期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再次，社会工作者会依据设计好的服务方案开展具有计划性的环境介入实践。但在该环节中，受到项目期限和项目服务指标的影响，其不宜及时根据服务对象的主体反馈不断调整服务计划。借助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结构行动的理解来看，主体的社会行动通常会被无形的全景空间所笼罩，每一步的实践均需要符合结构要求，使其自身的实践更具有适应性。18最后，当服务计划完成后，社会工作者会通过文本、音频，以及视频等形式对项目的量化指标进行过程呈现和结果呈现。由此看出，上述过程是为了达到社会工作服务可视化之实践目的。但不得不说，该实践目的的达成需要建立在两类预期目标的达成之上。第一，社会工作者需要试图建立社工项目与社会工作服务之间的主体间性，以期避免社会工作服务在项目制运行中沦为副产品。社会工作服务按照服务对象需求评估开展实践，而项目制运行则是基于项目周期开展规律性实践。19同时，社会工作者为了使自身的阶段性服务符合项目发包方（各级政府）和项目的间接监督方（社会工作机构）的实际需求，其在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时，需要找到项目目标和服务对象需求的“共性”。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避免社会工作专业元素被弱化的风险，也能如期完成项目对于服务指标的追踪。第二，社会工作者需要尝试弱化专业实务与项目制运行之间的现实张力。具体而言，从实践原则来看，专业实务要对服务对象有差别化关怀，而项目制运行则更关心服务过程的实证化。从实践目标来看，专业实务通常会更关注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后产生的自助行为，项目制运行即使带有实现自助的愿景，但碍于服务期限的设置却常常只能更偏向于追求过程性目标和结果性目标的可视化。从专业理论的作用发挥来看，我们可以在实务中尝试运用理论，但当理论不足以体现本土性或不适宜应对服务对象的预期诉求时，我们可以借助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等对现有范式进行再修饰或再调整，以期达到服务效果的最优化。而在项目制运行时，不仅容易受到期限的制约，也会受到项目执行者的职业背景影响，而更倾向于通过将服务与现有理论的大致匹配，以按期达到项目目标。从目标的实现来看，专业实务在某种意义上肩负着专业发展的重要使命，需尝试培养服务对象的社会认知等能力。项目制运行是一种实施治理工作的工具，多数情况下更加重视服务指标的完成。三 迈向生态社群模式上文对项目制运行展开了三个层面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把范式层面的项目制运行理解为一种共生性的实践逻辑，把机构场域内的项目制运行理解为一种带有服务性的实践逻辑，而把社会工作服务中的项目制运行理解为具有专业性的实践逻辑。可以看出，项目制拘泥于1062024.2社会治理研究科学主义的思维，而面对致力于建立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环境社会工作，20还是存在一定的不适之处。因此，基于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制度性理念，结合环境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等，探寻本土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生态社群中的新关系“社群”是一个 19 世纪末产生的西方政治哲学语汇，其所归属的理论流派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该流派主要有三个哲学基础，分别是自我的追求应该基于社会事实的目的和价值并被目的和价值所规定、主体的善应该优先于个人的权利，以及公众应该通过对德性的追求来实现公共生活的参与。21社群主义衍生出的流派分支有哲学社群主义、政治社群主义、古典社群主义与新社群主义，其中，哲学社群主义强调正义具有有限性且独立于善，但需建立在符合道德逻辑的基础之上；政治社群主义关注正义发生的特殊社会环境和如何为社会发展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古典社群主义认为现代道德哲学过于强调自我的个人化、善的私人化和德性的边缘化；新社群主义区别于传统社群主义的地方则是其更关注道德而非正义，且对于社群主义的思想探讨更具现实性和互动性。22可以看出，上述凭借特殊视角所呈现的流派分支都围绕“道德”“共同体”“公共生活”“共识”等展开不同层面的话语解释，都是基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场域，甚至自然地将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隔离开来。而环境社会工作领域对于社群主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环境治理主体，如环境社会工作者等的感性或理性行为，以及个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做拓展性认知，23以期达到该领域的绿色实践转型。生态社群致力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新型关系。其中，一方面是从个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重建中，逐步达到“共同善”的互动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从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建立中，营造“共同体”的空间氛围。就新关系的第一层意义而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通过一系列的日常事件帮助彼此建立信任关系，独立个体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可以借助社会信用的内在功能解决现实危机。24但面对环境治理这类特殊的公共事务，上述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仅仅在人类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同时，其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改善环境问题背后所衍生的社会影响，对于自然环境本身，以及未来发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环境风险，仍然难以发挥切实的作用。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且这一具有信任性的社会交往行为往往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先导，当面对可能出现的现代性后果时，往往会表现出“人类豁免主义”的习惯性认知。25从该逻辑来看，我们可以将其行为的表达看作是一种基于主体所处社会情境而展开的契约性互动。同时，暂且将上述实践所追求的预期结果视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善”。除此之外，上述过程也只能算作是一个符合传统社会工作对于“人在情境中”的价值追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社会工作不仅需要注重“人在情境中”这一理念，更应该将视野扩展至自然环境。这样一来，生态社群无疑需要增加对于自然环境的主体性考虑，以及个人与自然环境主体间性的平衡与维持，即生态社群不仅需要体现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行为正义，还应该考虑自然环境在发挥主体正义时，对个人内心道德或善恶的指向。因此，生态社群首先应重新建立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主体关系，以此实现生态环境结构下的“共同善”。就新关系的第二层意义而言，之所以通过建立群体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间性来营造共同体氛围，是因为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和其背后产生的社会影响涉及社会的各个主体。同时，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但面对相关的参与群体，若完全依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开展环境实践，最后的结果很容易出现马太效应。而出现该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各参与主体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尚未形成一种实践共识。因此，生态社群的提出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本土的环境社会工作实践需求。具体而言，第一，调和各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主体间性；第二，通过持续性的互动行为，逐步建立群体间的共1072024.2社会治理研究识；第三，基于群体间的共识来构建环境治理的共同体。综合上述逻辑，生态社群的提出并非完全否认传统社群主义在环境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存在价值，而在于辩证地看待传统社群主义的观点和其行动者的实践方式，它所表达的“共同善”也是用道德来平衡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所提倡的社会正义也催生了人类关于环境正义问题的思考，以此形成社会主体应对公共事务，特别是环境问题的共存观和正义观。只是传统社群主义忽略了自然环境也是众多社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正义和善的表达上同样能发挥自身的作用。与此同时，“共同善”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主体参与。由此看出，生态社群是在对传统社群主义做拓展性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共同善”，以及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共同体”，来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本土环境社会工作实践。（二）生态社群模式的构建路径生态社群的构建无疑需要将自然环境的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实践变量，但问题在于，该主体的参与如何在生态社群营造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其过程怎样体现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独特性，以及生态社群构建的目标导向到底有何不同需要，下面从三个层面加以详细阐述。具体而言，从结构层面出发，生态社群的构建应致力于促进自然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平衡。一直以来，社会工作习惯于将服务对象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上，且实践过程体现了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具有职业性的学科，其发挥的社会正义特质。但随着各国对于环境议题的讨论愈加热烈，催生了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由此出现了绿色社会工作、生态社会工作和环境社会工作等学科分支。其中，绿色社会工作和生态社会工作分别以环境正义、社会正义为中心回应人类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并对如何增加人类福祉展开具体讨论。26而环境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真正谋求学科范式转换的分支，不仅需要关注社会正义的作用发挥，还需要兼顾对于环境正义的思想补充。生态社群包含了生态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考量，是为了追求“环境社会”的复合型正义。环境社会工作在服务实践中既要关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还需关照环境结构下的弱势群体，甚至是环境社会结构内的双重弱势群体。从这个逻辑来看，生态社群的构建考虑了自然环境作为环境社会工作需要关注的新增对象所具有的主体权力。而该种权力可归属于一种自然力，也是一种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天然性制约，其同样存在于社群内各主体的相互关系之中。27从关系层面来说，生态社群的构建应实现公共社区的场景营造。虽然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常常发生于家庭场域中，但其生活行为在现代空间的公共性影响下，不得不使自身实践适应社会分工的原则，甚至是社区主体的运行规则。这样一来，环境社会工作在构建生态社群时，自然需要关注社区的共识问题，需要通过环境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内各主体的互动过程，逐渐建立“公共契约”。而针对环境类的公共契约而言，其需致力于建立“审美共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识并非相关科学家在理解和解释环境议题时所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其过程只能算作是一种“一般性科学知识”的达成，且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建立于权威性基础上的科学行动。28而生态社群构建中需要勾勒的审美共识是将社区环境保护转变为一种具有契约性和经验性的实践符号，并使其所表现的形式理性在可持续性行为中得以永恒发展。29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审美共识”视作一类特殊的经验性共识。其中，特殊性和经验性特质符合环境社会工作对于专业服务理念的追求，也凸显出环境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社区场域的具体实践时，一方面需要考虑社区内居民的个体差异性和群体存在性；另一方面还应在服务方案的设计中增加对于社区自然环境的空间独特性考虑，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通过审美共识的培养，促进差别化社区的生态社群构建。从行动层面来看，生态社群的构建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公众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持续性参与。环境社会工作开始参与环境保护时更侧重于通过自然教育的方式引导公众认识环境现状，并产生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可以说，1082024.2社会治理研究这种教育先行的实践策略仅仅让服务对象的行动进入环境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框架中。但面对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的可持续性目标，环境社会工作应对传统的实践思路进行解构，并尝试通过营造主体间彼此依赖的互动网络形成社群构建的外部基础。这样一来，环境社会工作者对于公众持续性的环保行为培养就需要从“自然教育”向“自然体验”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社会工作者在进行自然体验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注重公众的参与感受，帮助其产生自然环境保护的主动性，甚至是激发环境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行动反思；另一方面还需要试图弱化行动场域中对于服务效度的追求，并在服务的后期逐步对成形的专业实务方法和运用的专业理论展开反思和批判，以此做到知行合一和行动科学探索。30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工作所主张的可持续性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任一参与主体的绝对权威和话语主导，也能使生态社群的构建过程更凸显参与主体的实践感。四 结论与讨论在本土语境下，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需要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流动方向进行模式更迭。我国已进入“大社会工作”时代，这对环境社会工作实践提出了整全性要求。其中，包括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对具体实践的大局指引，也预示着社会工作的实践者不仅需要展开有效的具象化服务，还需要不断扩展宏观性视野，以此助力学科分支的实践转型。生态社群模式不仅仅是一种实践理念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包含了项目制运行所致力于追求的预期目标。具体而言。第一，生态社群模式注重社会工作本身对于制度与生活的双向链接，使环境治理过程在不失科学主义逻辑的前提下，拓展其人文韵味的呈现可能。从上文所提及的“共同善”来看，项目制受制于科学主义理路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保证量化指标如期完成，这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善”，但生态社群模式所追求的状态则是个人与自然环境两者间的“共同善”，其形成的基础在于两者的主体间性。第二，生态社群模式能促使环境治理的各参与主体建立有实践目标且注重动态反馈的互动关系，而非仅关注可视化的量化指标。项目制的运行推动了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有效进行，也能实现阶段性的实践反馈。但生态社群模式对实践过程进行了扩展性认知，并通过“共识的达成”过程来建立具有对话性的互动图景。第三，生态社群模式强调自然环境的主体权力和公众持续参与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并使实践符合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以往的社会工作实践常常更关注社会环境，或将自然环境视为专业服务中的一类辅助对象，这会弱化其被服务对象关注的可能性，随之影响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效果。而生态社群模式则增加了对于生态权力的关注，并致力于鼓励环境社会工作者进入公众生活世界，从另一思路激励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主动参与。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社群模式仅仅是本土语境下，环境社会工作实践转型的初步尝试。面对不同的城市和农村社区，生态社群模式如何展现差异性的构建路径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参考文献：1T.Morton，EcologywithoutNature:RethinkingEnvironmental Aesthetic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7，pp.141.2M.Gray，et al.，Introduction:Overview ofthe Last Ten Ye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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