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无锡华三房村的生产、收入和分配.docx

七十年代无锡华三房村的生产、收入和分配一农村和农业问题，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有相当的影响。还有不少学者，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实证工作。自1929年起，学者陈翰笙、钱俊瑞和孙冶方等人，在苏南无锡和华北保定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到1998年春共进行了次。锡山市的行政村-华三房村就是这项追踪调查的对象之一，也是1998年第四次调查我所负责的调查村之一。1929、1957年的两次调查，对象限于今华三房村的两个自然村张塘巷和华新池的农户。两村实际上联为一体，两次调查视其为一个自然村。1987和1998年，在继续对、村进行挨家挨户的农户经济调查的同时，还将整个行政村的经济状况列为调查内容。但后两次调查以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为主，基本不涉及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经济。这对全面了解苏南乡村近七十年的经济、社会变迁，似显不足。加上无锡又是所谓苏南模式的典型之一，要深入探讨苏南模式，也有必要研究人民公社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以华三房村和、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为主，补充其他资料，对人民公社时期该村的经济变化问题，作一初步的个案研究。出于行文的方便，首先探讨该村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然后对该村农民的纯收入试作估算。一个行政村的个案，尤其是那些繁琐、枯燥的数据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已不太容易获得的实证资料；若将它置于七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长河之中，并与其他十村已有的调查资料联系分析，或许有它的现实意义。当然，这更多地是下一步的工作。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主要分析七十年代的情形。为了便于比较，某些问题在时间上有所上溯或下延。相关的指数都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除耕地纯收益指数是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计算的外，其余均按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华三房村位于长江三角州腹地、苏南锡东平原上，西距无锡市区约18公里，今属鸿声镇。全村总面积约平方公里，下辖18个自然村。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公路纵横交织，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当地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土地。以、村为例，1952年两村人均耕地亩；1957年人均亩。1华三房村的耕地面积无资料可查，据当地村民介绍，与公社时期差不多。到人民公社中期的1968年，全村有耕地约1600多亩。其中集体有1400多亩，社员自留地有126亩多。耕地总面积直到1982年，都无变化。人均面积在1973年约亩，1982年约亩，变化不大。另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表1是本村若干年的常住人口数。但不清楚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的程度等情况。表1、华三房村的人口状况年份|1948|1952|1957|1969|1970|1972|1973|1976|1977|1980|1982|1997常住人口|不详|不详|不详|1565|1608|1608|1652|1704|1704|1707|1693|1694其中A、B两村人口|186|189|205|271|273|273|279|303|301|302|303|1694两村户数|46|46|49|59|57|不详|63|不详|82|80|89|290两村户均人口|404|411|418|459|479|443|367|377|34|367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历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 表中所列只是户口在农村的常住人口数,他们有权参加年终经济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反映在各种报表上的人口数稍有差异.如分粮人口和经济分配人口有的年份会相差数人,但对我们的分析影响不大.本村生产的手段和技术水平的变化，资料没有确切的记载。据了解，解放前的生产手段多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灌溉长期靠水车。也有用机器抽水的。如1929年，A、B两村有抽水机1部，水车2部。抽水机安装在农船上，行动便捷，可灌溉90%的农田。这种情况直到1957年，也没有多少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几乎是停滞的。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例如，1957年、两村人均纯收入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甚至低于解放前的三个调查年点。当然，解放前是不能与共同富裕的1957年相提并论的。这里的比较只是表明，生产力水平未得到明显提高。因此，还必须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二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这个新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政社完全合一的人民公社成立，华三房村由农业合作社改称曙光大队，隶属鸿声人民公社。此时的人民公社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一大二公登峰造极。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得不加以调整，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三房村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当时政治挂帅的泛政治化对经济活动有着影响；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自力更生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的主导思想。华三房村的18个自然村，先后分作21、13、14和18个生产小队，如现在的村曾分为三个小队。后期还设有农科队。大队有革命生产领导小组。一年之中，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如何对生产加以计划、组织和管理，是大、小队干部的头等大事。首先是制定各种规划。这项工作主要由小队来落实，一般是以上年的实绩为基础，稍加修正。计划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农业和副业的产量、收入、成本和积累与分配等项，相当详细。重要指标都要与上年的实绩作对比，通常是产量、收入、积累等高于上年，支出、成本低于上年，税金基本维持不变。其中，产量指标最为重要。它涉及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亩产、总产、养猪头数、外出劳务等，包括了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不仅有全年度的计划。每年夏收之后，还要作出秋季和次年春季的生产规划。小队要负责规划的落实。春节后要向大队上报各项指标的落实情况。夏收后要上报本年秋季和次年春季生产规划的落实情况。实绩通常与规划稍有出入。例如，1973年水稻亩产计划1230斤，实为斤，基本相同；水稻产量计划1814134斤，实产1688777斤，比计划少125357斤。1973年的收入指标应为326200元，实为323949元，比计划少2251元；社员分配计划占%，实为%；人均收入计划元，实为元，稍高于上一年的元。但若加上家积肥收入，就是元，高于计划。规划都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实规划，关键是要安排好生产。为此，生产队经常实施成本分析；检查生产进度。成本分析逐月实施，有3个步骤。首先，各小队要提供一份详尽的成本分析对照表，包括每项支出的实物数量、金额、当年与上年对比的增减金额数。然后，再将该表加以分类、加总；最后是各生产队农、副业支出的汇总、排名。有的年份还要逐月提供支出指标与实际支出的对照分析。表2提供了1973年截止6月底华三房村的农业、副业支出分析汇总表。表2、华三房村1973年6月底农业、副业支出分析表单位：面积：亩；金额：元项目|总计|其中：张塘巷|华新池水稻面积|种子金额|每亩金额|名次|？|14化肥金额|每亩金额|名次|2|1农药金额|每亩金额|1717|207|156名次|？|？积肥柴金额|790|477每亩金额|名次|14|11农具添置费|每亩金额|电器添置费|每亩金额|农具修理费|每亩金额|杂支|每亩金额|支出合计|每亩金额|名次|14|9副业支出：|养蚕金额|500|每亩金额|养猪金额|每头金额|每亩金额|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由表中的金额和每亩金额推算，水稻面积应为1435亩，但原资料均为亩。本表仍采用原资料数据。 各生产队还要上报当前生产进度情况，要求将本年度与上年度截止12月27日的生产进度进行对比，以便了解农用田的平整、施农家肥、浇氨水、水稻积肥等情况；了解桑田的整枝、翻土、积肥情况；以及油菜的加工和施肥情况等等。例如，全大队1972年平整田地亩，1973年为29亩；水稻积肥1972年为33490斤，1973年达55930斤。以上只是华三房村农业生产的计划、组织和管理情况。至于队办工业，限于资料，只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本村有了第一家企业-榨油厂，手工和机器并用。后来，又设立了锻件厂，修理、制作小农具和减速机件等。在1973年底，设家用电器厂，主要生产胶木电器件，如插头、插座和灯头等。其经营、管理情形，今已无从详细了解。据会计资料，1973年本村有队办工业收入元，约占当年全村总收入的%。各生产队还通过工资提留和靠工分等方式来管理务工和务副的社员。如果仅从生产方面来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就像是一个企业，各小队仿佛生产车间。其政企合一、无市场机制、没有或极少有自主权、企业办社会等种种特征，与国营企业如出一辙。然而，农业生产不像工业那样整齐划一，无法实施标准化生产；生产手段以手工为主，同时要指望老天帮忙，现代化程度极低；劳动记工分，而不支付现金；各项保障也远不如工人；如此等等，公社体制下的统一经营，难以形成对社员积极性的有效激励。尤其是，直接生产者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多少自主权，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此外，以农为主、相当单一的生产结构也制约着生产和经济。 三 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的生产绩效、收益分配等问题，值得关注。根据村会计资料和历年、两村的调查资料，表3列出了若干年主要农作物的收获情况；农、副业的收支；种植业每亩纯收益和劳动日的单价，并按可比价格分别算出了指数。为了便于比较，补充其他若干年的数据。表3、华三房村的生产绩效1主要农作物的收获单位：面积：亩；产量：公斤(蚕桑另计)年份|1948|1957|1968|1970|1973|1977|1980|1982|1977粮食播种总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约2100总产|不详|不详|不详|不详|1048275|942758|997901|838480平均亩产|()|()|不详|不详|其中:|夏粮面积|不详|不详|875|1000总产|124832|121879|96852|301647|331845|200000亩产|32|370|200秋粮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1100总产|不详|不详|不详|不详|641111|666056|634480亩产|油菜面积|不详|不详|不详总产|11426|13886|4797|蚕桑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不详|62人均|养茧张|不详|不详|不详|不详|394|403|520|不详|不详鲜茧担|不详|不详|不详|不详|29971|不详|不详说明：夏粮主要是指三麦，秋粮主要是指水稻；1948、1957两年的数据是、两村的；1968年夏粮产量包括豆产902公斤。平均亩产是以实有耕地面积计算的亩产。农、副业的收支情况单位：元年份|农业收入|支出|副业及其他收入|支出|管理费|净收入|净收入占总收入%1972|226237|101737|86644|11792|1782|197562|1973|235493|106488|88456|14044|1739|201678|1976|293739|132124|126782|18827|1903|267667|1977|238837|133516|143995|15643|1872|231791|1980|204804|162546|273476|50362|2120|263252|1982|245156|146139|358933|92371|2512|363064| 每亩纯收益和劳动日单价及其指数年份|纯收益元|指数|纯收益与成本之比|总工|劳动日单价元|指数1948|3126|202|15523|085|1211957|不详|1972|8876|4169|12239|217061|073|96471973|921|4291|12141|221205|073|95291976|11534|520|12237|310985|065|84711977|7643|3473|08030|260288|0736|94121980|301|100|02596|243103|085|1001982|4928|1511|04730|397369|078|88241997|33521|2648|06870|2030|6318947说明：纯收益指数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计算。1948、1997两年的纯收益是、两村的，且1948年的纯收益和雇工价格均以1957年现价表示；1997年的纯收益是税后数,但包括蚕桑收入。1997年的劳动日单价是当地的市场价格；1948年的劳动日单价是当地农业雇工的平均价格。 在列举的年份中，纯收益以1976年最高，1980年最低；劳动日单价正好相反，以1980年最高，1976年最低。这表明农业的收益在下降，工副业在农村收益中的份量趋重。而且，公社时期的劳动没有市场价格，表中所列仅作参考。当时国营农场一般工人的日工资，约在1元左右，依此价格，其指数就应高于表中所列。粮食亩产量，人民公社时期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改革后的粮食亩产量并无多大的增加。纯收益也不及公社时期。为了减小物价总指数不够符合当地情况所造成的误差，表中还计算了各年现价纯收益与成本之比。从结果来看，与纯收益指数所反映的趋势十分接近。只有1948、1972两年稍有差异，尤以1948年为甚。这有可能是1948-1957年的价格指数不准确。如果是这样,1948年的纯收益会比表中数据高很多。其原因究竟何在,有待研究。经济结构方面，七十年代农业收入超过62%，若加上蚕桑、饲养的收入，传统农业收入的比例当更高。当然，生产队也不是绝对地以粮为纲。各村都有社员外出做工。表4是1973年华三房村14个生产队社员外出做工的情况。表4、社员外出做工的工资及其分配村名外出人数总工资元实际上交元个人净得元评靠工分张塘巷25华新池15三介村18周更上15梁介里6跨东102715跨西5大小洚6翁更上7木介坝6华三房19沈更上11陈介里15旺介里163938_合计174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 表4显示，外出做工人数占常住人口的%;上交工资占全村当年总收入的%;做工者每人净得元。当年集体年终分配也不过元。此外，每位做工者所获工分,年终还可分配到元。进入八十年代，工副业的收入更高。个别生产队的比重相当高。如在村，1980年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由表3得知，各年农业收入的比例分别1972年%；1973年%；1976年%；1977年%；1980年%；1982年%。传统农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就业结构也可看出经济结构的变化。1980年，全村953个劳力中，农业劳力有610人，占劳力总数的64%；社办企事业单位劳力有317人，其中在社办工业中的有223人；此外，到社以外全民和集体单位的劳力有12人；外出半年的劳力有14人。也即36%的劳力或%的人口从事过非农业。1982年，全村979个劳力，务农劳力481人，占%，务副118人，务工306人，也即工副业劳力占了%，或%的人口从事过工副业。需要注意的是，做工者大都是亦工亦农。这也是所谓乡土工业的一大特色。但在1978年以前，做工者临时打工的特点更鲜明些，是十足的副业性质，这似乎可以视为传统农家农业和家庭副业相结合的扩大；1978年以后，外出打工相当多地升格为正业，这既是农村走向工业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当然，正业者仍兼顾承包地的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是农村经济生活的又一件大事。在队为基础的体制中，收入分配主要是生产队的工作。有这样一些特点值得注意。首先，生产队的分配是有计划的分配；其次，分配方案的确定和监督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第三，社员分配按劳与按需结合。分配的计划性，其依据是人口、总工、产量等实况，并不是凭空臆造的。一年中的分配有两次，即夏季预分和秋季预、决分；分配类型有两种，即粮柴分配和经济分配。当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隔绝，农民只能向土地讨生活；队为基础，参加分配关系到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只有那些户口在本村的常住人口，才有权参加分配。粮柴分配方面，一年之中，生产队要分别进行夏季粮食分配和秋季粮食分配，以及全年的粮柴分配决算。夏季粮食的预分一般在夏收之后进行，主要分配麦子和双季稻；秋季粮食的预分、决分和全年的粮柴分配决算，当然是在秋收之后进行，并在当年的12月底全部完成分配。当然，在秋粮分配总方案上，体现的是全年粮食分配情况。收获的粮食首先要满足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然后才是三留。关乎农民生存的口粮分配，按规定需经自报、公议和厘定的程序。实际情况是，吃平均粮、吃按劳粮以及按人粮分等相结合。例如，1973年村计划产粮101904斤，实产134324斤；国家征购6568斤，超购8660斤，实际完成国家任务25228斤，占总产的%；尚有119114斤粮食供集体和社员分配。其中，除掉留种、饲料、人口迁出、死亡等其他用粮、储备粮等，还有94507斤用作口粮。按161人分配，人均587斤。其中，17人按587斤吃平均粮9979斤，占%；余下的80137斤，以17%即14370斤为按劳粮，按26132个总工分配，平均每个工斤。剩余的70158斤再按年龄分配，当时称作按人粮分等。具体标准为：1-3岁的250斤，4-7岁的400斤，8岁以上的513斤。其中，1-3岁和4-7岁的口粮标准是大队统一规定的，未满1岁和8岁以上的口粮标准由生产队自定。社员分得的粮食中，若将口粮加上猪饲料等生产性用粮9885斤，则社员共分得104392斤，其中由于生产、劳动共得24255斤，占社员所得粮食的%。以上是张塘巷生产队自己制定的秋季粮食分配总方案。它与该队的粮柴决算明细方案的数据有微小的差异。从1973年全大队的粮食分配来看，按劳粮占社员所得粮的%；加上饲料粮约占社员所得粮的%。1977年，全大队社员分配粮食1002125斤，人均588斤，其中按人口分配844751斤，占%；余下按工分分配。1980年，全大队社员分配粮食1100946斤，人均斤，其中按人口分配818305斤，占%；按工分分配282641斤，占%。无论那种计算方法都表明，农村粮食分配仍以按需分配为主。实行承包制后，口粮田也是按人口均分的。当然，粮食是消费品，耕地是生产资料，两者对劳动者的激励不可同日而语。粮食的分配情况列为表5。补充人民公社之前和之后的数据，是为了便于比较。显然，人均口粮呈上升趋势。表5、华三房村的粮食分配单位：斤_年份总产上交国家比例饲料社员口粮比例饲料和口粮参加分配人均%共占%人口口粮_19481957409197319216675978608831697476916521977209678081533197501100036717011980195825345591016712310756541722198219958025802151529811075654170119971693709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其中，1948、1957和1997三年的人均口粮数是对、两村调查所得的数据；且1997年的口粮数实际是当年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因为此时粮食完全由家庭生产，不存在统一分配的问题。1980年采用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表，其他各年采用粮食产、购、留结算表。不同的统计报表的数据稍有差异。例如，分粮人口数与经济分配人口数不完全相同；粮食总产量也不尽一致。但差异极小，不影响分析。 现金的分配，根据全家的人口、工分数，也经过自报、公议这种象征性的民主程序进行，实际分配是按全家的工分数来分配的，换言之，即按劳分配。每个生产队的分配方案，需经队长、贫协主任和会计签名。也不是户户有余。例如，1973年村每个工值元，有13户收不抵支，占40户的%，社员人均结余元；村每个工值元，有4户亏损，占25户的16%，社员人均结余元。当然，这里不包括家庭副业等方面的纯收入。表6是秋季分配经济方案的汇总。这也是全年的经济分配方案。表6、华三房村秋季分配经济方案汇总表单位：元年份197219731976197719801982户数?397?446？479人口165816521704170417071693总收入312881420521382832478280604089其中：农业226237293739238837204804245156副业及其他86644126782143995273476358933总支出115312152854151014215028241025其中：农业101737132124133516162546146139每亩平均副业及其他1179218827156435036292371管理费1903187221202515净收入197569267667231791263252363064税金151451414718623公共积累247122538648902347903863835715社员分配161265203617191608207432308726人均加家积肥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这里的农业，仅指粮食种植；副业及其他包括林、牧、副、渔等业。 人民公社后期经济的活跃已影响到收入分配。如在1977年村的总收入中，副业占了%；而在副业收入元中，除了传统的养蚕业仍占较多份额，工资已占到%。1980年，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在社员分配中，务农社员分配额占%，务工社员分配额占%,奖金占%。1982年，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在社员分配中，务农分配占%，务工分配占%，务副分配占%，奖金分配占%。从收入构成看，种植业在1980、1982年已降到42%以下。不过，仅从社员收益分配的角度看，当地农民的主业仍是种植业。尽管公社体制下的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计划，按劳、按需兼顾，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但因总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以及当时城乡隔绝、无市场机制等大环境，社员分配的水平还不高。五 最后，对公社时期社农民的纯收入试作估算。 表6有社员从生产队经济分配中所得的收入，但不包括：社员从事工副业的净收入；得自自留地的纯收入；家庭饲养得到的纯收入。加上这些，就能估算出社员纯收入的最低数。因为家庭副业较繁杂，转移性收入也无法得到，所以，农民的全部收入太难估算。 1973年，全大队人均分配元。七十年代 ，华三房村有自留地亩，按当年每亩纯收益92元计，共元,人均元。另外，社员外出做工所得净收入元。家庭养猪共出售肉猪808头，约重56560斤；加上饲养家禽所得，人均纯收入估计有25元。因此，人均纯收入共有元。集体分配的超过70%。 1977年，人均分配元。自留地纯收益以每亩元计，共元，人均元。做工净得约元，家庭养殖增加25元，人均纯收入就是元。 1980年，人均分配元。至于社员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限于资料，只能根据当地承包前的实际情况，将农民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与分配收入的比例定为:。由此，人均纯收入可调整为元。自留地的纯收益共7224元，人均元。社员出售和自宰肉猪约1200头，加上家禽等收入，人均约元。这样，人均纯收入共元。 在元中，农、林、牧、渔等业收入占%，工副业收入占%。集体分配的收入占%。 1982年，自留地扩大到240亩。当年经济分配人均元。至于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不妨看看、两村的情形。 在村，全队196人，劳力122人，有47人在队、社和县办企业工作过，也即%的人或%的劳力曾经务工，有工资收入元，人均元；集体从中提留了元，占%。人均自得元。此外，有24人曾外出打工或经营，共收入元，人均元；集体提留元，占%。人均自得611元。工副业加起来，计算总人口，则人均总收入元，人均自得元。这年，该生产队社员分配32432元，人均分配元。但农民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已超过分配所得。由此推算，人均纯收入可能有元。 村的情况与此相近。全队107人，有劳力54人，15人在社队企业，1人在县办企业，另有7人曾外出打工或经营。也即有%的人口或%的劳力务工或务副。他们有工资收入元，人均元；集体提留元，占%。人均自得元。计算总人口，则得自工副业的人均总收入为元，人均自得元。这年，该队社员分配14330元，人均元，加上工副业净收入，可以推算人均纯收入约元。 综合两村情形，人均纯收入就是元；集体分配收入元，是纯收入的%。由此推算，全大队1693人，人均纯收入应从元调整为元。当年自留地纯收益约元，人均7元。加上饲养业的收入元，人均纯收入就是元。集体分配收入占%，这远低于全国水平。 根据有关的价格指数，华三房村人均纯收入列为表7。为了比较，表7还列出了其他若干年的纯收入数。当然，它们只是、两个自然村的情形。但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权作华三房村的估计数。表7、华三房村人均纯收入及其指数 年份|纯收入|指数|全国平均农民纯收入1948|895|515|不详1957|7612|329|72951973|15209|609|不详1977|15398|598|不详1978|不详|13361980|28005|100|19131982|44623|1528|270111997|400196|3835|2090 由表7，1957-1977年的20年间，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约为%，与同期全国水平相同。1980-1997年的17年间，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约为%，可能高于全国水平。 人均纯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看到，地处苏南的华三房村，在人民公社时期，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相当缓慢。改革开放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主要得益于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例如，在1997年、两个自然村的人均纯收入中，种植业纯收入仅占%。在总收入中也只占%。因此，种植业已不是农民的主业了。 仅从一个村的个案研究中，我们还不能得出什么一般性的结论来。不过，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中，生产队的生产是有计划的，但结构比较单一，没有市场支撑，也缺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自主权，还要靠老天帮忙；生产过程有较严格的管理，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缺乏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有效激励，也不适应农业生产无法标准化的特点；生产队获得的外部投入也微乎其微。只是到了人民公社的末期，改革进程开始，非农产业和个人、家庭的经营才由配角逐渐上升为经济活动的主角。收益分配有周密的计划，有监督机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但总的生产力水平严重制约了社员收入的增加。直接生产者农民，只是承担生产任务、接受集体分配的被动角色。他们是集体经济兼顾的对象，其劳动能力和劳动成果，没有市场为之定价，只能在全村的评议中通过评工分确认其劳动能力，在夏秋通过实物和经济分配来确定其劳动成果。他们是集体经济的依附者。然而，集体经济绩效的好坏，又恰恰取决于他们的积极主动性。社员既要付出劳动以创造劳动果实，但又只能被动地受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兼顾，处境尴尬。 与今天相比，公社体制的致命缺陷是，经济的计划和命令性质，集体、统一性的劳动方式，加上泛政治化的氛围，使广大农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严重缺乏自由。农民的创造性受到压抑，农村经济的活力受到极大的制约。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解除了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束缚，从而使生产力中最积极的要素人得到了解放。提要19291998年对无锡、保定22村的经济调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资料。本文以历次调查的对象之一无锡县华三房行政村为个案，着重分析了七十年代该村的生产、收入和分配等问题，并估算了该村农民的纯收入。为了比较，时间不限于七十年代。文章提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生产有一定的计划和成本核算，但脱离市场、没有或极少有自主权。经济结构虽非绝对地以粮为纲，但还是比较单一。分配方面有计划，也有监督，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结合，但分配水平不高；农民的收益也没有市场为之定价。在全部经济活动中，直接生产者农民很少有自主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和集体的生产安排和利益兼顾，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改革使农村生产力中最积极的要素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THE PRODUCTION, INCOME, AND DISTRIBUTION IN HUASANFANG VILLAGE OF WUXI: 1970-80Huasanfang is one of the 22 investigated villages in Wuxi-Baoding rural economic surveys during 1929-98 which afford us valuable and positiv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Chinas rural economic changes in modern tim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urveys, this paper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production, incom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village in 1970s and tried to give an estimation on the average level of pure income of the peasants there. The author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that under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oth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led by the collective were carried out under plans in which even the production brigades and teams had little rights in keep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ir own hands. Although being made with certain considerations on cost accountings, the production plans were divorced from market, and under which,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was rather simple though it was not absolutely taken grains as the key link. In the aspect of distribution, which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work and ne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collective, the income of peasants was rather low and also divorced from market. It was only through the rural reform since 1978, peasants as direct producers began to take their destiny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acquired more and more freedom in both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refore, increased their income greatly.注释1 据1929-1957年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计算。 据村会计资料计算。 笔者估计，A、B两村1929、1936和1948等三年的纯收入分别是、和元。关于1929-1957年本村的经济，将专文讨论。 参见村会计资料1973年各项指标落实表。 参见1973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表。该表数据与粮食产、购、留结算表稍有出入，但对本文的分析影响不大。本文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报表，原因在于各表的细目不一，只能视可以利用的数据而定。 参见1973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表。 参见1980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表。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锡山市鸿声镇华三房村概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二十二村概况，中国财经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