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大事》的民俗叙事建构.pdf

视听 2023.11|shiting影视剧研究构出一个对城市充满想象的空间，从而达到对城市形象的宣传。梦华录 以三层叙事空间展现出人们心中的乌托邦，复现出宋代的人文烟火气，重新激活了开封的古城文化，为其开辟了一条影视化建构与传播的新路径。然而，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一项长远的工作，单靠影视剧这一条路径进行，能够达到的水平是有限的。要将优秀作品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通过多方位的宣传路径为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添砖加瓦。随着技术的发展，影视剧将实现实体投射，利用5G、VR、AR等技术将古代人文景观再现也未必没有可能。加之，大众的消费模式逐渐从商品消费走向精神文化消费，因此将“文化”作为城市的卖点，将影视剧中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叙事模式与城市相融合，在未来发展中必将拥有广阔的空间。注释：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宋一然.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J.书城,2019(02):68.张雪,杨向荣.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56-163.姜宇辉.从另类空间到折叠空间福柯、德勒兹与当代大地艺术中的灵性维度J.文艺研究,2015(03):31-38.刘永娟.宋南渡词人的故土与新都书写以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为典型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64-70.窦逗.历史图景中的城市商业空间形态及其当代启示基于东京梦华录的解读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2(01):132-133.温朝霞.文化特色：现代城市的灵魂J.学习与实践,2002(10):39-43.邹欣星.城市形象的影视化传播研究以西安为例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92-96.（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电影 人生大事 的民俗叙事建构陈沄摘要：民俗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民众创造、沿用并传承的社会文化综合体，其规范着社会群体的劳动行为，帮助民众传承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电影人生大事是导演刘江江执导的一部有关殡葬题材的影片，其中的民俗事项不但作为一种明显的视觉符号出现，更是在情节结构的建构以及深层表意空间的渲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导演借助诸多民俗之“象”所积聚的情感，传达出他对生死之“意”的探讨与思考，进而指向对民俗伦理的思辨，彰显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俗意蕴与风格。关键词：人生大事；民俗；叙事建构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便与民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电影创作也一直汲取民俗文化之养分。民俗文化与电影的深度融合不但开拓了艺术创作的视野与思路，赋予了作品别样的艺术魅力与民族气质，而且民俗文化通过影像媒介得以广泛传播。在电影 人生大事 中，殡葬民俗不但是叙事的起点，更是作为贯穿影片始终的意象而存在。导演将丧葬民俗与叙事情节巧妙结合，通过线性的情节链条对民俗文化展开叙事建构，进而营造出一个充满民俗特色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与此同时，随着影片叙事的逐渐深入，暗合了导演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达到揭示影片深层社会意蕴的目的。53|RADIO&TV JOURNAL 2023.11shiting影视剧研究一、意象化“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意象”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周易 中“立象以尽意”，意思是“观物取象”，以表层之“象”立深层之“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 中也曾对意象进行探讨，“至于审美意象，我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的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就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它，使之变得完全明白易懂。”可以看出，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意象”的解读与看法有着相类性与共通性，“象”是对客观世界的摹写与反映，即符号的能指，而“意”则是审美主体对物质世界的主观认知与情思流露，即符号的所指，因此“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既有意义的表象，又有表象的意义，它是双构的，多构的。”叙事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而生，它“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电影艺术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以叙事为宗旨，以“象”表“意”。当意象经过导演的选取融入影片叙事过程中时，影片便自然流露出一种诗意品格，在彰显时代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历史与意义的载体。意象化的民俗叙事建构，即影片中的意象是导演选取各种民俗进行构造而成的，它既可以是贯穿影片叙事始终的意象，也可以是某个情节点上具有独特意涵的意象。电影导演在对现实物象世界充分观察与体验后进行“取象”，运用生动直观的视听语言、情节事件的安排实现“成像”，以此完成叙事，传达出具有表意价值的意象，最终实现“尽意”。因为“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也即真正确定电影艺术价值的不是画面视听形象，而是画面视听意象。”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凝练与概括。电影 人生大事 的导演刘江江出生于河北农村，他的爷爷是做棺材的木匠，承包了村里的丧葬礼仪，棺材与丧葬构建了刘江江导演别样的童年记忆。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幼年经历成为刘江江导演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大学毕业后，他担任电视节目村里那些事 的节目编导，七年的工作经历更是为他的电影创作积累了许多素材。电影 人生大事 的灵感便来自2019年一个平常的傍晚，他路过一家殡葬寿衣店时，透过窗户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茶几旁认真地写作业，在这样一个被常人避讳的店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即使在不被注意到的角落里，依然有着温暖与春天。童年的记忆以及多年的工作经历促成了导演刘江江的“取象”一个关于殡葬的温情故事。此外，电影虽然在讲述殡葬师的故事，但没有将叙事视角对准殡葬师的日常生活，而是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从落魄的殡葬师莫三妹与桀骜小女孩武小文间相互陪伴与理解的种种小事入手，以六场葬礼作为叙事情境空间的载体，巧妙设置各种情节冲突以及文化、人物关系等意象的营造，以此完成“成像”。比如在影片的开头，在莫三妹帮武小文的外婆整理仪容时，镜头特写了他手腕上所戴的紧箍手环。此时头扎两个“揪揪”、手持“红缨枪”的“哪吒”武小文则透过窗子看到“孙悟空”莫三妹将外婆带走了。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哪吒与孙悟空有着相似的性格与经历，他们都勇敢地反抗不公，都曾被抛弃和遗忘。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天庭所不容而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这是对封建王权的反抗，而哪吒因杀害龙王太子，被不辨是非的父亲所不容，因此剔骨还父，这是对父权的反抗。在 人生大事 中，“哪吒”和“孙悟空”这两个具体的意象，不但暗示了武小文和莫三妹两人的性格，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两人身上相似的伤痕使得他们从一开始的水火不容、互相嫌弃发展成相互依靠、关爱彼此的亲人。而片中多次出现有关民俗丧葬的“象”，不但具有独特的文化内蕴，更传达出生者对逝者最虔诚美好的念想，如在武小文外婆去世时巷子中出现的火盆与黄纸，是生者在为亡人送财；多次出现的哭丧画面，传达的是对逝者的思念；为逝者烧纸人，则是希望死者能有人陪伴；净身、抬棺喊号、花圈挽联、纸人车马等民俗意象，不仅巧妙地串联起叙事段落，更融入了导演自己对生死的思考，实现了“尽意”死亡是人生旅途的一场告别，它并没有结束，因为记忆和情感不会消失，逝去的人们会化成天上的星星，继续守护活着的人，而人生除死无大事。二、情节化情节化的民俗叙事是文艺作品创作与欣赏不能脱离的要素之一，它是创作者主观意识的客观载体，亦是欣赏者洞察、解读生活真谛的途径。托马舍夫斯基指出，“叙事的实质是将真实却混乱无序、无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有意义，或是将无序的发展处理得巧妙而有序，使得鲜有人知的事件通过叙述形成一种天然的宿命感。”如果说故事是按照顺序来叙述的话，那么情节便是经由一系列戏剧性要素，表达故事的因果关系，继而满足受众的理解与分析需求。对于电影艺术而言，故事是其立身之本，而叙事情节作为影像故事呈现的形式之一，主要通过情节间的冲突，展现故事的起承转合。顾仲彝先生指出，“纯粹外部冲突而没有内心冲突的戏不能够构成很有意义的戏剧冲突”，这里的内心冲突便指向维系社会确定性与秩序感的民俗观念的解构与重54视听 2023.11|shiting影视剧研究建。民俗是一种以栖息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较为稳定的文化意识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式，在相对稳定的日常生活中，民俗观念负责维系群体关系，而当人们内心既定的民俗事项、民俗观念等受到冲击后，所引发的人们心灵上的震撼便是电影创作的素材来源。情节化的民俗叙事建构是导演按照一定的叙事逻辑将民俗纳入情节链条中，使其作为影片情节的组成部分，推动影片叙事的展开。在民俗学的探究中，民俗不仅包括可视、可触、可听的“硬民俗”，亦包含在我国传统文化洪流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审美、观念、情感等“软民俗”。不难发现，观众观影时更注重叙事情节中可见的民俗事项，如 大红灯笼高高挂 中的中国式宅院、花样年华 中风仪十足的旗袍等。而电影情节则可以通过人物塑造、环境布景、灯光色调、构图取景等营造视听体验，将观众经由直接呈现的“硬民俗”带入特定区域的场景，敦促观众更贴合人物与叙事，进而体会蕴含在情节深层里的“软民俗”。如果说“硬民俗”首先通过各项民俗事项在视听上将观众带入特定区域，给观众或熟悉、或新奇、或梦幻之感，那么“软民俗”则通过个体与群体间民俗观念的差异、个体内部民俗观念的转变来设置情节的跌宕起伏，给予观众心灵震撼、共情之感。某个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硬民俗”在影片情节中的体现，能达到暗喻故事发生背景的目的。同时，“软民俗”在影视情节中则承担着建构合理情节、制造情节冲突的作用。在电影 人生大事 开头，武小文喊外婆时使用的四川方言与莫三妹打电话使用的武汉方言交织进行，不仅使人物形象鲜活，也迅速将观众带入特定区域里。如果说，方言的使用还不足以让观众清晰地了解故事所发生的区域，那么莫三妹穿过丧葬仪式现场时，背景中人们手端武汉热干面的情节设置便是对观众的直接暗示，即故事发生在武汉。影片情节设置中除了直观使用“硬民俗”之外，还展现了植根于武汉地区特定的“软民俗”。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死合一”，因此，“死”不代表生命的终结，而是代表生命的转换，即从“阳世”转换到“阴世”。丧葬仪礼便成为生人为死人送行，寄望其能够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好好生存的美好祝愿。这也是在丧葬仪礼现场有人吃饭、有人打牌、有人烧纸等情节场景出现的原因。此外，莫三妹作为殡葬师，为武小文外婆设床时，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情节也具有了合理性。嚼口香糖的情节设置不仅向观众展示了莫三妹放荡不羁的人物性格，而且应和了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丧葬仪礼观念。在中国民俗规则中，红白喜事是一对矛盾冲突体。红白喜事出自清代杨静亭的 都门杂咏 时尚门 知单，其中，红事指代结婚、做寿，白色则是指丧事。人生大事 中，导演通过安排莫三妹将殡葬车停在旁边喜铺门口，引来喜铺老板娘破口大骂的情节并搭以宽敞、大气的喜铺与狭小、落寞的殡葬店的对比镜头，潜移默化地表明了社会对于红白喜事不同的看法。在传统民俗看来，“死者为大”，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回避死亡。这是因为人们无法逆转死亡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致使人们回避、唾弃白事。影片中，莫三妹在外界民俗观念加持与自身民俗建设之间摇摆，反映到剧情中便成为莫三妹是否会将殡仪馆变成喜铺的矛盾冲突。其中，莫三妹父亲、姐姐、二哥、武小文、死者家属等站在“死者为大”的民俗观念上支持莫三妹，而莫三妹前女友、武小文舅妈、喜铺老板等站在逃避死亡民俗观念中否定莫三妹，致使影片情节充满矛盾与冲突。三、空间化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向。在早期的叙事学研究中，学者们更侧重于对时间叙事的研究，他们认为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灵动的，而空间是僵死的、刻板的、静止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才注意到被遗忘的空间叙事，“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空间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和生成思想意识的发生场所，是社会关系演变的载体与容器，更是社会关系构成的有机部分。空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不断生产，同时也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断演变、重构与转化，实现对社会的再生产。电影本质上是以动态的画面和生动的声音作为叙述的“语言”，通过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连续运动以及完整的段落组合来完成叙事。因此，可以认为电影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的叙事，即电影中的空间不但是叙事的容器，同时也是构建故事的材料。电影空间形式建构与内容生成共同构成电影叙事空间，进而产生电影文化空间，然而“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是由不同社会形态生成的且包含着各种社会关系，因此电影空间也带有国家和民族的特色。空间化的民俗叙事建构，即导演以民俗勾连起人物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营造出具有独特民俗意味的叙事空间。在电影人生大事中，导演以殡葬师作为切入点，讲述了失去亲人的武小文与丧葬师莫三妹之间的温情故事，并通过喜剧的形式弥合生与死带来的伦理冲击。影片的取材地点是武汉，这是一个充满烟55|RADIO&TV JOURNAL 2023.11shiting影视剧研究火气息的城市，也是影片中所有人物的生存空间。片中导演以大量的全景、远景、长镜头等方法向观众充分展现莫三妹所处的老城区的这一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与生活气息的空间。而它的故事空间则是在“上天堂”、幼儿园、医院等具体的空间，通过“叙”展现空间，进而完成“事”的功能，实现对叙事空间的建构。在这些叙事空间中，民俗文化始终“在场”，不曾退场，进而形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空间。影片中的民俗意象不仅在展示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作用，还架构与支撑起电影叙事与深层意义的表达，为影片营造出特定的文化空间与氛围。片中莫三妹与武小文等人在闹市中吃早饭，热干面、炸油条等充满汉味的食物符合武汉“过早”的特色，同时周围隐隐传来的方言声使得市井气息扑面而来，书写并勾连起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此外，在人生大事中，丧葬民俗更是作为影片叙事展开的起点，串联起影片众多的叙事线索。武小文与莫三妹因外婆的葬礼第一次相遇。对于年纪尚小的武小文而言，还无法理解生死，无法理解为什么外婆睡了一觉就消失不见了，在她的视角中看到的是莫三妹将外婆“带走了”，所以她只能不断地问莫三妹“你把我外婆送哪去了”。面对武小文的质问，莫三妹无法回答。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从事殡葬服务的莫三妹，只是将该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并没有认识到殡葬师的意义。随着与武小文相处的深入，他被武小文的天真烂漫治愈，对自己的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终于明白作为“种星星”的人，是死者尊严的维护者，也是生者执念的安抚者，更是连接生与死的桥梁。而无论是叙事空间还是由叙事空间产生的文化空间，都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受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影响，空间带有不同的文化符号特征，因为“任何文艺样式的形成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与滋养”，电影当然也不例外。民俗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理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外在个性与内在气质。电影对民俗元素的多重建构与运用，能够塑造出一个充满民族特色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彰显出中国电影独特的气韵与风格。四、伦理化说文解字云：“俗，习也。”可以说，民俗是人们在生活中因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而形成的习惯。当人们对这个“习惯”增加规则时，例如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赛龙舟，它便成为群体间共同遵循的民俗仪式。民俗仪式不仅作为具象化的社会生活程式决定人们去做什么，而且通过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美国现代社会科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的最高层次是德范，并指出德范包含了社会普遍的哲学和伦理内容。当习惯、仪式发展为德范时，则说明民俗正式从行为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由此可见，民俗是指大众在生活中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文化，既包含物质生活层面，也包含精神生活层面。其中，仪式作为融集体性、传承性和模式性于一身的民俗事项，已经与人们的生活浑然一体，为此，人们不会怀疑其正确与否，因为判断的标准即是习俗本身。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民俗仪式的程式时，便被认为是“正确的”；相反，当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有悖于民俗仪式时，便被大众认为是“错误的”。这点已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致使人们在欣赏叙事艺术时也带入自己的主观判断。伦理化的民俗叙事建构是观众与创作者共同完成的。电影作为叙事的艺术，民俗对它的渗透不仅在于观众，也在于创作者。创作者通过遵循民俗事项，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亦通过颠覆民俗事项，引起观众的情绪波动。此时，深植于人们内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便成为判读影像人物行为、体会叙事冲突的依据。在电影人生大事中，主人公莫三妹从事的殡葬行业本身便自带民俗属性，且丧葬仪式也成为贯穿影片始终的意象存在。在中华以往几千年的民俗观念中，人们均认为“死亡”是人生的转换，而丧葬仪礼是送死者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必经仪式。莫三妹作为殡葬师会遵循民俗中对丧葬仪礼的要求，为死者初终、设床、沐浴、更衣等，这些是符合人们对于丧葬仪礼的认知的。影视吸引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迎合观众认知，在人生大事中，莫三妹的父亲一辈子从事殡葬行业，在他去世后，作为儿子并且也是殡葬师的莫三妹将如何根据父亲的要求为他举办一场简洁、体面的丧葬仪礼便成为剧情情节的悬念所在。父亲过世后，莫三妹和姐姐为父亲初终、设床、沐浴、更衣、火化等均是符合观众民俗认知的，然而，当镜头展现莫三妹从姐姐手中抢走骨灰盒奔跑起来时，影片叙事节奏突然加快，加上音乐的配合，暗示观众莫三妹即将做一件有违民俗的事情。姐姐和前夫开车在后面追莫三妹，想要阻止他的行为，这表现出传统民俗仪礼对莫三妹的呼唤。然而，莫三妹这样一个虽流里流气但情感细腻的人物形象最终将父亲的骨灰与烟花一起点燃，使其56视听 2023.11|shiting影视剧研究绽放在夜空中，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莫三妹的行为虽然与民俗仪礼相悖，但是切合伦理道德。导演在通过莫三妹打破传统民俗仪式桎梏，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借用伦理让人物行为合理化，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真实、鲜活。此外，人生大事中，武小文外婆的舞伴刘爷爷要求莫三妹为他办一场“活着的葬礼”，在刘爷爷看来，自己这辈子什么都见过，没有任何牵挂，唯一想看的就是自己的葬礼。然而，刘爷爷的子女知道后大闹葬礼现场，使得这场葬礼不了了之。站在子女的角度上思量，给活人办葬礼有违民俗仪礼，是“触霉头”的表现，但是在刘爷爷看来，亲眼看见自己死后的场景是一个心愿。此时，影片通过上帝视角为观众展现故事始末，将思考留给观众，引导观众去权衡思辨传统民俗仪礼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影视艺术在通过叙事展现传统民俗仪礼的同时，也利用人们心中的民俗观念来设计发人深省的剧情，将影片意蕴指向画面之外，延伸到对伦理道德的审判上。五、结语在作为“舶来品”的电影传入中国之初，电影工作者们便有意识地将民俗文化与电影相结合。早期的一系列戏曲电影虽然主要是在记录戏曲文化，但它们通过影像画面激发观众对故事的诸多想象，早已暗含了叙事的倾向，奠定了中国电影叙事的基础，彰显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气韵。史博公教授认为，“最能体现也是最易凸显一部影片民族风格的关键因素是那些有机融合于影片视听构成当中的、与民俗密切相关的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只有那些包容了较多民俗意象的影片，才是最能凸显民族风格的影片。”回溯百年中国电影史，从早期的戏曲短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火烧红莲寺 早生贵子等，到“十七年”时期的祝福 茶馆等，再到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集体发力的众多作品如红高粱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的父亲母亲 菊豆等，导演们逐渐摈除过去只是将民俗作为影片风格点缀的创作思路，转而将民俗作为影片叙事与艺术创作的载体，彰显民俗文化的深层意蕴。可以看出，中国电影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将民俗元素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注重对民俗文化的彰显与表达，有效赋予了电影民俗以气韵。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导演对民俗元素的运用慢慢背离了初衷，将民俗作为制造视觉奇观化的手段，以达到感官刺激的目的，却忽略了对人物塑造和精神内核的挖掘，使得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无法与观众形成连续有效的情感共振。直到电影人生大事出现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电影如何与民俗相结合这一议题的探讨。该片导演刘江江对民俗事项的运用是一次有效的尝试，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丧葬民俗文化串联起电影叙事脉络，将传统民俗置于前景，同时巧妙地建构情节戏剧性、空间叙事性、意象审美性，以此指向民俗伦理，让观众看到了别样的丧葬仪礼，并思量人生意义。此外，电影人生大事对莫三妹、武小文、王建仁等小人物的温情刻画，增添了影片的喜剧色彩，“笑中有泪”的观影体验直抵观众内心，从而引爆电影热度。由此可见，电影创作者应在关注现实、真诚、温情的基础上，思量影片的深层意蕴，从而助力国产电影向更高的山峰攀登。注释：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8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5.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96-104.游飞.电影的形象与意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06):78-82.陈沄,崔岑,吴春彦.独立纪录片的个体境遇与伦理关怀J.电影文学,2022(18):107-11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40.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61.林滨,曹莉莉.意识形态空间化的机制与建构J.贵州社会科学,2020(01):32-37.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刘德濒.民俗化：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阐释J.电影艺术,1997(03):23-3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65.吕微,高丙中,户晓辉,等.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J.民俗研究,2013(04):5-33.史博公.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1.（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