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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
章兴鸣（1975－ ），江南大学 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摘 要：符号不仅是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同时也是权力技术的工具，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主导符号生产与再生产，传播社会秩序和意义的知识，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共识，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其实就是社会秩序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政治权威符号化，将政治权力置换为符号权力的方式进行的。
关键词：布迪厄；符号权力；政治权力；政治传播

在传播理论中，符号(sign)是人类用以表达和解读意义的信息的形式。符号可以分成两大类，信号(signal)和象征(symbol)，信号是“讯息为了得到传输而被赋予的物质形式，这个术语不关乎内容与意义，而仅指讯息的物质实体或形式”；象征，在广义上讲就是“凭借使用它的文化体成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而代表某些非自身物的某个符号、客体或行为。”[1][p.259、285]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理论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了符号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应当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观点，后者用“象征”一词来指称人类的符号世界，并将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视为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2][p.35]与卡西尔颇为不同的是，布迪厄则宁愿将符号视为一种权力的实践。符号不仅仅是意义与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权力技术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布迪厄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福柯有着某种程度的共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实际上是一种话语的分析，他力图揭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一种话语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3][p.33]福柯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强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加于其上的一种实践。”[4][p.21]根据福柯的话语分析，这种由知识——权力网络所形成的教条，带来的是双重服从：言语主体服从话语，话语又服从于（至少是事实上的）言语个体群。具体言之，教条一方面尽量使个体囿于某一类型的表达从而推行话语的垄断，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用一定类型的表达将个体连接起来，并藉此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别开来。[4][P.16-17]
包括话语在内的符号和符号体系是如何成为一种权力实践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展开，布迪厄提出了颇为不同的权力观，这就是符号权力理论。
一、从“误识”到“惯习”：符号权力的产生与运作机理
什么是符号权力？布迪厄说，“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符号和符号体系作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它是被塑造结构的，也有塑造结构的权力。”[5][p.166-167]这里，“被塑造结构”和“塑造结构”是符号权力的两个向度，前者体现为生产和再生产符号和符号体系的权力，后者则体现为符号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
符号不仅是知识和沟通的工具，符号产生以后，反过来会强化和塑造现实的秩序。布迪厄提出了官方的符号体系的三重功能：其一，作出判断，告诉人们某一事物的意义是什么；其二，通过一些限制性的规则，告诉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人们该如何行动。第三，告诉人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通过上述功能，“官方的话语使自己成为合法正当的诞生，成为知识的仓库。”[6][p.136-137]从这一意义上，布迪厄断言，符号塑造社会现实的功能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功能”，“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好工具（如涂尔干对节庆所做的分析），它们促成了一种对社会意义的共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5][p.167]
符号权力是“一种不可见的权力，只有在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被它支配甚至运用它的人都屈从于它的时候，它才会生效。”[5][p.165]那么，符号权力如何使“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被它支配甚至运用它的人都屈从于它”呢？布迪厄提出了“误识”（misrecognize）的概念来阐述符号权力的产生与作用机理。
根据符号学理论，符号本质上是任意的，其传播功能依赖于人们对符号与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的普遍“共识”。按照索绪尔的说法，“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6][p.103]符号与特定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一旦约定俗成，就不可分割。正是凭藉这种联系，符号才能成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不过，在布迪厄看来，人们对符号的普遍共识，其实是一种“误识”，这种误识恰恰正是符号权力产生的前提条件。符号体系是“用来塑造结构的支配工具，而这种塑造又来自其自身的被塑造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的场域与社会阶级的场域有一种同构性，意识形态体系以这种同构性为中介，通过一种‘误识’的形式，再生产了社会阶级的场域结构。”“符号体系之所以有其突出的权力，是因为，通过这些体系表达的权力关系恰恰体现在对意义关系的‘误识’中。”[5][p.168、170]
误识如何形成？布迪厄提出了“符号资本”、“惯习”、“区隔”等术语来阐述符号权力被“误识”的过程。
布迪厄认为，符号和符号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以符号资本为基础的，“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赋予那些已经得到足够认同的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们处在一个能够强化其认同的位置上。”[7][p.139]符号资本指在被尊重和认同层面上具有的资本，它是一种被承认（布迪厄称之为“误认”）的经济或政治资本，因而，符号资本也是信誉资本，“在通常情况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信誉’能够保证‘经济’利润的实现”。换言之，符号资本暗含了使物或人神圣化的能力，是一种“神化”资本，并从中体现价值与获得利润。[8][p.96-97]拥有符号资本的群体具有把某种认知工具及其对社会现实的表达强加给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就是符号权力；符号权力使得共同体就这个社会世界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成为可能，它还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造，使支配关系合法化，确定社会空间，它通过构造既定世界，确定或改造世界观，乃至改造世界本身。进一步的追问：符号资本的这种“信誉”从何而来？可以肯定，它不是先天赋予的。布迪厄认为资本的信誉最初通过斗争的方式得来，并由某种特定的权威来保证，“那种能给人们的思想强加以社会区隔的或新或旧的视界的权力，依赖于靠以前的斗争取得的社会权威”，[7][p.139]这就是“符号斗争”。符号斗争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任何“场域”内的展开，从最直接的武装暴力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甚至最隐秘知识生产领域，任何能产生权威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斗争的战场。符号斗争的结果，是资本分配结构的形成。所谓“正统”与“异端”都是场域内的斗争产物，“正统”则是“共同的误认”。
在由特定的资本分配结构形成的场域中，的行动者将场域内的特定资本分配结构作为外在的客观条件，亦即生存环境刻录进入个人的感知系统；经过潜移默化，场域的支配者所认可的等级结构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惯习使行动者自觉地、不加反思接受现有的资本分配结构，并被赋予信仰和真理的意义，形成对现实的幻象和误识；这时，被特定信仰和真理教化过的行动者已不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场域中集体的历史产物，被灌注了信仰的魔咒，成为社会化的个体。[9][p.176]这种集体误识被布迪厄称为符号权力，经济和社会支配依赖符号权力的变形和修饰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符号权力弥漫于社会空间，与各类制度相伴而生。
如果说符号资本是产生“误识”的客观现实基础，那么“惯习”则是人们对符号权力维持这种“误识”的主观心理基础。布迪厄提出，联结外部社会结构与内在心智结构的是行动者长期持久的“惯习”。惯习制造一种位置感，即通过文化培养和熏陶行动者对社会秩序、生活规则的信奉，形成对社会世界的信念经验或内在的区隔感；与此同时，行动者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体倾向、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惯习系统又区隔了行动者自身，成为行动者的出身和地位的标志。[10][p.101]
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号权力的实施过程中，被支配者并非全然被动的受者。布迪厄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被支配者建立在“误识”基础上的对这种权力施加的参与和共谋，并且指出“误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11][p.222]。在《实践与反思》中，布迪厄说，“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情况下，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即他并不领会到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11][p. 221-222]
二、政治场域的符号权力
政治权力和符号权力从来都不是相互区隔的两个独立领域，二者可以相互置换。一方面，符号权力可以置换政治权力，使政治统治以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来实现；另一方面，符号权力也可以被还原为政治权力，符号和符号体系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布迪厄称之为“误识”），就可以成为表达政治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
当符号的“所指”涉及政治生活的某个方面，或者携带某种政治信息时，就成为政治符号，符号权力也就以一种隐密的形式进入了政治场域。在形式上，政治符号是一些易于感觉、辨识和理解的符号，包括三类：一是语言类，如宪法、法律、标语、口号、意识形态、演讲、文学作品等等，二是物质类，如旗帜、雕像、服装、徽章、公共建筑等等，三是动作类，如仪式、集会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是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观念、行为或态度等抽象政治存在的具体表达。
政治符号的突出功能不仅仅是传递政治信息的媒介，而是表达政治情感、思想和信仰的工具，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统治的权力技术。政治符号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获取。政治人物的领导权，往往凭借着符号的功能及利用。如传统皇权凭借符瑞、神话的符号使臣民信服、尊崇，并受其支配。现代民主国家的权力获取则通过选举，而选举的过程，对政治符号的运用更是千变万化。二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推动。政治上有效的统治必须靠着“合法性”合法性的获取，则是要使人民能对其产生信仰，并维持不坠，而这些都需要借着政治符号的运作及力量。如中国自古即以“礼”这个符号，巩固帝王的权威性，合法性，孔子的五伦，董仲舒的三纲，维系着五千年来中国君王的至高尊荣，使其政权有效推动。三是政治影响的互动过程。政治符号是人与人，政党与政党间，在政治生活中互动的重要工具，人们借着政治符号沟通彼此的政治理念，达成政治共识，建立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12][p.79-91]由此可见，政治统治之所以能够被符号化，其根本在于符号的传播性质与权力本性。
政治权威的符号化，是政治精英阶层获得权威的一个基本技巧。布迪厄说，“符号权力的说法使我们认识到：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11][p.226]“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向度”。[11][p.87]对此，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对此有着更为直接地表述。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就是精英阶层利用象征符号、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得尊重、收入、安全等价值，由此造成了这些价值在不同技能群体、不同阶级、不同人格群和不同态度群体中的分配。其中，象征符号是精英们获得权威的一条途径。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3][p.19]“一个能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去处心积虑地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宣传，因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13][p.138]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符号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将事物符号化，二是进一步将符号化的事物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如果满足了这两条原则，传播过程就可以是简单而有效的。传播者没有必要向受众陈述事实，而只需向其发出若干概念符号；没有必要刺激他们独立的深层思考，而只需等待他们的条件反射。传播因此变得有效、确定、可以预期。在多数情况下既减轻了传播者的压力，也适应了受众的要求：他们经常需要得到明确的结论，或者可以通过符号体系形成条件反射，迅速导出自己的结论。[14]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将政治统治置换为符号统治，通过符号权力维持政治权力，历来都是政治统治“长治久安”的基本方式。古往今来，人类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统治形式，但无一例外地，统治秩序的维持不仅仅需要肉体的暴力，同样也需要符号的暴力。从昔日部落国家简陋单调的宗教仪式和图腾标志，到现代精巧、复杂的政治符号，形式虽然古今不同，但它的作用却同样重要。懂得运用政治符号，就能控制群众信念，加强对权利主体拥护、效忠，使其权力扩充，并更形巩固。人类政治现象日益复杂，政治符号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影响的层面与功能也逐渐扩增。正如布迪厄所言，“在某种条件下，在付出了某些代价后，符号暴力可以发挥与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样的作用，而且还更加有效。”[5][p.220]
符号再生产的过程，无非就是对行动者的认知系统进行格式化与重装的过程：删除旧误识，改变旧惯习，确立新的意义与共识，重塑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对全体行动者个人而言，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于支配者而言，则是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符号再生产过程也是原先被视为异端符号体系经过斗争上升为正统，而原先的正统被打成异端的过程。而异端话语的正统化，关键在于在行动者的思维结构中建立新的“误识”和“惯习”，即所谓“思想改造”。这样，将政治斗争转化为符号斗争，经过武装斗争赢得的统治资本被置换为符号资本，直接的肉体的暴力被合法地置换为符号的暴力，这是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基本途径。
三、结论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揭示了符号传播的另一种功能，符号赋予社会世界以意义和秩序，符号对世界的解释远非中立的，它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权力的表达工具。但符号权力的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服从特殊利益的权力本性，而在于支配的方式：它是一种近乎魔咒般的支配力量，被支配者在混然不觉中参与了与支配者的“共谋”。
通过在特定权力与符号体系背后的权力之间建立联系，保证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布迪厄称这种支配为“符号暴力”。统治阶级通过“符号暴力”实现韦伯所说的“被支配者的驯化”，完成其政治功能。[5][p.168]
在社会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统治者借用各种的制度机制生产和再生产符号体系，统治者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积累的符号资本为特定的符号体系赢得信誉。在新的符号体系中，行动者对世界秩序和意义产生新的“误识”，形成超越物理世界的生存幻象，使被支配者把支配者的特殊利益误认为全体的普遍利益。同时“惯习”维持着人们的“误识”，使人们倾向于自觉认同符号体系对现实世界的各种解释。在“惯习”作用下，“误识”嵌入了行动者的精神世界，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进而成为行动指针。籍此，社会等级结构得以稳固地生产，统治秩序受到被统治者自愿的拥护。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2]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4] [法]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主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5] [法]皮埃尔·布迪厄：“论符号权力”，吴飞译，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瑞士］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 Bourdieu, P., In Other Wor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8] [法]皮埃尔·布迪厄：“信仰的生产：为符号货物经济而作”，曾军译，载吴士余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9]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Bourdieu，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11]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康、李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2] 陈恒民：《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书局1986年版。
[13]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4] 许静：“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第1期。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07SJD8100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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