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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挑战与路径张辉 韦东明（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内容摘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尤其是2017年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虽然在国际公共物流、贸易投资结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减贫、增就业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但仍然面临着经济安全化倾向过度、发达国家机制对冲、合作机制泛化、“软联通”衔接不足等内外部环境的挑战与考验。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以新发展格局为统领，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以机制化建设和跨境经济走廊建设为新的驱动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全方位支持机制为支撑，保障“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一是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构建新型价值链和供应链，提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韧性；二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发展，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支撑；三是从国内支持体系和中外政府间合作机制等方面完善“一带一路”全方位支持体系，保障共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发展。关 键 词：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重点路径DOI：10.13885/j.issn.1000-2804.2023.05.002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23）05-0013-14收稿日期：2023-07-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 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18VDL007）作者简介：张辉（1975-），男，江苏盐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研究。通讯作者：韦东明。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第51卷 第5 期2023年9月（社会科学版）Vol.51 No.5September 202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形成2。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上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标志着高质量发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支撑3。已有部分文献对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发展规律、战略方向以及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4-8，并主要从国际贸易、市场体制改革、区域协调发展、营商环境等维度分析了更高水平开2023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放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9-13。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发展，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部分研究开始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开放的内在机理。例如，卢盛峰等14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因果效应；龚勤林等15基于市场与产品的二维视角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出口多元化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共建国家具有成为中国出口多元化新地理空间的潜在优势；宋周莺等3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并从“五通”角度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现有文献为理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更高水平开放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不过，现有文献虽然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视角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进行了解释，但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更高水平开放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表明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多领域挺进，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具有必要性。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并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模式，但随着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加快重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形势恶化加剧了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任重而道远。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对中国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基础上，在理论层面廓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逻辑关系，在现实层面总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并基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寻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可行路径，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旨在对上述一系列命题进行详细、深入探讨。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逻辑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为未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步入了新阶段16。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认知与中国理念。（一一）高质量共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理论上而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快速推进全球经济分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将世界各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得以快速发展。四十多年来，以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着劳动力与资源的价格优势、以产业承接与转移等方式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从而实现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即所谓的“雁型模式”17。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步显现。一方面，由于区位劣势、资本匮乏、市场有限、技术滞后等各种壁垒，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甚至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中，即是经济机会不均等性。这种机会不均等性来源于自由市场发展规律，因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要素流动选择，以及生产环节梯度转移引致而成。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但处于被全球经济体系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从而成14张辉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挑战与路径为资源出口的单一产业国家，即是经济地位不均等性。地位不均等性不仅来源于经济实力的垄断性，而且来源于全球经济体制中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18。因此，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相对缺乏一个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公平的规则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边缘化困境。当前，由于现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天然缺陷，导致了全球经济利益倾斜、南北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浪潮兴起，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可持续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经济分工的本质在于，世界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中，对全球利益分配格局趋向公平化、公正化产生重要的内生需求。因此，促进机会均等和地位均等，推动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根据传统经济理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率提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着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物流等新兴生产要素推动全球经济分工进一步深化，加速推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发展演变，这要求经济全球化向更高层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由此，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必然进行更为深入的国际梯度转移，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多地承接劳动密集型等产业以及相应的生产环节。正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正当其时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责任与义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合作、分享发展红利、促进减贫经验借鉴，从而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推动全球经济价值链分工实现包容性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更为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更加均等的发展机会。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基本要求。2019年4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被写入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联合公报中。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从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讲话精神中，可以看清其内在理论逻辑。主要分为如下四方面：一是发展愿景的高质量。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合作平台，其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蕴含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惠及民生的底层逻辑、包容开放普惠的新理念以及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是合作路径的高质量。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硬联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强化中国与共建国家“软联通”发展，推动国际制度、规则以及标准的供给和对接，并不断提升“心联通”水平，促进各个合作路径上的互联互通。三是建设方式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强调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而且还着重以环保生态、低碳目标为中心的绿色发展合作、以科技共享和人才培养为重心的智力知识合作、以疾控通报和医疗救援为重心的健康医疗合作等等，最终形成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四是组织机制的高质量。十年来，从中央到各部委，再到各地方已经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共建“一带一路”研究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动区域经济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并推进基础联通、资源开发、技术研发支撑、产业园区建设等战略性优先项目落地及其配套服务的完善，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事实证明，组织机制的高效有为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二二）高质量共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从历史演变来看，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表征为产业链和价值链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的演化过程，这为理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历史经验证据。152023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共建“一带一路”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在历史上分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由汉武帝时期的张骞首次开拓，其后在东汉时期的班超进一步打通西域地区，并将这条线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自此，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在丝绸、皮毛、玉石、香料等领域的商品交换不断繁荣，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不仅成为亚欧国家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之际，并在隋唐时期得以拓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洋地区和红海地区，而且中国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与穿越中亚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构成了连接东西方的两大交通动脉。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20世纪初期，英国作为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的方式将自身部分过剩产能转移至美国，这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二战后，受益于产业链和价值链国际梯度转移，部分国家和地区通过从发达国家承接加工产业，从而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日本、德国等后发性现代化国家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中国大陆以及部分拉美国家，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奠定了物质发展基础，从而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推动全球经济分工加速，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快速发展。以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进一步通过国际梯度转移方式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正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国实现制造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历史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从而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这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夯实了发展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结构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特征，即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以及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心”与“外围”的力量对比演变叠加治理领域多样化、全球分工和产业链复杂化使得原有世界经济格局的机制设计已无法适应全球发展的新要求19。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结构逐渐由“中心外围”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全球双环流贸易格局，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在国际治理体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20。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战略对接、产能合作、科技合作以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同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对于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三三）高质量共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结构调整的内外部深刻变化中，这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逻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在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出现“东升西降”的重要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国际经济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从区域层面而言，经济包容性发展倾向越趋明显。虽然当前“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浪潮兴起，然而世界上大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意愿与倾向21。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民心，体现了中国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一外部环境变化发展，要求中国需要以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从中国内部环境变化而言，中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低成本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与此同16时，新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如中国人力资本积累逐渐形成了科技创新人才基础22。当前，中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卡脖子”风险，然而中国技术升级速度正在加快，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财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基于此，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已发生深刻演变，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具备了推动对外开放水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当前，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下行之际，中国日益扮演着推动全球经济体系改革的重要角色，也有义务和能力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新一轮经济包容性全球化，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发展，从而彰显大国担当。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对外开放的实践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部署“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一系列顶层举措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尤其是2017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以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就。第一，互联互通不断完善，中欧班列实现从开行规模增长向规模与质量并举发展的重大转变，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公共物流产品。自2011年中欧班列开通以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13年的80列快速增长至2021年的15 183列，年均增长率达92.7%，累计开行4.9万列（图1），目前中欧班列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月行千列已成为常态。自开通以来，中欧班列通过集并运输组织模式不断提升质量收益，推动中欧、中亚双向开放，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欧班列综合装箱率达98%以上，其中中国运往欧洲的重箱率基本达100%，与欧洲运往中国的比例达到1 0.8，去程与回程基本实现双向均衡，为共建国家各方搭建起开放合作、互联互通的新桥梁。自开通以来，中欧班列运送货物品类进一步从初级产品逐步延伸至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品，中欧班列加速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欧班列的产品种类从轻纺服装、玩具、工艺品、低档笔电产品拓展至汽车整车、机电产品、医疗器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表1），实现了价值链多样化和高级化发展。自开通以来，中欧班列加速推动中国西部地区与亚欧地区铁路运输互联互通，内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新前沿。以重庆市为代表的内陆地区通过中欧班列重塑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截至2022年，中欧班列（渝新欧）通过铁铁、铁水联运箱量超20万标箱，其中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联运超1万标箱，与长江黄金水道联运超6万标箱，通过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间的联运，实现了“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圈高效贯通融合发展。图1 2013-2021年中欧班列开通数量情况年份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联系日趋紧密，对外贸易投资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一是中国国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最新细节数据更新至2021年。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官网。张辉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挑战与路径172023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际贸易伙伴多元化发展，共建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区位，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占同期贸易总额的比值从25.0%增长至29.7%，提高了4.7个百分点，中间产品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比重由49.8%提升至56.3%，“一带一路”市场地位显著提高。二是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出口贸易强度指数从2013年开始均高于1，并保持较高出口贸易强度，进口贸易强度指数从2013年开始逐步上升23，并于2021年突破1（图2），双边进出口贸易保持较高的贸易紧密关系。三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商品呈现结构高级化特点，中国对共建国家出口中，纺织品、金属制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占比从27.17%下降至21.79%，而机电、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从39.53%上升至44.71%（图3），总体出口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彰显中国制造全产业链优势。四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中国投资结构从基建能源为主的传统投资模式转向以基建能源、制造业、服务业和科技业并重的投资模式，基建能源投资份额从2013年的56.02%下降到2022年的43.50%，制造业、服务业和科技业的投资份额明显提高，已达35%左右（图4），已形成基建能源投资、产业项目扶持和综合项目园区开发等多种形态。年份图2 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强度 第三，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一是中国与共建国家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国际产能合作，建立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共建国家签署了 贸易强度指数参考张会清等23的做法测量，测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来源：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开通时间2011年3月2012年10月2013年4月2013年7月2013年9月2014年10月2014年10月2014年11月2015年7月2015年8月2015年10月2016年7月2020年10月名称渝新欧汉新欧蓉欧快铁郑欧班列苏满欧营满欧湘欧快线义新欧青岛号厦蓉欧昆蓉欧辽满欧-起点和终点重庆杜伊斯堡（德国）武汉梅林克帕尔杜比采（捷克）成都罗兹（波兰）郑州汉堡（德国）苏州华沙（波兰）营口莫斯科（俄罗斯）长沙杜伊斯堡（德国）义乌马德里（西班牙）胶州哈萨克斯坦厦门罗兹（波兰）昆明波兰大连莫斯科（俄罗斯）义乌河内货物笔记本电脑、机械、汽配、服装电子产品、光缆等电子产品、汽配、红酒等轻纺、机械、电子产品电子产品、机械、服装、小商品电子产品、机械配件电子产品、机械、汽配工艺品、饮品、玩具轻纺、机械、电子产品汽配、机械、电子产品咖啡、农产品机械设备、轻纺、汽配工艺品、玩具、饮品表1 常态化中欧（中亚）班列产品类别188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定，与1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数字丝绸之路”相关合作文件，与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丝路电商”合作机制，为数字丝绸之路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是电信网络、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系统、海底光缆、监控系统等数字化项目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截至2022年，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累计共建约40条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中国移动在共建国家部署超过140个网络服务接入点，覆盖超过50个国家，持续为共建国家提供高质量全球通信服务。三是共建数字产业园助力打造利益共享的数字产业链，推动共建国家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国和东盟共同推进一系列数字园区建设，相继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园（马来西亚）、区块链产业园（东盟）、泰国数字园区和智能园区，并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园项目在印度、马来西亚、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落地；相对应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经济水平指数从2009年的0.345上升到2022年的0.528，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图5）。四是双边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中国跨境电商占外贸比重由2015年的不到1%增至2022年的5%，2021年中国海外仓数量已累计超2 000个，面积超1 600万平方米。年份图5 2009-2022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经济水平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数字经济水平指数测量参考张明哲24、张伯超等25的做法构建数字经济水平指标体系，选定4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进行计算。张辉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挑战与路径年份图4 2013-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结构年份图3 2013-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192023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第四，绿色丝绸之路提质升级，绿色发展奠定产能合作新基调。一是“一带一路”绿色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与共建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并通过建立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保护中心、启动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形成绿色丝绸之路的基础和先导。二是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绿色合作项目形成“多点散发”的空间布局，在同一国家内多类绿色项目集聚扩散，中国投资的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和阿伊萨风电二期项目装机容量达324兆瓦，助力埃塞俄比亚的绿色经济发展。此外，中国同样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泛非绿色长城”、荒漠治理等多个绿色发展项目，以及在湄公河三角洲、东盟等地区投资了多个绿色标杆项目，推动了当地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相对应地，共建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共建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至1.019（图6），其中绿色技术进步起到主导作用，上升至1.024，共建国家逐步实现绿色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绿色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三是共建国家借助中国低碳转型的机遇，实现本国绿色经济联动升级，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国投资的卡西姆港、萨希瓦尔、胡布等燃煤电站的排放标准均高于世界银行IFCEHS和欧盟环保标准，为当地提供了安全、清洁、稳定的电能，助力实现能源独立和结构调整。年份图6 2013-2022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第五，“一带一路”民生项目取得重要成绩，为促减贫、增就业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一是“一带一路”民生工程极大改善了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创造就业，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和劳动者收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全球约四万多人走出中度和极端贫困。二是中国持续完善援助与投资并举的对外援助模式，对“一带一路”的援助项目金额快速提升，从2000年的28.32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916.1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1.31%，累计金额达3 017.32亿美元，其中经济基础设施占42.79%，社会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占14.32%；相对应地，共建国家促减贫增就业取得了重要成绩，共建“一带一路”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为当地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约4 000万人摆脱贫困，共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均值从 0.747上升至 0.764，生活质量指数从 20.61上升到 22.69（图 7）。三是“一带一路”民生项目始终以农业合作为重点方向，有效提升了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以东帝汶为例，中国在当地推广的杂交水稻产量从 2010年的 3.5吨/公顷提升到 57吨/公顷，提升了欠发达地区粮食生产和应对粮食安全风险的能力。四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共建国家奠定了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基础，成为共建国家推进减贫事业的重要支柱，以标志性工程肯尼亚蒙内铁路为例，铁路每年可为当地拉动1.5个百分点，创造了4.6万个工作岗位，累计培训当地员工1.8万人，为当地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量，以64个共建国家的资本存量、劳动人数、能源投入作为投入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数据来源：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AidData），该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2017年。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活质量指数采用GNI/资本（ppp$1000）衡量，最新数据更新至2021年。20年份图7 2013-2021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活质量水平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挑战中国虽然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中国对外开放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挑战。从外部来看，经济安全化倾向过度、发达国家机制安排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造成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来看，“一带一路”机制泛化、“软联通”规则标准衔接不足等问题制约“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由此来看，遵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逻辑，厘清目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至关重要。（一一）全球经济安全化趋势日益严重全球经济安全化趋势日益严重，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近年来，全球经济合作寻求安全化导向日益严重，逆全球化思潮上升，经济民族主义趋势明显。当前，全球产业链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效率和安全是影响全球产业布局和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当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合作是国际主流，效率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当国家间面临地缘政治的冲突，对安全的关切就会上升。政府和企业是全球产业链的两大主要部门，在企业视角下，产业链安全主要在于保持供应链的稳定，从追求对于商品信息的及时反应逐步转向防范极端风险；在政府视角下，产业链安全则与国家间的竞争有关，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想要确保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和技术优势。疫情与战争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断裂，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发达国家的产业空间布局从传统的经济效率优先转向国家安全优先，相继推出新一轮产业链保护政策，如高科技产业链“脱钩断链”和制造业产业链“友岸外包”。例如，2022年8月，美国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试图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实现“美国中心化”和“去中国化”。此外，美国在推动供应链近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供应链盟友化，根据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分合作伙伴，打造平行体系，筑起“小院高墙”，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从而缩减中国的市场规模。总体上看，在当今全球产业链中，政府主导的产业行为对企业主导的产业行为造成严重冲击，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追求均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全球产业链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成为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不确定性风险。经济发展过度寻求安全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关键资源与技术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竞争压力的增强26。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出台投资审查计划，加强了投资限制，推动本国海外产业回流的同时对其他国家投资采取限制性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国际投资方面，而这些措施与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等国家安全相关。除了直接禁止或限制海外直接投资外，部分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封锁制裁，对全球供应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欧国际投资政策呈现收紧态势，美国陆续修订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通过行政禁令的方式直接对美国企业的对华投资施加限制，并通过相关法案限制美国企业将关键供应链和科技产业资源进行离岸转移。这意味着美国的外资准入与对外投资政策发生了趋向严厉的重大变化。美国外资政策改革旨在保护本国尖端技术不被他国借由对美投资而轻易获取，而焦点则瞄准了中国的科技型企业，张辉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挑战与路径212023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严重阻碍“一带一路”倡议下正常的投资合作。由此导致部分“一带一路”项目调查、商务谈判和资产评估等涉及跨国企业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严重受限，新投资签约、开工受限，跨年度的长期项目经营活动也因跨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限制而受到明显影响27。另外，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彰显了美国重塑其在全球“技术霸权”的目标，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复苏的意愿不仅削弱了中国以及共建国家对于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尤其是美国高端企业在华投资，还加剧包括共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边缘化困境。对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而言，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升级以及相关产业贸易带来直接影响，加剧相关技术领域的竞争，导致相关投资受限以及新一轮的贸易争端与摩擦。（二二）发达国家机制安排试图对冲发达国家机制安排试图对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倡议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制度安排，试图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市场布局利益重叠等方面。一方面，在地缘政治冲突方面，俄乌冲突极大推动世界格局重塑，引致共建国家政治经济风险上升。美欧国家在强化对俄博弈的同时，也在加大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阻碍。与此同时，欧盟将自身视为多极化世界中重要的一极，寻求在欧亚大陆治理体系构建以及原殖民地发展中国家海外战略布局。新兴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对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近期跨大西洋关系的升温以及欧美对华政策协调趋势的加强，显示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一定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美欧国家国际市场利益争夺和全球战略布局相重合。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认证标准与资金投入，依托透明度、私人资本以及绿色可持续等主要维度，在沿线地区打造与“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的、基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战略合作计划，诱使共建国家拒绝与中国合作。这将导致美欧国家相关机构及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内的项目上同中国企业展开争夺28，很可能会增加项目所在国的议价能力，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形成更大竞争压力。在区域上的竞争源自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美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向“印太地区”延伸保持高度警惕，B3W倡议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印度和南太平洋地区，以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东南亚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欧盟在2021年发布欧盟在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强调“欧盟将继续推进本地区高质量和可持续互联互通的优先事项和行动”。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近年来，中国同东盟各国经贸关系持续升温，削弱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此外，欧洲国家对亚欧大陆形成联通的重视，强调了在亚欧大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美国2022年提出与以色列、沙特等国加强在基建、5G、外太空开发等领域合作，以对冲“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三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泛化合作机制泛化，“，“软联通软联通”亟待强化亟待强化当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制度性建设方面仍存瓶颈和短板，存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泛化，“一带一路”沿线规则标准“软联通”滞后等问题。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在内容范围、合作机制呈现出“泛化”“失焦”的倾向。一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关于合作内容和合作政策制定方面具有碎片化特征，政策体系尚未完善，造成了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和合作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不稳定因素，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虽然与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或备忘录，然而合作边界和目标选择较为模糊，尚未形成系统集成的“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结构。二是共建“一带一路”缺乏制度性公共产品。当前，共建“一带一路”主要以双边对话和多边对话机制为主，缺乏较为实质性的制度性协调体系、纠纷解决机制。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多边参与体系和参与形式仍需完善，现有“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设计还是主要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政府部门参与为主，少有更多社会利益相关者，如共建国家中小企业、双边或多边项目参与方等。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在成果方面更多还是以合作倡议、联合声明、备忘录等形式出现，往往不具有较强的制度约束力，如缺乏投融资的相关减排细则、缺乏东道国风险实操管理规则、缺乏基于第三方的评估监测机制和仲裁执行机制等。22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衔接仍不足。一是由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等因素，受此影响彼此之间的规则标准差异较大，从而给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软联通”带来较大困难，如跨境铁路运输由于各国轨距不一需要换装多次、国际公路需要全程多次办理出入境手续等29。同时，由于部分共建国家的营商环境欠佳、法律法规体系不全、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软联通”发展。二是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质量仍有待提升。当前中国在欧亚大陆的自贸区布局呈现“东重西轻”的非平衡态势，向西开放水平不足，自贸区的空间布局仍需进一步拓展优化。同时，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协定中，货物贸易最终零关税税目和进口额比例达99%，相较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