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pdf

年第 期 南亚研究季刊 总第 期 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马得汶【内容提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状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加人是中国周边民族，其聚居地区与中国西南边疆相邻，人口 余万。大多数那加人分布在印度，也有一部分那加人生活在缅甸。印度的那加人主要聚居在那加兰邦。从 世纪中期开始，绝大多数印度那加人的宗教信仰从泛灵论改为了基督教。印度那加人的改宗是由多种条件共同促成的，对其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宗教因素与印度东北边疆那加兰邦的局势发展关系密切，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当前，那加传统宗教文化的重新定位及其向基督教的渗入、基督教群体的分裂与冲突、印度教的渗透是宗教因素对印度东北边疆那加兰邦治理产生影响的三个主要方面。【关 键 词】印度；东北边疆；那加人；改宗；认同【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那加人是中国周边民族，其聚居的那加山区紧邻中国西南边疆，既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的交汇之地，也是印度、中国、缅甸三国的交界地带。有学者认为，那加人发源于中国黄河上游地区。在体貌特征上，那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东北边疆的动荡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甘肃政法大学西部边疆及其周边国家民族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加人与中国西南地区居民接近，与印度许多民族迥异，他们在新德里求学或旅行时常常被认为是“中国人”。印度东北边疆的那加人放弃泛灵论、皈依基督教的宗教变迁引人注目。今天的印度那加兰邦已经“是世界上基督教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那加人的改宗也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基督教运动之一，仅次于菲律宾。边疆民族的大规模改宗及其群体认同、国家认同对边疆地区稳定有直接影响，是边疆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加人与印度政府的武装冲突已持续了 余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尚未解决的武装冲突，是印度东北边疆的叛乱之母”。那加山区的动荡甚至向外溢出至我国藏南地区（也被称为“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那加人的活动对印度边疆稳定和中国周边局势有直接影响。那加民族主义组织甚至曾表示：“我们希望把福音传入中国、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和尼泊尔，我们有 万名传教士随时准备出发。”那加人的改宗进程及其认同问题是探讨宗教与印度边疆治理的典型事例，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周边状况、宗教与印度边疆地区治理等问题的理解。一、印度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和改宗进程“那加人”（）是印缅跨界民族。在印度，那加人主要聚居在那加兰邦，此外在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也有少量分布。印度的那加人由 多个不同部落构成，如奥（）、孔雅克（）、恩迦米（）、唐，“：，”，：，：，“：，”，“：，”，李金轲、马得汶：“印度东北部分离与恐怖主义活动向所谓 阿鲁纳恰尔邦 的溢出问题探析”，国际论坛，年第 期，第 页。，库尔（）、查克桑（）、昌（）、苏米（）等。“根据传说，那加人有一个共同先祖。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建立了遍布那加山区的村落。”改宗前，那加人宗教文化的底色是泛灵论。西方学者对那加传统宗教文化使用的词汇是“”，这一词汇有时也被翻译为“万物有灵论”。（一）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泛灵论曾是世界各地许多群体昔日的古老宗教文化，其共性在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宰牲祭祀，祭司为媒；宗教无名无称，信仰融于生活；神灵无庙无像、精灵各有司职；祛病占卜，功用多样；神话丰富，图腾象征；缅怀先祖，融归自然。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也是如此。散布在山岭中的那加村落既没有庙宇，也没有经文，更没有专门的修行者。那些与日常生活事务，个人、家庭及村落福祉关系密切的神灵、精灵被经常性地祭祀。那加人认为石头、山丘、树木、河流、湖泊、道路、屋舍等都有精灵寄寓或灵性存在，这些精灵也影响并干预人类事务。为了祈福避灾，那加人通过祭祀仪式取悦或安抚神灵和精灵们。先祖也是祭祀的对象。祭祀用品通常是鸡、猪、牛等家畜和米酒，这对不富裕的家庭会带来一定经济负担。在那加人的生活中，“功德宴”（）是与传统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习俗。富人将多余的财富通过宴会形式分配给村中其他家庭。作为这种物质损失的回馈，举办功德宴的家庭会从传统宗教文化所规范的价值体系中通过互惠形式获得三种补偿：宴会的祭祀仪式暗含着神灵对举办者未来福祉的潜在眷顾；举办家庭的声望与地位会在村落中提升；举办功德宴能惠及祖先。宴会需要选取一个大树的粗壮主干用于祭祀仪式。那加人习惯于将一些图腾刻在木柱上，如太阳、月亮、犀鸟、公鸡、水牛头、女 ，：，：，：，：，：，“：，”（），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人的乳房、长矛、狗和老虎的脚印等。水牛头、太阳、月亮和女人的乳房象征着财富、生命的延续和生育能力，狗和老虎的脚印则代表狩猎技能和勇气，犀鸟代表一种神秘的力量。用大米酿造的米酒在那加人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既是日常自饮佳酿，更是各种祭祀、宴会、节日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在那加人的生活中有许多禁忌，例如不能用长矛去刺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的大石头或树木，孩子出生后家庭成员应该停止劳作数日等。以往，在殖民者的描述中，那加人因其“猎头”习俗而闻名。男子猎取其他村落人的人头被视为一种荣誉，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仪式和禁忌，猎取过人头的人在余生中要避免食用蘑菇、豆类、辣椒等食物。在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中，疾病、瘟疫、饥荒等不幸很可能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或精灵愤怒的结果，因此人们需要以食物、动物为祭品对其进行安抚。祭司会告诉病人需要用于祭祀的家畜种类，由病人购买，然后用于仪式献祭。概括而言，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是在“人自然界超自然力量”的三重维度中，以自己所在的村落为地理范围所构建起的传统社会秩序与生存意义之网。这张“三维网络”维系了群体生活中“物质精神”之间的稳定状态和平衡关系，在那加人以往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伴随历史进程，从 世纪中叶开始，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逐渐被基督教取代。（二）基督教在那加人中的发展基督教在那加人中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缓慢奠基阶段，二是较快占据主体地位阶段。第一阶段为 年，在约 年的时间里，经过传教士的努力，基督教最终在那加人中开拓出了一份空间。年第一个试图与那加人接触的基督教传教士是美国人迈尔斯布朗森（），他的传教没有成功，那加人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年，一名皈依基督教的阿萨姆人戈杜拉布朗（）和居住在阿萨姆的一名那加人苏邦梅伦（）一起前往那加山区。他们将一些属于奥部落的那加人带出那加山区。在阿萨姆的锡布格尔（），这些人 ，“：，”，“：，”，“：，”，接受了洗礼，成为第一批皈依基督教的那加人。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爱德华温特克拉克（）来到那加山区，在奥部落的一个名为“莫隆基蒙”（）的村落为几个那加人洗礼。这次传教在那加人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那加人视为在那加山区发生的第一次洗礼和基督教在那加山区的首次出现。那加浸礼会将 年视为基督教在那加山区传播的开端予以纪念。这些皈依者在莫隆基蒙村建立了那加山区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皈依基督教的那加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不喝米酒，也不再参加村中的仪式，这种孤立于大众之外的做法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指责和批评，他们成为了大众眼里的“离经叛道者”。作为村落中的少数，皈依者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村落，寻找新的地点建村。这个宗教新村名为“莫伦吉姆森”（），意为“新莫隆”。由此，基督教开始在一个异文化中站住脚跟。作为一名成功的开拓者，克拉克的名字今天在那加基督教信徒中家喻户晓。在这一阶段，基督教在那加山区的发展是缓慢的，基督教信徒占印度那加人总人口的比例为：年，年 ，年 ，年 ，年 ，年 。第二阶段是 年，经过 年的发展，基督教在印度那加人中占比从 发展为近，成为了那加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世纪 年代前后，基督教开始在那加人中快速传播。年印度那加人总人口为 万人，基督教信徒增至 。年，基督教信徒占那加人的比例增至，年增至。到 年，在那加人中基督教信徒的数量为 万人，占到当时那加兰邦总人口的 ，在印度所有邦中基督教信徒比例最高。据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世纪之交时，那加兰邦总人口是 万，其中基督教信徒占。考虑到那加兰邦还有信仰其他宗教的非那加人生活，因此如果仅就那加人而言，基督教信徒所占，：，：，“，”，“，”，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的比例则高于 。经过了约 年的发展，尽管今天印度那加人中还有少部分人信仰其他宗教，基督教已成为了绝大多数那加人的信仰。现在，对于印度那加人而言，“基督教不再是外来闯入者。基督教不仅深深地交织在那加人的思想与表达之中，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以至于一个不自称是基督教信徒的那加人，现在被认为是 二等 公民”。二、印度那加人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导致那加人改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局势大动荡 世纪和 世纪，那加人经历了两次外部势力的入侵和战争。这两次局势大动荡与基督教的传播关系密切。第一次大动荡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和双方的战争。年英国殖民者来到那加山区。年，英国人对那加山区进行了 次军事远征。在每次军事远征中，英国军队都会杀死任何进行反抗的那加人，英国人袭击村庄，放火焚烧房屋，并迫使那加人幸存者逃入森林，随之出现的是疾病、饥饿和死亡。英国人对那加人的远征被称为“英国征服次大陆历史上最为暴力的篇章之一”。伴随着英国人入侵，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压力在那加人中蔓延开来。殖民入侵给那加人造成了巨大苦难。新的局势看起来似乎已经脱离了那加传统宗教文化中的神灵的掌控。面对动荡、巨变和不确定性，以及生活苦难和命运的沉浮，原有封闭自在的生活环境不复存在，包括传统宗教文化在内的一切地方性知识都显得脆弱且无法为那加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与心理抚慰。前所未有的动荡为那加人的文化变革和破旧立新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第二次大动荡始于 世纪 年代后半期，在英国殖民者撤离南亚次大陆之际，那加人积极寻求独立并随后与印度爆发了战争。年 月 ，：，：，：，“：，”，日，那加人先印度一天宣布自己族群独立，那加人认为征服自己族群的是英国人，现在英国殖民者要走了，自己从未被印度人统治过，因此应该恢复往日的自由。很多人皈依基督教，因为这是他们寻求自由、区别于印度人的集体身份标志，并对西方因此支持那加人独立抱有期望。尼赫鲁政府和那加人的谈判缓和了双方对立的局势。但是 世纪 年代，在高涨的独立建国情势推动下，那加民族主义组织“那加民族委员会”（，）宣布脱离印度，成立了“那加联邦政府”，并下设武装机构。尼赫鲁政府派兵进行镇压，双方爆发了战争，那加人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巨大动荡。“那加人与印度国家的战争是世界上最漫长的战争之一，持续了近 年。”印度军队在那加山区的严酷平叛行动使那加人再次经受了动荡和苦难。印度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不是什么秘密。一些那加人被残暴地对待，妇女被强奸，村庄被烧毁，教堂被玷污。在 年间，印度安全部队烧毁了许多那加村庄，粮仓被夷为平地。一年之内，超过 万那加人死于印度军队的子弹、空袭、强奸、酷刑、谋杀、饥饿和疾病。军事暴力导致基督教在那加人中快速发展。在印度与那加人的冲突中，“教会是那加人唯一可以寻求希望、减轻心理恐惧、继续生存的机构”。那加浸信会的纪念册对 世纪 年代基督教快速发展的背景总结道：“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不同村庄的人被集中在新的地方。在没有住所、食物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暴行下，他们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因此，精神上的破产，再加上动荡的政治局势，人们呼喊着上帝的新拜访。”由此，“当政治紧张和暴力达到顶峰时，人们突然大规模皈依基督教”。（二）政治当局提供的发展空间英印殖民当局的默许态度对基督教在那加山区站稳脚跟十分重要，这，“，：，”，“，”，“，”，：，：，“：，”，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为新宗教提供了发展空间。殖民时期，统治那加山区的是英国殖民者，在那加山区传教的主力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英国人作为实际治理者，首要的考虑是维护村落的稳定，避免激烈的社会转型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对那加人的改宗和由此出现的村落内部不团结谨慎对待。然而，统治者也不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对基督教的天然亲近感，这一点非常重要。“英国政府官员不干涉传教士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都是基督徒，对潜在的基督教化同样感兴趣。”而且，英国人作为政治权威在当地的存在，为美国传教士在崇山峻岭中活动提供了人身安全保障。（三）学校教育和现代技术的促进作用学校教育和现代技术是基督教在那加人中传播扩散的两个主要助推器。在当时的那加山区，传教士建立学校只有一个中心目的 传播信仰。传教士同时也是校长，“以至于基督教和教育被视为同义词”，“传教士们认识到，在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方面，教育将是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使得基督教能够更有效地被植入”。圣经 是学校用书，学生们要参加教堂仪式，他们在假期被派往不同的村庄传教。传教士在学生中灌输“进步”的概念，其所使用的将基督教与那加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对比的词汇有：“文明 野蛮”“光明 黑暗”“理性 非理性”，那加人的价值观被解体和重构。而且，“皈依和教育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方式，如教师、传教士、牧师等职业。这甚至说服了那些从未皈依基督教的父母，开始送他们的孩子上学。”离开传统农业生计方式的新生代，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西化得更加迅速和彻底。西方现代技术是另一个推进器，用来攻破那加人由传统文化形成的思想堡垒。那加人在对枪炮威力的感受中，质疑传统宗教文化所宣扬的通过战前祭祀就可以免于伤害的仪式，也在西医对传统疗法效用的挑战中产生思想动摇。“医疗工作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因为它为传教士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走进许多人的家中，分享福音，使那加人 ，“，”，“：，”，“：，”，结束 咨询占卜师和向恶魔献祭。”正如那加山区的传教士西德尼里弗恩伯格（）所写的那样：“当我出去传教时，一部分经文、赞美诗集、药丸、奎宁、氯碘和止痛药是我的战争武器。”因此，基督教也被人们视为一种新技术，一种在旧文化“效用有限”时的补救措施，由此渗入那加人的生活。（四）基督教相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吸引力首先，基督教不宰牲祭祀，可以使那加人从频繁祭祀带来的沉重物质负担中解脱出来。在传播过程中，基督教“即使面临迫害，也很容易找到新的信徒，因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当地人从一些繁重而昂贵的仪式和献祭中解放出来的空间”。其次，担心被传统宗教文化中的邪恶精灵伤害，始终是那加人生活中威胁和恐惧的来源，基督教传教士宣传上帝的仁慈庇佑和巨大威力，可以使那加人从这种心理负担中解脱出来。基督教传教士认为，那加人对精灵伤害的担忧，以及通过祭祀对其进行安抚、通过遵守禁忌避免对其造成冒犯的思想和做法是落后且迷信的。西方传教士甚至通过亲身示范让那加人相信没有必要这样做。“基督教关于免于恐惧、迷信，尤其是免于被令人恐惧的精灵伤害的说法，确实对奥那加人有强烈的吸引力。”有研究认为，从精灵世界的威胁和恐惧中将那加人拯救出来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因素。最后，相较于泛灵论，基督教描述了更具吸引力的生命“归宿”。那加传统宗教文化没有“天堂”的概念，不具备终极关怀的能力，基督教的生命关怀感及其所描述的未来归宿是泛灵论所无法比拟的。三、改宗基督教对印度那加人的影响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那加人群体性地皈依了基督教。一旦群体，：，：，“，”，“：，”，“，”，“，”，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的宗教信仰发生根本性改变，其社会生活也会相应地发生深刻变化。改宗对那加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标准“那加语”的出现和那加社会的现代教育发展那加人没有文字且方言互不相通。传教士出于让那加人能够阅读 圣经 的动机，选定了几种那加方言，打造了标准化的那加语，并通过学校将其扩散普及。标准化那加语的书面形式采用罗马字母。他们用这种语言翻译和印刷了 圣经，并制作了那加语字典。今天，这种由传教士打造的标准那加语已经是那加人的民间日常用语。除了一些上年纪的人，那加年轻人都会说英语，英语也是那加兰邦的官方语言。考虑到那加人在历史上语言不统一带来的限制，那加语标准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共同用语问题的解决促进了不同那加村落、部落之间的交流。此外，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不仅开设宗教性课程，还开设其他文化课程、进行实用技术培训，这也加速了那加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对于学校教育对那加社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曾担任那加兰邦首席部长的霍基舍塞玛（）这样评价：“学校犹如点燃了一把火炬，照亮了那加山的黑暗峭壁，为我们的村庄带来了现代性和新的生命之光，消除了社会环境的阴暗面。”（二）那加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的弱化群体的改宗过程同时也是新的世界观得以确立、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大众化的过程。那加人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被传教士视为“异教的”（）和邪恶的（），因此他们致力于“净化”那加人的生活。在饮食方面皈依者不能再饮米酒。在节俗方面，基督教信徒不能再过传统节日，不能参加祭祀仪式，也不能吃节日期间用于祭祀的肉，他们在生活中无需遵循古老的禁忌。基督教节日，特别是圣诞节，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皈依基督教的那加人不再重视缅怀先祖。传教士劝导那加人放弃一夫多妻制、“猎头”行为和高彩礼习俗，禁止性放纵。传教士甚至禁，：，“：，”，“：，”，止皈依者参与传统表演活动，因为这些舞蹈、歌曲、乐器通常也是传统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医疗方面，对于那些无法解释的疾病，基督教的祈祷取代了传统宗教文化的宰牲祭祀仪式。在进行农业劳作时，人们祈求基督教的上帝，而不是传统宗教文化中的神灵保佑作物丰产。随着越来越多的那加人皈依基督教，那加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的生存空间被显著挤压。（三）那加人身份认同和那加民族运动的强化首先，基督教促进了那加人的身份认同。在英国殖民者入侵之前，那加人既没有形成泛部落的身份认同现实，也没有形成泛部落的身份认同需求。散布于山野中的那加村落，是一个个独立的“村落王国”，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超越村落的政治机构存在。村落之间的有限交往更多地体现为村际战争和“猎头”行为，人们的身份认同仅仅停留在村落层面。基督教的宽恕和友爱原则有助于不同那加村落的和平交往，促进了那加人的跨村落认同与团结，整合了四散的“村落王国”。基督教先是促成了那加人的部落身份形成，“传统的部落宗教通常被认为主要与村庄或村庄群体相关，而基督教被宣称与整个部落相关。这种全面性或统一性通过强调对所有人的传福音和服务而得到加强，随着部落中基督教信徒人数的增多，独特的部落身份意识开始出现”。在此基础上，基督教又进一步促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身份认同。“那加部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仰是集体那加身份形成的组成部分，“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基督教能够超越各种村庄、氏族和部落的划分”。最终，泛部落的“那加民族”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现代那加人的身份已经，“：，”，“：，”，“，”，“：，”，“：，”，：，：，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集中在基督教上，这是他们相对较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那加人就意味着成为基督徒。”从村落间身份认同到部落间身份认同，那加人完成了从“自在群体”到“自觉民族”的转变，基督教在那加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基督教是那加民族运动的重要话语和动员资源。“印度民族主义是印度 世纪至今民族认同的共同基本内核，印度宗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一种最突出特征。”宗教在那加人的身份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那加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印度建国后，“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那加人开展独立运动。在运动中，“那加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费佐（）向那加人强调三点：成为一名基督徒、教育和主权。“费佐用宗教辞令来证明发动独立战争的必要性，他认为 印度人是代表印度政府的外来者，他们决心摧毁我们的圣经。”基督教是那加人用来将自己与“印度教徒的印度”区别开来的核心要素。“那加民族委员会”创造了一个彩虹与蓝天交织图案的民族运动旗帜，象征着上帝与那加人的盟约。“印度近现代的政治冲突与此地区的宗教对立及民族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年 月，费佐宣布那加“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成立，并组建了一支 人的武装暴动队。那加“联邦政府”的“宪法”（）这样写道：“我们那加人，庄严地承认，对这个地球和整个宇宙的主权只属于全能的上帝，人民在领土上行使的权力是上帝的神圣信任。”随着印度军队进入那加山区进行武力平叛，基督教成为了那加人 ，“：，”，欧东明：“印度锡克民族主义及其宗教 政治动因探析”，南亚研究季刊，年第 期，第 页。，“：，”，“，：，”，姚卫群：“印度宗教关系的发展特点及若干启示”，世界宗教文化，年第 期，第 页。，：，“：，”，“抵抗的象征”。世纪 年代成立的那加民族主义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延续了那加民族独立运动与宗教相结合的特点，其标志性口号“那加兰为基督”（）在今天的那加兰邦家喻户晓。（四）引发传统宗教改良运动受基督教挤压，那加传统宗教文化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非基督教信仰的那加人逐渐探索对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变革。“赫拉卡运动”（）是规模最大的那加传统宗教文化改良运动。由于参与这一运 动 的 主 要 是 那 加 人 的 泽 米（）、良 美（）和 荣 美（）三个部落，因此该运动也被人们用这三个部落名称的前部分所形成的组合词来指代，称为“泽良荣运动”（），追随运动的人也被称为“赫拉卡人”或“泽良荣人”。始于 世纪 年代的赫拉卡运动试图通过模仿基督教、印度教的一些形式，打造那加传统宗教文化的“升级版”。运动的领导人贾多南（）大量借鉴了基督教和毗湿奴教（）的元素，用自己创编的一套礼仪、赞美诗、祈祷和文本来规范原来的泛灵论信仰。赫拉卡人将传统宗教文化中的神灵大量简化，其崇拜的神灵主要是丁考拉光（）和比斯努（）。那加古老泛灵论信仰中没有的东西随之出现了：仪式化的祈祷、寺庙和赞美诗等。同时，赫拉卡运动要求人们减少祭祀，废除了很多禁忌。年贾多南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同年 月被判处死刑。贾多南的继承者是他的弟子盖丁柳（）。年盖丁柳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盖丁柳被捕后，赫拉卡运动继续在三个部落中发展，成为了那加本土宗教文化的新形态。赫拉卡人排斥基督教，在他们眼中，“基督教皈依者被视为颠覆自身独特生活方式的第五纵队。”，“：，”，“：，”，：，：，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四、宗教对当前那加兰邦局势发展的影响当前，印度那加人的宗教生活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与宗教相关的不同的认同问题在印度东北边疆那加兰邦的存在状态，及其如何在印度东北边疆形成一张相互作用、带有张力的关系网，影响着印度东北边疆的治理。（一）传统宗教文化在重新定位中向基督教渗入“那加民族”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有意识地从现在的“那加民族”视角和利益、立场去审视甚至勾勒以往的历史，而且会将这一“那加民族史”所涵盖的年代和范围尽量扩大，以便为当前的“那加民族性”提供最为有力的支撑。现在，那加人很自觉地将其历史“那加民族化”，并经常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但是，改宗却给那加人带来了两个与上述表述相矛盾的地方：一是“古老”而“独特”的那加民族的历史内涵是什么。那加人将基督教的传入描述为“从黑暗到光明”。如果前基督教的那加传统文化充满“黑暗”，那么那加人作为“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难道要等同于“黑暗”？二是一些人质疑“那加民族”在前基督教时期的存在，并有意无意地否认“那加民族”的历史久远性和历史真实性，这也给那加人的现代“民族”感情带来了伤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年夏天，时任那加兰邦首席部长的贾米尔（）对那加历史的描述遭到了大众的抵制。他在一本名为 那加社会的基石 的小册子中对那加人的历史这样描述道：“实际上村庄自身是一个实体。村庄之间的主要 接触 是通过野蛮的 猎头 活动。相互之间互相猜疑和不信任的情况比比皆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是当时的主流。不同部落之间没有信任或互动。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 那加民族 的问题并没有出现。”贾米尔的描述无论是否客观，都与那加人今天已经自称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情感相冲突，这就不难理解小册子在那加人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部分人指责贾米尔在破坏那加民族的，“：，”，团结，并对“一个自称是那加人的人可以堕落到不承认自己的历史”表示惊讶。但是那加人的现代民族身份是以基督教认同为基础产生的，而不是传统文化，那么其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前基督教历史的共同性又体现在何处？或许只能是被基督教否定的传统文化生活。这些争议反映出的共同要点在于：如何重新审视和定位前基督教时期那加人的历史，使之服务于现有的那加民族性及其所代表的相对于“印度人”的集体利益。要定位好这段历史，就需要重新定位那加传统宗教文化，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基督教传入时期，许多那加传统文化因被传教士视为“异教的”和“邪恶的”而被否定和禁止。随着时光的推移，在今天，一些那加传统文化已经不像基督教传入时期那样被极端化地对待了。部分那加人甚至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将传统价值观和意义重新编织到当代社会的结构中”。在这种趋势的带动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加传统宗教文化的一些元素甚至反向渗入基督教，如以前被西方传教士禁止的图腾和传统舞蹈等，这使得基督教在那加人中出现了本土化的痕迹。一名那加学者描述了自己的家乡在举行基督教百年庆典时，人们在两根“傲然挺立”的木柱上雕刻了“肉块、女人的乳房、太阳和月亮”等在泛灵论时代非常重要的图腾，而柱子上方的横梁上却写着“庆祝基督教百年”。他认为“这段特殊的铭文反映出，尽管由于皈依基督教而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仍试图保留文化特性”，而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那加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保留其传统物质文化的同时，仍然可以成为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庆祝基督教百年的欢迎门上有传统的图案，从而埋葬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旧观点。在每一次基督教的庆祝活动和会议中，会众都穿上了最为传统的彩色服装。民间舞蹈现在是任何基督教节目开场表演的一部分。”（二）基督教信仰下的分裂与冲突目前，尽管绝大多数那加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受各种观念和现实利益影响，基督教带来的认同感并没有在各那加群体之间促成充分的团，“：，”，：，“：，”，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结，彼此之间甚至以暴力方式激化矛盾，分裂和冲突始终困扰着那加社会。“那加民族委员会”衰落后，“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成为民族主义活动的领导力量。后来这一组织分裂为两大派系：以伊萨克苏（）和穆瓦哈（）为首的人成立了“”派系，以卡普朗（）为首的人成立了“”派系。尽管这两个派系都能与印度政府分别于 年和 年实现停火，但彼此之间的火并和竞争却从未停止过。政治路线差异和地盘利益争夺，使他们手中号称争取“民族自由”的枪支，更多地被用来相互内耗。“派系暴力已经成为当今那加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如果说印度军队不人道，那加游击队在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疑似第五纵队成员和政治对手方面同样无情。”一些人甚至将地下武装活动视为与理想无关的独特生存职业。“加入那加地下组织并成为其普通成员，越来越被证明是一条可行的职业道路，一条被体面生活的真实可能性所诱惑的道路。”与此相关的恐怖和极端主义活动也殃及平民。各个派系向百姓、商人和企业“征税”，其中夹杂着敲诈、勒索和威胁。除了这两大派系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的小团伙。这种状况带来的突出问题在于，“对于民族主义来说，政治暴力正在稀释精神道路，将大众引向罪恶和厄运般的精神未来”。那加民族主义组织并不为这些行为表示过多的歉意，而是用宗教话语为自己的暴力活动提供辩解。一名曾在“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两大派系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感到，这些组织的会议充满宗教色彩，更像是宗教会议，而不是政治会议，但是他的现实感受是，无论那加民族主义者听起来有多么宗教、道德和敬畏上帝，派别杀戮、杀害无辜者、勒索、强迫征税、步枪威力下的统治、恐惧和恐吓以及地下组织的压迫都“讲述了一个矛盾的故事”。他在田野工作中“目睹了那加人正在经历的一些磨难”，并由此提出了一种颇具指责含义但却发人深省的观点，“武装组织的 那加兰为基督 是那加人政治意识和 ，：，：，：，：，“，”，基督教的结合，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民间宗教形式。”面对困境，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那加人指责这些暴力和极端主义活动违背了基督教的友爱和宽恕原则，他们积极呼吁和平、渴望秩序。“那加兰浸礼会理事会”和“科希马浸礼会牧师联谊会”等团体多次举行和平祈祷和游行。游行者反对派系杀戮，并要求握有武器的那加民族主义组织各个派别停止以“那加兰为基督”的名义进行杀戮和勒索，甚至是要求各派停止使用该口号。对于那加人宗教生活的这种状况，一种深刻的表达是，基督教“在理论上表明了信徒之间的共同身份，但作为实践，它是多重身份、知识、教派论战、特殊信仰和实践以及个人经验的综合体。”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因素在那加人生活中所起的认同作用，因为宗教毕竟是那加人心灵深处的一种归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夸大这一作用，因为从那加人的生活事实来看，宗教还没有完全约束住人们的暴力行为。（三）“国家话语”印度教的灵活渗入偏远的那加山区和印度政治中心新德里之间存在的不仅是距离上的遥远，还有心理上的疏远。那加人对印度中央政府的认同程度有限，印度被视为“印度教的印度”。那加人吓唬孩子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孩子不听话或哭闹不止时，家长可能会这样说：“我要打电话给一个印度人”，或者是“如果你不停止哭泣，印度人就会来把你抓走”。那加人认为印度主流媒体甚至是政府部门对他们“桀骜不驯、未经开发”的类似报道贬低了那加人的形象。对此，那加人则辩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宁愿选择跟随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要优越得多。”对于新德里而言，治理东北边疆那加兰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加强那加人对印度的国家认同感。为此，印度中央政府和印度教组织、人士在，：，：，：，“：，”，“，”，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消减隔阂、增强认同方面也有所举动。印度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试图渗入那加人的生活并发挥“拉近距离”的作用。当然，印度教要在那加兰邦寻找渗透空间并非易事，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基督教信徒占人口大多数的邦。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教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力量没有进行“见缝插针”式的努力。面对困难，印度教的渗透很讲策略，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将那加传统宗教文化作为印度教向那加人渗透的切入点。印度教人士试图将那加传统宗教文化嫁接到印度教的大树上。首先，他们对印度教进行了策略性解释，降低其宗教敏感度。“同盟家族”（）成员在那加地区活动时，强调“印度教”是“遵守本土信仰和文化的人”，“印度”的意思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源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因此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崇拜方式。同时，印度教又被和爱国主义、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被描述为一种国家公民精神的标志。他们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外来的，不是本土的，每一个非基督教徒和非穆斯林都是印度人。根据这一逻辑，那加人的传统宗教文化因其是本土的生活方式，所以属于印度教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解释，“同盟家族”成员构建了那加本土宗教文化和印度教之间的贯通性和亲和力。这种渗透是有效的，那加兰邦赫拉卡信徒家中的祭坛上同时摆放着印度教的符号“”。一幅那加兰邦的当地宣传画很有意思，它展示了这样的形象：“印度母亲”（）手拿法杖站在中间，身后是一只狮子，她的四周是历史上印度那些并不见得信仰印度教的、而是信仰各种泛灵论文化的不同部落领袖的头像，他们在“印度母亲”四周围了一圈，其中包括盖丁柳。其次，印度政府代表国家力量有意识地抬高那加本土宗教历史人物盖丁柳的形象和地位，而非那加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信仰基督教的费佐等。尼赫鲁曾将盖丁柳尊称为“女王”。年，印度全国各地举行了纪念盖丁柳诞辰 周年的活动。在新德里，莫迪亲率中央政府的部长们出席纪念“盖丁柳女王”（）诞辰百年庆典的揭幕“同盟家族”（）以“（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家庭）”为口号，是一个面向全世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的平台。参见：，“：，”，：，：，仪式。莫迪将盖丁柳称为“女王妈妈”（），并表示盖丁柳与英国人的斗争也是为印度的统一和完整而斗争。实际上，盖丁柳在那加兰邦的知名度远不及费佐，但是她是本土信仰者的代表，可以与“印度教”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了印度国家力量选择的推崇对象。那加浸信会信徒则对这种推崇行为表示反感，他们将盖丁柳与印度教右翼团体联系在一起，称她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渗透到基督教中心地带的一个助手”。二是通过经济投资方式寻找渗透空间。经济投资带来的利益诱惑和就业机会被一些印度教人士所利用，以便在那加兰邦为印度教挤出存在缝隙。印度的瑜伽大师巴巴拉姆德夫（）同时也是一名大商人。年，拉姆德夫来到那加兰邦，那加兰邦首席部长对拉姆德夫的到来举行了盛大招待并宣布了拉姆德夫对当地的一系列投资，其中包括一所工程学院、一所阿育吠陀学院、一所管理学院和一所国家时装技术学院。拉姆德夫并没有忘记给那加兰邦带来瑜伽，他将瑜伽描述为一种体育锻炼，但那加人认为瑜伽实际上就是印度教，拉姆德夫是印度教大师。瑜伽在那加兰邦受到了强烈抵制，那加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像瑜伽士那样盘腿坐着，更不能在瑜伽中心吟唱吠陀。当地报纸的文章警示那加人，拉姆德夫是一个宗教人物，而且是印度政客树立的一个文化偶像，用来在各地传播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印度母亲“巴拉特”的幻想，而且拉姆德夫曾在现任印度总理莫迪竞选时为其助选，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巴巴，会“斩首”那些拒绝唱“神母印度万岁”（）的人。“，”，：，：，：，“：，”，“巴巴”主要指印度的苦行僧，这里那加人媒体用“巴巴”一词意在强调拉姆德夫是一个印度教徒，不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宗教与印度东北边疆治理：那加人的改宗与认同结 语群体改宗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在初期阶段，传统宗教文化会对新宗教文化进行激烈地排斥，新宗教文化的进入通常并非一帆风顺。即便是在新宗教文化站稳脚跟后，传统宗教文化通常也没有迅速消失。就印度那加人的具体情况而言，基督教正是在殖民扩张的时局下，在殖民当局作为政治权威的默许下，在“先进”“文明”等时代话语的描述下，逐渐深入那加山区这片“村落王国”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具有优势的武器、技术、医药、学校教育模式、生活条件都起到了参照和促进传播的作用。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及其带来的苦难，那加人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担忧，脱离印度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及其与印度战争的落败和痛苦境遇，都促使基督教成为新环境下那加人寻求心灵慰籍、获得深切关怀、实现群体团结、构建民族身份的资源。基督教成为崇山峻岭中语言不同、居住分散、交往有限的那加人用来建构一个统一的、跨越山岭村庄的泛部落“那加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基督教相对于泛灵论为那加人提供了更强大的心灵关照和更具吸引力的人生解脱图景，并使那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认同具有对立性和复杂性。在那加人改宗的历史进程和那加人当前的宗教文化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相互对立的二元认知或话语的相互转化。第一对这样的认知（话语）是“本土 外来”，第二对是“自我 他者”，第三对是“神圣 世俗”。那加人的事例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些认知和话语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启示。以往泛灵论是本土属性，基督教是外来的。后来则发展成为基督教是本土属性、印度教是外来的。“基督教开始是一个外部因素，但最终成为一个内部因素，那加人将基督教信仰内化，并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将其作为一种不同于印度的那加文化标志。”以往，泛灵论的宗教文化生活是那加人身份、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来源，用以构建和体验“自我”。后来，基督教则成为那加人身份、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甚至是在同一个人生活的不同年龄阶段，用以继续构建和体验另，一个“自我”。以往的“他者”，是那些改信基督教的那加人，他们甚至被赶出村落，后来信仰基督教的那加人不再是“他者”，“他者”更多地指向“印度教徒和印度”；那加人的改宗过程，也是神圣与世俗在那加人宗教文化生活中二元融合及背离的过程，是那加人在神圣与世俗中寻找、反思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在以往的泛灵论宗教文化中，那加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体验传统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也通过功德宴的施舍与爱心赢得尊重和地位，但同时也有与这种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