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成效探究.pdf

收稿日期:2023-03-20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纲要课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及路径探究”(20210429XJG);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项目(XNZZSH2102);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项目(20GTYBC14)。作者简介:苏杰,男,回族,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E-mail:63328523 。2023 年 9 月第 45 卷 第 5 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Sep.2023Vol.45 No.5DOI:10.13393/ki.1672-6219.2023.05.008引用格式:苏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成效探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5):48-54,11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成效探究苏杰1,2(1.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2.四川师范大学 华西边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摘 要:三线建设史不仅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工业发展史、经济建设史,也是一部人口流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三线建设是立足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国家统一意义的重要政治决策,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政治认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三线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孤立隔绝的封闭状态,为其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增进了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性,使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从“排斥抗拒”到“主动支援”的巨大转变。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三线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从“制度区隔”到“深度交融”的转变,双方的联结互动有助于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加强社会整合。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三线建设巩固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根基,可以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关键词:三线建设;政治决策;实施成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C 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23)05-0048-07 三线建设是指 1964 年至 1980 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核心的大规模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地区,指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共涉及 13 个省区。”195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出发,“三线地区”既包括民族自治地方,也包括多民族混居的省市;三线建设移民既包括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从研究现状来看,既有成果不论是基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视角,大都集中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以“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研究主题为例,既有成果主要依托历史文献,梳理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原因、过程、效果及其完善等。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目前尚未深度参与到相关主题讨论中。就笔者目力所及,李星星、罗勇等较早对攀枝花三线企业如何辐射落后地区、影响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吴倩华对三线建设与贵州少数民族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袁世超、马万利认为宁夏三线建设移民间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宁夏社会的健康发展。胡洁关注到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三线建设者从区隔、排斥到融洽的过程。杜华君认为“三线建设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火热实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财富”,但并未对其展开深入论述。可见,既有成果尚未对三线建设决策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共产党、三线建设移民之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建的意义进行深入解读,三线建设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作用等议题研究方面尚有较大的深化和拓展空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交往交84流交融既是历史也是现实。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重要事件,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项浩大工程,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特殊历史。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尽管存在一些弊病,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在初步改善国家工业布局、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创造了条件。2017 年 10 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论断,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各民族人口的流动是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与条件,各民族人口的深度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与条件。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三线建设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文化,挖掘三线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影响,面向全社会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可以展现三线建设的一个独特面相,对于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三线建设是立足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要决策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原因,学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即认为是由巩固国防和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双重动力推动。“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是基于两个原因:当时中国大陆周边形势日益严峻,中国的工业重心集中在东部大城市,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同时,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是重要战略任务。”195笔者认为,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思考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原因,必须将其置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党史与国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整体利益、与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三线建设重要决策的历史意义,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三线建设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一)三线建设决策体现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根本目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施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和社会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具有特殊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虽然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并非高枕无忧,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周边面临着暗流涌动的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一些外部势力对我国的封锁、打压、遏制、围堵一刻也没有停息。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当局在东面声称要反攻大陆;美国军队在我国南面入侵越南北方;北面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布下重兵;近邻韩国与日本继续与中国为敌。虽然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但巩固政权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和繁重,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时刻面临严重的威胁,自1840 年以来不断遭受的劫难、蒙受的耻辱无不时刻警醒着中华民族。其背后蕴含的深刻道理正如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被两大因素深深地困扰着,这就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和平外部环境;而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物质保障。”3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情感共同体,集体的尊严需要各族人民共同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集体的利益需要各族人民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群体尤其是一个民族在面临危机之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集体经历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或造就其成员的社会行为模式”4。因此,当共同的风险和危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时,各族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集体面对不可摆脱的生存境况与危机抉择。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利益成为中华民族置于首位的共同根本利益诉求,国内各民族的意识完全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得到强化。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作出了以备战为核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也折射出中华民族敏锐的战略底线思维。“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是针对战争的危险而作出并大规模展开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央决策层中,并不认为战争就一定能打起来,而是从最坏的考虑出发的,爆发战争是我们最坏的准备。”5总之,三线建设是在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并向富起来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为解决前进道路上威胁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外部障碍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政治决策,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国家统94一的意义,犹如给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购买的一份意外保险,展示了中华民族准备抗击任何来犯之敌、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是完全有必要的、正确的选择。从参加三线建设的数百万劳动者角度来看,“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大大增强了三线建设者群体的凝聚力。”6因此,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三线建设者才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去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毅然决然地参与到建设大军当中。(二)三线建设决策体现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全国各族人民在行动上对三线建设的支持,源自思想上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认同。其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当代国家认同中最核心的政治认同,它既是维护和实现各民族群体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石”7。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党的领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必将取得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的实施不仅肩负着艰巨的国家使命,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号召下,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全国各族人民毫不犹豫,一心为革命,把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视为自己忠诚的精神信仰,全国各地的精兵强将和精良设备支援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奔赴大西南和大西北,扎根边疆。他们始终坚持“阶级仇恨满胸膛,手握风镐如握枪;排除万难争速度,掘进闯将心向党”8,投入到报效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与此同时,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选择迎难而上,以力拔山兮的气概艰苦奋斗,用愚公移山的魅力开拓创新,他们是三线建设中冲锋在前的主心骨和主力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的形成和延拓,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有力推进和协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三线精神”才会如此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总之,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的决策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也是一个有着坚强政治担当的政党,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所无法完成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线建设在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认同。二、三线建设的实施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如果说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安全利益,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那么三线建设的实施则是进一步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基础。从总体实施情况来看,“三线建设从 1964 年开始,到 1980 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 亿元,相当于 1953 年至 1964 年投资的 3 倍。根据 1984 年普查,在中西部建成了 1945 个大中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195这些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改善工业布局、促进西部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产生了全面和深远的影响。(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从“孤立隔绝”到“融入大局”从地理环境条件来看,我国民族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大多处在西部偏远的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地区,远离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带,远离交通干线,交通条件较差。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9据统计,“占全国总面积 2/3 以上的西部地区,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 1/3。交通、通信、资金、技术、人才和商品等发展经济的要素受到限制,处于一种孤立、隔绝的封闭状态。”10这种“孤立隔绝”状态限制了民族地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所推动的沿海和内地一些大型工业企业的内迁以及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1964 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当作重点,在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修建了铁路,建设了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工业基地,辐射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1965 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05产值比 1957 年增长了 57.2%”1199。以工业建设为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民族地区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在西南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以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工业布局;在西北形成了陕西航空基地、酒泉导弹基地、青海核工业基地,刀耕火种的千年中国西部一举结束了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历史,初步改变了单一的经济结构。比如,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三线建设得到极大促进。“三线建设期间,国家电子工业部在贵州黔东南、黔南两个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民族自治州境内,建立起了几十个军工企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电子工业体系。而且,中央和贵州还在这两个自治州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相继兴建了相配套的几十个原材料工业企业。增设了学校、医院、邮电、商业和社会服务事业单位,较大地减轻了少数民族入学、就医、购物和信息交流的困难。三线建设带动了整个贵州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科教文卫、通讯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了贵州及其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12与此同时,三线建设也给民族地区城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力助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攀枝花、六盘水、十堰、怀化等一批三线城市逐步兴起,改变了民族地区城市的空间布局,改善了民族地区城市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单一发展局面。成昆铁路的建成打通了西南三线建设的大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进一步工业化的引擎、连接东西部的造血大动脉、沿线各族同胞脱贫致富的发动机。研究显示,“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越西县,彝族人口占 60%,过去由于交通闭塞,山区人民长期刀耕火种,货物全靠人扛马驮。成昆铁路修建后,铁路通过该县的里程达 79 公里,境内设有 9 个车站,全县有 50 多个乡镇通了汽车,交通环境的改善使经济发展的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变。”13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凉山地区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正是对这种重要作用的生动写照。“铁路修到了凉山下,彝家的心里乐开了花,炸开了高山架起了桥,一条铁路通到我们家。卡沙沙!修路的大哥卡沙沙!春天帮我们来播种,秋天又来帮我们收庄稼。给我们阿依治好了病,还教阿米子学文化。卡沙沙!修路的大哥卡沙沙!一手送上兰花烟,一手送上金尖茶,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卡沙沙!修路的大哥卡沙沙!”14同样地,1972年 2 月,湘黔铁路建成通车后,湘西和黔东地区的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各族人民同样用歌声表达着内心的欢欣和幸福:“一条铁路通远方,千里万里闪银光,连着高原苗家寨,连着洞庭鱼米乡。”15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民族地区要获得跨越式发展必须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和不竭动力。三线建设在改变民族地区孤立隔绝状态的同时,也为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造了条件。当前由全球化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三线建设已然成为历史,我国已顺利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如期实现,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我国新的发展机遇,当年三线建设覆盖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正好处在“一带一路”的中央,客观上为民族地区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了便利。当年建成的工业基地、产业布局、中心城市,所打造的骨干企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乃至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三线精神”,都将成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民族地区结合自身发展条件、资源禀赋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更强劲的经济动力。(二)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从“排斥抗拒”到“主动支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建设,忽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以致出现“重物质、轻精神”的偏差,反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三线建设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也为增进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建立在其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之上,集中地反映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礼仪礼俗、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构成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既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之一。笔者认为,这里的“共同性”不仅仅包括政治上的“五个认同”,还应包括各族人民思想文化上的共同体认同。2017 年 9 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大三线中有一段解说词让人印象深刻,它生动地诠释了三线建设给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带来的积极转变和深刻影响。“三线工厂就像一列列翻山15越岭的火车,驶进了西部大山的土家村寨里,钻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打破了一些民族地区与世隔绝的局面。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16新中国成立初期,身处大凉山腹地、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同胞,无论是饮食、服饰还是居住等都还相对单一,生产生活水平十分有限。三线建设给民族地区带去了工业文明,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极大冲击,使世代生活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思想文化观念悄然发生着变化,经历了从“排斥抗拒”到“主动支援”的巨大转变。笔者对参加过成昆铁路修建的原铁道兵战士、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蔡方鹿教授进行的访谈也支撑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三线建设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改变了观念、开拓了眼界。据他回忆,生活在高山和峡谷地带的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老乡一开始几乎不与铁道兵筑队部队往来,但是随着工程建设的推进,他们慢慢地放下了警惕和戒备心理,后来逐渐主动开始用土豆、玉米等农产品与部队交换大米,甚至出现不同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矛盾和纠纷时也来找部队领导进行调处,双方的联系互动愈发紧密,少数民族对铁道兵筑路部队的支援和帮助也越来越多。成昆铁路修建过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或多或少可以说明相关问题。1965 年 2 月,成都铁道部第二勘探设计院陈如品副院长奉命向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彭德怀介绍铁路建设进展情况。“有的地方在勘测地形后,工人架起钻机,取土化验地质,少数彝胞便认为地下有宝,把他们的宝取走了,就阻挡勘测工作。”“有的地方对少数民族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发生了误会。在甘洛县一天,有几个工人正在操作钻机,两枝步枪架在旁边,没留意,被一位彝族青年抢走了。”1798显然,由于交通通讯不便,民族地区长期与外界隔绝,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铁路勘探等新鲜事物一时难以接受,甚至对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建设者表现出“排斥抗拒”的极端态度,这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一种不信任。有学者指出,“能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决于共同体成员之间是否相互信任。”18为了顺利推进建设工作,必须改变铁路沿线少数民族同胞的思想文化观念,获得他们的理解和信任,使他们能够“主动支援”三线建设。因此,针对已经出现的极端情况,勘探设计院与当地党组织、民族干部一起走村串户,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渐改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观念,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甘孜陈副专员是位老红军,彝族,深入现场做工作,与我们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为了不再发生类似,西昌地区领导层层做思想工作通过县和公社干部,大会小会讲,走家串户说明修铁路的好处。后来彝胞终于明白了道理,不但不阻挡,反而主动支援铁路建设,为我们带路、背仪器、扛设备、抬物资,什么都干。”1798由此可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与彝族同胞交朋友,尤其是将长征时期红军领导人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深厚情谊延续到了三线建设中,通过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使双方建立起基于理解与互惠的信任关系,有效地激发了彝族同胞主动支援三线建设的思想动机。(三)多元民族社会交往:从“制度区隔”到“深度交融”从宏观层面来看,1964 年到 1980 年,国家将西南和西北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相继投入2050 多亿元和几百万人力,在布局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巩固国防的同时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流动与融合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东部地区扮演了人口输出的角色,宁夏、广西、青海、贵州、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第一次迎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浪潮,不仅改变了西部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也为各民族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推动各族人民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嵌入奠定了基础。比如,攀枝花钢铁基地所在的攀枝花市本身就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居住,从1964 年底开始又汇聚了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35 个民族的 5 万名英雄儿女,几个月以后会战大军达到 20 多万,高潮时期甚至达到 60 多万人次,充分体现了攀枝花是由各民族共建的历史事实。根据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在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 732 680 人,占总人口的89.88%;少 数 民 族 人 口 82 472 人,占 总 人 口 的10.12%。与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 489322 人,增长 201.07%,平均每年增长6.31%;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增 加 了 36 506 人,增 长79.42%。”19短期之内大量人员的汇聚,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攀枝花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各民族同胞共同劳动生活、共同团结奋斗的时代印迹。“生活在攀枝花,吃遍全中国,云南的过桥米线、北京的涮羊肉和烤鸭、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西瓜”,既是攀枝花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汇聚的客观反映,也是各族人民社会互嵌的真实写照,是三线建设中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型缩影。再比如,成昆、贵昆等铁路的建成通车在改变西南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的同时,也密切了西南25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尤其是改善了铁路沿线汉、彝、苗、藏、傈僳、白、回、傣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西南边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亲历者回忆,在修筑成昆铁路的过程中,居住在周围的彝族群众看到铁路部队因技术落后和机械缺乏只能依靠肩挑背扛进行作业的艰辛后,自发地编织了很多背篼、箩筐等实用工具支援建设。铁路修好后,为了解决货车卸货人员紧缺、条件艰苦等困难,铁路部队还找到周边的彝族同胞帮忙,多地都留下了彝族同胞运送木材支援铁路建设的身影。为了感谢彝族同胞给予的帮助,筑路部队决定组织文艺工作者去彝族村寨播放电影并进行文艺演出,村民们得知部队要来,又主动开路并帮忙背发电机、电影机,军民之间、各族人民由此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三线建设的“靠山、隐蔽、分散”原则,大多三线企业布局于比较偏远、闭塞的环境中,加上国防军工类企业的保密性质、单位体制下的刚性隔绝以及二元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区隔,不可避免地出现三线企业移民单位内部交往频繁,而对外却较少与周边民众交往的情况。有学者注意到,“由于三线单位的封闭性和保密性,工厂严禁周边村民进入生产区,与当地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三线移民也往往远离所在地的主流群体,与所在地社会的互动十分有限,封闭的群体生活导致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单一甚至匮乏。”20不可否认的是,从三线企业的类型来看,部分属于保密性质的军工项目确实存在这种“制度区隔”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三线企业都是如此。实际上三线建设不只有军工项目,而是包含交通、机械、化工、煤矿、电力等在内的综合性开发,其中不少项目(如民用企业)是直接面对当地民众且需深度互动的。比如,宁夏三线建设项目就以民用居多,且人数规模庞大,日常生活与银川市民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厂址在市区,宁夏三线企业也广泛吸纳当地群众进入工厂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的本地职工数量超过了三线迁移来的职工数量,迁移职工与当地职工也没有了明显区别和界限,三线职工及子女与当地民众通婚的情况非常普遍。”21因此,这些地区三线移民的大量迁入并没有带来“文化孤岛”的现象,而是让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的宁夏民族构成更加多元,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有力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三线企业与当地民众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区隔表现较为明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政策的实施,早期一些独立封闭的三线企业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神秘的代号,而是开始从偏僻的农村迁往城镇,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走上军转民或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即“化剑为犁”),不可避免地与周边的民众和社会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三线建设者与当地民众身处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市场,共同的场域为各民族的社会交往和深度交融创造了条件。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方针指导下,三线企业不仅吸纳当地各族群众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主动向周边群众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多了起来,情感亲近也多了起来,彼此的社会信任感也更强了,逐渐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包厢化”区隔现象,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都更加和谐,不仅有助于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加强社会整合,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与公众的期待相比,嵌入式发展的三线企业在与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融合程度总体上还存在不小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哺回报,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22类似的问题仍然值得在如今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工作中反思和引起重视。三、总结与讨论可以看出,三线建设始于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严峻形势,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投入到了这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国民经济建设行动中并做出了贡献,提供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认同的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行动的重要经验。从政治角度来看,三线建设是立足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安全利益、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维护国家统一意义的重要政治决策,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政治认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三线建设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孤立隔绝的封闭状态,为其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增进了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性,尤其使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从“排斥抗拒”到“主动支援”的巨大转变。从多民族社会交往角度来看,三线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从“制度区隔”到“深度交融”的转变,双方的联结互动有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与加强社会整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背景下,三线建设无论从决策还是实施角度来看都始终坚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35会等方面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还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根基不断得到巩固和夯实。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经历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知识青年下乡返城、三线建设备战备荒等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都是在政府统一组织和计划安排下产生的移民运动,三线建设与其他移民运动仍存在着较大区别。一方面,从生产管理方式来说,三线建设以企业单位制生产生活管理方式为主要特征,而屯垦戍边以兵团军事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以农村生产互助为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从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辐射和影响来看,三线建设不仅推动了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增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这些广泛而深远的独特影响是其他移民运动所不具备的。回顾与总结三线建设的决策与实施成效,目的在于发掘和阐释其现实意义。三线建设的实施成效从现实角度验证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进一步回答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笔者深知,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三线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一个当前社会各界讨论热烈且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努力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努力,也需要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要统筹考虑和协调推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目的在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8 年 2 月,习近平在四川视察时对三线建设作出重要评价:“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11105三线建设留下的遗产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一方面,物质层面的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新三线建设”也在 2022 年首次纳入官方发布的课题指南中。另一方面,三线建设留下的最宝贵无形资产和精神遗产无疑是“三线精神”,直到今天也依然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其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和先进性仍是无法替代的。三线建设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待深入挖掘的,是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重要谱系。“三线”不能仅仅只作为400 余万三线建设者群体共享的一个地域文化符号和形象,而是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作为中华民族共享的、彰显共同性且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全民族文化符号和形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集体历史记忆。至于如何将其中蕴含的有利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宝贵资源挖掘出来并活化利用等,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注释: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 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 年第 3 期;陈晋: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梦想,党的文献2015 年第 4 期;王毅: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李德英、陈梦遥: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1 年第 2 期。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李星星、罗勇: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 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5 年;徐有威、张程程、喻双全:“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袁世超、马万利:迁移、发展与融合:宁夏三线建设历史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胡洁:社会认同:多维呈现与社会建构 基于贵州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杜华君:赓续三线精神,在团结奋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党校李海青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具有六个主要特征:一是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二是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三是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四是对人民群众的价值承诺与伦理关切,五是对集中统一的制度要求与组织建构,六是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参见李海青: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五个认同”指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访谈日期:2022 年 7 月 26 日。关于少数民族同胞支援三线建设的方式与做出的历史贡献,笔者将另文探讨。“文化孤岛”现象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三线企业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主要是指三线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社会关系、群体心态等方面与当地主流文化群体由于隔离居住而形成了文化孤岛。参见刘有安:孤岛文化背景下的移民社会文化适应 以宁夏清河机械厂为例,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 年第 5 期。“包厢化”是美国政治学者桑德尔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意是指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社会,有钱人通过购买独立的空间与大众分隔开的社会现象。笔者借用此概念,旨在描述三线建设移民与当地民众因人为的区隔而无法更多直接接触的现象,就像比赛场馆里的包厢区隔了内外的人们,彼此间缺乏互信,弱化了社会整合。参见范可:理解族别,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5-240页。相关论述可参考赵罗英: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6 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伟大的祖国是 56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 56 个民族共同开创”,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下转第 115 页)45学者的桌面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这里的“优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内容的优质。这要求编辑始终坚持文化追求,以生产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为己任,优化内容把关工作,增强文化自信,出版优秀作品。二是形式上的优质。传播载体的多样化要求编辑拓宽学习领域,掌握现代编辑技巧,提高创新意识,形成现代编辑思维,注重从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多种形态上去考虑出版物的呈现效果。同时也要注重编校工作,避免编辑出版工作重心偏向选题和策划,不断提升编辑文字整理、校异同和校是非的能力。唯有以“质量第一”的工匠精神来指导编辑出版工作,才有可能化解“大众编辑”对“职业编辑”的冲击,凸显职业编辑和专业出版机构的优势。四、结语沈昌文的三个“第一”思想既传承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家们为文化事业而坚韧不拔奋斗的初心,又彰显着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出色的创新整合能力。这三个“第一”融合了编辑出版工作中编辑工作者所必备的文化素养、政治素养和职业能力,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出版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印刷方式和速度、发行体系、单位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不可忽视这些变化始终立足于编辑工作基本要义。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优秀的编辑出版思想与新时代编辑出版工作相融合并且扩而充之。参考文献:1张鸣.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 李昶伟.俞晓群:只要书还在,文化内部就还在流动J.南方人物周刊,2022(12).3 周蔚华.新时代优秀编辑的变与不变J.现代出版,2018(6).4 沈昌文.师道师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5 刘心武.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J.读书,1982(6).6 卜祥维.书籍设计在三联书店文化品牌塑造中的角色研究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13.7 王蒙.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