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隐秘关系——评唐东堰《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pdf

重新审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隐秘关系评唐东堰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符悠悠1，张小妹2（1.泰国吞武里大学 教育学院，曼谷 10170；2.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南昌330013）摘要“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口号，后者在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的次数远超前者，然而后者的研究成果却远不及前者丰硕。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聚焦于“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回到历史语境，细致考察科学因素影响下五四新文学的独特面貌；审视文学现场，深刻剖析科学带给五四新文学的负面影响；立足文本证据，全面梳理科学赋予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底色与现代化特质。该著以史学眼光审视文学进程，既回溯历史现场，又追寻当下文学发展的方向，拨开重重迷雾，深入挖掘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隐秘关系。关键词 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科学；五四新文学；发生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2096-8574.2023.02.012 文章编号 2096-8574(2023)02-0097-06Re-thinking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Between“Science”andthe New Literature of May FourthReview of Tang Dongyans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U You-you1，ZHANG Xiao-mei2（1.Education College,Thonburi University,Bangkok 10170,Thailand；2.College of Arts and Law,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13,China）Abstract:“Democracy”and“Science”were the two banners of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Science”appeared in themagazine of New Youth far more often than“Democracy”,but its research results were far less fruitful than“Democracy”.Thebook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cience”and the May FourthNew Literature,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carefully examines the unique condit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underthe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factors.It examines the literaty scen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cience on the MayFourth New Literature.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extual evidence,this book outlines the traditional truth and modern qualities that sci-ence has given to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It examines the literary process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con-text and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literary development,which sheds light on the fuzzy relationships between“Democracy”and the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Key words: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cience；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emergence 收稿日期2023-03-07 修回日期2023-04-28基金项目202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科学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研究”（21CZW004）作者简介符悠悠(1987)，男，江西抚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与文化。第 25 卷 第 2 期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 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Jun.2023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诞生于这一运动中的五四新文学，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大多数研究者专注于研究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文学创作，对于科学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极少，即使有，也仅仅局限于表层，对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探究。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唐东堰教授的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苑出版社 2022 年版）一书立足于坚实的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崭新观点，并以充分的论据、有力的论证证实了这些观点的合理性。该著致力于寻找文本证据，还原历史原貌，摒弃了固有看法，揭露了被忽略与被遮蔽的文学真相。该著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返历史原场，回归文化语境，客观评估科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二是在古今对比、中西对比中，揭示科学对于五四新文学创作（尤其是五四小说创作）艺术想象力的限制与规范。三是在文本细读与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挖掘科学影响下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底色与现代化特质。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研究观点、清晰的研究思路与客观严谨的语言风格，实现了科学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突破。一、对五四时期科学影响的历史还原鸦片战争以来，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理想，知识界掀起了一场西学狂潮，但对西方的学习还只是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对西方的学习进入了思维和精神层面。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民主”和“科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前者对于五四新文学主题内涵的渗透作用不言而喻，而后者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民国文学机制”等概念，这些概念被统括为“民国视野”1，为将这一考察角度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重返历史现场”的设想，希冀通过发掘与整理原始材料来还原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与发展脉络。唐东堰教授在其研究中对这一方法运用自如。当我们翻开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跟随作者的精彩论述回到历史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近代科学对五四文学变革全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还体现在创作观念及方法等多个层面。从正面意义上来说，它使五四新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崭新面貌；从负面意义上来说，它阻碍了五四新文学的长远发展。就外部形态而言，西方近代科学在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以科学杂志为例，揭示其中大量的科学新语汇、崇实精确的语言与逻辑化的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转型的助推作用，正如书中所说：“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2(107)在书中，作者充分肯定了科学杂志在整个汉语现代化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指出科学杂志并非专门的文学杂志，因而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有限。在论述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结合历史语境，尊重客观事实。同时，作者摆脱了陈旧的工具论语言观的影响，以一种先进的崭新的语言观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把握思维与语言的一体性，揭示五四白话文运动既是语言革命，又是思想革命的本质特征。两者相互促进，一方面，“思想革命和现代人的觉醒带来了言说模式的全面转变从代圣人立言转向自我言说，白话文作为现代汉语的构成基础由此而确立”3，思维方式的改变催生了语言形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们意图以新的思想观念代替旧的思想观念，五四语言革新的同时还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科学带来的影响不止如此，它不仅赋予外在的语言形式以现代性意义，也将写实手法与写实精神引入五四新文学的具体创作中。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主张“实 98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地观察”，推崇“客观描写”4，以至于“把实写当作达到真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2(56)。作者既看到了这种文学创作观念带来的正面影响，即带来更加逼真的实境描写，赋予故事情节较为严密的逻辑，也关注到片面强调科学和写实给五四新文学带来的损害，“写实派与浪漫派合二而一，反映论取代了表现说”2(21)，这一局面是造成五四新文学审美兴趣单一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由于五四新文学建立在狭隘的应合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将艺术看作对生活的“复制”与“抄袭”，将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使得小说的艺术想象力无法自由施展，这就导致了五四小说中的公式化写作与启蒙文学中理想的缺席。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基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及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证实了科学对于现代白话文形成和五四新文学创作理论及实践的双重影响。在文学史教材的叙述中，往往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看作白话文运动的发难文章，仅仅将新青年杂志看作是倡导白话文写作的急先锋，然而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整理，唐东堰教授发现在 1916 年创办的科学杂志上早就出现了更加纯粹更加成熟的白话文作品。与晚清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不同，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并不指向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而是指向语言的现代化与逻辑性。也就是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实质上是一种欧化了的白话文，而不仅仅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重返历史现场”的方法要求我们运用丰富的现场材料，回到历史时空与历史语境，纠正文学史的偏误。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从大量的近现代报刊杂志中找寻被遗忘的文学角落，运用广告、书信、开幕辞等多种形式的材料，突破了现有文学阐释的框架，还原了历史真相。二、对五四新文学局限性的深刻总结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历来是一个难题，由于五四新文学产生于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具有非凡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文学史一直对五四新文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学确实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现代品格，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先锋性，但五四新文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对此我们不应避而不谈，而应予以正视。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对五四新文学的局限性及深层原因进行了大胆揭示。在五四时期极度崇拜科学的文化语境下，一切不符合科学常识与科学精神的因素都会被扼杀在创作的摇篮中，这给文学作品的想象力带来了几近毁灭的打击。通过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及西方现代小说进行互动对话，不难发现，在科学热情高涨的五四时期，中国传统小说中的超现实神秘想象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非理性想象遭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抨击，而五四小说的艺术想象力在“科学”的围困之下走向了末路。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即“仅就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艺术想象力而言，五四新文学不是走向了自由和解放，而是走向规范与 限制”2(40)。这一论断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大量的文本证据和坚实的理论依据都可以证明该观点的合理之处。在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的主题内涵、创作方法和评价标准都向“求真”靠拢，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所奉行的“科学研究”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文学虚构的自由性，导致文学“美”的本质丧失。在该著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最早研究科学与五四文学关系的刘为民教授，在“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一书的结语部分曾提及科学给文艺批评带来的弊病，遗憾的是，当时他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并不深入。唐东堰教授关注到这一问题的研究空间及研究的必要性，在书中专门列出一章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从“科学”“写实”“功用”三个维度论证了五四新文学普遍缺乏艺术想象力的重要观点。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来源于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盲目崇拜。从五四先驱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他们自觉地接受科学知识 第 2 期符悠悠，张小妹：重新审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隐秘关系 99 的洗礼，另一方面对“赛先生”的误读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整个过程。深受科学影响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常以写实的笔触描绘社会现实，众生百态，将写实放到首位，使得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常常被漠视，进而导致“思想启蒙取代了审美愉悦”2(81)，五四新文学沦为“图解科学常识的产物”2(121)，甚至“文学想象力像代数公式一样运行”2(122)，最终致使文学的审美虚构性不断弱化。这种极力模仿现实世界的“写实主义”文学观严重窒息了文学的想象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作品主题和内容上的雷同。五四新文学启蒙功利性过于突出也导致了文学作品想象力的匮乏，一些五四小说只着眼于对现存社会的批判，而忽略了对启蒙理想的展现，导致“审美空间是狭窄的，缺乏诗意的”2(17)，创作主体的想象力被限制在固定的狭小空间。在科学理性精神高扬、写实之风全面席卷和功利主义盛行一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但凡有一点不符合科学逻辑的创作都容易遭到批判，对杨振声玉君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玉君算不上是一篇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作品，然而仅仅是作品中反复的梦境描写与淡淡的理想主义色彩就使得该作品在五四时期遭到猛烈抨击。在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中，作者深入挖掘了科学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历史局限。科学在五四时期占据着难以撼动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小说中带有丰富想象色彩的神魔小说、科幻奇谭小说或乌托邦小说等被挤压得毫无生存空间，而以虚构为主要特征，本质上反科学反理性的西方现代派小说被围攻至毫无招架之力。写实主义在五四初期几乎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主张“文学于人生是一种切要的工作”5的文学研究会自然是写实主义潮流的绝对拥护者，而倡导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在前期创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写实主义的影响，如郁达夫、王以仁等创造社成员所写的自我抒情小说，这类小说虽带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却大多具有自传性质，而创造社到了后期更是转向无产阶级文学，完全投入了写实主义的怀抱。三、对科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合理解读表面上看，“科学”一词与传统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两者指向不同的目标。然而，通过追溯“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唐东堰教授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对“科学”的误读始终存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认同的科学观念“既有西方近代科学色彩又夹杂着中国文化特色”2(8)。一方面，对西方近代科学的狂热追求使五四新文学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现代化特质。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借由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底色。从语言形式上来看，与科学相关的新术语、新词汇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当中。例如周作人将“人的文学”定义为“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6的文字，同时在“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间横亘着科学的标准。再如郭沫若的白话新诗天狗使用了“X 光线”7(48)、“宇宙”7(48)、“燃烧”7(49)、“电气”7(49)等包含科学知识的词汇。1918 年胡适曾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8的口号，这一口号将白话视为新文学的正宗，正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逻辑辩证一文中所说：“现代国家的白话文学就是国语文学，不能把古代社会的白话文学也当成国语文学，因为它不是文学的正宗。”9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古代的白话文所采用的直觉思维方式与西方追求逻辑性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从本质上将古白话文和现代白话文区分开来十分必要。外在的语言形式与内在的思想文化互相影响，西学新词汇的创造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这些新词汇承载着西方近代科学新思想，崭新的蕴含现代因素的意义取代了原先古汉语中的固定含义。除此之外，表述的逻辑化与结构的严谨性体现了对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追求，如科学上的许多论说文章，常围绕某一个中心论点层层递进，展开严密的论证，采用西式标点以保证句式的逻辑性。作为五四新文学思想阵地的新青 100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年杂志同样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以理性的思维方式、精确的表达带来了现代化的思想变革。五四新小说诞生之初就带有较强的功利目的，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学的社会使命密不可分，揭露社会问题、宣扬科学理性和批判封建迷信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刘为民教授曾在“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倡导具有“批判性的或建设性的文化功利价值”10。唐东堰教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将功利主义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以审慎的态度阐明了两者间的确切联系，即“儒家关注现世的情怀与社会科学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的精神交融在一起。儒家功利文学观披上了科学的外衣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2(69)。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对古已有之的“文以载道”理念的延续，古代的“道”承载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及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与之不同的是，五四时期“道”的具体内容已然变成了科学，但其本质仍是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文学观的翻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意图将科学作为思想武器来反对封建礼教，从而重建社会文化与道德秩序。这种倾向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以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为例，许钦文的疯妇、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等小说描写社会惨剧、封建民俗，主要是为了揭露社会黑暗来“引起疗救的注意”11。正是这种过重的社会功利心态影响了五四小说家的创作，使得他们的创作常有着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审美价值不够突出的缺陷。该著作采用的“科学”概念意为“近代科学”，这一概念在引入之初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意义，但由于五四新文化先驱多将“科学”看作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手段，以个人的主观预设和期待来“定义”“接受”科学。因此，五四倡导者们对于近代科学的认识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正如宋剑华教授所说：“五四新文学白话文的外在表现形态与为人生的内在表现内容都在实用科学理性的中介作用之下形成了最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特色的严谨逻辑关系。”12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们以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来诠释传统文化中的实用功利主义，意图“以科学代宗教”13，在这一语境之下，作为观念的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坚守科学求真的精神，注重回到历史现场寻找证据，从而发掘出历史长河中所遗漏的文学洞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回到历史原场，尊重历史真相，对科学影响下的五四新文学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对科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又颠覆普遍认知，提出全新观点，揭示了科学对五四新文学艺术想象力的束缚与制约，阐明了语言变革与思想革命的一致性。当然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该著作在探讨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主要集中在对小说、诗歌这两种体裁作品的分析上，对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体裁的作品关注不够，因而还难以全面揭示科学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关系。第二，该著作在研究科学给现代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较为深刻，相对而言，关于科学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发展与生机似乎着墨不多，发掘也还有待深入。总之在科学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具有较大的开拓意义，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有不少地方还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深挖和拓展。【参考文献】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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