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pdf

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石仲泉摘要：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经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遭遇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此次会议致使毛泽东处境更加困难，也对周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运用,取得了比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更大的胜利，既使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其个人在中央苏区的业绩达到辉煌。关键词：周恩来；中央苏区；古田会议；宁都会议；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D0I:10.16623/ki.36-1341/c.2023.04.001作者简介：石仲泉，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 0 0 0 8 0）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讨论和解决。由于白色恐怖环境，此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会见中共几位领导人，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会议给予重要指导。会议对上述重大问题统一了正确认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组织报告，指出，党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党。在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强调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发展红军的阶5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级基础。他讲的这几个问题,对于回国后指导国内党和红军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制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到达中央苏区进行的艰辛斗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中共六大以后的周恩来为研究对象，揭示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形成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深人推进周恩来研究和宣传提供一些助益。一、周恩来是古田会议的重要推手，中央“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文件由于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主席是共产国际推荐的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难以胜任此职,周恩来于1 9 2 8 年1 1 月回到上海后，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既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主管军事工作。周恩来尤其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获悉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闽西赣南,甚为焦念。此后，他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中央“二月来信”的“分兵”建议加剧了红四军内部分歧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由周恩来于1 9 2 9 年2月7 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起草了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彼时，红四军刚下井冈山不久，被敌军追击，在寻乌圳下遭遇失败。原在井冈山主张“分兵”的同志再次将此问题提出，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未予研究讨论。4 月,红四军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原先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认为“分兵”符合中央精神。加之中央派来的刘安恭被前委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后,照搬苏联红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搬弄是非，制造领导人间的对立。林彪又在此时“选边站队”，向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对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之争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红四军前委接连召开三次前委扩大会议,助长了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加剧了党内矛盾。毛泽东离开部队到地方休养,6 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未能解决党内争论，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加剧了队伍的渔散状态。随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9月在上杭匆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无人作报告和总结，与会者七嘴八舌，会议毫无结果。大家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朱德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在大家的坚决要求下，毛泽东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红四军七大和八大两个会虽未开好,但也有一“功”一一广大干部明显感觉到,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二）中央“八月来信”肯定红四军前委工作，同意不再组织军委，对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收到陈毅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中共中6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 1 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八月来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状况，赞扬朱、毛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在肯定红四军七大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的缺点，指出：红四军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该信强调红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无须再组织军委；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中央“八月来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且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泽东讲得更明确、更周全。但是该信未能在红四军八大召开前收到，使红四军八大走了弯路,造成红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三）中央“九月来信”对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具有指导意义1929年8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人讨论红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中央“八月来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他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红四军七大及朱毛分歧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精神进行起草。周恩来对起草稿进行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 月2 8 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九个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是：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征。该信认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一一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 9 2 9 年8 月2 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7 年版，第8 3 一8 7 页。7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服的,军阀混战将继续发展。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对于提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该信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也较井冈山时期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关于红军的分兵与集中。该信认为这只是某一时期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一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这就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关于红军的群众工作。该信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两条意见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关于红军的自身建设。该信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这成为红军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该信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一一关于反对极端民主化。该信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侯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如此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关于朱德、毛泽东的争论。该信对朱、毛两人“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离一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作了批评，肯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挽回过去争论造成的损害，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 9 2 9 年9 月2 8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 卷，第9 1 一1 0 5 页。8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非常重要。周恩来还特别嘱托陈毅，一定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不仅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各根据地红军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四）古田会议决议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的继承和升华1929年1 2 月2 8 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开幕，与会代表有1 2 0 余人。首先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等文件，随后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各个报告，对党和红军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次日，大会选举前委领导成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充分调查研究及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红四军九大开得十分成功。它不仅是红四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既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又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它对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于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对于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于红军的宣传工作；对于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等,都在理论上作了重要阐发,并有许多深刻的论述。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有如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会议一是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二是初步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许多重大问题。它确立的建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经中共中央推广，在各地红军也都贯彻了,从而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军原则基础之上，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它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理论的原生形态，对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迄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古田会议决议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指导，但其历史地位又远高于中央“九月来信”。它实现了由革命建军到政治建军、由政治建党到思想建党的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伟大纲领。一一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二、打赣州之失和打漳州之得，使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9 月底，周恩来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农村中心论”思想。他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他在强调苏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 9 2 9 年1 2 月），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8 5 一8 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2 4 4 页。9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首次提出建立苏区中央局，并表示自已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1 0 月，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派项英先去。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在项英未到前,苏区中央局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一）在王明路线使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后，周恩来于1 9 3 1 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就职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的白区工作和苏区建设逐步走上正常轨道。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利用共产国际将李立三“左”倾冒险看作“路线错误”的新批评，认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1 9 3 1 年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王明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旗号下推行更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对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安排上，因王明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表现早有不满，米夫决定“去瞿留周”。米夫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旦（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这种屈辱,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承受了。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不赞同将所有执行“立三路线”的人说成是“立三派”。他指出：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要加紧地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周恩来被留用,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能力，复杂繁重的事务处理离不开他。他继续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负责苏区事务。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对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对中央苏区、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发出许多重要指示。但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上海中央领导机关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周恩来等很难在上海工作乃至存身。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6 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9 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 0 月中旬，王明前往莫斯科。1 2 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他走其领导特科时一手安排的秘密交通线，经汕头到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人闽西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于1 2 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来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亲切相见,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前往就任苏区中央局职务时，苏区形势一片大好。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范围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国民党第2 6 路军1.7 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空前地增强了红军力量。此时,中央苏区跨有赣南、闽西2 0 多个县的范围，面积近1 0 万平方公里，人口2 4 5 万以上；主力红军有红一、三、五等3 个军团。这种局面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3 9页。周恩来传（一）,第2 5 4 页。10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过去没有过的,这是主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苏区已将肃反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周恩来到达闽西时就看到苏区不少地方在抓所谓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出现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局面。如此，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成为他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第一要务。1 9 3 2 年1 月上旬，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举报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过去对于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此次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制止。（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相知。1 9 2 6 年3 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 0 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 9 2 7 年1 1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他们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的活动。周恩来此时到中央苏区履职，两人才开始面对面地直接共事。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全面工作,重点放在军事工作领导上，即是毛泽东的领导上司。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通过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如何把握战争时机，哪种情况能打,哪种情况不能打，毛泽东已经把握精准、游刃有余。周恩来尽管有卓越军事才干，但因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作军事决策。他来到苏区后最初拍板的两次战争，即攻打赣州和漳州的一挫一捷,对两人的关系有重大影响。1932年1 月上旬，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攻打南昌、吉安、赣州等城市，将分散的苏区连成片。周恩来在理论认识上已经转为“农村中心论”，但临时中央仍持“城市中心论”。对于这个决议，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周恩来征求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攻打南昌等城市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认为赣州城墙坚固,被称为“铁赣州”,易守难攻。此前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虽然现在赣州守军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这次，周恩来站在了多数人一边，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下令攻打赣一一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1 9 3 2 年1 月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 9 8 0 年版，第359,361 页。11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 万红军攻打赣州3 3 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3 0 0 0 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此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1932年3 月上旬，红军从赣州撤围至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从瑞金赶赴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兵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五军团为中路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1 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彭德怀的西路军在湘赣边扩军4 0 个营,初步稳定中央苏区的南部区域。毛泽东在进军途中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州泉州。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龙岩、漳州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 月1 0 日红军攻下龙岩,1 0 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即便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此次漳州之役,将赣南、闽西连片区域扩大了。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之捷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决断诚服了。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军事指导方针的对立和冲突中,历来注重组织观念的周恩来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指令，没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毛泽东遭受更严重打击时，他则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照和维护。三、宁都会议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对周毛关系的影响宁都会议既是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影响周毛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有多重矛盾关系需要处理、调整和解决，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求，又要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调整意见。临时中央坚决要将毛泽东从前方撤回,周恩来既要批评毛泽东的缺点，又要力争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工作以利战争。他是两头维护，又是两头不讨好。此次会议既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后来的周毛关系有重要影响。（一）宁都会议主要是前方作战领导的实事求是路线与以后方中央局为代表执行的“左”倾路线直接冲突的结果1932年5 月初，毛泽东对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成功的军事行动向苏区中央局及临时中央写报告，说明了目前红军的有利形势。报告提出：“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人漳州决不是主要的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 9 8 3 年版，第1 4 6 页。12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令毛泽东、周恩来始料未及的是，临时中央对红军这一成功的积极行动非但未予肯定,反而认为它不符合中央的“进攻路线”,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认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战争形势转瞬即变。1 9 3 2 年6 月中旬，蒋介石调集5 0 万大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即1 9 3 2 年下半年,国民党军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猛烈进攻。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要同前来进攻赣南苏区的粤军打防御战。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7 月下旬，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理顺前方作战指挥体制，使其更为便利起见，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红军总政治委员为妥，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临时中央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由周恩来任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又写信陈述：如果自已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坚持下,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抵达兴国县城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此时前方四人对于军事行动的看法基本一致，与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发生意见分歧。为统一前后方领导认识,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方的任、项、顾、邓等赶来与会。对于红军行动方向，后方中央局成员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强调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在赣江上游西渡赣江支流的章水与蒋军作战。前方领导人认为，该处敌军密布，不宜出击，主张在赣江东打击弱敌。毛泽东极力反对西渡赣江，认为现在赣江以西赣州吉安一线驻有国民党七八个师，红军不能贸然去打。赣江以东地区仅有敌一个师,且为杂牌军，力量较弱，可以集中红军主力北上乐安、宜黄，去消灭那里的弱敌。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的路线。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先消灭乐安、宜黄的敌军,再西渡赣江,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牵制国民党军，直接支援鄂豫皖、湘鄂西的反“围剿”战争。会议还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的最高军事会议，其他同志为成员。周恩来随军行动，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部向西伴动，主力隐蔽地急行北进，连续行军一周，于8 月中旬投人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这一仗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一星期连克三城（拿下乐安、宜黄后，占领南丰），俘敌5 0 0 0 多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尽管红一方面军打了大胜仗,但前后方领导的矛盾却加剧了。按原定计划,红军应攻取南一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 8 9 3 1 9 4 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0 3 年版，第3 7 3 页。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 9 3 2 年5 月2 0 日），六大以来上，第2 4 2、2 4 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 8 9 8 1 9 4 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 9 8 年版，第2 2 8 页。13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城。周恩来发现南城守敌有3 个师，工事坚固,地形于我不利,且敌方还在调兵增援。据此,红军主动撤至苏区休整，另寻战机。周恩来致电后方中央局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周恩来复电后方中央局，不同意他们的行动方针。9 月下旬，前方领导进一步向后方领导陈述意见，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在现在不利于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在南丰至乐安一带活动，“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集中兵力去作战。”如此，前方领导成员同后方领导成员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迅速激化,形成鲜明对立。这是宁都会议召开的一个直接背景。（二）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由于前后双方对军事行动方针都坚持已见，分歧日益加剧;加之前方领导成员间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也不尽一致,周恩来感到难于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愈益突出。他在9月2 4 日、2 5 日给中央局的电文中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1932年1 0 月3 日至8 日间，宁都会议在赣南苏区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与会者除前后方领导8 人外,还有由周恩来提出到前方来作助手的刘伯承。尽管前方领导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军事行动方针很有意见，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定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如此，后方中央局领导贯彻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观点在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讨论了在苏区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批评前方领导“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对他此前的战略战术横加批评。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诱敌深人”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其在赣县江口会议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其对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前方领导对红一方面军发布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如此，按照后方中央局领导的说法，宁都会周恩来年谱（1 8 9 8 1 9 4 9）（修订本），第2 3 0、2 3 1、2 3 2 页。驱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 9 3 2 年9 月2 4 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 9 3 2 年9 月2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 卷，第1 8 7、1 9 0 页。14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议展开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和平迁就的状态”。宁都会议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也有巨大分歧。周恩来接受了后方中央局领导拿出临时中央指示当“令箭”的批评，但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进行了坚决抗争。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还提出毛泽东留在前方的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后方中央局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本人也因未能取得中央局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的第一个方案，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尽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妥协，但会后中央局仍对他很有意见，电告临时中央，说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他们还指责周恩来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说这是“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在宁都会议召开之际，上海临时中央也在讨论苏区中央局前后方领导的争论。博古在临时中央常委会上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已正确路线与自已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电告苏区中央局，传达中央指示。如此，宁都会议从头至尾成为贯彻落实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会议。后方中央局领导一开始传达临时中央指示就抢站了先机，前方领导自始就处于不利地位，这也确定了宁都会议的基本结局。1 0 月1 2 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尽管周恩来仍在争取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在发布战役计划时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在1 4 日签发的作战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但1 0 月26日临时中央仍宣布，以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离开前方时,周恩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送别。毛泽东向他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休养。一纪念周恩来诞辰1 2 5 周年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 卷（1 9 2 1 一1 9 4 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3 5 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0 0 年版，第3 0 1 页。周恩来年谱（1 8 9 8 1 9 4 9）（修订本），第2 3 5 2 3 6、2 3 8 页；周恩来传（一），第2 8 2、2 8 3 页；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 0 1页。周恩来年谱（1 8 9 8 1 9 4 9）（修订本），第2 3 5 2 3 6、2 3 8 页。15系压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三）宁都会议对周毛关系的多维影响此次宁都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尽管它对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遵义会议前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产生了长远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产生了终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表现为隐性的,在不少的时候则表现为显性的。由于两人都是党的领袖级人物，它对两人的性格乃至心理造成的变化,加上两人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差异，就不能不反映到党的决策上来,影响党的历史发展。后续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呈现的曲折,都有宁都会议的背景或者阴影。这个历史过节，使周恩来不时自责，乃至压力沉重。第一，宁都会议是周恩来提议召开的,但造成毛泽东第三“落”的结局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