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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摘 要：两宋时期，是梁肃形象被撰写、筛选和取舍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所奠定和塑造的形象，隐含与铺垫了后世学术史对梁肃的书写和定位。可以说，梁肃在叙述史中一步步演变至今的单薄形象，与两宋时期士子的观念、选择紧密相系。从相对客观记叙的正史材料、与其交往的一批文士所记叙的评价和回忆文字中，可以基本呈现出梁肃在大历、贞元期间是一名“名儒善士”，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中的主流信仰观念对梁肃皈依天台宗这一事实并无过多争议，实为平常之事。然而在两宋时期，文士们对“儒”“释”的思想界限已经变得极为敏感，梁肃释家弟子的身份在这一时期被不断书写、完备，而儒家文士的身份和观念认同却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在两宋时期修撰唐文的官方学术史的过程中，梁肃虽为“唐文三变”理论的提出者，却逐渐被两宋修纂的唐文学术史遗忘，逐渐沦为明清文学批评视角下论述古文运动的“草蛇灰线”。关键词：梁肃 叙述史 儒释认同 古文运动 韩中慧葛兆光先生在 中国思想史导论 中曾谈道：“如果真实的过去是无法追寻的，能够追寻的只是历史的书写和叙述，那么，在书写与叙述中区分真伪有什么意义？”在讨论梁肃中唐以降的形象变迁的内在理路时，笔者希望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朔方文库 编纂”（项目编号：）的研究成果。葛兆光：第十一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页。借助“叙述史”这一概念来试图将学术史、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利用的材料进行概括和整合，方便讨论历史演变中的人为叙述、撰写这一动态行为背后的叙述者的立场、视角和观念，以及身处的一个相对混沌却完整的真实历史现场。我们发现，不同的时代会对梁肃的记叙偏重有所不同，梁肃的形象在叙述史的演变中呈现出被筛选、被创造、被定型的可能。因此，对有关研究对象的记叙持有一定的审视距离，关注的是这些叙述的材料是如何撰写、如何变迁、如何不断影响后世对其的基本想象，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并不是要颠覆以往学术史中的梁肃形象，而是希望对梁肃有一个新的叙述，这个叙述一方面通过较无干系的正史记载、其他文士传记中所出现的梁肃侧影和中唐文士对梁肃的回忆与评价，可以较为接近在中唐时期的梁肃基本社会角色和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个在两宋及以后对梁肃形象的叙述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段叙述，如果用它作为底色和基础，也许可以看到在它之后的各种叙述中，从中唐至两宋、明清时期，增加了哪些要素，又删去了哪些特征，羼入了知识阶层哪些不同的观念、立场和思想，其叙述的偏好、轻重更可以看出学术、学派等观念的内在演变痕迹，最终形成如今学界所认识到的“梁肃”形象。一两唐书、中唐文士记叙中的梁肃形象据 新唐书 卷二二 梁肃传 载，建中初，梁肃应试便中文辞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按：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对“历史叙述”（）的讨论，“叙事史学”也从衰落到复兴。参看 ，“：”，丹陀（.，）和吕柯（，.，）。参见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第 页。更为典型的是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谈到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被书写的，葛兆光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按：笔者受葛兆光先生撰 历史、思想史、一般思想史 以唐代为例讨论禅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一文的启发，葛先生谈到禅宗史需要一个重新的叙述：“这个叙述一方面通过较早期的历史文献和较无干系的历史记载，可以接近禅史当时的实存状况和当时的普遍观感，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个 在后来的禅史叙述还没有形成之前 的禅史叙述”参见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 第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页。清丽科，擢太子校书郎。他的文道主张，深受当时文士诚服，其德行与才学更是备受推崇。因此梁肃在中唐当时的社会活动和声望，主要是由梁肃与之交往的一众文士如李泌、崔元翰、陆贽、李翱、独孤及、李舟、李观、孟郊、韩会、韩愈、柳宗元、吕温、崔群等记叙下来，这些文士或为知己，或有师徒之情分，或有举荐之恩德，或心慕梁肃的文德修养云云，均留下若许文字，来记叙所见所知之梁肃，只言片语，却能目睹梁肃在这批中唐文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泌与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友善，尝命繁持所著文请肃润色。繁亦自有学术，肃待之甚厚，因许师事，日孰其门。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源明雅善杜甫、郑虔，其最称者元结、梁肃。温，字和叔，一字化光，从陆质治 春秋，梁肃为文章。梁肃，安定人。最能为文，以补阙修史。侍皇太子。卒，赠礼部郎中。梁肃文章之渊奥、清丽，为当时文士之冠，实非虚言。梁肃虽官阶不高，因擅文章，故当时投谒门下之士甚多，又有识才举贤之能，虽未有直接取材之权力，但与贤相陆贽等人交好，得梁肃引荐者，常常官宦仕途亨达，成为一时美谈，故士之慕名者愈众，名声愈望。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旧唐书 卷一三 李繁传，中华书局，第 页。旧唐书 卷一六 韩愈传，中华书局，第 页。旧唐书 卷一三九 陆贽传，中华书局，第 页。新唐书 卷二二 苏源明传，中华书局，第 页。新唐书 卷一六 吕温传，中华书局，第 页。全唐文新编 卷五八八 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周绍良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第 页。旧唐书 卷一三九 陆贽传，中华书局，第 页。涯博学，工属文。往见梁肃，肃异其才，荐于陆贽。群年未冠举进士，陆贽知举，访于梁肃，议其登第有才行者，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贞元九年，翱始九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于右补阙安定梁君。是时梁君之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过也，亦既相见，遂与翱有相知之道焉。梁肃身任右补阙一职，恰可以贯通上层文臣与普通文士之间的互动，故而李翱言当时梁肃已经“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普通、年轻的文士们需要寻求较好的仕途，梁肃的意见和观点代表了一种权威的肯定和仕途上的助力。崔恭 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 言：“收其制作，编成二十轴，以为儒林之纲纪云。”可见梁肃之文，秉持五经之教化与风俗观念，梁肃其文、其才、其德成为儒士典范，故而“儒林推重”、文风清丽古奥等这一形象实为中唐文士们的集体记忆，应为不虚。中唐李肇撰 唐国史补 曾载：“开元以后，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在同时代的李肇看来，梁肃得以与王昌龄、杜甫、韦应物、戴叔伦等后世享誉者齐名，谈到其共同的特征是“位卑而著名”，可见梁肃“著名”当时文坛，应为事实无疑，其文学才能亦与后世备受推崇者相提并论。然而，从唐五代至两宋阶段，梁肃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叙述生命轨迹，这些复杂且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文学艺术性不足”“现实意义性缺乏”等言可蔽之，且梁肃文章的内容是否如学界一般认知“过于尊道而忽略现实”，结合梁肃文集 梁补阙集 的内容和意涵而言，此观点亦有待商榷，笔者会另撰文进行详述，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新唐书 卷一七九 王涯传，中华书局，第 页。旧唐书 卷一五九 崔群传，中华书局，第 页。全唐文新编 卷六三四 李翱感知己赋，周绍良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第 页。（唐）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见 唐文粹 卷九二。（唐）李肇等：唐国史补 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在此不复赘言。梁肃早年皈依天台宗，深悉佛法，并亲身修炼，体悟良多，但同样熟读六经，精通文史，儒、释观念相互融合，对梁肃个人而言这两家思想都是在帮助他更好地去理解自身与宇宙的关系，梁肃文章的撰写即是其思想、观念等的一种很好的体现。梁肃是一名俗家居士，个人的修炼虽然蕴含在他日常生活中的点点细节之中，但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性”，尤其是天台宗讲究“向内观照”，更多体现的是自己与内心的一种精神沟通或是身体变化。但梁肃亦未彻底放弃俗世生活，他是用一种佛家的智慧和慈悲、儒家的通达和仁爱来关注着身边的一切，去细微地体察社会、人心的丧落。儒、释思想本就可以很好地相融于个人自身，同样都可以帮助心性的提升和行为的指导，因此强分思想流派，是研究者的专长，在加剧后世学者对这二家思想之间的沟壑之外，却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因此，不断汲取儒、释思想，并融化于自身言行、观念的梁肃，其所表现在外的言行，也被同时代或是后世的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他们也许仅仅在他身上看到一处思想的辐射，并将他归类到一门一派之中，这亦是合理自然。但有趣的是，在中唐时期，对梁肃的叙述，更多的是叙述他“至情至性”的儒士形象，人们对于他“天台宗居士”的形象却少有强调，儒、释之间的交游往来实为稀松平常，如梁肃这般儒、释共学的士人、僧侣也大有人在。在唐代，士人“出世”“入世”有时仅在一念之间，如梁肃交往甚深的友人禅师普门，幼勤学问，登进士第，入仕于朝，然一夕之间，悟世虚伪，抽簪去发。普门“左右唯儒、释典籍”，又“善属文，尚古意”，从世俗的行界来看，他是一名僧侣，但从他的思想本质上来看，很难把他严格地归类为是一名儒士或是一名僧侣。梁肃亦然，这便是中唐一般文士的思想写照。从唐代叙述史的撰写来看，与梁肃交往的文士们更多的是在叙述他正统的文史观念和扭转文风孱弱、浮薄的创作趋势，以及他超然独立的人格等，如权德舆曾言：“游夏远矣，文章运衰。风流不还，作者盖希。君得其门，独斥浇醨。遐蹈古始，六经为师。笃厚诚明，君子之儒。”崔元翰称其“传经术而授于储后，典文章于近署，垂劝诫于东观在羁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唐）权德舆：祭梁补阙文，见 文苑英华 卷九八三。旅之中，当离乱之际，贞固而未尝忘于道，廉让而未尝亏于义”。“贯极乎六籍，旁罗乎百氏。”“立德玩词以为文，其所论载讽咏，法于 春秋，协于谟训，大雅之疏达而信，颂之宽静形焉。”这些文士有意强调了梁肃师承儒家典籍和思想的一面，“六经”“六籍”尚书 诗经 春秋为其学术渊源，并叙述了梁肃为人修养方面亦是儒家典籍教化的显现，即使在历经国破朝乱之时，也能坚守“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儒家典训。一再书写梁肃的形象“为学者之师式”“君子之儒”“儒林推重”。而对其皈依释家之事，着墨甚少，若有，亦是叙述其清淡超然的品质，“心与云闲，翼随风举。恬漠虚白，環中之枢。”“不荣轩冕，导情适志”“落落杉松直，芬芬兰杜飘”云云。这便是梁肃在唐代叙述史中的形象：“朝廷尚德，故以公为翰林学士；国尚实录，故以公为史官修撰；发号令，敷王猷，故以公为翰林学士。”对中唐文士而言，梁肃的仕途人生，“三职齐署”，不可谓不达矣。可以说，在唐代叙述史中，梁肃幼年遭遇离乱，颠沛造次仍能坚守于道，其后梁肃所受官职虽非贵重，却能实现一般文士兼济天下的普通愿望，而梁肃其人主观上似乎又无心追慕仕途亨达，清淡自守，更蕴有“贤哲”的风采。如此，“年过四十，士林归崇。”中唐一般文士对梁肃极尽憧憬、仰慕之情，则显得更为合理、自然，因为那也是他们理想的人生。二排佛重儒：梁肃的“儒”“释”身份归属被架空在两宋时期，梁肃在叙述史中儒士形象被极大地弱化，佛教徒的形象色彩却逐渐加重。宋高僧传佛祖统纪 中记载了大量梁肃实际与天台宗禅师交往潜修、撰述编修有关天台宗的文章、著述等事迹，并将梁肃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唐）崔元翰撰 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见 文苑英华 卷九四四。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第 页。（唐）权德舆撰 祭梁补阙文，见 文苑英华 卷九八三。（唐）崔恭撰 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见 唐文粹 卷九二。（唐）权德舆撰 酬陆四十楚源春夜宿虎丘山对月寄梁四敬之兼见贻之作，权德舆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唐）崔恭撰 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见 唐文粹 卷九二。（唐）崔恭撰 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见 唐文粹 卷九二。系入九祖荆溪大禅师一派下等。其实自梁肃殁后的一代中唐文士们，在面对帝国权威的动荡和思想界限的混乱的现状下，韩愈等人逐渐意识到佛教信众的扩大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带来的复杂情形，比如唐代僧侣不用赋役，便出现了很多为了逃役而出家作僧侣的民众，致使国家财政收入负担增大，一种思想所面向的社会群越广，越会牵涉现实政治问题，而不仅是一家一户的民间信仰。韩愈正是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提出“文以贯道”，重振儒家正统之道，力图摒弃儒家诠释中的释家思想，“重新建立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从韩愈、李翱等文士起，九世纪以后的文士们逐渐有意识地去区分和涤除儒家范围内的释家色彩，自此以后，一直到两宋时期，中唐文士们“复古”的主张和呼唤成为两宋士子们的“历史记忆”，在面对佛教思想逐步渗透儒家典籍的诠释过程中，使得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混沌，两宋士子们试图重新界定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边界，重新呼唤儒家本土思想的感召力。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文士们在主观上以“尊王攘夷”的思路时刻保持着警惕，但事实上，随着新儒家的出现，只能说明两宋士子们的努力，要完全在当时剔除儒家学说中的释家的思维观念模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不妨碍两宋士子们主观意愿上的呼唤和思想整理。两宋士子以儒家文士的身份为尊，较为忽略或不齿释家居士身份，最为明显的书写体现在陈振孙对 梁补阙集 的解题中，其言曰：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按：虽然两宋文士们继承了来自中唐韩愈、李翱等一批九世纪文士们的思想主张，试图在观念中执意区分儒释二家思想，重新建立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以求得“一种永恒的幸福和平境界”。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经历漫长的儒释合流的唐代之后，文士的文化性格和思维贯式已经逐渐形成，如朱熹 朱子读书法 中一再强调摒弃禅宗思想，称之为“佛老虚空之邪见”，但在论述读书法时，仍在潜意识中借鉴了“戒、定、慧”的基本修炼过程来论述士子读书。而余英时先生早年也有论断，韩愈虽极力排佛，但他本人与佛教渊源亦是深厚。宋代新儒学的学者们“强烈地抵制彼岸观念、反社会价值观这些他们认为与佛教相连的思想。他们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和其他人确信，佛教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偏离了古代圣人制定的一贯正确的规则，故而他们感到自己的使命是清除中国的思想和行为中的外来杂质。然而他们在许多方面又受制于他们想要取代的传统。新儒学的塑造者们生活在充满了佛教影响的氛围里。甚至可资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谈辩模式也是发展于佛教盛行的时代。正是佛教的经验教导他们从古代中国经典中寻找和发现了新的意义维度”。可参见芮沃寿在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谈到佛教发展中的“挪用期”。（美）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常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页。崔恭为之序，首称其从释氏，为天台大师元浩之弟子。今按：独孤及集后序称门下生，颇述师承之意。韩愈亦言其佐助陆相贡士，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闻。然则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独以为师从释氏者，何哉？崔恭 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 曾载：“公早从释氏，义理生知，结意为文，志在于此，言谈语笑，常所切劘。”据 佛祖统纪 卷二四 佛祖世系表第十 载，翰林学士梁肃与散骑常侍崔恭同为九祖荆溪大禅师之弟子。故崔恭能“知其景行，收其制作”，其序前称“早从释氏”不过是因为这是二人的共同经历，也是崔恭认为自己最懂得梁肃的地方。在中唐时期，梁肃对天台宗的皈依并不妨碍其成为“儒林推重”之人，但对南宋陈振孙而言，他已经无法理解，梁肃在儒家一脉已有师承，文集序文却不置儒家师承，反叙释家，弃儒士身份不顾，反彰显居士身份，对陈振孙而言，这实在是“舍本逐末”。值得注意的是，陈振孙的这一段话其实并不符合梁肃在唐代叙述史的形象，崔恭序中虽提及梁肃早从释氏，然后又言此文集作为“儒林之纲纪”，可见在崔恭眼里，儒、释二家并无严格的矛盾冲突，梁肃在 毗陵集后序 中亦言“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在梁肃心里，待独孤及是有师生之情的，“犹”字体现了二者虽近于师友，但终究未有严格而正式的师徒名分，故崔恭不撰，亦是情理之中。以上都是崔恭的叙述，可陈振孙直接发出疑问，却是针对梁肃本人而言，为何弃儒守释？两宋时期，社会读书风气浓烈，文士们愈加注重“师门”，撰写师承便意味着自己立身成名的根基和起点，以及今后入仕的途径和发展的方向。而这一观念的分歧，反映出在一般南宋士子心中，儒家正统地位不可被释家侵染、撼动，万没有士子会弱化自己的儒士身份而强调自己的居士身份，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除非梁肃的内心并不认可儒家正统，而是皈依释家，是一位彻底的天台宗俗家弟子。可见从儒家思想中排斥、摒弃释家，在两宋时期已经发展至极端。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唐）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见 唐文粹 卷九二。（唐）梁肃：毗陵集后序。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儒家正在主观上极力排斥、清理释家思想，而释家的修行者却在客观上不断地融合儒家文士，如 宋高僧传 佛祖统纪 等不断地在撰写完整的佛教发展谱系，佛祖世系表中将梁肃、田敦、李华、崔恭、柳公绰、柳宗元等文士皆纳入谱系，并载：（贞元）二年（），翰林学士梁肃学天台教于荆溪禅师，深得心要。以 止观 文义弘博，览者费日，乃删定为六卷行于世。吏部郎中李华尝从荆溪学止观，荆溪为述 止观大意 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诸掌。时士夫同学者，散骑常侍崔恭，谏议大夫田敦，皆学止观于荆溪云。在面对儒家极力排斥释家思想的趋势下，佛教尤其以天台宗为主的回应方式则是在对本门宗教叙述史的撰写中不断地纳入儒家文士，成为其流裔之一。两宋时期，天台宗甚至通过撰写历史上这些中唐文士的皈依经历，依靠、借助这些中唐文士的体悟、言论来证明天台宗一脉在佛教各门派中的“正统”地位，如 佛祖统纪 卷五载晁说之 明智法师碑论曰：“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为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远，异端竞起，惟天台得其传。”均是借梁肃、柳宗元等文士之口来宣示天台宗为佛教流传之正法门。又见 佛祖统纪 卷十 诸祖旁出世家梁肃传 载：梁肃，字敬之，安定人。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唯肃最称渊奥。柳子厚记先友，亦称其最善为文。尝学天台之道于荆溪，深得心要，执弟子礼甚恭。以 止观 文义弘博，览者日废，乃删定为六卷。又述 统例 以系于后。谓 止观 是救世明道之书。又为大师传论，备叙传教之大统。世谓：论其文则雄深雅健，语其理则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 卷四二 法运通塞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 卷五 名文光教志，第 页。明白洞达。这部传记的内容，已与中唐叙述史的撰写所侧重的地方完全不同。在两宋士人极力排斥佛教旨意入侵儒学之时，明言梁肃“执弟子礼甚恭”，潜在话语是言梁肃倾心信仰是因为天台宗为得道正教，梁肃其文章素养愈是深厚渊奥、儒林推重，其“执弟子礼”则愈是能体现天台宗高于各家门派的庄严佛法。最后借梁肃之言宣示 止观 一书为“救世明道”，这四个字恰是打通儒、释两家思想沟壑的关键，甚至说，是在有意向两宋士子们介绍 止观 也好，天台宗也好，出世修行也好，入仕为官也好，天台宗与儒家是“殊途同归”，皆为“救世明道”而来。虽然天台宗在极力借助梁肃等中唐文士的修炼经历来达到儒、释融合抑或是发扬本门派的目的，但也仍然保持了自己法门理论的纯净性，梁肃以隋智顗 摩诃止观十卷为底本，删修、润色成 删定止观 六卷。然此本并不受两宋时期的天台宗教内认可，“唐梁肃删 止观 为六卷，文虽简要，而修相多阙，览者宜知。除智者亲笔，余皆章安于法轮之下述为疏论也。”佛典一向重视原典不可窜改，梁肃虽是从自身领悟出发，难免“援儒入佛”，而对于这样的书籍，天台宗为保持自身法典意义的永世不易，则一律不认其正统性，可见将梁肃纳入自己法门的宗教史的撰写中，并非真的看重梁肃的佛学造诣，而是以此来作为天台宗尤其是在儒家士林阶层宣扬佛法的桥梁。如此看来，在两宋期间，儒、释两家在本质上皆持自身思想正统之观念，同时极力清除本门思想遭受异化的威胁，所以梁肃的百年身后事在这一时间段则显得尤为复杂。从叙述史的侧重点分布来看，儒家士子在看到天台宗宗教史中如此虔诚，并持“弟子礼”的梁肃，再结合中唐叙述史对梁肃皈依释家的毫不避讳的记述，便很难再认可梁肃其正统的儒家文士的身份，这便是陈振孙在解题中的那样一份不理解。正因为如此，梁补阙集 作为梁肃著述的主要部分，在两宋士林中的流传力度也大大减弱，而多是在天台宗教内流传。据神田喜一郎考证，文集二十卷今已散佚，“然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 卷十 荆溪旁出世家梁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 佛祖统纪校注 卷二六 山家教典志，第 页。其至南宋时似尚传。南宋嘉熙元年（）僧宗鉴所著 释门正统 卷二梁肃传有云 公有文集二十卷，惜其版本磨灭，无与再刊者。铠庵曾于北峰处睹写本，无为子杨杰亲题其后，钻仰无已。此所谓铠庵即前述天台宗居士吴克己，北峰即天台宗名僧北峰宗印。梁肃集 主要流传于天台宗。”正因为 梁补阙集 的主要流传渠道与其他唐人别集大不相同，更因为梁肃成为中唐至两宋期间儒、释二家观念在文士阶层相融、分扯的复杂过程中彼此选择、取舍的叙述对象，儒家的退位放弃，释家的看似争取实则架空，都使得梁肃与 梁补阙集 文本流传的历程错过了最有利的书写时期。元明清以后的叙述史，因为距离唐宋的时代已经相对较远，只能延续、因袭而不会有更多的新的叙述空间，没有足够的叙述空间，就不能呈现多样化、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空间，梁肃就这样成为学术史、思想史中的模糊地带，梁肃及其著述，就这样被主流叙事所遗忘。三梁肃成为古文运动的“草蛇灰线”梁肃在明清叙述史中的形象渐渐从儒、释复杂身份的文士形象逐渐转变为“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等的注脚。梁肃殁后即迎来韩、柳的文章复古时代，从思想史角度上来看，自然对韩、柳这样的“创造性”人物及思想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阐述。一个具有影响力和张力的时代在不断演进、推动的过程中，这个时代之前所发生的人事和之后所发生的人事，都毫无例外的会被后世的书写者打上其烙印。学界已经认识到，在经历盛唐之后的宋代，文士创作心态都集体陷入一种“影响的焦虑”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页。按：不得不承认，所谓学术史、思想史的撰写者，几乎都是由儒家士子担任，因此在两宋时期，天台宗教对于梁肃的大量叙述，无法被儒家正统的学术史、思想史所认可，使得两宋这样一段上承唐末的绝好的叙述空间几乎成为空白。按：马端临 文献通考 中对 梁补阙集 的著录和解题，全同陈振孙的 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是否有目验 梁补阙集 不得而知。（）之中，他们焦虑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段书写的落寞和空白。可是，这对于“创造性”时代演进之前活动的人事，何其无辜。从历史演变的理路上来说，他们并不受其波及和影响，更无所谓“焦虑”，但他们的生命活动轨迹在后世思想史看来，一切皆成为“创造性”时代演进过程中的草蛇灰线。从这一点来看，离“创造性”时代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人事，越有可能会成为其脚注，成为前因，而不能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研究角色所出现。在两宋至明清的叙述史中，我们发现对梁肃及其著述的评价重心逐渐转移到古文创作与主张方面，梁肃形象逐渐从“释家弟子”转换为在韩、柳之前主张恢复古文创作却又未能达到韩、柳创作之巅峰的一名普通文士。这一形象早在两宋时期已埋下伏笔，又在明清逐渐加深，乃至后世当代，深深地影响着对梁肃及其著述的研究视角和立场。（一）梁肃记叙的唐文主导者：独孤及、李翰等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唐文三变”理论，其概念最初源于梁肃 补阙李君前集，梁肃曾以他对于当时文坛的敏感把握，梳理、论述过唐文的发展：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若乃其气全，其辞辩，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无论是陈子昂的“以风雅革浮侈”，抑或是张说的“以宏茂广波澜”，还是李华、萧颖士、贾至和独孤及相继恢弘文道，使“其道益炽”，这些典型文士的共同特征在于祛除文章浮风，选择以文弘道。在梁肃看来，这是唐文发展的三座高峰，而自己正处于第三座高峰时期。而大历、贞元时期，后世推重的韩愈、柳宗元，此时却仍然处于寂寂无名之地，不仅是因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参见（美）哈罗德布罗姆 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参见王太阁 “唐文三变”新论，中州学刊 年第 期。（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为韩、柳二人的年纪、阅历等所造成的时间差这一现实问题。在梁肃去世时，韩愈已有 岁，旧唐书 卷一六 韩愈传 载：“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可见在后世文学史的撰写中的独孤及、梁肃一直处于韩愈、柳宗元的阴影之下，而在大历、贞元期间，韩愈却需要在独孤及、梁肃的文坛影响力之下“锐意钻仰”，他需要在共同追求文道一致的理念下尽量摆脱重复创作的可能，意图“自振一代”，故而韩愈常言“不平则鸣”、其风怪异，在于追求一个“不平”和“异”。答刘正夫书 中言：“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又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其何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涵地负、放恣横纵，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韩愈如此强调“独出心裁”，隐含着他对于独孤及、梁肃等主流创作一直在主观上有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关于梁肃与韩愈的师承关系，换言之，梁肃的文道主张和观念是否影响或启发了韩愈？这是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第三方史料如 旧唐书 唐摭言 等都从侧面提到韩愈受梁肃文风、主张之影响，而韩愈的著述中在谈到自己思想和文章创作主张时却从未承认过梁肃。一般学者在主张梁肃是“前古文运动”的一位“领袖”时，其中最常见的证据便是 唐摭言 卷七中记载的一条，“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旧唐书 卷一六 韩愈传，中华书局，第 页。（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答刘正夫书，韩昌黎文集校注 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 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页。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在这段叙述中，韩愈与崔群、李观等人共游梁肃门下有三年之久，但据钱穆先生在论述韩愈古文学之渊源时，考唐摭言 之叙述不可信，李观与韩愈结识是在登第之年，而非在梁补阙门下，韩愈在自己的诗文中从来只承认自己古文修养来源于继承其兄与叔父，而非他人。对韩愈自身而言，读书著文，乃承先人之遗业，“所以于当时明贤如独孤及梁肃之徒少称引者，缘韩公自谓其古文乃承家业，衡量云卿与会两人文章所诣，其所逊于独孤及梁肃诸人，亦五十步与百步之比耳，韩公固不欲少其家丘，而轻于时贤多所揄扬也。”由韩愈自述可知，梁肃与韩愈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韩愈也从未在自己的诗文中提及梁肃。这实在是韩愈有意为之。毕竟梁肃与韩愈虽未有直接师生之名，与韩愈所承袭的叔父韩云卿、其兄韩会却有师友之谊，王钰 韩会传 载“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为文衡一篇。弟愈，三岁而孤，善于会，学于会。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汇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韩会受梁肃文章影响，创作具有“道德之实”的古文，韩愈学于韩会，从个人家族渊源来看，与梁肃依然有辗转师承的关系，从整体中唐文坛的环境来看，梁肃备受儒林推重，其文风、其德行都在引导着当时主流的文化风尚，客观上来说，韩愈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会受到梁肃古文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但如果韩愈希望摆脱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古文创作主张的影响，不承认、不提及而着重强调自身家学渊源，则是他当时处于文坛“自振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淡化独孤及、梁肃等人古文影响的方式。（二）宋代修纂唐文史：韩愈成为古文首倡者到了北宋中期，我们发现在姚铉 文粹序 中，曾承袭梁肃“唐文三变”概念，并对其进行重新整合论述：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卷七 知己，中华书局，第 页。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新亚学报 年 卷 期，第 页。王钰：韩会传，参见钱穆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所引，新亚学报 年 卷 期，第 页。独孤及、梁肃等一批“弱者”形象韩愈、柳宗元和“创造性时代”宋代文人陷入“影响的焦虑”（时间线）图一 叙述史中的“弱者”形象独孤及、梁肃等文坛主导者形象韩愈自振者形象（潜流历史的“弱者”）图二 潜层历史境遇下的“弱者”形象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辞，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词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焉，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与梁肃不同的是，在姚铉论述唐文的演变和发展时，面对的是一个相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宋）姚铉：文粹序，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南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对完整的唐代文学史。虽然在姚铉看来，“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但在唐文作者内部，还是有高低区分，韩愈“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一人独占高峰，“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仅仅是作为韩愈“高峰”之下的响应者，而贾至、李翰、元结、独孤及、吕温、梁肃、权德舆、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占得“文之雄杰”，其地位可见一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姚铉的叙述中，韩愈的“创造性”，还在于“首唱古文”。这便是北宋时期姚铉对唐文演变史的叙述，我们注意到此时韩愈已经完全从大历贞元期间的一名“自振者”的形象转变为“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的古文首倡者。韩愈作为古文首倡者这一形象随后在宋祁 新唐书文艺传序 中得到官修正史的认可，从而其观念、形象得到更为广泛和持久的传播，新唐书文艺传序 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宋祁有很明显因袭姚铉 文粹序 的撰文痕迹，他重申：“大历、贞元间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而韩愈之前的那一批古文主张者如张说、独孤及、梁肃等，在宋祁的撰写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宋）姚铉：唐文粹，中华再造善本 影印南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新唐书 卷二一 文艺传序，中华书局，第 页。新唐书 卷二一 文艺传序，中华书局，第 页。中，已经全然不提，仅用“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一言概之。宋祁在姚铉 文粹序 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韩愈古文首倡者的地位，从而也彻底将独孤及、梁肃等人从唐文演变史中的痕迹抹平。清姜宸英 湛园札记 曾前引梁肃叙述的唐代“三振”之说，后言：“是时韩、柳之文未行，故以萧、李之徒当之。至韩、柳文盛，而无三变之论矣。”也许，叙述史的“吊诡”就在于后世的撰写者会完全淡忘最初的概念创造者。（三）后世古文运动的学术链条成型：独孤及梁肃韩愈明清时期，在学者阶层，“义理”之风转而为“考据”之行，对于“韩愈为古文首倡者”这一定论也逐渐有学者提出质疑和校正。这主要是因为独孤及文集在明清两代二十卷完整传世，并得到当时作为四库馆臣之一的常州赵怀玉的重新整理、刊印，使之广泛流传。廿二史札记 卷二“唐古文不始于韩柳”条载：“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 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 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此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韩愈为古文首倡者”这一在两宋学术史中奠基的观念在清代开始逐渐调整，清代学者们开始将“首倡者”这一角色定位给独孤及。中唐梁肃形象变迁考按：旧唐书 中对梁肃未设专传，有学者认为，新唐书 在纂修时有意侧重以“韩愈、柳宗元”为谱系中心撰写，因此 新唐书 在对具有古文理念的文士传记多有改写和增幅。也许，这是梁肃得以入传的原因。但必须指出的是，新唐书 虽然为梁肃立传，但态度模糊，仅仅是对梁肃一生的仕履官职进行客观记载，梁肃侧影仍然只能在其他文士的专传中呈现一二，即便如此，新唐书 却唯独删去了 旧唐书 卷一六韩愈传 中的“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侍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田恩铭认为其原因可能是与梁肃的奉佛行为有关，“持辟佛观念的宋祁似乎有将古文发展越过梁肃这一环的意图，没有将他作为古文发展的重要人物在宋祁看来，梁肃的古文理论并不纯粹，他与佛教的密切关联也使得宋祁对他的评价呈弱化趋势”。参见田恩铭 中古史传与文学研究，岳麓书社，第 页。（清）姜宸英：湛园札记 卷三，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台湾）商务印书馆，。（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第 页。在姚鼐分纂稿 惜抱轩书录 卷四 独孤及毘陵集 中言：“唐自贞观以来，文士沿六朝之体，开元后稍稍厌之，而未能尽返于朴。及兴于永泰、大历之间，为文尤能远藻丽之习。其后韩愈以振古之才继之，唐文遂轶东汉而复西京。然推其初，斲雕为朴，及盖与有功焉。”在姚鼐的叙述中，韩愈是以“振古之才继之”而非“首倡”，古文运动的最初开创者归为独孤及。到了 四库全书总目 的叙述中，“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逐蔚然极盛。斲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 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案此据晁氏读书志所引。”不仅仅将独孤及推为“首倡者”，更引郡斋读书志 所言 唐实录 言韩愈有师承独孤及之渊源。在叙述史的撰写习惯中，推崇一位在此之前并不受学者关注的人物，最方便的方式便是将其与学界公认的“创造性人物”韩愈相系，至于是否有师承关系，一向以汉学考据自尊的四库馆臣，仅以“当必有据”四字而概之，其烘托独孤及之心已然十分明显。四库全书总目 作为官方学术著作，其观点和定论，影响力颇为广泛，因此在清代学术史中，独孤及 毘陵集 凭借“古文首倡者”这一形象得到了更深更远的流传。然而，在这样一部官方修撰的学术史中，虽然独孤及、萧颖士、李华、韩愈等都是与梁肃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文士，但梁肃之名已不可见，失去了这次官修学术史的撰写空间，也就失去了著述流传的最大可能。在唐文的叙述史中，梁肃既不是“首倡者”，亦不是后来的“自振者”，梁肃自然处于两座高峰之间的山麓边缘地带，这样的位置所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梁肃永远只能在这两座高峰之外寻找自身存在的功能和意义，然而无论如何寻找定位，梁肃注定已然成为古文运动的“草蛇灰线”，一切言行和思想观念都成为“首倡者”的发展和“自振者”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