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诗的温婉秀丽之美--《西洲曲》.pdf

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190中国情诗的温婉秀丽之美中国情诗的温婉秀丽之美西洲曲西洲曲胡菲（青海师范大学，西宁，810008）【摘要】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深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说的影响，强调有节制地抒情、情志合一。但是南朝民歌的创作似乎打破了这一诗论观的束缚，多以情歌为主，毫无禁忌地抒发个人内心火热的情感意志。本文将以南朝乐府民歌代表作西洲曲为例，就我国南朝民歌为何能够冲破这一“民族禁忌”，留下如此温婉缠绵的爱情诗歌进行探讨，探究在何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出一系列的中国情歌。【关键词】西洲曲；南朝民歌；非性文化；集体无意识中国儒生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诗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这样一种观念发展到最后，导致文学诗歌的创作完全沦为政治统治的表现工具了。儒家诗论强调“文以载道”，这种政教合一的诗论观进而在中国文学的雅俗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分明的直线。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将诗歌视作为“大统”，视小说、话本、词曲等为“小道”。因此，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古代那些情感挚烈的爱情诗似乎少得可怜，它们似乎被压制着。那些所谓的正统诗歌有意避开两性的情爱，甚至演变成一种“民族禁忌”。有人称中国古代文化为“非性文化”，自孔子提出“诗教”文学观始，中国文学创作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规范，以所谓的礼的形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原则之一，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例如诗经中的不少诗篇有涉及到爱情的地方，但是毛诗序却都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强行将其解释为“思贤才”“后妃之德”等（孔颖达，1957）。这些阐释强烈地暗示了爱情之不可言说性，从而形成了某种禁忌，即中国文化中的性禁忌。以至于后世儒生在这种文化的压力下，集体沉默，导致这种“非性文化”或者说“性禁忌”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我们今天从南朝民歌出发，可以发现，现存的南朝民歌绝大多数都是情歌。如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郭茂倩，2020：1660）。又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物不成匹”（郭茂倩，2020：1574）。这些民歌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达了缠绵哀怨，真挚细腻的情感，真实地再现了南朝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本文将以西洲曲为基础，分析南朝民歌如何打破中国的“性禁忌”文化，用极大的篇幅来展现南朝两性之间温婉绵密、清丽摇曳的爱情。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一）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一）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南朝民歌主要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物产丰饶，商业贸易发达，城市经济繁荣，各阶层通达交往频繁（袁行霈，1999）。南朝循吏传记载：“方内宴安，氓庶蕃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孟修祥，2005：9）。南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为重心，富庶的江南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特定观念的形成必须要依靠特定的经济基础。如此看来，即便是商贾、妓女、船户等一般的下层人民也在经济实力的支持下，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歌颂爱情，或欢乐、或痛苦、或坚贞不渝、或怨恨苦闷，无论何种情绪，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傍水而居的城市中下层民众们多以水运商旅为生，在劳动生活中唱出心中所想，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为广阔，多用朴实柔和的语言刻画出旅客商妇的缱绻不舍之意。西洲曲以青年女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审视，展现了女子那种如融化了的江南细雨般绵密的无尽相思，缠绵悱恻，细腻柔婉。在这样一种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市民们的思想也较为开放，不再羞于表达自我内心深处火热的情爱思想。不同于前代文人诗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191歌多传达伦理道德，表现封建士大夫独特的以统治者为尊的思想意识；南朝或集体、或个人创作并进行书面或口头传唱的民歌的创作过程较为散漫随意，他们从身边的实际劳动生活入手，记录发生在自己身上情爱故事。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有感而发与传统士大夫“坐书斋”式的闭门造车不同，他们真真正正融于城市生活当中，浸润到真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参与社会劳动，甚至是领导社会变革。作为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他们安身立命所必须的水乡行旅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变成了富贾商妇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在各个地方奔波行商需要一定的舆论支持，获得自身的“通行符”，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清丽婉转的情歌在口口相传中无形地印证了市民生活的美好，在当时的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当然，那些传唱者们也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种市民阶层话语体系的领导，承认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统治集团的消遣需要（二）统治集团的消遣需要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汉代的独尊儒术渐趋式微。在死亡面前，一切礼法所规定的等级制度都被平夷了。随着炮火的不断侵袭，汉魏雅乐至西晋已渐趋散佚。南朝建立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商品经济较为繁荣。行伍出生的南朝皇帝们纵使在入主皇宫之后，也仍然带有下层民众的生活风气。他们贪图享乐，设有乐府机构进行民歌采集并配乐演唱（王运熙，1958）。宋书乐志载“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江南，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连忘返，以至陵夷”（蒋娟，2017）。此时民间产生了大量的新声歌曲，在南朝乐府机构的作用下，多数民间诗歌流入皇室，经过文人的修饰润色，成为达官贵人们的消遣之曲。古今乐录卷四十七引：“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郭茂倩，1979：689）。由此可见，这些民歌本来是徙歌，诞生于南方各地区。由于创作者多为商贾、妓女、船户等一般市民，创作水平不一，多显示出通俗化特征。与汉代采集民歌遵循“观风俗，知薄厚”的儒家诗教原则不同，这些情歌艳丽柔弱，哀怨缠绵，深受南朝统治者的喜爱。封建帝王、贵族及士大夫等上层阶级的审美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这些“公子”“小姐”们对于描写两性情爱的诗歌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喜爱，为南朝民歌冲破“情爱之辞不可言说”的束缚树立了强有力的后盾。受这些上层社会的达官贵族们的品味的影响，南朝民歌所描写的情爱之辞愈发露骨，以至后来出现了大量的艳情之作。二、民间诗歌的内部发展二、民间诗歌的内部发展（一）沿袭汉乐府民歌传统（一）沿袭汉乐府民歌传统汉乐府民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描写了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相爱的夫妻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汉乐府开启了我国五言体诗歌的新篇章，为魏晋南北朝的五言体诗歌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设立乐府机构，由乐师或采乐使者深入民间采集诗歌，往往采集的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民乐（吴从祥，2006）。乐官多是倾向于音乐性较强的诗歌进行编曲演唱。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可以观风俗，知薄厚”（袁行霈，1999）。他们选取的民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多展现完整的叙事情节以及饱满灵动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中敢于拒绝权贵、巧妙应答太守的秦罗敷。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西洲曲是一首五言体抒情长诗，全诗沿袭了汉乐府重叙事的传统，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对所爱的男子的悠悠相思，塑造了一个痴情、美丽、哀愁的女主人公形象。（二）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二）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文学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趋于独立。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各种文学体裁与风格有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和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等。文学作品的内容体现为普遍化的抒情特征，文学作品也更加注重形式美，雕琢词藻，工于修辞。他们更加强调诗性的思考与语言的自由，文学挣脱了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强调自我个性化。魏晋文学自觉思潮延续至南朝时期，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更加自觉的追求，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192强调情感、自我、个性等等，侧重于抒发个人的情感体验。（三）作为景观的女主人公（三）作为景观的女主人公关于西洲曲叙述主体的问题，自古以来的解读都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南朝文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有人认为这首诗歌是一位少女的相恋对象以“忆”的口吻来抒发自己的相思之情，叙述主人公为男性。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歌是从男女双向角度来进行叙述的，分别是前二十八句为女忆男，后四句为男忆女。当然，对于此种说法又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前十句为男子叙述口吻，中间为女子叙述口吻，结尾四句又转换为男子叙述（乔磊，2012）。综合这些说法，既然我们认为这首诗歌是经由了众多文人进行润色修改过的，且具体的创作者已不可考证。所以，才会在不同的语境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分析与解释。我们暂且不论哪种看法的对错问题，而是重点去探讨这些观点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个共同的潜台词，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观点？这些解释在不其然间都呈现了中国社会或者说整个人类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富有魅力的，是诱人沉沦的蜜糖。而两性关系则被默认为是在二元制性别秩序中的异性恋的家庭关系结构。纵使作者的创作初衷未必是想呈现出这样一种观念意识，但是生活在封建父权制文化制度下的他们却在无意识中展现出了这样一种底层社会价值观、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针对西洲曲的叙述主体无定论问题，在这里我想化解为男权审美视角下的性别权力话语是如何构建出这样一首细腻缠绵的情诗的。首先，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符合传统男权主义审美趣味的。杏红的衣衫、乌羽般的黑发、翠绿的钗钿、润玉似的双手等构成了一位温婉貌美的女子。这种对于女子样貌的细致描写突破了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女子内在美的束缚，同时也体现了爱情与美的某种关联性，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次，这样一系列女性文化符号的叠加，无论是从男性视角还是从女性视角进行审视，归根结底都是把女性作为男性审美欣赏的某种景观。诗中始终有一个男性观看的视角随着女主人公的活动轨迹移动着，男性在“看”，女性永远处于“被看”的状态中（约翰伯格，2015）。当然，若要坚持认为这是以女子视角写作的诗歌，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思考：男女二元制性别秩序中存在着的“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女性审美未必是真真正正的女性审美。由于女性长时间地处于“被看”的地位，乃至于女性逐渐将男权主义审美眼光内化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边。她用“另一只眼睛”来观察自己，她依照男人或者说是情人的眼光来去穿着打扮，生活劳作。诗中的女子折梅、采莲、弄莲、置莲，或登楼远望，或凭栏相思等。这些或许是情郎的想象，但是对于爱慕着情郎的女主人公来说，这或许就是她的真实生活状态。女子自认为自己应当是这样：苦苦守候，盼郎归来。但是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般痛苦的思念正是她的情郎赋予她的。中国的正统诗歌遵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强调情感的节制，有意地避开那些抒写两性情爱的内容。西洲曲则借助于情爱，没有刻意地去扭曲男女之间的感情，从而将这种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以正当、合理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三、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三、读者的阅读与接受西洲曲并非是一人一时之作，作为民间创作的诗歌，也是经由众多文人不断修饰润色才得以最终形成的（王建国，2008）。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诞生于一般市民之口，反映了当时城市中下层百姓的个人情感体验。在经由众多文人的修改后，最终定型为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后期修改润饰的文人们到底是作者还是读者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作品的本质意义就融合了不同读者的接受与阐释历史过程。读者的个人经验、文学素养、心理结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都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成形。西洲曲作为一首民歌，它的理想读者应该是那些辛苦劳作的普通百姓。相较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苦苦压抑自我的儒生大夫，终日为生活奔波的这些中下层民众则丝毫不会避讳对于爱情的歌颂。他们在传唱的过程中会自动地以自己的思维经验去解读这首诗歌，坦率言说男女之爱。所以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作者的理想读者，接受了作者所暗含的两性纯爱的意识形态。诗中连用七个“莲”字，“莲”与“怜”谐音双关，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暗示，言尽女子对情人的爱恋。莲作为普通人所熟知的一种物象，象征着爱情的纯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193洁与美好。这种含蓄委婉的双关表述结合连珠格的修辞，映照着回环婉转的声律节奏，直直点出了两性之爱的那种无关于功利纯粹性。更为直接表现两性情爱的是，“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四句诗大胆直率地表露出人物内心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直接表明这首诗歌是一首情诗，爱情可以超越时空，千里寄相思。这样的表达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那些爱情诗歌。抒情长诗西洲曲作为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不仅具有极强烈的时代色彩与地域风貌，同时也体现了我国诗歌重抒情的民族文化特征。这样一首细腻缠绵，清丽婉转的情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两性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事实，敢于突破性禁忌，大胆言说自我内心的真实情感，极具审美意义。抒写两性情爱的诗歌到了齐梁时期，逐渐演变为对于女性的纯粹的审美关照，形成了词藻艳丽、伤于浮艳的宫体诗歌，而这些充满色情的拟作内容贫乏，毫无寄托，逐渐被社会所淘汰。至此，中国古代的传统爱情诗又重新被历史的尘土所掩盖，成为一片荒原。人们又重新陷入“非性文化”的无意识沼泽地，集体沉默了。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2郭茂倩.乐府诗集EB/OL.（中文在线，202010）20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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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oo.This paper willtake Song of the West Continent,the representative folk song of Southern Yuefu Dynasty,as an exampleto discuss why Chinese southern folk songs can break through this“national taboo”,leaving such gentleand lingering love poems,and explore under what soci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 series ofChinese love songs were born.key words Song of the West Continent;Folk song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Non-sexual culture;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