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先生二三事.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383385 頁朱雷先生二三事郝春文我第一次接觸朱雷先生是在 1988 年，那一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組織的第三届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朱雷先生陪同唐長孺先生來京赴會，我以青年教師身份任會議秘書，爲參會專家服務。記得當時給唐先生安排的是套間，唐先生住里間，朱雷先生就住在外間，以便照顧唐先生起居。我當時剛涉入學術不久，雖然對唐先生仰之彌高，但自覺學養不够，没資格向唐先生問學請益，所以没打算打擾唐、朱二位先生。會議期間的一天，朱先生主動找到我，給我一張紙條，是日本學者大津透的發言題目。大津透先生之所以要通過朱雷先生把發言題目交給我，我猜想是因爲他的漢語不好，可能是顧慮和我説不清楚。另一原因是大津透是池田温先生的學生，而池田先生和武大參會的幾位老師都很熟悉。熟悉到什麽程度呢?那時候池田先生的漢語表達不够流暢，磕磕巴巴，詞不達意，聽者往往不知所云。但武大的陳國燦先生能聽懂，他每次都是用我們能聽懂的漢語再把池田先生的意思“翻譯”一遍。由於會務工作繁雜，我不小心把朱雷先生給我的紙條弄丟了。這樣，在安排大津透發言的時候就没有了題目。我只好硬著頭皮再去找朱先生，看朱先生能不能記得大津透的發言題目。朱先生表示他也只是二傳手，别人把紙條交給他，他轉手交給了我，也不記得紙條上寫的是什麽了。我後來又去找了大津透本人，讓他再次提供了一個中文題目。那時開會和現在不同，還做不到會前把所有發言者的題目都收齊，編出議程，那時有不少學者是到會時才把論文或題目交來。所以，每個場次在會場門口都會貼一張該場次發言者姓名和標題的海報。記得輪到大津透那一場時，我親眼看到池田温先生用碳素筆在海報上修改大津透的發言題目。我推測這件事的經過應該是:大津透和池田先生一起擬定了發言題目，由大津透或池田先生交給朱雷先生，請他轉交給我。等我再次找大津透要題目時，他也不能完全記得和池田先生一起擬定的題目了，而他自己當383時的中文水準尚不能準確地擬定發言題目，所以害得他的老師在海報上修改他的題目。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爲我的疏失造成的，我應該向朱雷先生、池田先生和大津透先生致歉!也正是緣於大津透先生的發言題目和我的失誤，才使我在會議期間和朱雷先生有了兩次直接接觸，得以近距離觀察。與其他與會專家廣泛交結同行不同，朱雷先生是整天陪侍在唐先生身旁，形影不離，幾乎從不單獨活動。後來和陳國燦先生聊天，才知道朱雷先生陪侍唐先生并不限於在京參會期間。此前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在京整理吐魯番文書，也是朱雷先生負責給唐先生做飯、熬藥等雜務。朱雷先生自己的回憶也提到過此事，并説由於自己從未做過飯，所以飯菜并不一定可口，但唐先生從不挑剔。語云:師長“有事，弟子服其勞”。這是中國的傳統美德，爲老師做一些事也是很多學生能做到的。但像朱雷先生這樣，長期服侍老師，花費大量的時間，從事很多具體雜務，是我至今僅見的一例。這樣的行爲可以説是當代尊師重道的典範。正因爲如此，朱雷先生也深爲唐先生所信任，據當事人回憶，在唐先生臨終前交代後事時，朱雷先生也是見證人之一。另一次和朱雷先生直接接觸是在 2001 年。朱雷先生邀我到武大參加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那次答辯比較特殊，有兩位是已經當了教授的答辯人，一位是孫繼民兄，一位是劉進寶兄，還有一位應届的博士張榮强。其中孫繼民兄申請的是論文博士。因爲答辯人有兩位老資格，所以朱雷先生特意從北京請了祝總斌先生和我來主持答辯。繼民兄和我同庚，因而請比我們大一輩的祝先生主持，進寶兄的答辯則由我主持。在參加答辯期間，朱雷先生和陳國燦先生對我們的照料很周到，不僅三餐全程陪同，而且在校内活動也要乘車前往。從珞珈山莊到答辯地點其實路并不遠，我提出我們可以走路過去，但朱雷先生堅持讓我們乘車前往。我和朱雷先生開玩笑説，這樣的招待，等我們回到北京就不會走路了。記得那次我是從北京經上海到武漢的，報銷路費的時候我提出只報銷從上海到武漢的一段就行了，但當時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副所長的牟發松兄堅持要把從北京到上海一段的機票也一起報銷了，讓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在答辯的時候，朱雷先生作爲導師介紹繼民兄的情况，他謙虚地説:“孫繼民是唐先生的學生，我怎麽敢做他的導師呢!只是因爲唐先生已經不在了，所以我只好掛個名。”這番話讓我再次領略了朱先生對老師的推重，也表現了他低調和謙遜的品格。朱雷先生是善談和多才多藝的學者，和他在一起聊天不愁没有話題，有時可以説就是神聊。曲藝方面，他喜歡昆曲，而且每天早上起來都要聽。文學方面，他喜歡武俠，聊48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起來眉飛色舞，對武俠小説中的人物如數家珍。其他方面，五行八作方面的知識，你隨便起個頭，他就可以和你侃侃而談。與一般的書呆子不同，朱雷先生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關於朱雷先生在學術方面的貢獻，在其生前和去世後已有很多和很詳細的介紹，不用我再重複了。我這裏想强調的是，他是一位善於運用巧思的學者，常能利用我們熟知的材料另闢蹊徑，發掘出常人所未見的問題。如他發表的敦煌兩種寫本燕子賦 中所見唐代浮逃户處置的變化及其他 讀 敦煌變文集 劄記(一)等幾篇研究敦煌變文的論文，就完全不同於以往學者對敦煌變文的整理和研究，而是開闢了以變文證史和以史證變文的新路徑。其成果不但對變文研究和史學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而且還具有方法論意義。其後楚永橋從司法角度考察燕子賦 反映的法律實施的特點，很明顯在方法上受到了朱雷先生的影響。(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583朱雷先生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