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学术期刊办刊人的数据焦虑与调整.pdf

XUESHU CHUBAN YU CHUANBO2022 年,第 1 卷 第 1 辑(总第 1 辑)Vol.1 No.1,2022(Sum No.1)学术评价与版权伦理收稿日期:2022-07-22基金项目:泉州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第二批)立项课题“学术资源在高职毕业设计中的应用研究”(QG1352-08)作者简介:乔监松,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黎明职业大学讲师,E-mail:moshen85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乔监松.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 学术期刊办刊人的数据焦虑与调整J.学术出版与传播,2022,1(1):326-334.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 学术期刊办刊人的数据焦虑与调整乔监松(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摘要】由于科研管理机构评价能力的不足,中国学术期刊陷入了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量化评价体系怪圈,本属中性的影响因子系列指标成为刊物评价和办刊的“指挥棒”,导致学术刊物不得不进行适应而忽略了本质建设。文章以学术刊物办刊人数据焦虑的形成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办刊人数据焦虑的来源。认为应抓住“三评”与“四不唯”之机遇,做好“代表作”的汇聚功能;调整办刊定位,以“关键词”和话题提升学术影响力;采用“期刊超越指数”使影响因子回归到刊物质量“指示剂”原始功能;改变运营方式主动成为学术研究服务者等四个方面工作,提供优质学术产品、构建良好的刊读关系,从实质上提升办刊质量,消除数据焦虑。【关键词】数据焦虑;学术期刊办刊人;影响因子;指示剂;服务能力Influence factor:From baton to indicator Data anxiety and adjust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dministratorsQIAO Jiansong(Design School of Nanjing Art Institute,Nanjing 210013,P.R.China)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evaluation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have fallen into a strange circle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impact factors as the core and the neutral impact factor series indicators have become the baton of journal evaluation and publication running leading to academic journals have to adapt and ignore the essential constru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urces of the data anxiety of the current journal operators starting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data anxiety of the journal operators.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ree reviews and four non uniqueness to achieve the convergence fun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adjust the positioning of the journal 623乔监松 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and enhance the academic influence with keywords and topics the journal surpassing index is used to retur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indicator of journal quality change the operation mode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ecome an academic research service provider provide high-quality academic products build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journals and readers substanti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journals and eliminate data anxiety.Key words data anxiety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r influence factors indicator service capability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志码:A一、大数据模式下办刊人的数据焦虑 1997 年 1 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正式出版,目的是“集成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专业特色期刊现刊全文的大型全文检索系统,不仅为国内科研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和查阅文献资料服务,也为期刊、文献评价提供统计服务”1。到目前为止,被集成为 CNKI 的超大型文献数据系统不仅实现了上述目标,更在功能上大大超越了最初的目标,成为中文领域内最为庞大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截至当下,CNKI 不仅成为学术刊物电子分发的核心渠道,也成为科研工作者获取电子文献的首要选择,更成为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等重要评价数据的统计来源。从国内多个学术刊物评价机构的指标系统来看,以 CNKI为代表的超大型数据库所产生的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系列刊物数据是评价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学术刊物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为数据评价为代表的量化评价,刊物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大的影响力,提升评价系统内的数据和指标成为办刊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传统办刊模式尚未出现质的变化的情况下,对于数据的焦虑随之而来。就字面而言,焦虑本指对不确定的威胁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数据焦虑则主要指人们在大数据环境下所产生的系列负面情绪2。在本文中,笔者阐释为学术刊物办刊人为维持或提升学术刊物的影响力和生存能力,对可能影响刊物在评价系统中相关指标和数据的担忧情绪。这种情绪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伴随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而逐步提升。笔者认为,焦虑的表面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高校财政支持的改革,各院校与科研单位在纸质刊物的订阅上不断削减经费,使纸质刊物的生产与营销出现困境;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对出版行业的市场化改造所造成的财政经费减少,给学术刊物的经营带来了切实压力;三是传播模式转型后,文献互联网出版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十分微薄,学术刊物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与国家对出版行业的改革预期不相符,对刊物的未来产生了不确定压力。这些因素都使学术刊物面临了相当的运行压力,尽管当前绝大多数学术刊物的经费来源是享受财政支持的公办院校或科研单位,但事业单位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出版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势必使学术刊物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科研管理部门的绩效考核导致的部分优质稿源外流,经济压力导致的优秀办刊人员流失压力等相互叠加,使刊物必须在既有的评价体系内获得良好的评价结果,否则难以形成优质稿件和期刊影响力的良性循环,无法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经济支持,遑论获得良好而持续的学术影响力。在传统办刊思维中,学术刊物理应以学术追求为重,办刊人不应掺杂过多“市场化”思维,但事实证明单纯的学术办刊思维无法支撑学术刊物稳定持续发展。尤其是在深入推进改革和大数据应用背景下,改723XUESHU CHUBAN YU CHUANBO变办刊思维,回归刊物本质,从传播角度构建大数据时代学术刊物的数据表现,进而提升评价系统内的数据表现,可能是有效缓解数据焦虑的一种方式。2019 年因周杰伦和蔡徐坤粉丝群体在微博超话的榜首之争,使人民日报一天内两发评论,在社会中引发巨大关注,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3,为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影响力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证明通过数据技术能够跟踪和较为精细评估传播行为,能使广告在内的传播活动实施更为精准,对影响力的评估也更为确定。尽管传播效果的评价模式复杂多变,但核心依然是通过传播和销售数据来进行评价和对影响力进行标示,即末端形成的竞争性数据是评价活动的核心。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明星粉丝之间的争榜行为与学术刊物之间的数据表现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期望通过数据印证标的的实际影响力。在互联网时代,以明星为标的的广告投放如此,以超大型数据库为依托传播的学术刊物亦是如此,二者在传播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用户群体和应用场景不同而已。因此,文献数据库所体现的由用户行为产生的影响因子为代表的诸多数据便成为评价学术刊物办刊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办刊人的重要焦虑。二、焦虑何来?当中性数据成为指挥棒 在传统办刊思维中,学术刊物应秉持学术追求,实现以优质文章引领学术发展,并为学术交流提供渠道和思路。这是一项综合工作,似乎难与学术文献评价产生关联,更不会与某些具体数据产生瓜葛。然而,在实际运行之中,学术刊物的声誉与影响力恰恰是通过学术文献的评价得以体现。就学术影响力或刊物口碑的生成逻辑而言,大量、集中、质量高的文章必然形成和提升刊物声誉,学术共同体对刊物的认可实质上是对所刊载文章的接纳和认可。换言之,学术刊物的口碑与声誉营造已经实质转化为对学术文献评价的提升,导致办刊人对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系列数据或背后的逻辑不得不加以重视。与明星的超话指数不同,当前对学术刊物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文献计量体系上。该体系以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为理论基础,结合尤金加菲尔德提出的“引文集中定律”,根据文献分散和集中并存的特点遴选出“某学科和主题”下的核心期刊,成为国际学术领域广泛认可的评价方式5。在逻辑层面,影响因子及由之派生的系列数据体系是一个中性指标,在规范、合逻辑的学术系统中,既不应出现文献质量绝佳却无人或绝少人采用的叫好不叫座现象,也不应出现某刊物质量极差却被同行大量引用的情况,因此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系列数据成为学术刊物评价的重要指标具有自身的科学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期刊/文献的评价才广泛采用了这一模式。在既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中,无论是 SCI、SSCI、A&HCI,还是国内的诸多评价体系提出的众多评价模型(或指标),影响因子无疑是影响力最为深远和广泛的核心指标。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期刊要提升自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获得更好的稿源与学术影响力,进而提升期刊的阅读量与市场生存能力,最为直接的方法依然是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数据。与之相应,在量化考核成为常态的当下,科研管理部门制定考核标准、院校制定考核依据、作者选择投稿目标等都需要以刊物的影响因子等指标体系作为重要参考,使影响因子为核心的评价数据成为刊物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1992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了我国第一版“核心期刊”目录(下称“目录”)6。其初衷有二,一是“为文献机构馆藏期刊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选读期刊文章提供门径”。但在实际运用中,“核心期刊”的概念与“目录”,以及与之相似的相关评价模型却因其量化研究的工作方法被应用到期刊评价与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效果评价中,功能发生了明显偏移,使“目录”本身具有了鲜明的评价功能。尽管长期参与823乔监松 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目录”编撰的蔡蓉华老师在多个场合呼吁对“目录”正确看待和应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各科研管理部门与院校依然将其作为教研人员科研工作质量的量化判断依据,在相当长时间内基于“核心期刊”的科研量化评价模式在我国科研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刊物本身产生了影响,一定程度上成为读者选读文献和办刊人办刊的“指挥棒”。客观地看,娱乐人物的商业价值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上,也体现在对市场的号召力方面,最终表现在广告商是否选择其作为载体进行广告投放;学术期刊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所刊载文章的学术质量上,还体现在研究者对其进行关注、订阅和引用的体量即一系列数据指标上,这些构成了标的物的实际“影响力”。就此来看,娱乐界与学术界都需要有可以量化的数据来向“市场”展示其影响力,以吸引投资者持续投入资金或研究者进行关注和引用,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系列数据本质上能够成为学术刊物影响力的指示剂。但是,随着科研工作量的增多和学科专业发展的进一步细分,管理部门对成果的内部认定能力愈发缺乏。在日常考核、成果评价环节采用同行评价,不仅在质量上难以保证,成本也十分高昂,因此各管理部门开始直接采用量化数据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促使量化评价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成为主流甚至成为近乎“唯一”的标准。学术刊物要想获得良好的评价结果,就需要在既有的量化评价模型中获得较好的数据展示,办刊人就需要根据量化指标对办刊行为进行调整。一方面,在不断调整的办刊实践中,为有效提升刊物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一些较为合理的办刊方法。大体可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计等方式增强号召力,打造热点话题增强杂志影响力;通过公平、公正与专业的双向匿名审稿模式提升作者对刊物的信任度,保障刊物的稿源、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这些体现同行专业性评价的做法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办刊方对影响因子的重视和研究,也开始出现通过控制每期文章刊发量以提升影响因子数据的做法。学术期刊开始大量采用约稿、定向,尤其是邀请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学者组稿和开设热门栏目的方式提高刊发文章的质量,打造研究热点以提高被引用的概率,从而做大影响因子。诸如此类做法,客观上聚集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提升了办刊质量,体现了影响因子的正面引导作用。然而,单纯调整办刊的行为并不能有效缓解办刊人的数据焦虑。笔者认为,除了前文提及的三个表面原因,更大的焦虑来自于当前科研管理方面对数据应用的失当。单纯从办刊角度而言,话题的设置与把握、稿源的经营,以及编审队伍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都无法从根源上保障刊物的数据指示能力上升。上述三项刊物运营的前端能力都无法脱离研究者或撰稿人的认可,但是在既有的评价模式中研究者或撰稿人对刊物的选择和支持依据很大程度来源于评价系统的结果。换言之,以高校为主体的科研工作者在面临工作考核的具体指标时投稿依据往往是按图索骥,因此“目录”的作用不仅是评价了刊物,更是指引了投稿方向。事实证明,“核心期刊”对稿源的集中和争夺作用非常明显7。尽管当前的评价系统尚存在以刊评文的弊端,但“目录”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优质稿源的汇聚作用上,更体现在读者对刊物的选择上,汇聚了相对优质稿源的刊物客观上为读者节省了知识提升的时间、提高了研究效率,非“目录”刊物想获得优质稿源的难度正日益加大,办刊人的数据焦虑也随之不断提升。归根结底,影响因子为代表的数据评价终究只是评价的具体技术,学术刊物的办刊压力主要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认可与科研管理两个方面。前者可以通过办刊质量的提升加以解决,而后者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或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改革加以调整。923XUESHU CHUBAN YU CHUANBO就目前来看,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无外乎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模式或者对其加以糅合。以统计数据为依据的文献计量评价模式,客观上杜绝了人工评价成本高、效率低、反馈不及时和人为干扰等问题,但也存在数据本身能否反映刊物质量的问题。在计量评价模式中,计量指标的设计以及算法都对评价结果影响甚大8。不仅如此,由于计量体系的指标和算法对社会公开,也容易导致部分刊物为提高计量指标人为“冲刺”部分数据而导致数据失真或异化的情况存在。此外,当前的数据评价模型存在以刊评文、以刊评人、期刊评价异化为金钱交易等不足9。为提高影响因子,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部分期刊诱导甚至迫使作者引用己刊近年所刊发文章的做法,部分期刊为规避期刊评价研究机构对自引数据的追踪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期刊群联合互引的群体作弊行为,使量化评价方法所依据的核心数据出现了质量缺陷10。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了个别稿件评审人利用审稿便利强迫文章作者引用评审人文章以形成个人学术影响力的现象11。上述现象表明,随着科研管理部门对期刊量化数据的看重,客观上导致学术期刊办刊人出现了一定的数据焦虑症状,以至于为提升影响因子而人为干预甚至造假12,已经对刊物运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因此,评价方在持续监测刊物与文献相关基础数据的同时,不断调整和优化评价体系的指标与算法,如在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中细分影响因子的构成,区分刊物的自引与他引等数据,增加刊物的即年指标、H 指标、Web 下载率、学科扩散等多个向度的指标,期望能够采集到真实反映刊物学术影响力的数据以形成评价结果。总的来看,计量评价模式通过不断优化算法和精确指标的方式来完善评价模型,但数据“真实”与算法的权重配比始终是影响刊物质量评价的核心要素,客观上也导致刊物本身形成了数据追逐的弊端,使具体计量指标成为办刊指挥棒,偏离了计量评价的初衷,亟需构建一套更为科学的评价方法对此进行纠正。更为重要的是,科研管理者对数据应用的失当是导致撰稿人和读者对刊物的选择过于集中的直接原因。不同院校以评价机构“核心期刊目录”为母体自行制定的“目录”成为教师考核和硕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选择投稿方向的直接依据,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稿源群体。事实证明,强制性的行政引导对刊物指标数据提升有较为明显的作用13。因此,学术办刊人要缓解焦虑不仅要提升办刊质量,更要努力在学术共同体内提升话语权,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否则单纯依靠提升办刊质量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三、焦虑何去?大数据模式下的办刊思路调整 要提升学术共同体内的话语权以缓解数据焦虑,除了提高办刊质量之外,还需要调整办刊思路,从争取政策支持、调整办刊定位、整合办刊经验以及改变运营方式四个方面着手。(一)抓住政策机遇 做好“代表作”汇聚功能2018 年 7 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简称“三评”);同年 8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通知,要求教师队伍的建设“不唯头衔、资历、论文”;同年 12 月,以科技部为首的五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简称“四不唯”)专项行动,期望从多方面、多角度形成更为合理的评价体系。在具体的实施中,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学术代表作”为代表的评价模式,即在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申报等环节通过限制报送代表作数量的方式,改变以往依靠数量堆积的方式,促使科研工作者从数量思维向质量思维转变。尽管学术代表作依然无法解决撰稿人的投稿取向问题,但却将以往单纯依靠定量评价的方式向定性033乔监松 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方向有所倾斜。换言之,学术共同体内所具有的非“核心期刊”容纳能力为质量评定提供了一定空间,为非“核心期刊”争取优质稿源提供了机会。以往“目录”受到质疑除了评价模型的科学性,以刊评文和以刊评人是一个重要原因,代表作恰恰是纠正计量模式这一缺憾的补充方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非“核心期刊”的稿源将得到明显改观。客观来看,学术共同体对某刊物的质量认识,除了某些评价模型的产物之外,更重要的依据来源于对刊物所载文章的直观判断,因此大数据时代办刊人除需要抓住“三评”和“四不唯”的政策红利外,更需要通过办刊质量提升形成一批质量过硬的“代表作”,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否则难以通过政策引导获得良好口碑。办刊实践证明,口碑的积累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把关能力塑造、文章影响深度、扩散程度等多方面构建。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分和研究者对学术成果的多样化需求,以往非“核心期刊”将有机会在非传统研究热点和领域内汇聚优质文章,以多样化的成果展示形式获得研究者的关注和持续追踪,从而取得良好口碑。换言之,学术代表作这一模式对于学术刊物和办刊人的价值,在于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通过细分的研究领域汇聚相对优质的稿源,构建属于自身且具有特色的学术话语权竞争优势,形成事实上某领域内的“核心期刊”。由此可见,具有学术质量的“代表作”是刊物的立身之本。在大数据背景下,单纯依靠作者的自发投稿势必无法取得代表作的发表权,因此办刊人调整办刊思路,主动采取谋划选题、定向约稿、创办学术论坛、举办学术竞赛、组织学术考察和研学等方式打造属于自己的学术热点领域,汇集一批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研究者,形成某一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深入性和独家性的成果集合,使刊发的代表作成为后续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先行作,形成该领域内的事实“核心”。刊物的口碑在于研究者的直观印象,而能够提高研究者工作效率、提升研究水平质量的刊物势必能够获得研究者的认可,进而形成代表作投稿与刊物影响因子等指标之间的良性互动,数据焦虑也就不复存在。(二)调整办刊定位 以“关键词”和话题提升学术影响力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研究者对学术文献的获取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当前纸质学术刊物的销售发行工作已经逐步退出。超大型数据库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学术文献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学术文献的获取方式。在以往的编辑实务中,办刊人较多关注电子文献的传播能力,却忽视了文献背后知识的呈现方式。简而言之,以往纸质媒体中杂志编辑所进行的版式设计、栏目组织在电子传播环境下都变得不再重要。随着互联网使用习惯的养成,研究者通过关键词检索所需文献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传统办刊中的稿件顺序、栏目编排、版式设计的重要性都大幅下降。相反,汇聚了同研究领域关键词为代表的文献集合成为研究者获取文献的重点关注对象。研究工作是一项创新工作,无论是成熟的科研工作者还是硕博士研究生在检索文献时都有极强的目的性,事实上文献被关注的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的检索概率,因此对“学术关键词”或研究话题的把握能力才是提升刊载文献曝光率和受关注程度的根本。如前所述,非“核心期刊”在不能得到研究者持续关注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对某特定领域的深耕和挖掘打造一批质量过硬的代表作,才能获得研究者的持续关注。要实现这一目标,办刊人不仅需要对研究趋势、热点话题及细分研究的走向做足研究,更需要对传播要素和传播质量提升有足够了解,办刊团队的专业化势在必行。可以想见,在一份学术刊物周围,形成了一批有共同话题研究者并能够推动某些研究领域发展的时133XUESHU CHUBAN YU CHUANBO候,这份刊物就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事实核心。换言之,以往办刊所追求的在学科领域中的“大而全”的思维应让位于某细分领域中的小而精,并保持良好的开拓性和深入能力,因此调整办刊思维,从研究者角度出发整合资源,在研究者领域中打造一个具有活力的研究队伍,激发研究者的分享乐趣,形成具有强大传播能力和辐射能力的优质学术媒体形象,是缓解办刊人数据焦虑的直接方式。(三)借鉴经验 “期刊超越指数”回归影响因子指示剂功能近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其“2022 年分区表将只发布升级版结果,分区指标不再采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而是替换为“期刊超越指数”,并且公布了相关算法。就通告来看,其最大的改变在于“升级版的分区表中,影响因子不再是分区的唯一或者决定性因素,也没有了分区的影响因子阈值”,表明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在“升级版”评价体系中地位下降,从而引起学界诸多关注。根据通告和公布的算法,大体可以知晓其想实现的是确立期刊超越指数的核心地位。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设计中,期刊超越指数指的是“随机从期刊 A 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他期刊随机选择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引用数的概率”14。根据这一设计,逻辑上可以认为当随机的任何一篇论文的引用数都比其他同类型论文的引用数概率大的时候,整本刊物所载文献被学界认可的概率也就大。换言之,无论是任意一篇论文还是整本刊物都较同类型刊物被他者引用概率更高,自然意味着整本刊物在学界的影响力要较其他同类型刊物更高,从而实现学术影响力的证实。期刊超越指数的价值在于尝试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某个别文献拉高刊物整体相关指标的情况,采取随机选取论文的方式来进行概率计算,避免了所评价的刊物质量不稳定的情况;二是将比较对象限定于学术研究的相同主题和相同文献类型,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学术刊物的入类标准问题,使交叉学科、交叉研究领域能够找到较为恰当的比较对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三是采取随机抽取计算概率的方式在较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以往均值指标容易冲刺、造假的情况,在概率计算中刊物要获得较好的结果就需要提高刊物中每一篇文献的被引用概率,客观上使被选出的“超越”期刊是较同行更优秀的刊物。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广期刊超越指数已有 4 年时间,此次超越指数替代影响因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计量评价中的数据“真实”弊端,避免唯数据论的风险。尽管实施效果还有待考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刊评文、入类干扰的不足,但笔者认为就评价逻辑和算法来看这一改变可以为构建我国更科学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提供借鉴。从本质上看,学术刊物的评价或办刊人的追求无非是在相对稳定的可比范围内获得良好的评价结果,追求的是相对结果。事实也证明,无论是何种评价方式都无法超越时间形成绝对结果,因此以超越指数思路将影响因子还原为具有指示剂功能的指标,是一个相对可靠的评价模型升级,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对办刊人而言,相对指标建立的根本在于明确比较范围,即前文所述核心关键词或话题的确定范围,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办刊定位的进一步明确和代表作的汇聚功能实现。(四)改变运营方式 主动成为学术研究服务者一直以来,学术办刊人的目标无外乎“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仿佛学术办刊是一个指导性的评价者,但实质而论学术办刊人最大的功能应是学术研究的服务者。即通过刊物平台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和服务,使研究者的观点得以阐发、学术共同体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长期以来的办刊实践则使学术期刊成为了单纯的刊发文章之地,学术服务功能有所弱化。基于此,笔者认为学术办刊人应从学术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思考研究者需要从学术刊物所获得的内233乔监松 影响因子:从指挥棒到指示剂容,否则研究者在既贡献知识成果又贡献版面费的情况下势必难以为学术刊物贡献更多的力量。反而言之,在当前学术办刊的实际情况下,如果能够从研究者角度出发为研究者提供部分服务功能,学术刊物将更有机会与研究者构建更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良好的口碑和事实的“核心”。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办刊人与研究者构建良好合作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稳定高效的文章评价反馈就当前出版实务而言,撰稿人投稿能够获得投稿反馈的质量十分低下。在绝大多数期刊的反馈中,仅有最终是否录用结果反馈的类型占据了大多数,在有意见反馈的类型中仅有总体和非实质性修改意见的又占据了绝大多数,而能够反馈较为详细的修改意见对投稿者有实质帮助作用的则非常稀有。更有甚者,大多数刊物仅单方面对投稿人约定禁止他投的时限而不会对非录用稿件作出任何反馈。就此来看,撰稿人在投稿行为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无法与刊物形成良好关系。基于此,非“核心期刊”可从投稿文章的评价反馈入手,及时、公正地向投稿人反馈高水平评价意见,提高文章评价的反馈水平,是构建良好合作关系的开端和关键。2.优质持久的成果汇聚反哺在一般的办刊实务中,办刊人与作者的互动关系在文章刊发后即已终止,但笔者认为文章刊发是不应成为办刊人和作者关系的终点,而应成为重要关系的开端。就一般规律而言,有文章刊发需求的研究者要么后续会从事研究工作,要么会进入教职领域,都有对文献持续跟踪的较强需求,也有较大可能再次成为刊物的撰稿人。如果能够借助刊发关系与研究者进行持续联系则将成为构建优质刊读关系的关键。基于此,笔者认为办刊人汇聚优质刊物不断向研究者进行持续反哺,将与研究者兴趣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汇聚给研究者,势必能够增进刊物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促使研究者再次将刊物选择代表作的刊发地。3.良好的研究交流机遇从实质来看,研究者需要的是学术共同体共同进步,而学术刊物需要的是稳定的撰稿群体,因此办刊人可依托刊物平台形成服务学术交流的中间角色。事实证明,学术刊物通过多种形式对学术会议进行支持是吸纳优质稿源的有效方式。进而言之,办刊人若将单纯的学术会议支持升级为创建学术话题、展示学术观点、开展学术讨论、进行学术研学、整合学术资源、支撑学术研究综合模式,将能汇聚一批具有共同兴趣的研究者,成为研究者离不开的学术“发源地”。4.多样的成果产品办刊人需要知道,学术文章只是学术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支撑学术研究的成果形式有很多。相对而言,研究者获取学术文章的难度几乎没有,但获取其他形式或对学术文章进行二次开发的难度则依然存在。换言之,办刊人提升服务意识需要从研究者的需求角度出发,从支撑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通过整合既有资源和对既有资源进行新形式的开发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支撑。如上影厂对诸多动画形象的 IP 开发从而打开新市场一般,学术办刊人也可以整合和盘活既有资源,形成新的学术产品,达到为研究者提供学术服务的目标,而这些新型的学术产品恰恰是研究者无法通过一次检索获得的优质成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次文献的获取难度降低,但碎片化的信息也随之而来,办刊人应利用在信息整合、信息加工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对以往的碎片化、零散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形成自身的新产品,打造属于自身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四、思考 焦虑何以产生 从本质来看,办刊人对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系列数据产生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产品的质量难以333XUESHU CHUBAN YU CHUANBO满足学术市场的需求。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人们使用习惯、外部办刊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办刊人对传播渠道、传播形式、评价方式和经营模式等都进行了相当的关注和研究,但依然需要回到内容为王和服务为本的本质范畴来思考学术刊物的价值。持续的出版行业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市场化改造效果。但是投稿人对版面费的诟病、办刊人对经营效益的不满意,表明学术刊物还没有在市场化和学术性之间找到良性循环的道路,也验证了“来稿刊发”式的办刊模式无法持续,亟需在新时代寻找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之路。学术刊物本身是一项“书斋式”工作,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似乎使这项工作愈发沉向书斋而不能走向研究,当前办刊人对刊物所辖专业知识的研究能力恰恰是最为缺乏的,因此如何吸引具有专业学科背景的高级人才进入办刊领域是决定学术刊物产品的关键因素,也是学术刊物质量能否得以提升的重要基础。坦率地说,影响因子自被学术评价应用以来最大的价值在于极大程度压缩了学术评价的“人为”操作空间,以数据呈现、用事实说话成为学术界构建自律性的根本,客观而言这一改变到目前已有一定效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学术界已经接纳了定量评价思维的当下构建由专业背景人员组成的办刊队伍,开展为学术而学术的办刊实践,已经到了实行的关口。参考文献:1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学术电子出版社版编辑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创刊仪式暨中国学术期刊文献检索咨询站成立大会将在北京隆重举行N.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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