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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南京大学陈民摘要：本文从发生在 世纪 年代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布莱希特之间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出发，简述了这场论争涉及的关于流亡文学中历史小说题材的分歧，明确布莱希特积极的现实主义主张。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应该与其社会功能联系起来理解，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广阔的、多样的。本文进而对布莱希特在流亡时期创作的历史小说 凯撒大帝的事业 进行分析，以证明布莱希特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积极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其现实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关键词：现实主义论争；历史小说；布莱希特；凯撒大帝的事业犜 犻 狋 犾 犲 牶 犃 犫 狊 狋 狉 犪 犮 狋 牶 ，犜 犺 犲犆 犪 狌 狊 犲狅 犳犑 狌 犾 犻 狌 狊犆 犪 犲 狊 犪 狉 ，犓 犲 狔犠 狅 狉 犱 狊 牶 ；犇 犻 犲 犌 犲 狊 犮 犺 犳 狋 犲犱 犲 狊犎 犲 狉 狉 狀犑 狌 犾 犻 狌 狊犆 犪 犲 狊 犪 狉作者简介：陈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和翻译研究。联系方式：。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 引言对德国 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的探讨，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绕不开以布莱希特与卢卡奇为代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种种论争。卢卡奇是匈牙利美学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德国哲学、德语文学都颇有研究。布莱希特是 世纪戏剧家、诗人、戏剧理论家，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陌生化效果理论等付诸创作实践，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戏剧舞台上成为打破传统、勇于创新、顺应时代发展的代表人物，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现实主义的论争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的两位代表人物卢卡奇和布莱希特之间的论争轰轰烈烈。这场论争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世纪德国的文学研究中依然关注布莱希特和卢卡奇思想的差异性，认为“在联邦共和国，除了对唯物主义艺术和文学理论的历史兴趣外，另一方面，重点是试图利用过去的反思为新的政治艺术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种关注的侧重点显然在对表现主义的论争，或者说是表现主义及现实主义的论争。后者并不是孤立地按阶段性看待论争，认为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是现实主义总体辩论的一部分，并进而被视为关于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讨论的一部分。受到 年代苏联关于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讨论影响，卢卡奇 年在莫斯科流亡杂志 国际文学 上发表文章 表现主义的伟大与衰败，鲜明地提出了对表现主义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首先抨击了资产阶级过度的主观悲情，批判知识分子对现实的逃避、对战争的渴望和对颓废派的迷恋等。卢卡奇将表现主义的前卫艺术方法斥责为颓废的、非理性主义的、不成熟的内在文学形式，并呼吁流亡作家将他们的文学实践与德国古典主义和 世纪伟大的市民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年至 年是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成熟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卢卡奇转向了文学的社会意义，也是他关于“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期。卢卡奇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关于表现主义 巴尔扎克 历史小说 海涅 德国文学的进步与反动 等），明确指出文学只能在政治经济条件下被塑造和理解，其对文学技巧和形式的限制忽视了艺术在历史上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布莱希特的几篇论战文章（表现主义论争 表现主义论争的实践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 大众普及和现实主义）中，布莱希特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概念毫不妥协地加以批驳。然而，由于 人民阵线 拒绝发表这些文章，在布莱希特生前，只有 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辽阔和多样性 得以在 年面世。布莱希特认为，不应该简单地从现成的某些经典作品中，如歌德、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小说中简单地复制“现实主义”，并将其视为固定的模式。现实主义的写作形式应是多样的，文学提供了许多彼此迥异的例子。对于现实主义，作家不可以一劳永逸地依附超历史的写作形式，而是思考出一种由如何、何时以及为哪个阶级使用而构成的写作形式。布莱希特试图超越卢卡奇设定的形式主义框架，强调现实主义意味着揭示社会因果的综合，揭露统治者的观点，从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的特定角度来写作，使抽象成为可能，这里布莱希特认定的最先进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最激烈的显然来自卢卡奇和布莱希特之间，但参加论争的远不止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有德国著名哲学家布洛赫。布洛赫（，：）认为，在所谓正确的方法背后是如何理解人民群众阵线的“广度和多样性”。布洛赫反对卢卡奇为首的“新古典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论调，即“把几乎所有从一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对统治阶级的反对都归于统治阶级”，从而不负责任地缩小了人民群众阵线的范围。和其他人一样，布洛赫怀疑，在卢卡奇等人对表现主义问题进行不妥协的严厉对抗的背后，试图将当时的流亡作家受制于某些理论和写作方式，从而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将文学表现与意识形态绑定在一起。历史小说上的分歧与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相比，对历史小说的讨论和分歧似乎并未引起很大的轰动。然而，事实上，这同样是一场与现实主义论争密切相关的讨论，并在其中将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抽象讨论具体化为历史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卢卡奇 年就出版了 历史小说 的研究，但 年德语版才在柏林的建设出版社出版。卢卡奇从历史小说的经典形式、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历史小说和市民现实主义的危机、历史小说和民主的人文主义四个章节展开。在研究中卢卡奇倍加推崇海因里希曼创作的历史小说 亨利四世，将其视为这一类型的成功范例和学习榜样。卢卡奇努力研究流亡时期历史小说与魏玛共和国或“内心流亡”文学的对比，找出其中反法西斯的具体内容。卢卡奇似乎更关注这一类型的艺术特征，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小说在他看来，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法西斯主义者驱逐时进行的激进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反映，只是外部特征具有与魏玛共和国历史小说或“内心流亡”的共同性。并没有看到历史小说这一媒介被用来通过平行和对比进而批判法西斯的意义。在卢卡奇看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来，二战期间人民群众阵线作家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世界观之间产生激烈的内心斗争，流亡者创作的历史小说就是一种媒介。对卢卡奇来说，亨利四世 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是最先进的，是回归古典历史小说传统的开始。卢卡奇对历史小说的诉求是其现实主义概念的表达。卢卡奇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辩论中已经发展了这一概念，并遭到了布莱希特的强烈反对。卢卡奇和布莱希特之间的争论也不得不在历史小说上爆发了（，：）。布莱希特对历史题材的实践应用较为广泛，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是其流亡瑞典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剧作。在三十年战争的背景下号称“大胆妈妈”的主角，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哑女，跟随部队做小买卖，把战争视为谋生的依靠和发财的来源。然而，这个把生活希望完全寄托于战争的女人最终家破人亡。布莱希特后期创作的著名史诗剧 伽利略 也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剧，剧本以十七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的生平为题材。与当时几乎所有的流亡作家一样，布莱希特努力使自己的文学创作适应流亡的需要。这部历史剧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引起了深远的现实和历史影响。伽利略 一共有两个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和其他作品一样重点仍然是反映对黑暗恶势力的抵抗，以便给反对希特勒独裁的斗争提供一个历史的类比；而第二个版本的重点则是现代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对布莱希特来说，原子弹爆炸事件使科学与伦理问题、科学家的伦理问题成为焦点。科学问题不再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社会批判性的问题。布莱希特（，：）通过 伽利略 继续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将他在其他流亡剧中主要为批判法西斯主义主题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张黎（张黎，：）认为“与卢卡奇相比，他对艺术实验、形式革新持宽容态度，主张为艺术家的创新活动创造一个宽松环境，为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为新的艺术规则的建设积累经验，积累材料”。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布莱希特一生中创作的小说并不多，三毛钱小说（年）是经常被提及和翻译的小说之一。虽然 三毛钱小说 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有名，但很多研究者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深刻批判以及辛辣、讽刺的语言表达能力，表达了现实与历史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小说的出版引起了文学批评家和批评理论家的关注。布莱希特的朋友和知识分子本雅明对这部包含几条不同历史线索的小说大加赞赏。本雅明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也体现了他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的早期表述。本雅明认为：“布莱希特把各个时代拉在一起，把他的黑帮类型的人物安置在具有狄更斯时代节奏和外观的伦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敦。私人生活受制于早期的条件；阶级斗争则受制于今天的条件。这些伦敦人没有电话，但他们的警察已经有了坦克”（，：）。这种多层面对历史进行折叠，使得该小说被追捧为布莱希特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同时这部小说是布莱希特作品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最明显的作品之一。布莱希特在几个关键点上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 资本论 观点，特别是资本剥削的内核，直接忽视劳动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并积极地将人类异化和个体工具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具体的理解更加清晰。布莱希特 年决定开始创作 凯撒大帝的事业，最初打算由六本书组成，可惜并未完成。布莱希特在丹麦流亡期间（年到 年）一直在创作这部小说，年到 年才陆续在东、西柏林的两家出版社（威斯兄弟出版社和建设出版社）面世。在创作该作品时，布莱希特已经非常清楚关于历史小说的辩论。和陌生化效果戏剧手法类似，布莱希特创造了一个陌生化的形象，既表明了与其他同时代历史小说的差异，更反驳了卢卡奇对该类型的经典化。布莱希特并不想在小说中描写所谓“旧式经典”的英雄事迹，而是想借用公元前的这段历史表明独裁政权是如何建立和上升，帝国又是如何建立的。特别是在“凯撒的崛起”部分，布莱希特冀望为读者描写独裁家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几年。在布莱希特整个一生的创作中，虽然戏剧的影响非常大，但这部小说的重要性也不应被低估。凯撒大帝的事业 一方面鲜明地代表了二战时期历史小说这一体裁的表现，特别是流亡作家的相关创作；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也代表了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从史诗剧领域向叙事体转移，特别揭示了其对历史的理解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这部小说描述了从凯撒参与参议员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的阴谋、担任西班牙总督以及随后竞选执政官（罗马历 年或公元前 年）的这段历史时期。小说是从一位年轻律师计划为二十年前被暗杀的凯撒写传记开始叙述，主要情节发生在德语小说的框架叙事中。这部小说所叙述和经历的事件可以归纳为三个叙事层面。前两个位于框架故事中：第一个是年轻律师的层面，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框架故事，与银行家和前法警斯派塞之间的对话中构建起第一层面的内容，后者回忆了与凯撒的交往。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年轻的律师）反过来在框架叙事中再现这些记忆；第二个叙事层面也就是斯派塞的叙事层面，被嵌入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层面中。第三个叙事层面则是由凯撒秘书、同时也是奴隶的拉鲁斯记录的日记构成，这是有关凯撒大帝的主要情节。因此，拉鲁斯的叙事层面与其他两个叙事层面是分开的。叙事层面的划分大抵符合历史时间的切割。前两个时间层面由第一叙述者的报告和框架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如斯派塞等的叙述组成。第一叙述者回顾了自身的经历，这些经历发生在三天之内，背景是 年左右。框架故事内的人物与拉鲁斯描述的事件有相当大的距离，拉鲁斯本人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写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下了他个人的经历。一方面，小说使得一个完整的神话变成可能；另一方面，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对话者可以视为凯撒神话的证人，这使他们的叙述具有某种虚构的真实性。第一叙述者的这位年轻律师为自己设定了任务，为伟大的政治家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写一本传记，他代表了事件和读者之间框架式叙事的桥梁。小说一开始就表明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传记中所追求的意图，即掀开凯撒大帝事业的面纱，揭露政治家凯撒传奇的真正动机（，：）：“有一种神话遮蔽了一切。他甚至写书来欺骗我们。在了解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之前伟人已经付出了代价。”第一人称叙述者开始意识到关于凯撒大帝神话的内容值得怀疑。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位偶像政治家的光辉历史深信不疑。因此，面对斯派塞对凯撒的冷漠和无耻的描写，第一人称叙述者尤为愤慨。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位年轻律师对凯撒的形象和他自己的传记写作动机越来越表现出怀疑的态度。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和所体现的主观性，读者对这位年轻律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认同。布莱希特渴望揭示“凯撒事业”的真相成功地被读者接收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主角凯撒本人完全隐身在他者的叙事中，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他总是间接地被描述出来，要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框架故事中的对话者，要么是拉鲁斯的日记展现对凯撒事业的描述、对话的再现、演讲等等。因此，凯撒成为几个叙述者描述的对象，他们各自给自己的叙事打上了不同的主观印记。而凯撒的整体形象便也得到了多层次的塑造。对凯撒的性格描述通过凯撒与城市和人民的关系展现显得尤为重要。人民对凯撒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既有对凯撒的崇拜和歌颂，也存在对凯撒的反对和诋毁，与拉鲁斯笔下的凯撒“优越”形象形成对比。这也符合布莱希特避免创作中人物性格描写的单一性。而凯撒逐渐把城市和人民变成了攫取权力的工具。随着小说的进展，错综复杂的叙事层次逐渐明朗，凯撒人物的复杂性得以认识，政治家和政治鼓动背后的阴谋被看穿。布莱希特小说的讽刺效果终于显现。经济在这部小说中如同 三毛钱小说 起着核心作用。凯撒的性格和他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凯撒的“生意”完成。小说标题中的“事业”也有“生意”的意思。同时，构成凯撒政治崛起的基础需要罗马稳步发展的经济。然而，农业经济的崛起建立在广泛的奴隶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奴隶经济也在与城市兴起中萌芽的手工业阶层竞争。所谓的“共和国”通过元老院和城市的阴谋对人民进行罪恶剥削，平民的真正地位普遍受到质疑。因此，罗马的民主在布莱希特看来是一个假民主，是用腐败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布莱希特的整部小说包含着三个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在整体上对作品的现实主义要求具有核心意义：一是布莱希特的社会主义立场；二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揭露；第三方面是布莱希特创作中的陌生化效果。前两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内容层面上，后者则体现在叙事结构层面。此外，小说的话语体系以现实的术语为特征，如“城市”“民主”等，这也充分说明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意义。尽管布莱希特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创作关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于魏玛共和国发展的类比，但小说中含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当代历史的影射。对凯撒丰功伟业背后的揭露，意味着对一般独裁者形象的揭露，意味着对法西斯罪行的揭露，与解释当代历史事件的主张有关。揭开凯撒形象的“陌生化效果”手法公认是布莱希特史诗剧中最著名的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凯撒的形象被暴露在众人嘲笑之下，凯撒的伟绩被揭开了面具。这种揭开面具的做法与框架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思想变化相对应。这位年轻的律师起初对斯派塞对待凯撒的态度感到不满和困惑。然而，在阅读拉鲁斯的日记后，他开始对凯撒的英雄形象产生了怀疑。在这里，叙述者的发展几乎可以等同于读者的发展。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另一视角”在 凯撒大帝的事业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充分地得以表达。布莱希特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视角”描述了一个历史观察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史并不被理解为“伟大”的、即“统治者”的历史，而是被理解为“被统治者”的历史。这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布莱希特小说的核心表现主题，可以从集中描述“被统治者的压迫”（包括平民和奴隶）中得以认识。此外在拉鲁斯作为框架故事的叙述者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虽然拉鲁斯作为凯撒的秘书地位显赫，但他依旧是个奴隶，还是有很多的机会不断地与下层民众接触。这个视角使得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揭露凯撒的所谓伟业成为可能，并使其脱离资产阶级虚假建构的历史形象。因此，“另一视角”和相应的历史观最终证明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从“陌生化效果”和“另一视角”的互动中，可以推断出罗马史演绎在小说中的作用。小说中多处提到了罗马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事业”的美化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对他们失实的记载必然成为布莱希特创作的兴趣，从而揭穿凯撒大帝的外衣，并使所有当代历史对凯撒“伟业”的吹嘘破灭。布莱希特的主张最终通过某些修改和补充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积极、“伟大”的古代史学进行纠偏。二战期间，德国流亡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是借古讽今，解释当时的政治事件，如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的崛起和魏玛共和国民主的失败。布莱希特更是将对凯撒独裁形象的“修正”与对德国大众狂热追捧独裁政权的研究相结合。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小说开始时就宣布凯撒是独裁者的典型代表，人民的苦难和共和国的经济毁灭最终与独裁政权的崛起相伴而行。从解释当代历史事件的尝试开始，小说 凯撒大帝的事业以陌生化的表现模式为基础，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伴随着的独裁政权。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独裁是由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对工人阶级的压迫造成的。凯撒本人和以他为代表的独裁政权构成了压迫过程的要素。这部小说的主题针对的显然不是凯撒这个历史人物，而是当时的阶级状况和经济背景。当然这部小说处理的毕竟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如同史诗剧 伽利略 一样，布莱希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递必然需要一定的历史基础。此外，他在处理资料来源时显得非常谨慎。因此，可以排除布莱希特计划以历史文学的形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式故意操纵历史，后者只会使他与他批评的“希特勒思想家”相提并论。布莱希特认为类比是一种合法的艺术手段，对此类题材的处理只要保留历史的特殊性，这种主张符合布莱希特一贯打破守旧观念的做法。布莱希特是否做到将凯撒大帝的形象以及历史事件降低到不可信的程度值得商榷，以及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揭露独裁、“从另一视角”揭露以及对当时历史的参考价值也是值得商榷的。遗憾的是布莱希特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实现。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研究者汉斯迈耶（，：）写道：“凯撒小说的辩证法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这位死去的历史学家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被凯撒的银行家的供词和秘书拉鲁斯的日记困扰得越来越不自在。凯撒的冒险反映在强大的银行家的计算中，也反映在将军、政治家、作家的国内苦难和交易中。”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家就是第一叙述者，在凯撒大帝被暗杀二十年后，他主动计划为罗马这位伟大的人物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写本传记。他开始以搜集文献的形式寻找这位英雄大帝的踪迹，并找到了凯撒同时代证人、凯撒生前法警的斯派塞，对斯派塞进行了采访，更有趣的是找到了凯撒的秘书、奴隶拉鲁斯的日记。这些日记是这部未完成小说的主要内容，伴随着辛辣的剖析以及大胆的判断，并从第一叙述者视角辅以传记作者的思考。在小说中，罗马共和国晚期被塑造成罗马历史的一个资本主义范例。小说是以唯物史观解释某个历史时代的文学尝试，它将研究对象引向其物质基础，从其反面产生出思想，而不是从其思想和文化成就中英雄般地理解它，从而理想化地塑造经典。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跟随凯撒等罗马人物的争吵，从商人的逻辑来解读罗马共和国后期对权力的贪婪，这对读者也是一种乐趣。然而，如果处理不当，焦点必然会引向大众化，引向对独裁的崇拜。为了避免误解，需要理性文学家的自觉创作，而不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解释问题。如同斯派塞从他的藏书室中取出拉鲁斯日记并交给第一叙述者时所说的那样：“不要指望在其中找到旧式的英雄主义，但如果你睁大眼睛阅读，你可能会发现一些关于独裁政权如何建立和帝国如何建立的线索”（，：）。这里的读者就是小说的传记作者，他本来渴望了解凯撒的荣耀和神话中的不朽，挖掘凯撒精明的商业算计。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具有独特的框架叙事结构和精彩语言构造的小说没有完成。布莱希特这部非同寻常的历史小说留下了未完成的悬念，正如书中的第一叙述者雄心勃勃为凯撒撰写理想化发迹的努力并未得到实现。这位传记作者最终放弃了他的创作计划，面对着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矛盾观点陷入无解。在小说中展现的关于凯撒在罗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迹的不同版本，不免让读者产生困惑，凯撒到底是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凯撒在经济上是个破产的国家商人吗？他是否像拉鲁斯日记中所说的那样，首先是出于经济利益才走上了权力之争？布莱希特巧妙地将对罗马帝国发展的叙述与获取自我利益和权力膨胀的现实进行了类比，矛头直指魏玛共和国。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 结语卢卡奇对历史小说的诉求就是其对现实主义概念的表达，而这正是布莱希特所反对的，也是两者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在历史小说上的延伸。在 凯撒大帝的事业 创作中，布莱希特是以应战的姿态，反对卢卡奇呼吁的“经典化”的旧式英雄事迹。布莱希特对这种类型化的表现进行解构，讽刺性地塑造了一个“新凯撒”形象，就是为了让读者冷静地面对帝国建立前的种种迹象，思考独裁统治和帝国如何建立的。和其大多数戏剧所期待的教育作用一样，在历史小说中布莱希特提醒读者，需要对过去的伟大人物保持警惕和批判性怀疑。与他的戏剧理论相呼应，观众面临着自己主动解释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任务，读者必须对凯撒大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布莱希特建议作家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想象力，打破文学惯例，对新的文学技巧持开放态度。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布莱希特试图在剧院、舞台和戏剧中贯穿自己的这些观点和元素。同时他反对以戏剧幻觉为手段实施政治思想。布莱希特确定现实主义的标志为“现实主义不是真实的事情是怎样的，而是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这里所展示的也是现实的真实情况。在布莱希特看来，在这个充满纠葛和巨大变化的时代，所有作家都需要对材料深入地了解并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经济学和历史进行学习。布莱希特本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的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年）和他在流亡期间创作的所有剧本都显示了他是如何以一个流亡者的姿态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批判性挪用是如何富有成效（，：）。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对布莱希特的艺术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价值决不仅仅局限于他的美学思想（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本身，布莱希特理论和创作的更大价值在于它们发挥出来的影响，他启发了各国的文学家、创作家、艺术家从狭隘的观念束缚中走了出来，从僵枯中挣脱出来，帮助他们走上更宽广的道路，从墨守成规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革之路”（余匡复，：）。参考文献 ，犅 狉 犲 犮 犺 狋 狊犜 犺 狉 犲 犲 狆 犲 狀 狀 狔 犖 狅 狏 犲 犾 （），犠 犪 犾 狋 犲 狉犅 犲 狀 犼 犪 犿 犻 狀：犛 犲 犾 犲 犮 狋 犲 犱犠 狉 犻 狋 犻 狀 犵 狊：犞 狅 犾，：，（）犚 犲 犳 犾 犲 犮 狋 犻 狅 狀 狊：犈 狊 狊 犪 狔 狊，犃 狆 犺 狅 狉 犻 狊 犿 狊，犃 狌 狋 狅 犫 犻 狅 犵 狉 犪 狆 犺 犻 犮 犪 犾犠 狉 犻 狋 犻 狀 犵 狊 ：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 ，犇 犻 犲犌 犲 狊 犮 犺 犳 狋 犲犱 犲 狊 犎 犲 狉 狉 狀 犑 狌 犾 犻 狌 狊犆 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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