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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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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治理】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谢秋山 范夏雨*摘 要:辨识网络信息影响力的形成机制对于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尤其是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 CGSS2013 数据,应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主要检验网络媒介使用对网络信息影响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媒介依赖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相较于非网络媒介依赖者,网络信息对网络媒介依赖者的影响更弱;教育水平和地区差异也是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意味着,经验曲线效应适用于理解当前我国网络信息影响力的形成机制;网络文化治理则要致力于增进网民的经验学习。关键词:网络

2、信息影响力 网络文化 媒介依赖 经验曲线效应一问题的提出文化是一种战略产品,它需要政府政策的关注(Stanley,2005)。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兴起,文化作为战略产品的特性更是被凸显无疑,需要政府给予特别关注,并采取科学政策予以04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谢秋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范夏雨,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应对。从战略产品的属性看,“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表现方式”(蒋建国,2017:132-140)的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伴而生的新的文化传播与创作形式,网络文化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塑造国家形象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孙景珊、张宇,2018:82-87),却也给文化繁荣进步和国家文化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根据2019 年发布的第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并且保持持续稳步增长的势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4.9356 亿,占网民总数的 57.8%;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4.55 亿,占网民总体的53.2%;网络视频用户达到 7.59 亿,占网民总数的 88.8%;网络音乐用户达到 6.08 亿,占网民总数的 71.1%。可以说,互联网正在逐渐取代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

4、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也正在逐步取代电影院、图书馆、美术馆、纪念馆、文化馆等实体文化休闲娱乐场所成为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主要平台。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平民化和自主性引致网上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频发,并导致了互联网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网络谣言、颓废文化和淫秽、暴力、迷信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害信息会严重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误导价值取向,危害文化安全,严重恶化社会舆论环境与互联网使用环境,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正常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受到网络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影响,网络亚文化迅速崛起,网络上

5、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锋,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面临严重冲击,主流价值文化受到威胁。如此,探究网络信息传播影响力的形成机制,并据此构建科学的、综合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文化治理,把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确定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任务。而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就必须要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遏制违法有害信息的网上传播。2016 年发布的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也明确提出,要把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遏制违法有害信息网上传播作为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的一个核心举措。而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就必须要理清网络信息传播

6、影响力的形成机制,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有鉴于此,本文14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将基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数据,检验一组相互竞争的理论 媒介依赖理论和经验曲线效应理论对于解释网络信息传播影响力的适用性,并据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二理论假设、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一)理论假设对应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可能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来解释网络信息影响力的形成机制。一个是传播学所主张的媒介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它从信息传播者的角度着手,强调信息传播渠道

7、所代表的传播者可信度对于信息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卡尔霍夫兰等,2015:16、146);另外一个是经验曲线效应理论,它从信息接收者角度入手,强调作为理性思维训练重要途径的经验学习对一个人关注、辨识、解读和吸收各类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受众是“暴露”在大众传媒的影响和冲击之下的,受众对媒介信息依赖的程度是理解媒介信息何时与为什么影响受众信仰、行为和情感的关键变量;受众对某种媒介信息的依赖性越强,其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和投入情感的程度也就会越高,进而对受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Ballrokeach and Defleur,1976)。这也就意味着,受众极有可能因为频繁使用或者过度依赖某种媒

8、介渠道而更容易受到该媒介渠道信息的影响。而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现代社会,网络媒介正逐渐成为一种被频繁使用,甚至是被过度依赖的媒介。比如,根据2009 年发布的第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 77.5%的网民认为其生活离不开互联网,还有16.4%的被调查者表示一天不上网就感觉很难受。可见,人们对网络媒体的依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管理学中的经验曲线效应理论(Experience Curve Effects)则认为,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与认知取决于作为受众的个体的经验学习。在经验曲线效应倡导者看来,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都存在“熟能生巧”的逻辑,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繁使用某种

9、媒介所积累的经验会极大地增强受众对该种媒介信息的辨别力,进而避免受到虚假和不良信息的影响。它的核心作用机制在于学习。更为明确地说,经验曲线效应的形成与“干24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中学”(learning by doing)、“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是直接相关的,即它强调人类通过吸取自己实践试错而获得的宝贵经验对知识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个人而言,通过“干中学”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对于自身的认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学习可以被分解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内容的转移,另一类是学习过程的转移。前者指先前获得的知识对后续经历的借鉴作用;后者指学会学习,尤其是学会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吸收

10、和加工特定信息的方法(Schilling et al.,2003)。在这两类学习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与信息辨识能力都会得到极大的增强,进而能够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具体到网络信息影响力来看,获得较多经验的学习者会更理智,更少受到纷杂的网络信息影响。有鉴于此,在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更为明确地说,是一组相互竞争的研究假设。假设 1.1:与非网络媒介依赖者相比,网络信息对网络媒介依赖者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力更强。假设 1.2:与非网络媒介依赖者相比,网络信息对网络媒介依赖者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力更弱。承前所述,经验曲线效应与学习机制息息相关,而学习能力与个体认知能力息息相

11、关,尤其是个体认知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习的效果。所以,考察经验学习曲线效应时不得不考虑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受生命历程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影响,尚处于社会化初级阶段的 19 岁以下青少年,以及更可能受“数字鸿沟”影响的 40 岁以上人群,由于其个体认知能力有限,可能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而根据 2021 年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网民分别占网民总体的 16.6%和 45.1%,互联网向低龄和高龄人群渗透趋势明显。所以,个体认知能力可能是影响 19 岁以下低龄人群和 40 岁以上高龄人群信息辨别能力的重要因素。据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二组

12、研究假设。假设 2:个体认知能力越强,个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越弱;反之,如果个体认知能力较弱,则个体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二)数据来源本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从 2003 年开始,该调查项目每年都会34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对全国各地 1 万多户家庭进行分层抽样调查。2013 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 2019 年)的第 4 次年度调查。该次调查在全国一共调查 480 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 25 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 1 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 个。其中,

13、在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县区)和二级抽样单元(村/居委会)时,利用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纸上作业;而在村/居委会中抽取要调查的家庭时,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在家庭中调查个人时,利用 KISH 表进行实地抽样。经过数据清理,最后样本量为 10724 个个案,删除缺失值,尤其是去除从不使用互联网的个案后,剩余个案为2255 个。(三)变量说明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网络信息影响力”,用来测量网络信息对被调查网民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程度。测量网络信息影响力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辨识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网络文化治理对策,进而增强治理实效,做到“有的放矢”。在 CGSS 2013 调查问卷中有

14、这样一个相关问题可以用来测量“网络信息影响力”,即“从网络中获得的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等)对您的思想行为影响如何?”,问卷答案赋值分别为:“1=影响很大”、“2=有一些影响”、“3=影响不大”和“4=完全没影响”。2.自变量本文有两个自变量,分别是“网络媒介依赖”和“个体认知能力”。(1)网络媒介依赖。网络媒介依赖与经验曲线效应是“一体两面”。在测量网络媒介依赖的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测量了“经验曲线效应”。因为网络媒介依赖者也一定是频繁使用网络者,具备丰富的网络使用经验;相反,非网络媒介依赖者则一定是较少使用网络者,缺乏网络使用经验。这也是我们得用一个变量来检验一组相互竞争研究假设的原因所

15、在。在CGSS 2013 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用来测量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中对网络媒介的依赖程度,即“在以下媒体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手机定制消息、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为了统计分析需要,本文中对答案进行重新赋值编码,凡选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非网络信息渠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者,界定为非网络媒介依赖者;凡选择手机定制消息和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重新界定为网络媒介依赖者。44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2)个体认知能力。受到二手数据限制,“个体认知能力”通过一组关于语言能力的问题来加以测量,具体包括四个问题:您觉得自己听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

16、水平?您觉得自己说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水平?您觉得自己听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您觉得自己说英语的能力是什么水平?答案赋值分为五类,即 1=完全听不懂(不能说)、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好。由于 SPSS 主成分分析显示,只有前一个主成分特征根大于 1,而且这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低于 85%的基准,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权重设计的意义不大。所以,本文直接把这 4 个指标相加合成一个综合相对指标,用来测量个体认知能力。3.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除考虑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人口特征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把户口类型和地区等变量纳入统计模型之内。把户口类型和地区纳入模型之中,则

17、是考虑到信息化发展水平,尤其是“数字鸿沟”对城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 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我国无论是在城乡之间,还是在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之间,在信息化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必将影响人们对网络信息的使用能力,也会影响人们的网络信息辨识能力。其中,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依据是当前国家区域战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优先发展和振兴东北),即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重庆和四川为西部地区,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西为中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福建、海南

18、、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东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为东北地区。纳入模型的各类变量的详细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信息请参见表 1。表 1 纳入模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变量类型变量性质赋值平均数标准差因变量网络信息影响力分类1=影响很大,2=有一些影响,3=影响不大,4=完全没有影响2.290.794自变量个体认知能力离散最小值为 4,最大值为 2012.022.849网络媒介依赖分类1=网络媒介依赖者,2=非网络媒介依赖者0.500.50054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续表变量类型变量性质赋值平均数标准差控制变量年龄连续最小值为 18,最大值为 8637.1613.016性别

19、分类0=女,1=男0.540.499家庭收入连续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99999991236052.163237444.925户口类型分类0=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0.400.490受教育程度分类1=初中及以下,2=高中水平,3=大专水平,4=大学本科及以上2.291.121地区分类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4=东北地区1.951.1140三模型选择、假设检验与统计结果分析(一)模型选择由于因变量是有 4 个水平的有序分类变量,本文首先尝试使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而 SPSS 统计分析显示: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无法通过平行线检验(Tes

20、t of Parallel Lines),p 值为0.000,小于0.05 的最低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回归方程不平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不适用于本文数据资料。理论上,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无法通过平行线检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未能正确选择连接函数,或者系数随分割点变化而发生变化。前者需要通过更换连接函数来解决;后者则意味着有序模型不适用,需要考虑使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就前者而言,SPSS 统计分析软件提供了 Cauchit、Negative log-log、Probit、Logit、Complementary log-log 等五类连接函数。

21、但遗憾的是,上述五类连接函数下的有序分类模型均未通过平行线检验,p 值均小于 0.05 的最低水平(见表 2)。这也就意味着各连接函数均无法满足平行线假设,有序分类模型不适用于拟合本文数据资料。所以,回归系数随分割点变换而变化的可能性就增大,可以考虑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拟合。表 2 不同连接函数下有序分类模型的平行线检验信息连接函数LogitComplementary log-logNegative log-logProbitCauchitp 值0.0010.0000.0010.0030.00064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具体来看,由于本文中我们把因变量界定为 4

22、 个水平,故需要建立 3 个广义 Logit 模型。我们用 i表示纳入模型的2 个自变量,k表示纳入模型的6个控制变量,则广义 Logit 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Log1j4j()=1+1i2i=1i+1k6k=1k(1)Log2j4j()=2+2i2i=1i+2k6k=1k(2)Log3j4j()=3+3i2i=1i+3k6k=1k(3)其中,P1j、P2j、P3j和 P4j分别代表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影响很大的概率、网络信息影响力为有一些影响的概率、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影响不大的概率和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模型中以最后一类,即“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完全没有影响”为基准,1j+2j+3j+4

23、j=1。i代表“网络媒介依赖”和“个体认知能力”两个自变量,i=1,2;k代表“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和“地区”等控制变量,k=1,2,3,4,5,6;1k、2k、3k、1i、2i和 3i为系数;1、2和 3为截距。(二)基于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假设检验网络信息影响力检验模型拟合信息显示:包含自变量的模型的-2 对数似然值为4397.954,仅含截距的模型的-2 对数似然值为4617.879,含自变量模型的卡方为 216.795,并且似然比卡方检验结果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见表 3),这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 0,模

24、型非常有意义;同时,包含自变量的模型拟合优度明显好于仅包含截距的基础模型。表 3 模型自拟和信息模型模型选用准则模拟比测试-2 对数似然值卡方自由度显著性仅含截距4617.879含自变量4397.954216.795360.00074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表 4 报告的是用网络媒介依赖和个体认知能力预测网络信息影响力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仅有网络媒介依赖、受教育程度和地区 3 个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对网络信息影响力产生影响,个体认知能力和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户口类型等变量均对网络信息影响力没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看有以下几

25、点内容。表 4 用“个体认知能力”与“网络媒介依赖”预测“网络信息影响力”的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变量模型 A1(影响很大/完全没有影响)模型 A2(有一些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模型 A3(影响不大/完全没有影响)系数标准误系数标准误系数标准误截距3.184*1.0344.355*0.9283.798*0.941个体认知能力0.0730.0520.0210.046-0.0380.046网络媒介依赖-1.530*0.270-0.571*0.239-0.417*0.244年龄-0.0140.100-0.021*0.009-0.0020.009家庭收入0.0000.0000.0000.0

26、000.0000.000性别-0.1690.2300.0200.2030.2860.206户口类型-0.0160.270-0.0410.2400.0420.244受教育程度(参照组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初中及以下-0.5490.431-0.833*0.386-0.724*0.393高中水平0.2480.408-0.0700.375-0.1260.382大专水平-0.1390.406-0.4060.374-0.4470.383地区(参照组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2.081*0.432-1.093*0.413-1.192*0.416中部地区-1.229*0.490-0.867*0.467-1.0

27、22*0.471西部地区-1.499*0.490-1.076*0.467-1.023*0.471Cox&Snell R20.106Nagelkerke R20.117Macffaden R20.047N2111 注:*代表 p 0.1;*代表 p 0.05;*代表 p 0.01;*代表 p 0.001。第一,模型 A1 中,就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影响很大”与“完全没有影响”的比较而言,网络媒介依赖显著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84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网络媒介依赖者对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为“影响很大”的概率与评价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非网络依赖者的这一比值低约 22%;而且

28、其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就地区的影响来看,地区也显著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与东北地区被调查者相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被调查者都更倾向于表示网络信息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完全没有影响”;具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其思想行为“影响很大”的概率与认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东北地区被调查者的这一比值分别低约 3%、29%和 22%。受教育程度则没有显著性影响。第二,模型 A2 中,就网络信息影响力为“有一些影响”与“完全没有影响”的比较而言,网络媒介依赖同样显著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网络媒介依赖者对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为“有一些

29、影响”的概率与评价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非网络媒介依赖者低约 57%,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5。就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其思想行为“有一些影响”与认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被调查者的这一比值要低约 43%;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水平”和“大专水平”的被调查者与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之间则没有差别。就地区的影响来看,地区同样显著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与东北地区相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都更倾向于表示网络信息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完全没有影响”;具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

30、地区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其思想行为“有一些影响”的概率与认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东北地区分别低约 34%、43%和 35%。第三,模型 A3 中,就网络信息影响力为“影响不大”与“完全没有影响”的比较而言,网络媒介依赖也是显著负向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即表现为,网络媒介依赖者对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为“影响不大”的概率与评价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非网络媒介依赖者的这一比值低约66%,显著性水平小于 0.1。就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其思想行为“影响不大”与认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受教育水平为“大学本科及以上”者的这一比值

31、低约 48%;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水平”和“大专水平”的被调查者与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被调查者之间同样没有差别。就地区94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的影响来看,与东北地区相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都更倾向于表示网络信息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影响不大”。具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其思想行为“影响不大”的概率与“完全没有影响”的概率之比,较东北地区的这一比值分别低约31%、38%和37%。(三)结果分析综合模型 A1、模型 A2 和模型 A3,我们不难看出,只有网络媒介依赖、地区和受教育程度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第一,就网络媒介依

32、赖的影响来看,网络媒介依赖者并未如理论预期的那样,思想和行为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而是较少受到影响。网络媒体依赖假设并未得到证实。相反,经验曲线效应假设得到了证实。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也是相一致的。比如,邹霞和谢金文(2017:67-74)最近的实证研究就发现,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在校大学生麻醉功能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个结论也不难理解。人们从网络获取信息的目的是多样化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极有可能因工作和学习需要而查阅相关网络信息,也有可能是因为娱乐休闲需要而浏览网络文化产品,甚至可能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而浏览网络信息或消费网络文化产品,依赖网络与信任网络信息是相互关联而又完全不同的两

33、件事。而无论人们基于何种目的使用网络,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创新的新兴事物,从处于社会化初期的青少年,到耄耋之年的长者,都需要学习网络使用的技巧,学习如何适应网络所创造的新环境。而“吃一堑,长一智”的直接经验学习又是效果最直接、最有效的学习,也正好契合经验曲线效应“熟能生巧”的逻辑 长期大量使用网络所积累的经验会极大地增强人们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力,进而理性判断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避免受到虚假和不良信息的影响。第二,地区则是另外一个影响被调查者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令人奇怪的是,东北地区被调查者比全国其他地区被调查者表现出更高的易受网络信息影响的特征。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视角:一个是人口的视角,

34、另一个是文化的视角。就人口视角来看,根据 中国青年报 提供的数据,1990 2010 年,东北地区 20 34 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该地区劳动力资源总量比例下降了 19%,远超过其他地区,比如,人口大省河南下降了约 8%,而广西只下降了约 1%(李新玲等,2015:7-14)。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青壮年人口是互联网信息知识的主要掌握者,由于05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受到“数字鸿沟”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反哺”(cultural feedback)的广泛存在,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就意味着缺乏传播互联网知识的群体,19 岁以下的低龄群体和 40 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对网络信息的认知也就会相应地降

35、低。如此,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的东北地区,其民众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民众也就极有可能更缺乏互联网信息防范意识,尤其是缺乏互联网信息真伪辨别能力。第三,就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网络信息影响力仅在受教育程度最低者与受教育程度最高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与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者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即正规学校教育是一个启蒙心智和知识转移的过程,是人类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那些很少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被调查者其学习与网络相关知识的机会更少,其理性思维能力也得不到

36、学校的专业培养,进而缺乏对网络信息的理性思考能力。当然,基于二手数据限制,本文统计模型中仅用语言能力代表个体认知能力是有缺陷的,未来需要设计更为科学的个体认知能力指标来考察个体认知能力对网络信息影响力的影响。四结论与政策建议在迈向信息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的新挑战,在明确网络文化传播影响力形成机制的基础之上,健全网络文化治理体系。从实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经验曲线效应所代表的网络使用经验学习、受教育程度和地区差异是影响人们网络信息影响力评价的三个关键性因素。而这三方面因素如果任其自然演化,都是在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改变的因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代表的个体认知能

37、力差异和地区差异隐含的文化差异更是难以发生改变。有鉴于此,要进一步提升当前网络文化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就要从加强经验学习的角度来展开行动。在经验学习影响下,网民能学习到辨识网络信息真假的知识,从而更理性地看待网络传播的信息,进而较少会因为这些信息而发生思想变动或做出行为改变。但经验曲线效应的启示不仅在于直接经验的价值,还意味着间接经验的重要性,意味着一切学习形式和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综合而言,网络文化治理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在强15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调强制性制度约束的同时,更要把主流文化供给形式创新与启发性教育培训结合起来,让网民增强自身信息辨识能力和

38、提高网络道德水平,认同主流价值导向,自觉抵制非主流网络文化,尤其是非主流不良文化的诱惑和影响。就主流文化供给形式创新而言,加强网络文化治理不仅是要强调法治与控制,还要把“供给侧”与“需求侧”协调起来,在加强管理落实的同时改革管理与服务提供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改造先进主流文化的网络表现形式,增强其吸引力、生动性和用户体验性,即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展现主流文化,防止网民的“文化偷猎”行为(De Certeau,1984);同时,还要通过政府购买和法律规范等多种形式让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尤其是涉及网址导航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把主流文化宣传网站链接置于“网址导航”页面的凸显位置,让信息贫困者能够更

39、直接、更方便地涉猎主流网络文化,进而尽量挤占非主流网络文化的生存空间。就启发性教育培训而言,与经验曲线效应强调的直接经验相类似,人类还可以通过学习他人的间接经验,即社会学习来获得相关知识,从而弥补自身直接体验有限性的不足。而后者在政策领域则意味着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大体上,经验学习可以被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学习的增强;另一种是间接经验的学习与内化。直接经验学习,或者说,“干中学”式的经验学习并非不可改变。国家可以通过“供给侧”的支持,比如基础网络设施、宽带提速降费等互联网的“供给侧”支持,提高信息贫困者对互联网服务的体验,进而增强其直接经验学习,增强其网络信息辨识能力。就间接经验的学习而言

40、,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培训所提供的间接经验来提高民众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具体而言,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在依法加强对网络信息监管和加大对互联网不良信息打击力度的基础之上,更多地依靠创新教育宣传手段的方式来提高网民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尤其是提高其信息辨识能力。首先,在政府管理层面,可以通过各类媒体发布网络信息诈骗提醒,帮助民众识别虚假和违法信息特征;其次,在社区层面,可以通过开辟宣传专栏、散发宣传资料、召开居民会议等方式将宣传工作进一步落实到每一个居民身上;最后,政府有关责任部门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分系统分领域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平、敢担当、负责任的网民”充当“意见领袖

41、”,承担起宣传主流文化和引导非主流不良亚文化的任务。250南方治理评论(第 8 辑)参考文献蒋建国,2017,技术与文化的变奏:中国网络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 第 11 期。美 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2015,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张建中、李雪晴、曾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新玲、张莹、吕博雄、陈墨,2015,东北拉响人口警报,中国青年报 7 月14 日,第 5 版。孙景珊、张宇,2018,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路径探讨,理论导刊 第 1 期。邹霞、谢金文,2017,互联网使用对在校大学生麻醉功能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上海 4 所高校学生的

42、调查分析,新闻界 第 8 期。Ballrokeach,S.J.,and M.L.Defleur.1976.“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3-21.De Certeau,M.1984.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Schilling,M.A.,P.Vidal,R.E.Ployhart,and A.Marangoni.2003.“Learning by DoingSomething

43、 Else:Variation,Relatedness,and the Learning Curve.”Management Sci-ence 49(1):39-56.Stanley,D.2005.“The Three Faces of Culture:Why Culture Is a Strategic Good RequiringGovernment Policy Attention.”In Accounting for Culture:Thinking Through CulturalCitizenship,edited by Andrew,C.,M.Gattinger,and S.M.Jeannotte,pp.21-31.The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350网络信息影响力形成中的经验曲线效应及其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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