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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35武 汉 文 史 资 料 2 0 2 3 年 第 8 期我的外科生涯（中）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会议最受欢迎中央医院与上海医学院合作，所以学术空气浓厚，每周有大型临床学术讨论会，每月有全院性临床病理讨论会。这都是一般医生最喜欢参加的，我从不缺席。临床学术讨论会每周六下午举行，由主任主持。预先挑出一个开刀前的疑难病例，管床医生报告病人病情、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由高年助理住院医师补充发言，再用抬床将病人抬来会场，经过大家检查与询问后送回病室。然后，才是展开讨论，询问治疗意见，由住院负责医师作答。负责医师思想压力很大，在近百人的会场，当着全科那么多人，加上其他科的实习生，发言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支持和事实根据，否则就会被“问住”“批倒”。对提出的疑问回答不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每次开会之前，负责医师除了熟悉病人的情况，必须多看国内外的文献参考书。由于与上海医学院合作，该校的图书多，皆可利用，只是时间太少。有一次，我就为一个病例查找文献，搞到半夜两点多才休息。白天的工作又紧张，手术后便躺倒了好在身体壮，没有真正躺下。这种会议得益最多！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负责医 高有炳（遗作）当外科大夫必须要有结实的体魄，高有炳（右二）从小热爱体育，常常穿球衣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36武汉文 史 资 料 2023 年 第 8 期师如果口拙或实在回答不了，上级主治医师和主任便出马代答。这种会，起到了促进学习的功效。另一种是每月一次全院性的大型临床病理讨论会，凡牵涉到的有关科室主任、负责医生必须参加，由病理科教授主持。这个会讨论的病例，不一定是外科病人，凡住院但病因不明、经过各种会诊和治疗仍然死亡的病人，经过病理解剖证明病因，得出最后诊断。当然，最后的王牌谜底是保密的，让大家在会上争辩得面红耳赤之后，才宣布最后诊断并讲出理由。这种会最受欢迎，医护人员参加最积极。前辈表扬我“学术求知的精神很好”我的威信也是在这些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刚来时因为不熟悉情况，不敢随便发言。以后有了了解和体验，便以自己的医学基础，根据病理生理的变化，或系统发言，或反驳别人的判断，在学术上逐渐取得了同事的信任和重视。记得有一次，收了一位翻车事故导致腹外伤的妇女，作了剖腹检查、肠破裂修补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拆线伤口也很好，没有哪里疼痛，大小便也正常；白血球也由开刀初期的 11000 降到 8000，除中性较高外也属正常，但总是低烧 37.838 摄氏度，下午严重些。请了妇产科会诊，说与他们无关；病人要求出院，又不敢放她走。科内大会小会开过多次，总不能确诊是什么原因引起低烧，有人推测：可能因体质受到打击变弱了，染上结核病？但又没有根据。我就每天仔细检查腹部，摸，听诊，终于发现有些异常，那就是下腹有时蠕动特多，且时有下坠感，但大便检查又正常。我就想，是否剖腹手术时，腹腔有积血存留，发生感染而引起低烧？在讨论会上说出来，建议作一次经肛门镜抽检直肠窝。许多人不信，说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既然无法改善病人的病情，只好同意我的意见，由我作自动穿刺。第一针未抽到什么东西，有些本来就不信的人就走了，一面还说，我就认为不是嘛！实际上，我是怕刺伤肠管，随后在指头指引下触到软的部分，穿刺进去，就有黏稠浓汁抽出来了，大约 3040cc，于是将穿刺处切开小洞引流。很快病人就痊愈出院了。这是连科主任和沈克非都看过的病人，他们知道了，在一次学术会上提出表扬：“高有炳这种学术求知的精神很好。外科难题很多，就是要努力钻研么！”这样一来，我的威信无形中提高了。战战兢兢学麻醉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专业，也没有专门的麻醉师，手术麻醉由外科医生自己掌握。方法简单，只有全身麻醉、腰椎麻醉和局部麻醉这几种，参考书也不多。助理住院医生最怕的就是全身麻醉（简称全麻），不易掌握，又没有氧气供应，麻醉多是采用开放点滴方法。刚开始怕极了，因为前人作麻醉滴多了，发生过死亡事故那时是用“哥乐仿”，给得太急或过多，就造成悲剧。若发生事故，牵涉一大堆人受处分，主要责任者开除，其余记过的记过、降级的降级。以后，干脆大手术全麻的病人，由高年住院医师负责，二三年住院医师最怕轮到作全麻。一般腹部手术，时间短的多半用腰椎麻醉（简称腰麻），只有在麻醉失效情况下才用全麻；腹部以上到头颈部的手术，则非用全麻不可。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37武 汉 文 史 资 料 2 0 2 3 年 第 8 期我找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看，都谈得很少。“哥乐仿”我是不敢用的，麻醉快，但危险性大，麻醉深度完全靠医生来掌握，过深了怕病人窒息而死，滴少了病人未麻过去，感觉到疼痛就会乱动不合作，无法进行手术。于是我就集中研究全麻用的乙醚性质和药理，慢慢摸索出一点经验：在病人麻醉后，下颚骨松弛了，这就是最好信号不能再多滴麻醉药，保持着所有肌肉都松弛了，才好手术。这样一来，凡是沈克非亲自开的大刀，需要长时间麻醉，都点名要我作麻醉。沈克非的手术病人多是当时名人，点名要他开刀，可想而知我做麻醉，精神压力极大。有一次，一个权贵 部长做肝脏手术，我知道有肝病的病人对乙醚的麻醉耐受性差，就怕他死在麻醉上，真是心惊胆战。几个钟点手术做下来，我连紧张带疲累简直要瘫倒。手术虽未成功，只作了切片检查，确诊是肝癌晚期，但主刀者说我的任务完成得好。这位病人清醒后直喊痛，但医生又不敢打吗啡，管床医生是第二年的住院医师计苏华，他就得坐在床边照顾处理。病人在半醒的状态中，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搞得计苏华手忙脚乱。晚上还要坐守，随时检查伤口、脉搏、呼吸心律等。因为这位病人是大人物，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就这样守护着，最后索性铺一张小床紧靠一旁。整整十多天，病人不行了，而计苏华也看着消瘦多了。最后病人还是死了，计苏华对我们说，当病人断气时，他说“老祖宗！你再不死，我真的要跟你走了。”虽然是句幽默话，也可知住院医师“学徒”的苦处。计苏华是中共地下党员，1947 年在周恩来指示下赴美深造。1949 年回来后，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一度担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他曾来武汉，就住在我家，谈起这件往事，不觉好笑。冒风险到高官遗体上取样我到临床病理科工作两个半月，求知的热情高涨。回想在学校时学习病理，只是在患者死后解剖看到一些病理变化，与临床合不起来，所以兴趣不大。自从轮转到临床病理科，就改变了这种态度。我认识到医学没有临床和病理二者的结合，许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医学也就得不到进步。临床病理科是从上海医学院病理学馆分出来，与中央医院合作的一个科室，主要负责人还是同一人，就是当时全国著名专家之一谷镜汧教授。他从同济毕业，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后，又到美国访问，学术渊博，有许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谷教授完全献身于病理学，一心扑在病理研究上，每天都是很晚才离开。其他副教授、讲师、技术员和工作人员都下班走了，他一高欣荣、高有炳在成都望江楼“薛涛井”留影，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38武汉文 史 资 料 2023 年 第 8 期个人还点着灯在馆里研究。我一轮转到病理馆，就为他的研究精神所折服，就跟着他转，当助手和干一些杂事。因为我懂德文，他也深深喜欢我了，什么都叫我做，大多在下班后。由于我在校时病理基础好，一般的病理报告，他也信得过要我来写了。当时各科在手术中取下的标本，凡不明性质的都送到病理馆来，作最后的诊断。遇到临床疑难病症，经过许多会诊和会议讨论仍未能确诊的，总希望有个结论，以便今后碰到同样病例，就可以对症下药。有一天下班后，谷教授对我说，晚上有一项很秘密、很危险的工作，问我能不能去，不能就算了。他原原本本地对我解释说：科学家是为了求知，救人是当医生的天职，有时遇上厄运，可能会牺牲。而你没有什么牵挂，能不能和他夜晚到某处，从一个已故老病人身上取点材料作研究，弄清临床内外神经科为诊断和治疗争执不下的死因，而且不能留下丝毫痕迹。因为这位死者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官，遗体有警卫特别守护，如果我们秘密取样被发现，就可能遭到危险，甚至被当成坏人当场枪杀；而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申报取样，则绝无可能获准。求知心切，我们顾不到那么多了，还是蹑手蹑脚地去了。经过对取样的病理研究，得知他的死因为晚期梅毒。在诊断临床症状上，就多了一个病例。当医生就得不怕死人不怕鬼另一次，一位腹部外伤病人经主治大夫之手，还是未能起死回生。剖腹检查时我看了全过程，手术很成功，修补了小肠的一个大裂口，将所有肠子都搬出来仔细检查，再将肠子修补，伤口缝好。未料该患者手术后发烧不退，且有腹部压痛，给予消炎药物，亦不见效。经过多方讨论与治疗，皆无好转，最后死亡。大家找不出原因与治疗方法，只好认定是严重的急性腹膜炎所致。但我总觉得死因是个谜，就深夜一个人拿着应用器械前往探究。停尸房是临时在山谷森林深处搭的一个小棚子，放了三四张类似铺位的台子，停放死尸，阴沉寂静，无人守护，特别令人害怕。我开门进了黑洞洞的棚子，向病理科借的手电，一时亮一时不亮。当晚里面放了两具尸体，我找到外科的那具，脱去其衣服。将他翻身时，觉得特别重，尸体僵硬的手将我的头打了一下，真将我的魂都吓掉了。愣了半天，心中默祷：为找出病因好挽救更多的生命，不得不借重你的躯体了，望你原谅和配合。打开伤口，将肠子搬出来，循着脓液溯源查找，在脊椎骨肠系膜根部一段小肠上，发现有一个小裂口，流出肠液。这一处也是临床医生检查最容易漏掉之处，我以后临床教学时特别强调不可疏忽。等我回到宿舍时，已是半夜两点半钟。因为找到答案，心情畅快，很快入睡了。次日找了个时间，又跑去看了一下，另一具尸体已运走了，留下我检查过的那具，我又将1944 年的重庆中央医院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39武 汉 文 史 资 料 2 0 2 3 年 第 8 期他的衣服整理平顺，觉得发现不了疑点才离开。这地方很少有人来，除了搬运尸体者，多在白天里来，一般夜晚无人来。想想也真可怕，因为有了求知的欲望，才这样大胆的。住院医师“淘汰赛”1943 年底快到了，我和唐家桢要为高年住院医师“对决”了，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但这我已不那么担心害怕，因为外科手术我多已可单独做了，其它医院都打听，准备我俩不论谁下来，就聘请去负责外科。这时正巧抗战进入打通缅路之战，新的青年军取得美式装备，要打通缅路与盟军会合，急需一位高年住院医师前往参加远征军医疗队担任领队。上面来了命令，从我们两人中挑一人去。主任征求我俩意见，两人皆不愿去，主任也不好硬性决定，于是采取抓阄的办法，结果唐抓到了“去”字。上级就这样定了下来：等他回来时再接班也不淘汰。这时已是 1944 年初了，我升为外科副总住院医师，协助总住院医师工作。正在这时，由于歌乐山地处不便这里原本是为躲日军空袭选中的地点，而盟军“空中堡垒”战机已入驻成都，中方有了制空权，日机不敢再来了，于是另觅高滩岩盖新式楼房。高滩岩的中央医院，由留美的吴英恺任院长兼外科主任。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则与上海医学院合并成为上医实习医院。恰好这盟军要反攻，要求办一所高级陆军医院，一切现代化设备源源由美空运到来，地址选在江北。各科负责人，由歌乐山中央医院的主任和沦陷区的流亡在后方的大学教授担任，我也就被聘为该院的外科总住院医师了。主任仍是王历畊，副主任马雁忱等。这时各医学院毕业生，皆被征调从军，男生赴志愿军到中缅路服务，女生都留在陆军医院实习及服务。这一年我的外科学习机会很好，因为设备先进，吸引了各方著名专家来动手术，而我是第一助手。北京协和的主任教授 Louks 为一名动静脉瘘病人手术，我跟他学习了血管手术的要点。跟吴英恺教授学习了胸腔手术、第一次在国内施行的肾切开取石术等。这都是当时国内最高级、难度最大的手术，同行都羡慕我的机会好。吴英恺（19102003），毕业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胸外科。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组建解放军胸科专科医院，任外科主任和院长高有炳拍摄的贵阳陆军医院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40武汉文 史 资 料 2023 年 第 8 期到 1945 年 6 月底，我的总住院医师任期结束，升任主治医师，按军队少校的待遇。抗战胜利前夕，我结婚了，调到贵阳陆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当时贵阳陆军医院是中美合作医院，外科总主任是有名的屠开元教授，他主要是骨科，缺少一名外科负责人。该院当时是与美军合作的，有许多美国病人，外科极需要我去，于是乘飞机前往就职。院内负责医师多是同济同学，如内科陶恒乐教授、住院医师朱通伯等，工作很愉快。在陆军医院实习的各院校女生，又由军医署调来上放射班，主任是上海名教授、放射学专家蔡独山。有空时我也去听讲和学习，学习放射学科知识。失去赴美留学机会也不后悔去后刚刚一个多月，突然美国兵通知我们说：“日本投降了！”全院中美人员欢欣若狂，像疯了一样闹到半夜！我打听到重庆的交通，好容易买到一个敞篷车的座位，立即辞职，坐上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离开年迈的父母8年了，多么想念啊！陆军医院有人留我，说以后有机会让我们到美国去留学和观摩，不要走了。次年，果然分批将负责医生送到美国观摩学习半年。后来有人问我丢掉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后不后悔？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想到回家见父母，比什么都好，我已学到了我所希望的“外科专业医生”的本领。1946 年初，我们夫妇由重庆坐木船回到家乡武汉，年迈的父母亲就不愿我们再离开了。我只好在本地找工作。这里插一段小插曲：刚进大学，就盘算将来做个什么样的医生。当时知道父母亲过去得病都是经过动手术才好的，所以心里屠开元（19051999），上海人，中国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解放后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一级教授与父母离别多年的高有炳（后左一），常常端详这张 1933 年暑假摄于青岛的全家福高有炳、姜淑君结婚照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41武 汉 文 史 资 料 2 0 2 3 年 第 8 期非常向往外科。但到五年级开始见习时，发现我有“神经质”怕见血。我第一次见到手术医生在病人肚子一刀划进皮肤里去，鲜血往外冒时，我只觉得恶心，身冒冷汗，眼睛发黑，人便昏倒过去了，平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以后又发生过几次，这怎么能当外科医生呢？经过多次锻炼，仍然一见到冒血，心口就翻腾，但渐渐不那么眼睛发黑了，逐渐习惯下来，自已也知道这是“神经质”，便不在乎了。还记得解放后市二医院医疗队，发生过一次手术意外病人死亡的案例：病人突发上消化道大出血，两位医生打开腹腔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止血，心里一急，天气又闷热，竟双双倒地昏过去了，以致病人死亡。法院根据病人家属的申诉，认为属责任事故要判刑，经我的解释为“神经质”而未判。这种“神经质”情况，经过多次锻炼是可以克服的。进了父母身边的汉口市立医院武汉的医疗机构都把持在教会洋人的手中，有各国背景，有不同语言和不同学派，非常复杂。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英国人办的协和医院，其次是美国人办的武昌同仁医院。汉口的普爱医院（英人背景）和天主堂医院（意大利和法国天主教背景），都用法文，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联系。这几家外国教会医院，宗派很重，外人莫想进去。他们所聘的外国医生，都是在本国做了一两年医生便来到中国的，并无丰富临床经验。但人们迷信洋人，洋人治死了，家属也无怨言。汉口还有一座天主教的“万国医院”，是当时的高级医院，接受外国医生和中国开业的名医送病人前去住院和治疗，医院收住院及护理费，护士是些修女担任，医生则收手术费诊疗费。市里仅有一家日伪政权留下的“汉口市立医院”，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七号，一座四层楼房。前面大楼用作门诊部，后面两层住房改成病房。外科病房在二楼，共40张床，二楼两边各 20 张病床。市立医院是由市长的一位亲戚当院长，他是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心思没有放在治理医院上。但父母不愿我们到其他城市去行医，又无合适去处，只好经人介绍到该院工作。当时该院缺妇产科医生而并不缺外科医生，外科已有齐鲁医学院毕业的主任，其他如眼科、放射科，多是齐鲁背景的开业医生兼任主任。我被安排到外科暂任主治医师，分管一个大病房约 20 张床；主任则管对面二楼另一病房的 20 张床，各管各的病房病人，互不干预。外科当时设备简陋，只有一个改装的手术室，由一个护士长和病友负责，连个助手都没有。我的下属，是一个河南医大毕业的实习医生彭彦儒，后来升了二汽医院外科主任兼院长。汉口天主堂医院人 物 春 秋RENWUCHUNQIU42武汉文 史 资 料 2023 年 第 8 期遭到主任嫉恨，其实我很冤枉在病房工作，一个星期难得有一次手术，因为市立医院名声不佳。本市病人和农村求医的，皆往教会医院跑，只有他院不收的，如手术难度大的、交不起住院费的，才来这里。当时最多的病患，是因为连年战争农村穷困，营养不良，结核病特别多，还有结核性关节炎、脓胸、遗留瘘管，久治不愈，又占床位。外科大部分住的是这种病人，其他多为关节炎、骨髓炎，急腹症都少，其它病种也少。我感到：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做大量工作，要做到花钱少，又能照样治愈从农村卖房、卖牛来求医的病人，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果然有效。例如，急性阑尾炎在未穿孔的情况下，用局麻或腰麻（麻醉都由我自己动手）。因当时抗菌素类药很贵，术后不用抗菌素，服两三天璜胺剂；疝气和其他如阴囊积水等，术后不服药，只是手术时要求很严，严格消毒和无菌操作，防止了器械和敷料的感染。术后病人，一律早期起床活动伤口，拆线即让出院；如为本市病人，则请出院后到期来拆线；对于一时难得愈合的慢性骨髓炎之类的病人，曾采用二战治伤的方法，扩创后上石膏固定三个月来拆石膏，多半伤口愈合。因此病床周转快了。病人的义务宣传，比我们登报效果大得多，有些已经住到教会医院的病人，自动要求来手术，我的工作就繁忙起来了。可就在此时，1946 年秋季，主任有一个病人前来找我，要求从他的病房转到我管辖的病房开刀，这样岂不给主任难堪？我当然不答应，病人就自动出院了。没想到，过了几天病人重新入院，住进我的病房。当时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曾经入院是主任的病人，就给他开了刀。他起床后站在病房的走廊上，看见他原病房认识的病友，和他们打招呼，恰巧被主任看见了。主任一气之下来到我的病房，当着许多病人破口大骂，骂了许多难听的话。其实我真是冤枉啊！我忍不下这口气，向院长辞职不干。离职休息了一个多月，经院长调解和病人要求，才复了职。院方决定外科分成两个互不相涉的病房，病人自由选择，想住哪边住哪边。就这样维持下去，我的病床越来越紧张，而主任的病房老是有空床，或住下长期慢性病人。（未完待续）手术中的高有炳（右二）高有炳,曾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武汉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