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pdf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中国视点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 村的调查与分析段 雨 胡 亮，“，”，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地区自然资源产权建构与环境治理研究”（编号：）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段 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社会治理。湖北武汉 胡 亮，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江苏南京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渠道。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解有利于培育村社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凝聚发展共识，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强调，市场力量的逐步深入淡化了传统农村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瓦解了过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原子化、理性化与个体化日益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而村社理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个体行动逻辑的行为方式。通过对川西 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受市场经济下个体理性的渗透与浸染，村社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仍然得到了有效维系。其关键原因在于村社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强互动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集体团结，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社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保证了村庄公共规则不被破坏。另外，返乡精英能够承接各项资源推动村庄发展，并且通过榜样示范的方式弥合迈向断裂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促进了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只有确保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动态统一，才能不断激活村社成员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关键词：乡村振兴 村社理性 个体理性 集体行动 内生发展能力一、问题意识与文献梳理乡村凋敝与衰败是各国乡村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普遍性困局。年我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贫困地区旧貌换新颜，乡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伴随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成为下一历史时期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进一步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这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在过渡期内，要想接续夺取农村工作的胜利果实，谱写乡村振兴的时代新篇章，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尊重和重视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激发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信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村民参与“两手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部分村民“等靠要”的消极思想，打破乡村振兴中“政府干、群众看”的困局，从而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背景下，恰当合理地协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能够避免个体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受到伤害，进一步凝聚村庄内部的多元力量，形成合力推动乡村发展。就此而言，十分有必要重新审视乡土社会内部采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挖掘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的有益经验，这对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社会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解体与重构。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村社内部的分化与竞争愈发激烈，发生了“同质化小农”向“分化的小农”的重大转变。目前，乡村内部出现了相对富裕的“上层”农民、条件一般的“中层”农民和较为贫困的“底层”农民，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很难达成一致，村民之间的集体行动和互助合作也难以达成。此外，市场经济体制下理性化与个体化浪潮的侵袭以及半熟人社会的生成，都给集体观念的培育和村民内生发展动力的激活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有关农村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诸多研究中，很多学者将两者视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认为受经济市场转型的影响，农民行动、农村人际关系以及农民人生目标的理性化色彩日益浓厚，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理性算计的方式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农民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却给集体利益的实现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曼瑟尔奥尔森（）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明确提出人们不愿为共同利益而努力，也无法从集体利益中获利。对照四川省 县 村的发展实践，本研究认为，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交叉渗透、紧密融合在一起。近年来，村村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与市场经济的联结不仅日益密切，而且积极主动参与村内各项集体活动，为村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鉴于此，本研究引入“村社理性”概念，深入探究其在 村运作的深层逻辑，并进一步解析市场经济体制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何以可能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关于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的研究相对较少，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由市场化改革引发的农民行动理性化趋向的问题上。马小勇、白永秀认为，中国农民和世界各国农民一样，是精于盘算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能够对各类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第 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访问日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访问日期：。此处的“上层”“中层”“底层”，仅为便于学术研究，就农民经济能力做出的权宜划分。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年。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中国视点较，并选择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阎云翔在东北下岬村的研究证明，我国私人生活领域受外部性力量的影响产生了巨大变革，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大量独立个体，进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贺雪峰注意到，在国家政策变迁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家庭传统的代际关系逐渐出现了理性化倾向，新型代际关系“是一种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友好、较少宗教关怀的代际关系”。众多研究表明，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共同体在“理性化”“原子化”“个体化”的冲击下逐渐消散瓦解，这给乡村治理增添了许多难以缓和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文军指出，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相当复杂，故其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是多元化的，而且还会受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判定传统农民非理性的，抑或仅凭“追求利益最大化”判定农民行为是理性的，都存在较大缺陷。徐勇认为，原子化命题只能被当作是对互不联系与高度分散化社会的一种假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互不联系的人群，即使是当今的农民，也无法离开社会组织而独自生存。黄祖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农民之间的合作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市场经济影响和支配的现代农业，也逐渐发展出以互助协作为主导的农民合作组织，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增进农民收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国土面积广袤，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不同地区、不同农村的实际情况呈现出巨大差异，试图从某个单一层面对我国农村整体样貌进行归纳总结，难免存在局限。同时，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并不会因为国家政策的变迁而突然消逝，其对村社成员行为的影响有很强的穿透力，持续而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农民行动实质上是在经济理性与乡土文化的复合影响与形塑下的结果，尽管仍然能够将其看作是理性的，但此时的理性已经不再局限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狭隘领域，而是囊括了经济、文化和情感等众多因素和范畴。正如兰德尔柯林斯（）所指，人类对待感情是极为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人类看成是“感情的俘虏”，他们竭力在互动市场中去寻求那些为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情感能量。温铁军与董筱丹提出的“村社理性”概念较好地处理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对上述一元化阐述模式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两位学者指出，村社理性作为乡土中国区别于西方典型理论模式的一个核心机制，发轫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能够促进村社成员的合作与协调，并在整合村庄公共资源及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获取村庄整体收益的最大化。此后，学界围绕村社理性进行了大量有益研究。例如，陈靖认为，在以村社为主导的发展中，村社理性能有效抵制外部性力量对村社的过度攫取，村社组织成了“保护性经济”。何慧丽等人的研究试图证明，村社理性是我国相较于西方的“比较优势”，它构建了“外部风险内部化处理”的机制，对现代性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快速转型发展时期，尤其是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的情况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能否和谐共存，以及村社理性能否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效马小勇、白永秀：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贵州社会科学 年第 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龚小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 年第 期。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 年第 期。徐勇：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黄祖辉：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 年第 期。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年第 期。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 基于皖北 镇两个村庄的对比，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何慧丽、邱建生、高俊等：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益。如果村社理性能够抵御住“原子化”“个体化”与“理性化”的冲击，实现与个体理性的和解，并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逻辑理路是怎样的？通过深入剖析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关系，我们将对现代化进程中村社理性运行的深层逻辑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为此，我们的研究团队在 年 月进入川西藏族聚居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通过白天在村内走访调查、夜晚整理和讨论田野资料的方式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形成了对 村村社理性及其运作逻辑的整体认知。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访谈对象包括相关村干部、政府部门退休干部、当地经营民宿和餐饮业的个体户以及本地村民，访谈主要内容有村民参与村庄集体活动情况、个人生命史、村民家庭发展史等方面。同时，“吃住在村”的形式给近距离观察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类型与方式提供了可能，也促使研究者有机会融入当地的集体活动中，从而加深我们对 村村社理性及其运作的认知。二、田野素描与案例嵌入：村发展生态旅游的实践与村社理性运作 村位于我国西南腹地川西高原，属于四川省阿坝县 乡下辖的行政村。全村仅有一条哇查环线公路穿村而过。年，笔者调查期间，因村内正在建设久马高速公路，导致哇查环线公路受到严重破坏，路况较差。村共 户 余人，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比例相对均衡。村有林地面积 万多亩，草地面积 万多亩，正在使用的农业用地仅 余亩，主要种植青稞、豌豆、白菜和土豆等农作物。年以前，村村民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主要方式是放牧。为了扩大经济收入来源，很多村民选择尽可能多地饲养牲畜，导致草场过度使用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自 世纪以来，村民们开始摒弃传统的生计模式，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村现在已经发展成国家 级景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乡村旅游示范村。得益于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大量的新兴行业与新兴岗位逐渐在 村内萌生并发展壮大，如餐饮、住宿、导游及特色藏文化体验，等等。目前，村内有将近 户农户专门从事餐饮和住宿服务，盈利高者一年能够挣 多万元，少的一年大约能挣 万元。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普遍在 万 万元。从传统游牧业到生态旅游业的转型，村实现了增加村民收入和推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也推进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互动与良性循环。与传统游牧业相比，生态旅游业嵌入市场经济的程度更高，村民们受经济理性和个体理性等市场力量的影响自然就更大。然而，笔者在 村的田野考察中却看到，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被吸纳进生态旅游业，村民的日常活动与生产活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乡村共同体并未因市场力量的深入而瓦解，村社理性对激活村民内生发展动力和调动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正向作用。就此而言，深入分析 村的村社理性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原子化”“个体化”与“理性化”和谐共存，挖掘其有益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从 村的实践来看，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效统筹了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 村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有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下文将细致考察和剖析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是如何在生计模式转型的进程中达致统一的。（一）村村社理性的具体呈现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外部性力量，对村社理性具有重要影响。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基层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力量快速而全面撤离，导致村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完全暴露在市场经济之中，传统村庄共同体因而在个体理性占主导的市场化洪流中日渐瓦解。在 村，村社理性消亡、个体理性崛起与草原承包到户政策是同时进行的，这造成了 村草原严重沙化退化的后果。具体而言，牲畜到户和草原承包到户以后，家庭成为经营和管理草原的责任主体，村民对自己家的草地获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中国视点得了排他性使用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放牧地的牲畜数量、种类和方式。通常情况下，饲养的牲畜越多，劳动力、饲草投入越大，村民可能获取的利润就越高。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多数村民都会尽可能多地增加畜群，并且更愿意饲养能够带来高利润的牲畜品种。以山羊和绵羊为例，山羊的价格一直比绵羊的价格高，所以 村的村民都更偏向养山羊而不愿养绵羊。但山羊在吃草的时候习惯将草根也拔起来吃掉，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也就更大。总之，改革开放后，村在以传统游牧业为生的时期，生态被受经济理性支配的村民严重破坏。而草原作为村民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物质载体，草原生态恶化意味着草场生产力的降低，人们能够从中获取的生存资料随之减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人们不得不加大草原开发力度，故难以摆脱“牲畜扩增草原退化效益低下牧民增收难”的窠臼，从而导致草原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可见，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他广大农村地区一样，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难以协调，致使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处于对立状态。事实上，村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的契机直到 世纪初，该村决定转型发展生态旅游业时才真正出现。在决定转变发展道路和成功实现绿色转型之后，村的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迎来了和谐共存的新时代。总体来看，村村社理性主要表现为村民合力参与草原生态环境整治、共同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和公共事务三个方面。第一，村民合力参与草原环境整治。超载过牧是导致 村草原沙化退化的首要因素，要想治理好草原环境问题，重建草原良好生态，必须对超载过牧进行治理。就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层面来说，主要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惩罚性的措施迫使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年，我国正式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以下简称 草原法），打破了草原治理中无法可依的困局。后来国家又对 草原法 进行了多次修订，我国保护草原的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政府还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比如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实施生态移民以及建立健全草原生态修复补助奖励机制等。总体而言，以上治理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村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但牧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始终未能得到激活。牧民对国家草原保护政策没有太多的主动性，甚至有牧民利用晚上偷牧的方式逃避国家监管。就自下而上的共同参与来看，近年来村民主要采取两种措施整治草原环境问题。首先，生计模式转型。随着草原生态破坏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意识到草原保护的重要性。在返乡精英昂某的组织与引领下，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取代传统游牧的生计模式。目前，放牧在 村被严格禁止，嘎巴拉姆神山（当地人称其为“女神山”）上的高山草场重新焕发生机。其次，在查理寺宗教神职人员的宣传号召下，村全体村民每个月的 日都会共同参与捡垃圾活动，清理定居点附近、河流边和草原上的各种废品、垃圾。另外，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村民开展植树种草活动，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草原生态环境。第二，共同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村民的共同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进村庄建设和带动村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访谈 村支部书记索某得知，该村在发展生态旅游业初期，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交通不便。当时没有通村公路，外面的人“进不来”，村内居民出行也相当不便。担任过 县副县长的昂某提到，为了建设 乡到 村的通村公路，他开始组织村民共同投身于修路这项大工程中。最后，经过村内几十位青壮年劳动力长达半个月的“奋战”，村通往外界的公路才被打通，村“与世隔绝”的状态至此被打破，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游客所熟知。之后，村民们又在村两委的动员与组织下，建设了供集体煨桑和祈祷使用的煨桑炉、村民文化活动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年，在扎布拉神山（当地村民称之为“男神山”）景区扩容的工程中，为了避免机械化施工破坏神山中原始森林的样貌，返乡精英邓某组织村民将铺路用的石板一块一块地背上了山。在将生态破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情况下，村完成了神山栈道工程的建设。第三，积极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和公共事务。一般来说，红白喜事是村内参与度较高且较为常见的大型集体活动。活动中，通过对某些特定仪式的完成，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也得到不断强化。以白事为例，如果村中有老人去世，其他村民一般会自发前往念经，村民们将其视作一种善举。但实际上，“念经”的行为为村民提供了身体互动的场域，而场域中的沟通与交流又能极大地提升村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满足感与认同感。由此，促成了村民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和公共事务的良性循环。此外，每年春节全体村民聚集在一起吃藏餐，也属于村内大型的集体活动。据罗某说，“该活动举办之前，通常会根据村民各自的长处进行分工，有负责协调活动的总指挥、有负责专门购买物资的采购员、还有负责烧饭做菜的炊事员。”整个活动过程的分工十分明确，以此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吃饭过程中，村民们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等。在 村，藏历五月十五日是十分重要的节日 藏族煨桑节。节日当天，村民们会共同前往位于扎布拉神山内的煨桑台煨桑，一起为家庭和村庄祈福。曼瑟尔奥尔森（）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书中提到，群体中的成员即便意识到他们存在共同利益，并且知道实现该利益的方式与手段，迈向这种一般利益的集体行动仍然十分难以达成。因为个体行动逻辑会导致个体成员在行动过程中的功利计算，进而引发“搭便车”现象。吊诡的是，在 村，无论是草原环境问题整治工作，还是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我们很少看到“搭便车”现象。恰恰相反，村村民们在毫无直接经济利益回报的条件下参加了上述各项活动。即便村民知道由自身劳动创造出的劳动成果将由全体村民共同享受，他们还是毫无怨言地参与各类集体活动。可见，村社理性这股源自村社集体内部的力量，重新对村社成员的行动产生了约束效力，并促使村社成员做出有利于集体利益的共同行动。（二）构建“利益文化情感”共同体：村村社理性运作的深层逻辑解读就本质而言，村社理性没有忽略个体利益，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了个体的共同利益上。可以说，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对立并非必然，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并非无法缓和。村社理性能够凝聚村民共识，深化村民价值认同，激发村民团结一致的行动意识，进而产生对个体行动的约束力，迫使个体按照集体意识改变自己的行动策略。从实践来看，村村社理性的正常运作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构建共同利益联结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借鉴农业区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而在牧区推行的草原家庭承包制，虽然便利了权益人对草原的排他性使用，但也破坏了草地在使用上的整全性。加之牧民为了防止牲畜被盗，同时减少与其他牧民的边界冲突，一般会利用各种围栏划定草场边界，这使得完整的草原更为“破碎”。于是，不同牧户的草场在形态上犹如一个个分裂的“领地”，每一块草场背后都关涉草场“主权”拥有者的切身利益。因此，草原的“碎片化”程度越高，不同牧户的利益就越多元化，统合牧户利益诉求的难度也就越高。举例来说，为了方便牧民实行游牧和轮牧，每一户家庭的草场通常被划分到几个不同的区域，比如有的家庭冬季草场在山下，夏季草场在山坡，牲畜转场就不得不穿过其他牧户的草场，但牲畜在转场过程中也会吃草，这时候就很容易引发牧户之间的纠纷与冲突。这一问题在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在 村，为了突破牧户利益“碎片化”、多元化的困境，实现不同家庭的利益联结，采取了生计模式转型 发展生态旅游业的策略。正如上文所述，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村内涌现出一大批新职业和新岗位，伴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与延伸，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脱离传统游牧业进入生态旅游服务业。此外，生态旅游业不仅经济效益比传统游牧业更高，而且还将村民从放牧活动中解放出来，赋予村民在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度。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看到了解决自身生存危机和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希望，利益一致性唤醒了村民治理草原环境和保护草原生态的意识，增强了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生态彭小兵、彭洋：“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年第 期。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中国视点旅游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旅游业是一项惠及全体村民的产业，除了大多数直接受益于旅游业发展的村民之外，其他村民也能间接从生态旅游业中获得好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草原生态环境改善能够有效提升农牧业产值，从而提升农牧户的生活水平。同时，越来越多的牧户进入旅游业务工，意味着游牧业中本地竞争者的减少，继续从事农牧业的村民有可能获取高额利润。总之，对 村而言，生态旅游业起到了将分散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村民利益串联起来的重大作用，从利益维度上促进了村民利益的整合和共同利益的形成，为村社理性的运作奠定了物质基础保障。第二，仅有利益一致性还不够，村民们共同的文化信仰是村社理性运作的社会基础。首先，由于 村地处青藏高原，生存条件相对恶劣，村村民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存活和延续，是因为得到了“神的庇佑”。他们将山、水、草、树等自然万物神圣化，并产生了诸多神灵。对村民达某的访谈获知，“水、草和树木等自然物与人类一样，都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有神灵住在里面。所以乱砍滥伐、随意践踏草场、浪费水资源等行为都是对神灵的冒犯和不敬，违反者会失去神灵的保佑，还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在 村，甚至使用“活水”洗手也会受到村中长辈的批评。除了对违背“万物有灵论”的越轨者实施惩戒外，村民们还会一起祈祷，恳求山神、水神等“神灵的宽恕与原谅”，以此避免灾难降临村庄。其次，藏传佛教对当地村民的影响力十分巨大。通过走访发现，无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村民每家每户都设置了念经房、供奉神佛的佛龛，以及位于庭院内的小型煨桑台，念经、煨桑是绝大多数家庭必不可少的宗教活动。在穿戴方面，村内的老年人手中时刻攥着一串念珠，身上永远佩戴着吉祥结。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藏传佛教文化已经与村民的日常活动紧紧融合在一起，难以分割，并逐渐发展为地方生存性智慧的重要构成元素。尤其是宗教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哲学，为地方社会保护草原生态提供了内生性动力。近年来，宗教系统与行政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对当地草原环境问题治理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查理寺宗教神职人员宣传国家的生态政策，鼓励环境保护，并且在每月的 日号召村民收集垃圾、保护草原，在草原环境治理中做出了自身的贡献。总体来看，在地方性知识和藏传佛教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共同体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超越个体而处于崇高的地位，促进村民对乡村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提升，进而将全体村民置于身体互动的场域之中。而产生于该情境的互动，则驱动村民为实现集体利益而主动承担起村社成员的责任和义务。第三，在情感联结的基础上重建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为村社理性的运作起到了精神纽带作用。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一书中提到，乡土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的熟人社会。从 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地仍然保持着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特质，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造就的。一是婚姻圈选择的范围相当狭窄。据 村支部书记索某说，目前村内将近 的居民都是藏族，适婚男女青年在选择结婚对象时也更倾向于藏族，一般情况下，村民也不会招汉族女婿。在此背景下，村内居民在民族成份上的同质性非常高，对共同体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相对比较强烈，由此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二是改进村治模式，推动村民互助合作。为了方便村民参与村庄事务，村充分利用微信等现代交流工具，不仅建立了能够容纳大多数村民的村情交流群，还以小组为单位建立村民交流群强化村民互动，重构村民情感共融的关系模式。三、案例分析：村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谐共存何以可能在市场力量持续深入的背景下，个体化潮流迅速席卷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在 村，村社理性并未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年，第 页。被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理性所破坏，而是实现了与个体理性的和谐共存，继续在村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深入考察 村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和谐共存的内在机理，对于激发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村庄走内源式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一）村社成员的“强互动性”与集体团结的维持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现象十分严重，形成了许多“空心村”。统计数据显示，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乡村人口数共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而 年，我国乡村人口数降到了 万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降至 。项飙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人口流动的频繁和深入，广泛的流动人口中已经发展出一种“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村的现状呈现出与上述不同的景象。具体而言，村的绝大多数村民仍然生活在村内，并与其他村民保持着频繁密切的互动，村庄的凝聚力和团结度得到了较好的维持。通过访谈村支部书记索某，笔者了解到村内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外出求学的年轻人以及少数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数村民生活在村落的共同场域中，产生联系的机会与可能性增高，这是村社理性运作的基础性条件。可以设想，如果 村的村民与中西部其他农村地区的村民一样大规模外出务工，村就极有可能无法逃避空心化与老龄化的命运，村社理性的运作也终将因此失去“人气”，难以对村庄发展产生积极效益。需要注意的是，少数外出务工的村民对故乡的情感并未因身体的缺席而弱化，与此相反，外出务工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故乡的情感归属和认同。具体而言，村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现代工业体系很明显对文化水平高的工人更加友善，外出务工的村民只能选择上工地或者进厂，从事需要消耗巨大体能的工作。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村民面对的风险更高，各种各样的“苦难经历”很容易唤醒他们对温情脉脉的故乡的思念。另外，村民外出务工以后，受限于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很难建立起新的社交关系，他们与之互动的对象往往还是村中原来那批人。可见，外出务工的村民与其他村民及村庄仍然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总之，对于大多数外出务工的村民而言，他们从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更多的是将进城打工看作一种生存手段，而自身的生活预期仍然在充满人情味的乡村。因此，即便在外务工，村民也会选择不断强化与其他村民的互动，从而促进村庄的集体团结。现实中，村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方式是旅游业，这与 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密切相关。首先，村的地理条件十分特殊，背面是广袤无垠的高山草原，正面则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这种景观上的强烈反差对游客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其次，村的生物种类非常多，已知的就有梅花鹿、獐子、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有多达上百种的鸟类。最后，村的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比如藏式平顶建筑，被誉为藏式古建筑的艺术殿堂，还有藏式伸臂桥、古经堂等充满民族特色的建筑景观。事实上，村的村民能够保持高频度的互动与联系，主要得益于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村庄富起来了，村民外出务工的欲望则相应降低，从而留住了村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碎片化和多元化的个体利益随即被整合到生态旅游业当中，生态旅游业成为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关切所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村全体村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一致性关系。只有生态旅游业发展得好，村民才能更好地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如果生态旅游发展不好，村民的收入来源则会受到负面影响。可以说，生态旅游业直接关系到每一位村民的实际利益，而村民的共同合作参与又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以草原生态问题治理和草原保护为例，草原生态具有公共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需要吸纳全体村民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修复草原生态环境。传统游牧业时期，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整治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的政策，很难兼顾每一位村民的利益，故村民参与草原治理的自主性程度和积极性始终很低。转型发展生态旅游业以后，草原环境治理问题成了大家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仅凭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年，第 页。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 页。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中国视点一人之力就将草原治理好，由此形成了村民对村民、个体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的纽带作用下，村民的互动愈发频繁，村社内部的集体团结因而得以实现。（二）返乡精英的嵌入与村社理性达成返乡精英从“离土”到“入乡”的反向流动，为弥合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断裂提供了相互衔接的契机。一般而言，返乡精英是乡土社会中才能指数相对较高的村民。一方面，他们的思维和眼光相对其他村民更加开放和更为长远；另一方面，返乡精英往往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政治资源，或者较高的社会声望，具备引导村庄建设和推动村庄发展的客观条件。更为关键的是，受乡土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返乡精英倾向于追求更加崇高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其回报乡村的热情十分强烈。在 村，返乡精英主要通过承接政府资源和榜样示范两种方式，不断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与集体意识，促进村社理性的达成，进而实现村社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和谐共存。首先，承接政府资源，助推乡村发展，夯实村社理性发育的物质保障。以担任过 县副县长的退休干部昂某为例。任职期间，昂某在县、乡级政府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在 村修建通村公路时，他经常有意识地与还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事联系，利用自身的政治关系网络为村民申请补贴资金。另外，为了保障相对贫困村民的正常生活，村支部书记索某多次上县里诉苦，最终为村庄争取了 个公益性岗位。在公益性岗位上工作的村民主要负责村庄清洁工作，每个月最低可以拿到 元的工资。除了承接自上而下的政府资源以外，返乡精英还充分利用自身关系网络资源，从社会上募集村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村地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在转型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初期，面临着十分巨大的资金缺口。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昂某找到一位广东商人，为村庄拉来了用于完善基础设施的第一笔资金。返乡精英邓某曾无偿拿出 余万元支持当地的旅游事业，极大地提升了村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的热情和信心。总之，通过运作自上而下的政府资源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资金，返乡精英使村庄成为村民应对市场体制下各种不确定性的庇护所，从而推进了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有机统一与良性结合。其次，返乡精英作为村庄生活中的“出彩人物”，其回馈乡村的行为对村民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返乡精英建设村庄的一系列积极行动，为村民树立了榜样，从而吸纳更多村民参与。比如，年扎布拉神山修建栈道，为了尽可能降低施工对生态的破坏，邓某除了积极动员村民背石板上山，自己也以身作则加入了背石板的义工队伍。在邓某的激励与带领下，甚至有许多老人主动参与。需要说明的是，返乡精英的榜样示范作用普遍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即返乡精英先行和其他村民跟进。在第一个阶段，返乡精英怀揣着带动村民致富和助力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探索村庄未来发展的出路。在第二个阶段，先是少数村民在返乡精英的带动下实现增加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随之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于返乡精英开辟的事业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得到调节与缓和，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逐渐达到统一。至此，我们已经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解答了在市场力量逐步深入的今天，村的村社理性为何能够继续在村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内在逻辑。尽管生态旅游业促使村民的日常生活嵌入市场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但同时正是依托于生态旅游业，村民碎片化、多元化的个体利益得以被联结和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村社层面的整体利益成了实现村民个体利益的重要基础。因此，村民不得不通过频繁的互动与共同合作，通过实现集体利益来谋求个体利益的获得。在村民持续的互动交流中，村庄开始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而公共活动空间的出现促成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进一步激活了村庄公共规则和地方性知识对村民行动的约束效力。此外，返乡精英在离乡与返乡的话语建构中，利用承接各项资源与榜样示范的方式，不断唤醒村民的集体意识。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村社成员形成了利益一致性，达成了价值共识，村社的团结力和凝聚度空前提高，这才造就了 村村社理性的持续运作。四、总结与反思：以激活村庄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从新形势出发，促进乡村发展和推动乡土社会转型的新型发展理念。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一手抓村社理性，一手抓个体理性，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有助于激活村民内生发展动力，促成并强化政社良性互动。以 村的个案为例，我们描绘了一幅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分析了村社理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何以发挥作用的深层逻辑，并进一步探究了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和谐共存的背后机制。实践表明，与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等外部性力量相比，源自村社内部的村社理性能够重建个体联结，强化村民互动，并推动村民共同合作参与村庄建设。村社理性带动村庄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道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启发和新选择。而想要充分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参考借鉴 村的有益经验。一方面，以利益一致性凝聚村民共识，维持村社团结和确保村社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返乡精英为依托，促进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良性互动。事实上，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返乡精英在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中一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其通过承接各项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庄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增强了村社成员的发展信心。此外，返乡精英作为村落场域中天然的权威拥有者，他们的榜样示范作用对村民具有强烈的激励效应，对于增强村庄凝聚力，进一步实现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意义重大。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村民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唯有如此，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才有希望被激活，广大村民才有可能真正被吸纳到乡村振兴的各项活动之中。否则乡村振兴就很容易陷入内生动力不足的泥淖，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和进展。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于那些凝聚力高和团结程度高的村庄，我们应该注意维系和发展其村社理性，避免村社理性遭受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的破坏。而对于那些人口流出严重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村落，则需要进一步调动留守村民参与村庄集体事务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再造村庄公共性。总而言之，乡村发展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培育村社理性，维系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才能不断开创乡村发展的新局面。未来在开展乡村建设活动、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股源自村社内部的强大在地力量，主动与其寻求合作，实现政社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