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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农民问题】农业经济 2023/6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演变、特征及经验启示*何莉琼 摘 要：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先后经历了“1985 年标准”“2008 年标准”和“2010 年标准”，通过食物份额法、马丁法到恩格尔系数法不断调整贫困线，与国际社会贫困标准逐渐接轨，能够满足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贫困标准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且逐渐形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识别和脱贫标准。绝对贫困标准的演变历程和特征对新发展阶段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基于贫困性质制定贫困标准、在动态调整中对接国内外发展目标以及要从多维视角制定识别标准。关键词：绝对贫困标准；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多维识别贫困标准的制定是进行贫困识别和治理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聚焦于绝对贫困治理，因而其贫困标准也属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标准。但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故而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理应纳入议事议程。通过深入分析我国绝对贫困标准的演进历程，总结贫困标准的基本特征以及经验启示，对制定相对贫困标准有重要实践意义。一、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演变历程我国农村贫困标准先后有 3 个，分别为“1985 年标准”“2008 年标准”和“2010 年标准”，其余年份根据物价指数作相应的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不断接近国际贫困标准，且符合我国基本生存需求的实际，推动了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一）1985 年农村贫困标准（1985-2007）1986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大规模参与反贫困工作，贫困标准的制定是前提。基于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理念，通过对 6.7 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得出居民最低生存需求的贫困标准，即“1985 年农村贫困标准”。基本生存需要包含两个维度：即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前者是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食物标准，当时为每人每天 2100 大卡；后者为满足生存的非食品最低需求（吃、穿、行等），二者之和相加即为贫困线。基于此，得出 1985 年绝对贫困线为 206 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调整。1995 年、1997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用马丁法计算贫困线，首先计算出食物贫困线（ZF），再基于回归模型从食物贫困线中计算出非食物贫困线（NF），再加总所得贫困线。由此，计算出 1995 年的绝对贫困线为530 元，到 1999 年为 625 元。该贫困线的制定更多考虑满足生存的食物需求，食品需求占比高达 85%，而非食品消费需求较少，是一种典型的维持基本温饱达到果腹的标准。此外，为了克服单一的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所带来的缺点，1998 年贫困标准在以往贫困线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一是收入低于贫困线且消费低于 1.5 倍贫困线；二是消费低于贫困线，而收入小于 1.5 倍贫困线，以包括和排除一部分应该包含和排除的人，1使得识别更精准。（二）2008 年农村贫困标准（2008-2010）为了与国际社会贫困标准接轨，1998 年国家统计局以低收入线的名义测算新的贫困线，2000 年开始公布，2008 年正式作为贫困线使用，即“2008 年标准”。其测量方法基于国际社会共识：恩格尔系数 60%的贫困警戒线，通过计算1997 年的食物贫困线占比为 60%，非食品贫困线为 40%，得出 1998 年的农村低收入标准为 880 元，之后基于物价指数更新。因此，2000 年至 2007 年，我国的贫困线有两个，分别为农村绝对贫困线（基于马丁法计算得到）和农村低收入贫困标准（基于恩格尔系数得到），前者应该被称为极端贫困标准，为政府用于衡量全国贫困、确定扶贫对象和分配扶贫资金的标准，而后者也只是一种温饱标准，主要用在发达地区扶贫工作。2008 年，国家将低收入标准确定为全国扶贫标准，为每人每年 1196 元，此后基于物价指数调整。新贫困标准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水平，按 1993 年购买力平价换算，我国低收入贫困标准与世界银行提出的低收入国家每人每天 1 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基本一致。（三）2010 年农村扶贫标准（2011-2020）2011 年，中央决定将人均年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贫困标准。该贫困标准沿用之前的测量方法，但其食品支出不仅包含果腹需求和热量需求的基本生存需求，还考虑了实现健康生存，即基本热量和 60 克左右蛋白质需要，以保证不仅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双一流”项目“在推动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MKS2023034）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统计年鉴写的是“1978 年农村贫困标准”，该标准是由 1985 年所测算的贫困标准基于物价指数进行换算调整得到 1978 年-1984 年农村贫困标准。本文根据贫困标准的制定时间，将其称为“1985 年标准”。马丁法是以世界银行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马丁瑞沃林命名的。马丁指出，贫困线应该包含两条，一条是食品贫困线，另外一条是“非食品贫困线”包括“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96 -【农民问题】农业经济 2023/6能“吃饱”，还能“吃好”。之后，贫困的标准仍基于消费价格指数和物价水平逐年更新。2014 年为贫困标准为 2800元，基于恩格尔系数法，则每天的食品支出为 4.6 元，而根据当年实际价格测算，在已有基本住房的情况下，人均食品消费为每天 4.1 元，恩格尔系数为 53.5%，低于 60%的贫困临界点。2非食物贫困线能够占到46.5%，基本能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水平，达到了普通百姓对小康的预期水平。为弥补收入贫困线的不足，2014 年，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并提出在贫困识别时，以收入为主，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和健康等状况。此外，就脱贫标准而言，2010-2020 扶贫开发纲要将贫困户脱贫目标定位“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扶贫对象 两不愁三保障”。2016 年，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贫困户的退出要收入超过扶贫标准，还要实现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我国现行贫困多维度退出标准的确立，表明我国已由单纯以收入量化贫困转变为多维贫困标准，是我国贫困标准由量到质的转变，也是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进步。二、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基本特征借鉴国际绝对贫困测量方法，立足于我国国情，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国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贫困标准，能够满足我国居民基本生存需求。但整体上看，我国绝对贫困标准仍然偏低，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脱贫标准。（一）能够满足实现基本生存需求的目标我国的“1985 标准”“2008 标准”以及“2010 标准”都是基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标准，能够满足消除绝对贫困的需要。3基本生存需求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消费需求，包括最基本的食物需要和非食物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基本的热量需要每人每天 2250大卡，而我国营养学会认为生存极限的日摄入量为2000大卡，故建议我国使用 2100 大卡。同时也说明我国每日营养标准相对来说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1985 标准”和“2008 标准”的食物维度都是基于此构建，仅满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2010 标准”在已有的热量基础上增加了营养需求，且考虑了一定的非食品消费需求，符合世行所提出较高贫困标准，是代表“稳定温饱”的真正贫困线。因此，综合来看，我国绝对贫困标准是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二）贫困标准在国际国内水平仍然较低虽然我国农村扶贫线一直处于上涨态势，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率却大幅下降，按“1985 标准”贫困人口从1978 年的 2.5 亿人下降至 2007 年 1479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至 1.6%4。但我国货币购买力却不断下降，按收购价计算，1978 年 100 元的贫困线可以购买 453 公斤粮食，但 1995 年只能购买 255 公斤，2008 年又可以购买 464公斤。5由于贫困线中食品所占比重大，食品价格上涨快，消费价格指数低于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而我国历年贫困线是基于物价指数或者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进而导致农村贫困线的实际购买力逐渐降低。经过计算，1984-2009 年维持生活所需的花费上涨 7.8 倍，但 1984-2008 年贫困线仅上涨3.2 倍。6因此，农村贫困线被严重低估，其结果就是贫困线所代表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贫困线不断贬值。此外，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的贫困线也是处于低水平。“1985 标准”只相当于每人每天 0.7 美元，而低于世界银行提出一天 1 美元的贫困标准，甚至 2006 年我国的贫困线仅为国际贫困线的 44%7；“2010 标准”按照 2011 年 PPP指数，换算得出每人每天 2.3 美元，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一天 1.9 美元的 1.21 倍，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3.1 美元标准的 74.2%。8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 1.25 美元、1.9 美元的贫困线是基于 15 个最穷国家维持温饱的最低贫困线，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界定，我国在 1998 年就步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10 年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贫困线为 5.5 美元/天，显然，我国贫困标准远低于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对应收入国家贫困线，即我国的贫困线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并且，我国的贫困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差距较大，与巴西、南非等中高收入国家相比，2012 年巴西（1968 美元）、南非（888美元）的贫困线是中国贫困线（365美元）的5倍和2.4倍9，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我国的贫困标准在国内国际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利于我国扶贫工作的高质量进行。（三）基于收入标准的贫困识别难以精准一直以来，我国绝对贫困标准是以 20%低收入人口的收支状况作为参照依据，计算出每日所需要的最低消费需求。同时，在贫困人口的收入都用于消费的假设下进行贫困识别，因此我国采用收入标准。一般而言，消费贫困比收入贫困更加准确，一是由于大多数贫困群体的真实收入难以获知，一方面，农民的收入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农业和非正规就业，其“望天收”和“短工化”特征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民所固有的“小农思想”而形成“财不外露”的心理，进而表现为“藏富”和“哭穷”。10与之相反，在询问人们吃什么、吃多少以及使用哪些家电等基本消费情况时能够得到更为准确地回答。二是因为消费是一种结果的度量，更直接地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一种持久收入的反映且稳定性更高。11相比家庭的消费水平来说，其收入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若是以单一的收入为测量标准，则会导致出现：一个家庭尽管其收入在一段时间较少，但能够通过储蓄维持相当的消费水平视为贫困（实则不贫困）或者将一部分消费低于贫困线，但收入偶尔在贫困线之上的排除在贫困线之下。同时，需要注意消费数据的获取成本更高、更耗时，且相对于收入来说，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及时反映一些偶然因素如灾害的影响，不利于防止一些抗灾能力较弱的群体返贫12。因此，我国在识别贫困时，出于方便，在贫困户名额分配时将收入作为识别标准，而在具体的识别中主要考虑家庭的消费支出和住房、健康、教育情况，两种标准的不统一从而引致识别偏差13。三、中国农村贫困绝对标准的经验启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 次大的调整，中国农村贫困线不断提升，贫困人口的识别也逐渐精准，其获得了丰富的实践-97 -【农民问题】农业经济 2023/6经验，对我国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基于贫困性质制定相应贫困标准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仍属于绝对贫困标准，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绝对贫困的完全消除，现行贫困标准已不符合农村贫困实际，需要制定新的贫困标准已顺应贫困性质的转变，即从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相对贫困标准。当前国际社会的贫困标准包括以收入比例法制定的贫困标准、基于基本消费需求制定的贫困标准以及多维贫困标准。我国要基于现实境况选择符合实际的贫困标准，不但要对标新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巩固脱贫成果，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更要对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2035 远景目标，即“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我国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远落后于城市，农村贫困居民面临着收入、消费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多维剥夺。为了满足居民多层次发展需求，需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相对贫困标准，将农村贫困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出，以对症下药，达到精准治贫，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二）在动态调整对接国内外发展目标贫困标准是相对的，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我国贫困标准也不例外。自1978年以来，我国贫困标准经历了三次转变。我国贫困标准从占国际贫困标准的40%左右，再到70%左右，调整到超过国际贫困标准，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其中，我国绝对贫困标准的测量方法也从食物份额法、马丁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转变，找到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贫困测量法。贫困标准的制定一要与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现实状况衔接，还存在诸多脆弱群体，随时可能面临着返贫致贫的风险，且与我国“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相衔接，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更高标准的贫困线；二要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日益迫切、第二个“百年目标”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相衔接，这些时代背景、发展目标要求我国贫困标准多维化，不能仅从收入维度去衡量，而是需要多维全面考量；三是考虑数据获取的可得性，不能将贫困标准制定得过于复杂，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面积大国，数据的获取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贫困边缘群体数据库、并不断更新低收入群体数据库。（三）逐渐从多个维度制定贫困识别标准以收入为唯一标准不能完全反映贫困的全貌，农民收入的真实性也有待检验。但由于收入标准的测量更为简单，我国贫困多是基于收入测量，同时也导致确定扶贫目标和重点时会出现一些误差，如收入水平偶尔较低，但能够通过储蓄维持消费水平的人会计入贫困人口。为及时反映农村贫困变化情况和工作成效，我国在 2000 年以前以人均纯收入为主，适当考虑消费因素，1998 年调整贫困标准，从消费和收入两个维度识别贫困。在国际社会贫困标准逐渐从一维向多维转变的背景下，我国也认识到仅仅用货币指标测量贫困是片面的。在此背景下，确定“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和“回头看”工作，鼓励地方政府开发多维贫困标准，并确立了一些排斥性标准，如有商品房、私家车以及家中成员有国家财政供养的工作人员，以减少精英俘获现象。因此，我国的贫困标准不断多维化且识别不断精准。地方政府在刚性的国家贫困线下，在具体识别时可以灵活处理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识别标准和体系。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多个维度，不能仅使用单一货币测量，而需要从多个维度衡量贫困群体的剥夺状况，也正是基于此，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应运而生。因此，精准扶贫中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我国逐步确立了多维脱贫标准，即“两不愁、三保障”，从收入、教育、医疗和住房四个维度综合考虑贫困现状，进而实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我国已经是多维贫困高层同行网络（MPPN）的 53 个成员国之一，且我国已通过多个维度识别贫困的经验，可以预见的是，多维相对贫困标准也将在我国建立，构建一个完善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全面测量贫困剥夺维度，以更精准地从多个维度找到相对贫困的致贫根源，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参考文献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31.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94.3 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 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 J.改革，2019，（12）：5-15.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5；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9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1.5杨立雄，胡姝.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41.6杨立雄，胡姝.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42.7 王晓琦，顾昕.中国贫困线水平研究 J.学习与实践，2015，375（5）：76-87.8鲜祖德，王萍萍，吴伟.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J.统计研究，2016，33（9）：3-12.9 王晓琦，顾昕.中国贫困线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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