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pdf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治理有效的视角来看，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制度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具有层级性，包括中央政府、省市县政府、乡镇政府等多个层级的制度创新1。制度建设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保障，应加强顶层设计，在制度框架内保证社会治理规范有序进行2。基层制度创新是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在特定基层治理目标和治理基础上的适应与创新3，全国各地农村结合实际探索出了诸如网格化管理、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机制和民主恳谈会、屋场会、村务评说会、“村落夜话”等治理模式，将实践经验总结为基层制度，继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二是文化建设。主要是指利用文化、情感等要素助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文化建设是以贴合村民生活需求的方式重建村落共同体的实践路径4。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驱动着各主体参与集体行动5。此外，情感是人与人之间联结的重要纽带，社区情感是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刘凤萍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摘要：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场域中有效的治理性社会联结，即治理主体的关系联结与治理要素的集聚联结。基于“治理要素联结社会联结再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进路，以赣南F村“写缘”公共事务治理实践样态为调查研究对象，发现该行为能够从公共精神、公共利益、信任网络、公共空间与制度规范等方面助推价值、利益、组织、场域、制度等治理要素联结的再造，从多个维度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应积极构筑多元要素之间的复线联结，从而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稳定性联结形态。关键词：乡村治理共同体；社会联结；治理要素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805(2023)03-0032-10基金项目：2021年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2022年中共湖北省委党建办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研究”（2022Y17）作者简介：刘凤萍，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第21卷 第3期21(3):32412023年6月June 2023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刘凤萍：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第3期共同体构建和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要素6，在一定地缘空间中培养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有助于形成共同体意识。三是主体参与。“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由多元主体通过不同纽带联结构成7，应明确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机共同体。必须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有效动员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可以连接和动员社区中的原子化个体，实现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培育共同体意识8。乡村能人则是从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参与村庄治理，形塑“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9。基层党组织应发挥强大的党建引领功能，建立各类赋能机制，推动高质量内涵式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10。四是技术赋能。主要是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助推跨时空的乡村共同体转型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计算显著改变了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11，互动场域从传统的实体场所向虚拟化网络社群转移，互动交流从“共时性物理在场”向“时空性脱域互动”转变12。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耦合形塑着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13。通过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回应村民现实需求等方式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14。综上所述，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研究成果为探究如何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理论参考。但已有研究或从规范层面宏观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画像，并提出一般性、普遍性对策建议和建设策略，或从实证层面分析微观个案，总结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与经验做法。但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影响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因素和推进路径因人因时因地而呈现多样化图景，各地农村的区域差异会影响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传递及模式推广15。因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应通过“制造关联”16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再构，以共同关系纽带与联结助推治理共同体建设。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联结视角切入，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深度田野调查，探究该行为背后社会联结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及其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机制，进一步解释乡村社会联结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二、分析进路：基于社会联结建构的治理共同体斐迪南 滕尼斯将人类群体生活的结合方式概括为共同体和社会两种理想类型。在他看来，共同体是基于“本质意志”形成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7。齐格蒙特 鲍曼则指出，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和组织18。20世纪初，芝加哥社会学派将滕尼斯的思想引进美国学界，并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罗伯特 E 帕克认为社区有以下特点：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这些人不同程度地扎根在所生息的土地上；其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9。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界掀起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战，争论的实质问题仍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共同体概念提出至今，学者都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积极类型。在特定规范意义上，共同体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20。伊兹欧尼指出共同体的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人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网，二是存在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意义21。由此可见，共同体的核心与本质就是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相互联结的积极形态，即社会联结。社会联结（social solidarity）最早由埃米尔 涂尔干提出，也称社会团结，包括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22。陈劲松认为社会团结是指个体间的联结纽带，这种联结建立在共同情感、共同道德、共同信仰和共同价值观基础上23。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联结定义为社会成员在一定场域内基于某些关系纽带所形成的持续互动的关系模式和关系网络，以及各种要素聚集形成的一种稳定性联结状态。社会联结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紧密的社会联结会形成持久稳定的共同体形态，而松散的社会联结则造就短暂脆弱的共同体形态。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33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1卷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24。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发展。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流动性与分化程度增加，农民个体从地方性共同体和原有社会关联中脱离出来，传统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对于个体影响逐渐降低，利益关系对个体间的交往影响增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离散化状态25，传统乡村社会规范无法对个体起到联结和规训作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有赖于乡村治理场域中紧密的社会联结，这种治理性联结不仅包含治理主体的关系联结，还包括治理要素的集聚与联结。治理是一种要素的集聚与联结，农村社会形成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稳定性联结形态的建构26。通过整合多元治理要素，塑造多层次、多样化的乡村治理联结形态，从价值、利益、组织、场域、制度等多个维度形塑治理共同体样态，在社会联结再造过程中，多维共同体形态聚合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由此，本文从社会联结决定共同体角度出发，建构“治理要素联结社会联结再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要点：第一，社会联结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联结越紧密，所形成的共同体形态越持久稳定。第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有赖于乡村场域中紧密的社会联结，这种能够助推治理有效的治理性社会联结包括治理主体的关系联结与治理要素的复线联结。第三，通过价值、组织、场域、利益、制度等治理要素的集聚联结实现治理性社会联结的再造，以多元治理要素的集聚与联结，建设价值共融、利益共享、组织共联、场域共生、制度共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图1 社会联结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三、“写缘”案例呈现：赣南F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践样态“写缘”是赣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话语，是指利用村内社会关系和联结纽带为村庄公共活动筹资捐款，将捐款信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并将记录文本予以公开的一系列行为。“写”是指用文字记录捐款行为和信息，保存并公开捐款记录文本；“缘”是指各种联结纽带和社会关系，包括血缘、地缘关系等。F村位于江西省南部，占地面积27平方公里，共有4个自然村，下辖45个村民小组，现有村民1 073户5 651人。F村刘姓村民占全村人口约60%，宗族文化氛围与村庙信仰文化浓厚，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态多样，整个村庄呈现出较高的公共性。村内“写缘”行为种类丰富，部分呈现出常态化发展趋势，并逐渐演变为年度性、周期性公共活动。本文按照典型性原则，选取了赣南F村作为调查点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写缘”行为的全过程，主要从原因、组织者、方式、结果四方面加以分析（如图2所示）。共同的社会关系纽带与关系联结社会联结共同体治 领理 域治理要素联结价值联结组织联结场域联结利益联结制度联结延 拓伸 展治理共同体联结再造共同体的价值之维共同体的组织之维共同体的场域之维共同体的利益之维共同体的制度之维34刘凤萍：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第3期（一）“写缘”之由：村庄公共品的治理需求与惯习养成F村规模较大，许多公共需求无法完全依靠政府实现，于是形成了以“写缘”方式来实现村庄公共物品自我供给的惯例，村民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村里有什么事情，比如修路、修桥、修祠堂、修寺庙，就有人去组织 写缘。最重要是 写，要把人名、数量都写下来，我们村里到处都是功德碑、红榜”（LFP20210723LNQ）。根据村民描述，“写缘”行为能够为公共事务提供物资来源，极大地满足了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需求。一是与宗族有关的公共需求。F村具有较浓厚的宗族文化，宗族活动较频繁，包括编修族谱、重建祠堂、集体祭祖等，这些外在的物化形态和实践活动产生于宗族共同体的内源性公共需求。村内现有10余个祠堂，多个祠堂完成了整体翻修，而修缮祠堂的物资全部依靠各房族人捐款集资。如2020年，刘氏宗族分祠“中立堂”在本房族人的支持下完成整体翻修，耗资30多万元。二是与村庙有关的公共需求。F村建有陈公庙、回龙寺、汉帝庙和葫芦庵4座村庙，分布在各自然村落。每座村庙都会举办公共活动并供给村庙公共物品，包括寺庙重建和集体庙祭等。如20152019年，陈公庙为重建戏台开展了3次募捐活动。三是地缘范围内的公共需求。在村庄、村落、村民小组、屋场等地缘范围内，存在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需求，主要包括基础设施需求、文化娱乐需求和教育发展需求等。F村通过募捐集资开展修路造桥、乡村春晚和捐资助学等公共活动。如2019年成立的捐资助学协会就是推动村庄教育事业发展的专门性组织，其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村民捐赠。图2F村“写缘”行为的过程与特征 口述资料来源于2021年78月、2022年78月笔者在F村的实地调研。口述资料的编码规则：调研员姓名简拼+首次访谈时间+受访者姓名简拼。村庄公共品治理需求村民行为惯习养成“写缘”之由“写缘人”的选择“写缘”方式“写缘”类型类型传承型“首士”自荐型“头人”指令型“缘首”个人权威、社会资本与组织能力线下公示“写缘”文本与结果立功德碑+张贴红榜宗族血缘型：以人口为单位地缘型：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村庙信缘型：以家户为单位上门入户动员+网上定期募捐微信公众号+村务公开群线上公示35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1卷（二）“写缘人”的选择：个人权威、社会资本与组织能力“写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所以组织者会安排具有一定个人权威、社会资本和组织能力的“写缘人”负责动员村民为村庄公共活动进行捐赠。F村的“写缘人”主要有三类，其选择标准、方式各不相同。一是负责宗族“写缘”的传承型“首士”。F村的刘姓村民居住在各自然村，各房“首士”负责传递宗族理事会信息。他们的生活场域、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在村内，掌握着本房刘姓村民的具体信息。刘氏宗族一共6个房支，每个房支有23位较年长“首士”，他们会选择本房中在村稳定发展的年轻人，将其作为接班人并以传帮带的方式加以培养。二是负责村庙“写缘”的指令型“缘首”。F村的4座村庙位于不同的自然村，由各自村庙理事会负责管理。一个村庙一般能覆盖1520个屋场，村庙理事会在每个屋场中指定一人负责募捐工作。“缘首”的选择标准主要包括：第一，具有一定的识字、写字能力；第二，有一定的社会资本，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三是负责地缘范围内“写缘”的自荐型“头人”。地缘关系根据地理位置具有不同层次，村庄公共事务涉及不同责任范围，小到只涵盖10多户的屋场，大到涵盖1 000多户的行政村。F村村民将热心公共事务、带头组织村庄公共活动者称为“头人”。他们是组织村民群体活动的关键人物，往往自发成立临时理事会组织，并通过自荐方式成为理事会的初始领导成员。F村有修路理事会、建桥理事会等临时性理事会，也有捐资助学协会、文化发展协会等常态化理事会。（三）“写缘”方式：乡土性与现代化的结合F村主要存在血缘型、信缘型和地缘型三类“写缘”行为，与宗族和村庙相关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的募捐方式趋向于传统化，倾向于挨家挨户上门动员。而地缘型“写缘”的组织者大多为年轻人，其募捐方式趋于现代化。一是血缘型“写缘”。以人口为单位进行筹资，每人缴纳固定数额，具有一定的义务性和道德强制性。如在编修族谱的募捐活动中，如果有人不履行相应义务，续谱时不会将其名字写在族谱上，还会采取反向激励的方式进行公示。宗族募捐活动通常由各房“首士”组成的宗族理事会负责，成员较为年长，会采取包括上门入户、集中开会和电话联系的传统策略，只要将消息传达到位，并按计划完成规定筹资数额即可。二是信缘型“写缘”，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募捐，不限数额且完全自愿。村庙募捐活动通常采取传统方式，即“缘首”带着记录本挨家挨户地动员，对在外打工或定居的农户则通过电话联系募捐事宜。受家庭经济基础、内部成员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不同家户在同一募捐活动中会有不同表现。三是地缘型“写缘”，通常是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地缘范围内村民的公共需求和共同利益，依托于理事会或协会组织完成。F村的捐资助学协会和文化发展协会的理事会成员都趋于年轻化，其募捐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设立会员捐款制度，采取吸纳会员缴纳会费的方式进行募捐。第二，利用自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募捐。F村的捐资助学协会设置了对公账号、微信捐款号，并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募捐公告。（四）“写缘”文本与结果：线上与线下多渠道公示“写缘”最重要的是用文字记录捐资者的姓名、具体地址、捐资数额、捐工天数等，所有文本记录都要在全村予以公示。第一种公示方式是建功德碑，优势在于保存时间长。功德碑主要公示一些重大事务的捐款文本，比如建祠堂、修村庙、修路、修桥等。以下是 2018 年重建刘氏宗族支祠“月旦堂”所设功德碑的前言部分：“商议重修祖祠事宜，由热心族人若干组合理事会，负责操持建祠日常琐事。依旧制，按人丁数集资。不足则以自愿乐助捐款，大学学历者，女客等随意为捐之。筹集人民币79 300元，受捐54 379.8元，献工28天。谨勒石为记，永载芳名。”文字来源于刘氏宗族支祠“月旦堂”内的功德碑。碑文主要展示了在重建祠堂活动中捐资献工的族人名字。36刘凤萍：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第3期第二种公示方式是张贴红榜，将捐款文本誊抄在大红纸上并张贴在显眼位置，但此种方式保存时间较短。比如村庙每年都会开展募捐活动，为此而张贴的公示红榜都是一年覆盖一年。第三种公示方式是将常规性和年度性的募捐活动利用自媒体进行线上公示。F村的捐资助学协会和文化发展协会将全部捐赠记录发布至微信公众号、会员群和村务公开群。借助自媒体平台为各种募捐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和吸纳更多村民参与。四、“社会联结再生产”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在作用机制“写缘”行为本质是一种带有公共性与公益性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实践。在这种治理实践中，具有宗族权威、信仰权威、经济权威、社会权威的各类乡村精英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制造、收集村庄内部潜在的公共事务治理需求，提出相关治理议题，利用公共利益激发村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村民的公共精神与责任意识。同时，通过成立理事会或协会等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活动的组织载体，实现村民的组织化参与，并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规范公共活动的开展。这种村庄公共活动与公益事业能够凝聚乡村干部、乡村精英、在村村民、在外乡贤等多元主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汇聚基层政府、村委会、企业、社会组织等的治理合力，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再造与价值、利益、组织、场域、制度等治理要素联结的再生产，建立一个价值共融、利益共享、组织共联、场域共生、制度共建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一）价值之维：以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实现价值联结再造价值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价值共创、价值共享与价值联结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共同”一词在某种程度上蕴含“公共”之意。实际上，无论是共建共治共享，还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其蕴含的公共价值内核都聚焦于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基础。“正是在共同体中，人培养其自身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反过来也成为维系共同体的纽带。”27公共精神是公共价值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强调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主体应该具备一定德行，包括积极参与、自觉认同、互惠合作、责任担当、理性判断等内容。因此，以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加强个体之间的价值认同，能够推动参与主体之间价值联结的再生产。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离不开村民广泛的公共参与。在日益分散化、原子化的农村地区，要实现村民的群体性参与，必须依靠关键群体的引领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活动载体。如F村的“写缘”就是依靠乡村精英的动员及公益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来带动村民积极参与，形成集体行动。引发群体活动往往需要一个关键事件，精英或关键人物就是至关重要的力量28。乡村精英作为公共活动与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以关键群体的动员性参与带动和引导村民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不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从而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再生长。一般来说，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大多是热心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或精英能人，他们善于利用选择性激励的方式，发挥声誉资本、道德舆论的作用，让村民参与到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中，最终实现集体受益与成果共享。在此过程中，关键群体的动员性参与不断加强村民对于公共事务与公共活动的关切，促使行为主体在广泛的公共参与中达成价值认同与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联结的再生产，从价值维度塑造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二）利益之维：以公共物品需求的满足实现利益联结再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就是利益聚合的过程，即多元主体通过利益包容与利益集聚形成治理主体利益共同体的过程29。人性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人的行为不仅受自利性支配，公共性也是重要支配力量。具有自利性的“私利”迫使行动者成为“经济人”作出理性选择，追求自身个人利益最大化。具有公共性的“公利”促使行动者成为“公共人”进行互助合作，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在结成利益联合体之前，个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37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1卷实现效用最大化。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同主体经过利益聚合、协调、共容的整合环节，逐渐变成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人”。所以，利益既约束行动者作出理性选择，也激励行动者开展互惠合作。在村庄场域，公共利益通常以供给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方式得到满足。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则是公共利益实现的活动载体，能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联结的再生产。一般而言，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有五类行动主体或利益主体，除了组织公共活动的乡村精英，还包括乡镇干部、村干部、村籍企业负责人、普通村民。每一类行动主体都会基于自身所处位置和理性判断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是否参与，其次是公共活动的选择，最后是村庄公共活动中投入的时间、物资与精力。第一类行动主体是基层政府干部，需要考虑对于某一个村庄的资助和支持是否能够带来示范作用，只有成效显著的示范村才能够引起足够关注。第二类行动主体是村委会与村干部，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既有来自上级的压力，又有作为村庄的“当家人”来自广大村民的压力。所以，在利益权衡下，村委会与村干部一般会选择参与，但会根据公共活动的影响力适当调整参与和投入程度。第三类行动主体是市场主体，包括在外地开办企业的村籍老板和在村内开商店的个体私营业主。对他们来说，参与村庄公益事业是一种投资，能够提升名誉和社会地位等象征资本，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第四类行动主体是普通村民，他们是直接受益者，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就是村庄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在F村的各种募捐活动中，不仅有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资助，还有个人捐赠、企业赞助。不同行动主体在村庄公共物品治理需求的满足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中能够实现利益联结的再生产，从利益维度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三）组织之维：以可视化信任网络实现组织联结再造以组织化状态存在的多元治理主体，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组织要素。在基层社会中，治理组织载体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多元主体可以借助各类组织载体建立起组织联结，从原本分散孤立的原子化状态变成嵌入组织生活的合作状态，形成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氛围，以此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基础。组织联结不仅包括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联结，也包括组织成员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联结，这种组织关系联结需要依靠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等来维系强化。“信任促进了交往和合作，促使了组织最优化状态的出现，降低了组织内部交易成本，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30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得益于组织行为的透明化。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权力层级、关键信息等公开透明能够形成可视化信任网络，实现组织联结的再生产。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充足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的运作经费大部分来自于社会捐赠，只有将社会捐赠的物资和善款公开透明化，才能够获得村民的信任。也就是说，捐赠公示是村庄开展募捐活动与公益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捐赠公示的文本资料中可以看到村干部、乡贤精英、普通村民个体之间的互惠协作，也可以看到基层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的合作互动。捐赠公示形成的透明社会化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同类公益活动经过周期性持续展演与捐赠公示之后，在参与主体间建立起可视化的厚信任关系网络，这种信任与整合机制能够催生和孵化功能专一的正式社会组织，如F村现有的刘氏宗族理事会、村庙理事会、捐资助学协会、文化发展协会等都是在公益活动中慢慢培育起来的，从最初的临时性社会组织转化为正式社会组织。诸如此类的社会组织成为连接基层政府、农村社会与村民的桥梁和纽带，多元治理主体得益于组织载体能够以组织化的形态建立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接通道，在原有社会关系基础上延伸出组织关系与治理关系，通过组织联结的建构强化治理共同体。38刘凤萍：社会联结再生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写缘”行为的调查第3期（四）场域之维：以脱域式公共空间实现场域联结再造“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运行离不开一个公民表达意见并参与协商公共事务的治理场域，公共领域建设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成长空间。”31治理场域与公共领域的建设依托于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的空间流动打破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联结，流动性的治理主体因空间分离、地域分割无法与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主体持续且稳定地参与到同一个治理场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治理主体得以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达成虚拟化的共同在场，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交往互动，从而建立起一种脱域式的社会联结机制。脱域式公共空间的形成是建立脱域式社会联结的前提条件。在乡村社会离散化、空心化的背景下，传统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衰落，虚拟网络的兴起为乡村公共空间重建提供了一个契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拓展了乡村公共空间与治理场域的边界，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性实体物理空间限制，建立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治理场域，能够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场域联结的再生产。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能够激活乡村传统公共空间，也能够塑造虚拟网络公共空间。村庄内部的传统公共空间是村民生产生活、交往互动、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包括祠堂、庙宇、晒谷场、文化礼堂、庭院等，这些场所是维系传统血缘、地缘与信仰关系的重要载体，也是能够唤醒村民集体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活动的开展大多依托于一定的公共场所和物质空间载体，村民参与公共活动时聚集在同一场所中，开展情感交流、信息沟通与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公共空间的活化。在乡村数字化背景下，村庄公共事业与公共活动的开展还可以充分借助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让村民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公共讨论，建构一种脱域式的虚拟公共空间。如F村的捐资助学协会，每年春节都会在村民联系群、捐资助学理事会群等组织捐款，村民通过微信群能够了解到其他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借助自媒体平台，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联结在虚拟公共空间中得以重现，能够实现在地村民与在外村民之间场域联结的再生产，从场域维度塑造乡村治理共同体。（五）制度之维：以适应性制度规范实现制度联结再造制度由成文法、普通法、规章等正式规则和习俗与行为准则、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32。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治理主体能否在各方面达成共识，取决于相关治理制度的有效规制和科学指引。制度缺失会造成治理主体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把相对松散的多元主体整合为有机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3。在治理实践中，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与适应性制度规范的建立来实现治理主体间的强制度联结，发挥制度性因素的规范作用，从而建设规制有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庄公共活动的持续开展创造了一种制度环境，包括非正式范畴的行为惯习，以及作为正式制度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运行的规章等。这些适应性制度规范在参与主体间建立了有效的制度联结，有助于从制度维度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惯习来自于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积累，经验会不断内化，从而引导行动者的行为方式34。在血缘、地缘关系相互交织的乡村场域中，村民为满足公共品内生需求，形成了公益募捐的行为惯习，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程序规则。如F村在“写缘”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非正式制度规范。一是全程留痕制度，组织者规定必须在募捐过程中留痕，用文字记录捐资明细；二是结果公示与监督制度，将捐款文字记录的纸质文稿以功德碑和红榜的方式公示，便于村民监督，从而获取村民信任。除了这些非正式范畴的行为惯习、道德规范与公共规则，村庄公益事业与公共活动还可以依托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形成一系列组织规制、协会章程。组织章程是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关于组织规制与办事程序的文本，能够约束组织行为、确定组织成员的权利与39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1卷义务、规范组织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依靠这些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整合的制度环境，能够规范参与主体的行为，实现参与主体之间的制度联结，从制度维度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五、结论与讨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只有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筑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才能更有效地推进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本文从社会联结决定共同体角度出发，建构“治理要素联结社会联结再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赣南F村“写缘”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联结再生产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写缘”行为从公共精神、公共利益、信任网络、公共空间与制度规范等方面助推价值、利益、组织、场域、制度等治理要素联结的再造。多元治理要素的集聚联结又形塑了治理共同体，并在社会联结再造的过程中聚合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但乡村社会具有多元要素参与的复杂性，如何克服要素汇聚造成的治理困难，构筑多元要素之间的联结，从而建构稳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联结形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治理基石，需要进一步讨论。参考文献：1 徐龙顺,蒋硕亮,陈贤胜.“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 鞠彬彬,刘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及构建路径J/OL.2023-4-10.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9898/ki.42-1704/C.20220704.01.3 杜鹏.利益密集、制度创新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浙江“宁海36条”的实践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9(5).4 毛一敬,刘建平.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5 陈天祥,王莹.软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行为与文化共同体的契合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6 李晓钰.社区情感: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21.7 刘俊生,陈璟.“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祁阳实践J.行政论坛,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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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community.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depends o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social connection,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agglomerationconnection of governance elements.Based on the analysis approach of governance element connectionSo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