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pdf

2023 年 7 月 第 37 卷 第 4 期ECONOMY AND MANAGEMENTJul.,2023 Vol.37 No.4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 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牛 彪1,黎骅逸2,胡舒扬1(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3)摘 要: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金税三期;费用粘性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23)04-0040-10收稿日期:2023-01-24作者简介:牛彪(1990-),男,山东泰安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黎骅逸(1989-),女,湖北荆州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费用粘性是指业务量增加时的费用变化率高于业务量减少时的费用变化率的现象,反映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中存在的非对称性问题,近年来受到会计领域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费用粘性问题的缓解对于企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现实意义更为凸显,只有解决好费用粘性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有研究主要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调整成本、乐观预期这三个角度探讨了费用粘性的成因1-2。然而,这一领域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微观主体视角,少有文献从宏观政策角度考察政府治理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在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话题。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体系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税收征管环境,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通过有效缓解双方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环境,这一变化必然在微观层面影响到企业日常经营决策,其中包括企业成本费用管理3-4。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够发挥“信息效应”,约束管理层信息披露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够发挥“治理效应”,强化外部监督作用,有效改善企业治理环境,抑制管理层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代理冲突,使企业成本费用管理趋于合理。鉴于此,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工程构建一个准自然实验情景,从微观层面考察以下问题: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会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吗?其作用机制又如何?两者关系在不同情景下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为企业费用粘性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利用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为契机,从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两方面,系统地检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2)拓展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研究范畴。与以往以投资决策、税收治理等研究范畴不同,本文通过企业费用粘性的视角,揭示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微观企业的关系,为政府税收治理的微观政策效应提供04新的借鉴。一、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制度背景:“金税三期”工程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以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重要的发展任务。“金税三期”工程就是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典型案例,充分发挥了数字化技术在信息搜集、分析和处理中的优势,大大提升了税务机关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从建设历程来看,“金税三期”工程始于2013 年,采用逐步推动、分批实施的推广过程,至2016 年底实现了从除港澳台外 31 个省份全面上线。“金税三期”既实现了税务信息的集中化处理,又加强了与关联部门的信息共享,优化税务机关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税收监管的精准性,充分发挥了大数据技术在税务监管体系深层次应用的重要作用。之所以选取“金税三期”作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准自然实验的代理变量,正是考虑到相比其他税务改革举措,“金税三期”工程对税收征管环境的巨大影响。同时,金税三期逐步推动、分批实施的推广过程也为更合理有效地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效果创造了有利的研究环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费用粘性是指企业业务量上升时费用的增加额高于业务量下降时费用的减少额,反映了一种非对称的费用现象。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是引发费用粘性现象的重要诱因,这种行为是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综合影响下的结果。一方面,管理层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是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关键所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使企业无法实现最优成本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无法准确评估管理层的勤勉尽责程度,管理层的经营管理层的经营业绩中有较多与管理层努力程度无关联的“噪音”,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手段等方式粉饰经营业绩获取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根据代理理论,管理层会利用职务便利获取超额薪酬,在攫取企业薪酬资源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费用粘性,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利益5-8。因此,管理层自利行为使企业费用管理偏离合理水平,加剧了企业费用粘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够充分发挥数据要素驱动下的外部监督优势,一方面通过改善信息环境,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抑制管理层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优化公司治理机制,促使管理层勤勉尽责,有效抑制管理层在日常经营中的“帝国构建”动机,改善费用粘性问题。本文预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费用粘性,使企业成本管理更趋于合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假说 1: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费用粘性。2.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影响企业费用粘性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两条途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企业费用粘性。第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改善信息环境,有效制约管理层信息操纵动机,逃避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改善企业费用粘性问题。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可以帮税务机关获取更多信息并提供集中有效的处理和分析,实现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互相验证,提高了税务机关调查企业信息是否合法合理的效率9-11。企业信息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管理层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以盈余管理活动较为普遍。盈余管理活动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两种。本文主要针对真实盈余管理,原因在于,伴随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管理层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逐渐缩小,而真实盈余管理可以一定程度上躲避外部监管的制约,成为管理层更为青睐的费用支出操纵手段。由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复杂性和影响的长远性,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外部信息使用者更难以把握企业的正常经营状况。因此,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来看,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可以加剧企业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边际治理效应更为显著,可以强化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治理效果,缩小管理层信息披露操纵的操作空间,抑制企业费用粘性现象 12-15。第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优化公司治理,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有效制约管理层日常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企业费用粘性更加合理。由于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成本费用决策的主要人员,因此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与费用粘性问题的联系更为直接,可以有效体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公司治理的优化作用。税收征管数字化14升级改变了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属于持续性的强监管,将外部治理机制常态化,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的“帝国构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不足 16-17。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使企业的管理层薪酬、成本管理、真实经营业绩暴露在公开信息环境之下,既增加了企业逃避外部监管的难度,缩小了管理层权力操纵空间,约束了管理层和大股东的合谋行为,又提高了管理层声誉成本,有效约束管理层侵占公司利益的自利行为,使其更加关注企业的真实经营活动,从而使企业费用粘性更趋向合理化18-20。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费用粘性H2bH2a治理效应优化公司治理H1信息效应改善信息环境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图 1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机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2a 和假说 2b。假说 2a: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优化信息披露环境从而降低企业费用粘性。假说 2b: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降低企业费用粘性。二、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为检验本文研究假设,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契机,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构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双重差分模型可以较合理地规避内生性问题对因果关系的影响,使检验结果更有效。具体模型构建如下:Stickyi,t=0+1Treati,t+2Agei,t+3Levi,t+4Roei,t+5Size+6Shri,t+7GDPgrowth+8AInten+9EInten+j+c+t+i,t(1)其中,Stickyi,t代表企业费用粘性。为了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果进行准确、有效的识别,借鉴 Weiss20的研究,将费用粘性Stickyi,t如下定义:Stickyi,t=Log(Cost/Sale)i,up-Log(Cost/Sale)i,down(2)其中,下标 up 代表距离年末并且营业收入增长的季度,而下标 down 代表距离年末最近并且营业收入下降的季度。Stickyi,t的值越大代表公司费用粘性越高。为进一步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政策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将其分解为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将(1)式的 Stickyi,t替换为 SStickyi,t和 MStickyi,t。Treat 为虚拟变量,用来测度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如果企业当年被纳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下标 i,j,c,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1表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这些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1的系数反映了相比非试点企业,试点企业受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影响效果。为控制重要影响因素缺失对本文因果关系的干扰,本文将一系列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选取资产负债率、资产收入比、企业总资产、上市时间、大股东持股比例、员工人数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作为企业主要特征变量。同时,为控制管理层预期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干扰,将当年营业收入是否连续下降、当年 GDP增长率加入控制变量。(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将 2007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为提高研究样本的有效性,进行如下处理:剔除办公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的样本;剔除 ST 类和金融类公司、异常观测值以及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 17 132 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为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对连续变量在 1%百分位上进行上下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显示,企业费用粘性的均值为 0.133 1,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931 0,表明企业之间费用粘性存在较大差距,该统计结果远远高于已有研究中美国证券市场的公司费用粘性20。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样本均值统计分别为 0.075 9 和 0.097 1,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样本均值统计为 0.311 4,说明在本研究区间平均有13.31%的上市公司所在区域进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李增福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三、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首先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试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果,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实证结果见表2。表 2 结果表明,在控制行业、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之后,列(1)中 GTP 的参数估计值显示为-0.043 7,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在纳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后,24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总费用粘性0.133 10.169 80.001 11.931 0销售费用粘性0.075 90.125 701.997 4管理费用粘性0.097 10.143 90.000 51.901 5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0.311 40.463 10 1行业集中度0.188 30.229 60.014 91总资产(自然对数)22.079 91.551 710.842 231.191 2资产负债率0.496 51.824 90.194 8178.345 5流动资产占比0.570 90.216 001总资产报酬0.060 80.514 864.817 770.536 1是否亏损0.068 00.251 701两职合一0.278 40.448 201董事会人数(自然对数)2.137 10.212 603.044 5监事会人数(自然对数)1.243 50.272 602.708 1审计意见0.944 50.228 901是否“四大”0.049 00.215 801产权性质0.416 30.493 001试点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降低了 32.83%。列(2)和列(3)显示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在控制行业、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之后,列(2)和列(3)中 GTP 的参数估计值分别显示为-0.022 7 和-0.045 8,都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纳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后,试点企业的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分别降低了29.91%和 47.17%。可以看出,相比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受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影响更大,可能的解释是:销售费用与企业的日常经营联系更为紧密,短期性更强,而管理费用包含研发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工程费用等具有长期受益性质的费用,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下降,管理层更难缩减管理费用21,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管理费用粘性的边际影响更加显著。整体看来,表 2 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即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抑制企业费用粘性,验证了假说 1。表 2 多期 DID 实证结果变量名称模型 1 总费用粘性模型 2销售费用粘性模型 3管理费用粘性GTP-0.043 7 -0.022 7 -0.045 8 (0.002 7)(0.002 0)(0.002 3)控制变量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Adj.R20.078 00.085 00.081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识别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金税工程试点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如公式(3)所示。Stickyi,t=+4j=-3jtreati,t-j+ut+i+ind+i,t+i,t(3)其中,Treat 为虚拟变量,如果在年度 t-j 公司 i 所在区域加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时,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故-3到-1衡量公司所在区域加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名单之前 13 期的政策效果,1到4衡量公司所在区域加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之后 14 期的政策效果。为判断“金税三期”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影响的显著性,本文将“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实施之前 4 年以上作为基准组,不进行回归处理。如果“金税三期”工程前 13 期系数不显著,说明平行趋势检验得到通过。i,t为控制变量,i,t为误差项,ut为时间效应,i为个体效应,ind为行业效应。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金税三期”工程前 13 期系数均不显著,可认为相比基准组,试点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公司费用粘性没有图 2 平行趋势检验34显著变化,符合平行趋势检验要求。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当年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显著抑制企业在政策实施当年的费用粘性现象。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之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依然经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果存在着滞后效应。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尽管“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外生事件极大程度避免了内生性干扰,但“金税三期”工程的试点区域并不是随机选择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结果的有效性。同时,不同地区发展程度和企业特征的异质性进一步导致了测量结果误差。为解决以上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来筛选更合适的对照组,具体而言,选取两职合一、流动资产占比、事务所类型、审计意见、总资产报酬率、是否亏损、资产负债率、总资产、产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等特征变量,采用 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然后进行 1 1 不放回匹配。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第一列汇报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总费用粘性的回归结果,第二列和第三列汇报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销售费用粘性与管理费用粘性的回归结果。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估计系数仍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PSM-DID 的估计结果同样支持了研究结论。表 3 PSM-DID 模型实证结果变量名称模型 4模型 5模型 6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043 4 -0.022 5 -0.045 6 (0.002 7)(0.002 0)(0.002 3)控制变量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Adj.R20.096 00.083 00.085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3.排除干扰性因素。考虑到样本区间正处在政府政策变革的重要区间,除了金税工程外还有其他制度政策有可能影响到企业费用粘性,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对于企业费用粘性影响较大的政策制度可包括财税政策和工资制度两大类,其中财税政策主要包括“限薪令”政策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工资制度主要包括最低工资制度。此外,2019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和管理层预期,进而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有必要进行样本调整,以排除疫情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干扰。表 4 模型 7 10分别汇报了排除“限薪令”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和新冠疫情影响后的检验结果。表 4 稳健性检验:排除干扰性因素变量名称模型 7模型 8模型 9模型 10“限薪令”政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最低工资制度排除疫情因素GTP-0.037 9 -0.043 7 -0.043 5 -0.023 5 (0.002 7)(0.002 7)(0.002 7)(0.003 1)控制变量Yes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14 331Adj.R20.063 00.070 00.068 00.085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4.安慰剂检验。为证明检验结论并非随机事件导致的,通过安慰剂检验,对加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进行进一步验证。具体步骤如下:对 20072021 年加入“金税三期”试点区域的企业样本,打乱其加入“金税三期”试点年份后再随机抽取,保持每年加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的企业样本数量一致。共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法重复 1 000 次上述随机过程,由此得到随机生成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伪”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估计系数值分布如图 3 所示。结果表明“伪”估计系数值呈现中值为 0 的正态分布,实际系数估计值属于明显异常值,在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中位于小概率事件的范围内。因此,可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即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治理效应并非随机性结果,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44图 3 随机抽样 1 000 次安慰剂检验四、作用机制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结合前文理论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两条路径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借鉴温忠麟等22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检验模型:Mit=0+1GTPct+2Z+i+j+c+t+it(4)Yit=0+1GTPct+2Mit+3Z+i+j+c+t+it(5)在上述模型中,Yit代表被解释变量,Mit代表中介效应变量,Z 代表控制变量。结合本文研究,Yit为企业费用粘性,Mit包括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两种渠道,接下来,将采用实证模型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果进行检验。(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影响路径:改善信息环境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有效发挥数据要素驱动在企业信息处理中的显著优势,有效优化企业信息环境,抑制了管理层信息披露操纵动机。结合前文分析,为检验改善信息环境这一影响路径,本文选取真实盈余管理为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 5 列示了“改善信息环境”这一影响路径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真实盈余管理,对应实证检验模型(1)。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参 数 估 计 值 为-0.022 4,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列(2)(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对应实证检验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后,真实盈余管理与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均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真实盈余管理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真实盈余管理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费用粘性。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而降低了企业费用粘性,发挥了改善信息环境的作用,验证了假说 2a。表 5 真实盈余管理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变量名称模型 11模型 12模型 13模型 14真实盈余管理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022 4 -0.038 5 -0.017 9 -0.045 1 (0.002 3)(0.002 9)(0.002 2)(0.002 4)真实盈余管理0.026 7 0.021 7 0.016 2 (0.006 3)(0.004 7)(0.005 3)控制变量Yes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17 132R-squared0.018 00.072 00.037 00.082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影响路径:优化公司治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强化了税务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治理效应,增加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不确定风险以及被发现后的处罚成本,有助于缓解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高管超额薪酬反映了管理层利用其优势地位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占股东利益的表现形式,此时高管超额薪酬的出发点在于自利动机而非激励动机,因此高管超额薪酬可以反映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为检验优化公司治理这一影响路径,本文选取高管超额薪酬为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 6 列示了“优化公司治理”这一影响路径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高管超额薪酬,对应实证检验模型(1)。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回归系数为-0.231 0,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 升 级 可 以 显 著 抑 制 高 管 超 额 薪 酬。列54(2)(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对应实证检验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后,高管超额薪酬与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和管理费用粘性均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超额薪酬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高管超额薪酬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费用粘性。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抑制高管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企业费用粘性,发挥了优化公司治理的作用,验证了假说 2b。表 6 高管超额薪酬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变量名称模型 15模型 16模型 17模型 18高管超额薪酬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231 0 -0.046 9 -0.024 9 -0.049 1 (0.012 8)(0.002 7)(0.002 0)(0.002 3)高管超额薪酬0.003 0 0.002 0 0.004 1 (0.001 1)(0.000 8)(0.000 9)控制变量Yes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17 132R-squared0.069 00.075 00.040 00.085 0 注:、分别表示在 1%、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五、拓展性分析尽管上述实证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两条路径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该影响是否会因不同情景而有所差异还有待检验。结合已有研究,本文从以下场景进行分析:一是税收征管强度,将企业所在地区的税收努力指数作为代表变量;二是行业集中度,将企业所在行业集中度作为代表变量;三是内部控制质量,将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代表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风险,本文已对上述定量调节变量采取中心化处理。(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可能受到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更多代表的是税收征管的广泛性和规范性,重点体现了由过去“以票治税”向“以数治税”的技术性变革。相比而言,税收征管强度体现为税收征管压力和深度,两者的作用范畴似有交叉,但不完全重叠。因此,研究不同税收征管强度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有效反映税收征管强度,本文在参考曾亚敏等18的基础上,采用某地区将税收征管能力反映为实际税收水平的能力,即税收努力程度衡量税收征管强度。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构建估计模型得到地区的理论税收负担率,再将之与真实税收负担率作比较,差值反映了各地税收努力指数,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税收努力程度越高。考虑到一个地区的税收负担率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布局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税收负担率进行估计:TitYit=0+1GDPit+2IND1+3IND2+it(6)在上述模型中,Tit代表时期 t 时 i 地区的税收收入,Yit代表时期 t 时 i 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D1和 IND2代表所在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采用真实税收负担率TitYit与理论税收负担率的差异代表企业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表 7 列示了税收征管强度调节效应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各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结果,通过模型中加入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还是管理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行业竞争程度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税收征管强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说明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在对企业费用粘性这一影响上为互补关系。(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行业集中度与企业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可能受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企业费用粘性的动机受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处于垄断性行业的企业依靠巨额的垄断租金,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因此公司管理层改善费用粘性的动机减弱。而对于高竞争64性行业来说,税务机构获取企业信息的难度更低,也更容易参与公司治理而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同时,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面临更高的行业竞争压力,公司外部股东和债权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为了应对较高的行业竞争压力,更有动机监督管理层改善企业费用粘性现状,以提高企业与其他竞争者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从外部融资需求看,高竞争行业的企业由于竞争压力较大,在面临融资约束时,相对于垄断行业更有意愿积极应对税务机构的监管,这样既可以主动借助数字化税务平台来缓解与股东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又可以避免因被查处后的声誉损失,进而为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支持23。因此,相对于低竞争行业,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在高竞争行业更加显著。表 7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费用粘性 变量名称模型 19模型 20模型 21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119 0 -0.124 0 -0.114 0 (0.020 2)(0.015 0)(0.017 0)税收征管强度-0.075 2 -0.123 0 -0.068 5 (0.018 8)(0.013 9)(0.015 8)GTP税收征管强度-0.121 0 -0.158 0 -0.103 0 (0.031 0)(0.023 0)(0.026 1)控制变量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R-squared0.069 00.075 00.046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表 8 列示了行业竞争程度调节效应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各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结果,通过模型中加入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还是管理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回归系数对其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行业竞争程度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行业竞争越激烈,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治理效果越明显,即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表 8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行业集中度与企业费用粘性 变量名称模型 22模型 23模型 24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045 1 -0.023 8 -0.047 0 (0.002 7)(0.002 1)(0.002 3)行业集中度-0.016 6 -0.005 6-0.017 8 (0.005 8)(0.004 3)(0.004 9)GTP行业集中度-0.057 1 -0.030 5 -0.031 3 (0.011 6)(0.008 7)(0.009 8)控制变量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R-squared0.076 00.039 00.085 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三)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费用粘性内部控制质量会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的企业,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更健全,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外部股东更容易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有助于改善企业费用粘性24-26。税收征管作为一种监督治理手段,在内部公司治理环境不健全或执行效果较差时,可以部分替代内部公司治理的作用,此时两者表现为替代关系。当然,有另一种解释,内部控制治理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两者表现为互补关系,即在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的企业,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提供了更好的内部治理环境,便于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从而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表 9 列示了内部控制质量调节效应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影响的检验结果,通过74模型中加入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还是管理费用粘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行业竞争程度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交乘项对总费用粘性和销售费用粘性的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对管理费用粘性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了内部控制质量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体现为替代关系,即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由结果可知,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在部分程度上替代了公司内部治理的功能。表 9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费用粘性 变量名称模型 25模型 26模型 27总费用粘性销售费用粘性管理费用粘性GTP-0.052 8 -0.024 7 -0.063 1 (0.004 4)(0.003 3)(0.003 7)内部控制质量-0.000 4-0.007 5 -0.008 4 (0.003 6)(0.002 7)(0.003 0)GTP内部控制质量0.009 70.001 40.023 5 (0.005 3)(0.004 0)(0.004 5)控制变量YesYesYes个体固定效应YesYesYes年份固定效应YesYesYes行业固定效应YesYesYesN17 13217 13217 132R-squared0.075 00.048 00.085 0 注:、分别表示在 1%、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将 2007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捕捉“金税三期”试点后企业费用粘性的变化,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从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中分离出来。实证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这一重要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举措有助于改善企业费用粘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两条路径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拓展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效果因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行业集中度和内部控制质量而有所差异。本文主要得到企业费用粘性与税收征管两方面的启示。首先,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的外生事件契机,检验了我国企业中的费用粘性问题,利益相关者尤其管理机构可以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治理企业费用粘性问题。其次,告诫企业的管理层,在数据要素驱动政府监管现代化的时代,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代理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由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费用粘性问题将面临更大的监管风险。企业管理者应当采用更合理的经营决策行为,抑制企业费用粘性问题。再次,证明在不同情景之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果会有所差异。因此税收征管政策效应的发挥应兼顾考虑所在地税收征管强度、行业集中度和内部控制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借助税务信息平台的信息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税收征管信息在资本市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最后,验证了政府部门的角色重要性。政府部门应当扮演好“监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利用国家大数据技术信息治理最新成果,进一步完善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上市公司的广泛参与和共同治理。参考文献:1吴武清,田雅婧.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降低费用粘性吗:基于费用调整能力视角J.会计研究,2022(4):89-112.2谢露,翟胜宝,童丽静.博彩文化与企业费用粘性J.会计研究,2021(5):121-132.3邓力平,陈丽,王智烜.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征管现代化J.当代财经,2022(6):26-36.4李香菊,刘硕,姚琴.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体系的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经济体制改革,2020(1):156-163.5刘慧龙,张玲玲,谢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