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pdf

收稿日期:2 0 2 3-0 2-0 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 9 B ZM 1 4 6)作者简介:张梅,女,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 0 1 4年,第2页。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 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 0 0 5年,第7 9页。魏道履等编著:伦理学(修订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 9 8 8年,第2页。2 0 2 3年第4期总第2 9 5期 齐 鲁 学 刊Q I L U J O U R N A L N o.4G e n e r a lN o.2 9 5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张 梅(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2 7 3 1 6 5)摘 要: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关键词: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新伦理建构;小国民;小公民;“模范儿童”中图分类号:I 0 5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1-0 2 2 X(2 0 2 3)0 4-0 1 3 6-0 1 3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重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蔡元培曾经指出:“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在比较中西文化及其社会差异时,梁漱溟则直接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理的“伦”是指次序,“理”是指道德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则。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伦理观,所以说伦理是个历史概念。清末民初正是旧伦理观念解体、新伦理观念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伦理观念力图在新历史语境下建立一整套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所在,于是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631秩序的极大热情。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而儿童的称谓从小国民、小公民到“模范儿童”的演变,既反映了新伦理秩序下的观念变迁,也是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另一条路径。一、新家国伦理建构中的小国民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格局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中心,由近及远、由亲至疏地辐射开来,“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从而形成依次递减的“差序格局”。在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差序”的伦理格局渐趋解体。许纪霖借用查尔斯泰勒在 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 的说法,即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的轴心革命,指出中国的“大脱嵌”发生于清末民初,个人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但并没有成为无所依傍的虚无个体,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的秩序中,并重建了新的国家认同和自我认同。在新的国家共同体秩序中,国家与家、与天下连续体形成断裂。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而且“传统的自我剥离了各种家族、地方共同体成员身份之后,其身份定位便退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生、朋友等各种特殊的私人领域,在日益强大的国家法权关系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平等的、同一性的身份:国民”。当国家从宗法伦理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人民也不再是帝王的臣民。国家和国民同时诞生了!梁启超把国民界定为:“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国民既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也是国家独立富强的承担者。没有国民,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倘若能培育出国民,则“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于是,“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在此种情势之下,清末民初的“大脱嵌”革命便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制造”国民运动。当时的先觉者认为:“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而教育国民,莫急于初等小学。”于是在新的国家概念建构的思想脉络中,儿童便成为了“制造”小国民的主要对象。在长者本位的伦理观中,传统中国的儿童身份要通过对长者的孝来实现。因而 孝经 二十四孝 不仅是官宦、耕读人家的子弟必读的蒙学读物,即便是不会读书识字的乡野之人,对它们也非常熟悉。鲁迅就曾回忆长妈妈对二十四孝故事耳熟能详。孝是家庭稳固、社会和谐的根本,也是儿童存在的合法性。于是在饥荒年月,卖儿鬻女,甚至易子而食,也屡见不鲜。处于家庭分配链条最低端的儿童,首先被牺牲掉是完成孝子贤孙的使命,所以郭巨埋儿的故事才能借孝的名义存在上千年。但是,孝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在清末民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胡适在 我的儿子 中731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8年,第2 22 4页。许纪霖: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7年,第1页。许纪霖: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第89页。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 8 9 9年1 0月1 5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8年,第2 0 6页。梁启超:新民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2集,第5 2 9页。论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学及变通语言文字,东方杂志1 9 0 5年第2卷第3期,第3 1页。鲁迅:,鲁迅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年,第2 6 0页。以父亲的口吻宣称不要儿子成为“孝顺儿子”,而是要成为“一个堂堂的人”。鲁迅笔下的“狂人”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吃人”历史,于是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救。因而,清末民初儿童存在的合理性,不再是为家族长辈做肉身献祭,他(她)们从宗法伦理的“差序格局”中挣脱了出来,并在新的伦理秩序中获取一种新的身份 小国民。以五四学生运动为背景,白旗子 就讲述了代表新旧家国认同的子与父的激烈对抗。十一二岁的二儿从学堂回家后哭得极其伤心,母亲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二儿抽噎着说:“日本人要来强占我们的青岛,我们中国要亡了。”母亲不禁笑骂道:蠢孩子,这是什么大事?中国要亡了“那与你有什么相干哩”!父亲听说自己儿子拿着白旗子示威游行,火冒三丈。因为曹汝霖是他的老师,章宗祥是他的同乡,自己的儿子却骂他们是卖国贼。他努力巴结他们才混到今天的位置,不曾想都被自己的儿子用卖国贼的骂名给搅没了。在爱国还是爱家问题上,父与子的矛盾实质是新旧家国伦理的冲突。父母认为,游行示威很明显触犯了传统儒家伦理的三纲。论语 第一篇“学而篇”就特别强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显而易见,儒家伦理极为看重孝悌,把它当做仁的根本。父亲显然认为,儿子如果不是触犯了孝悌,就不会出现游行示威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这一点,在同样描写五四学生事件的冰心小说 斯人独憔悴 中亦有清晰呈现。父亲对儿子的责骂仍然针对儿子的“忤逆”:“离了我的眼,便将我所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和那些血气之徒,连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乱”,“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这样小小的年纪,便眼里没有父亲了,这还了得”。父亲还对儿子为抗议政府的亡国行为而穿白衣怒不可遏:“率性连白鞋白帽,都穿戴起来,这便是 无父无君 的证据了!”父亲把儿子看做是宗法制下应该谨守孝道的子辈,而儿子却认为自己是应该为国家效忠的国民。儿子说:“父亲不要误会!我们的同学,也不是血气之徒,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分热肠。并且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父辈和子辈显然秉持着不同的伦理观。父亲对儿子的国民观念充满了冷嘲热讽:“你们是国民一分子,难道政府里面,都是外国人?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照此说来,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父亲还用长者的权威从根本上否定了子辈对时局的看法,反映了代际伦理下普遍存在的长者对幼者的不信任、不认可。当大儿子负伤回家时,父亲冷笑道:“你也肯回来了么?我以为你是 国尔忘家 的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父与子的代际冲突,转化为以家还是以国为伦理本位的冲突。在晚清以前,家庭本位的差序格局是具有合法性的。但在新家国认同的意义框架下,国家利益优先于家族和个人利益。五四时期虽然关注个人,但在亡国的压力下,国家仍被优先选择。于是固守家庭伦理本位的父母在五四时期就成为被声讨和批判的对象。比如 斯人独憔悴 中的父亲暴虐、独裁,是五四倡导的民主自由的反面典型。为合法化子辈的国家认同观,小说还进一步对长辈们的人品进行丑化。白旗子 中的父亲被塑造成一个落后无耻的、善于钻营的小官僚。在国家兴亡面前,他只担心自己巴结的上级失了势。母亲则是昏庸的家庭主妇。母亲认为家里鸡飞狗跳都831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胡适:我的儿子,每周评论1 9 1 9年8月3日第3 3期。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 第1卷,第4 4 74 5 5页。程生:白旗子,每周评论1 9 1 9年5月2 6日第2 3期。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 9 8 0年,第2页。冰心:斯人独憔悴,晨报1 9 1 9年1 0月71 2日,第7版。是因为“白旗子”惹的祸。二儿回家痛哭是因为看到学生拿着“白旗子”游行;丈夫回家发火是因为学生拿着“白旗子”闹事;而拿着“白旗子”游行的大儿回家则被父亲掌掴。其实“白旗子”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家与国伦理冲突的一个外在表征。然而,清末民初的小国民,并非在新的国家共同体中获取了完整的自我主体性。在爱国救亡的时代语境中,他们仍然认同“群”的诉求高于个人,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优先于个人权利。比如创办于1 9 0 3年的中国最早的儿童日报 童子世界 虽以“童子”命名,但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儿童生存权利的关注,尽管它的办刊宗旨明确指出:“故本报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在创刊号首版 论童子世界 中,有识者就热情洋溢地说救国:“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则虽谓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吾童子之世界也亦宜。”第五号刊载的 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第九号刊载的 爱国、第二十八号刊载的 敬告同志者 等文章都多次强调“中国存亡悬诸吾童子之掌上”。显然,儿童生存的重要意义不在自身,而是成为救亡图存的生力军。对儿童生存的价值从孝子贤孙被置换成小国民,鲁迅和周作人持批判态度。针对当时儿童读物上总有些“爱国人士”大力宣扬古代英雄少年上阵杀敌的传奇故事,鲁迅曾批评说:“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实际上,这样的传奇故事连说教人自己都未必相信,以这类虚构故事教化儿童不是启蒙,而是蒙蔽。鲁迅认为,长期的文化压制致使人们丧失了“正视”现实的勇气,危机来临时怯弱、推诿;并且也不肯“正视”自己的逃避心理,于是拿出更弱的妇女和儿童来搪塞。周作人对当时社会上小国民的“制造”极其愤怒。他说:近来见到 小朋友 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周作人认为这是“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并且不无辛辣地讽刺道:“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 它 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接下来又不无悲哀地说:“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 栈 起來,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他认为孩子首先成为自己,自由地、快乐地长大,而现在的教育只是换一种方法“吃”孩子。作为独立的群体,晚清儿童走入先觉者视野之时,并非是对儿童特有的生命本质和精神个性的931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童子世界1 9 0 3年5月2 7日第3 1号。钱瑞香:论童子世界,童子世界1 9 0 3年第4月6日第1号。鲁迅:难行和不信,鲁迅全集 第6卷,第5 25 3页。张梅:“看”的意味与“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 论鲁迅的儿童视觉启蒙,东岳论丛2 0 1 9年第9期,第7 5页。鲁迅:保留,鲁迅全集 第5卷,第1 5 0页。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 9 9 8年,第7 1 2页。周作人:论“救救孩子”题李长之文学论文集后,第7 2 9页。体认,而通常是充当国族政治构想的工具。梅家玲曾指出晚清的“少年”作为隐喻与新民族国家具有同构性:实与“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的“中国”国族意识相表里;它无关乎实际的生理年龄,纯粹视“国民”心力之消长而定而“少年中国”之说,却是在肯定少年原先即具有的“青春”“进取”“希望”等意义的同时,更视其为体现“现代性”的表征,对他投射了大量“革新”“进步”“光明的开端”等关乎“新国家”的憧憬想象正像梅家玲所说的晚清是“少年”重新发现和意义重估的时代,如 清议报 出现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铁血少年”“突飞少年”“濠镜少年”为名的作者群。梁启超也曾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为笔名翻译了法国小说 十五小豪杰。这时具体的、现实的儿童退隐在抽象化的“儿童”之后了,或者说真实的儿童被成人建构出来的概念化的“儿童”遮蔽了。其实,不论国家伦理多么神圣崇高,儿童自身并非一味屈服于被定义的身份。冰心小说 国旗就塑造了被国家身份所限制的小弟弟无法和日本、德国的小伙伴玩耍。哥哥教育他要爱国,懂得国旗的含义,不能和交战国的德国和日本人玩。但小弟弟却对各人只爱自己国家的行为提出异议,因为这样相互之间连朋友也做不成。于是小弟弟提议:“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而且大家的国旗也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标帜”。小弟弟形象象征的童年精神穿透了新伦理框架中国家利益优先导致的狭隘民族主义,呈现出更加阔大的“美丽新世界”。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要警惕这种泛化的“美丽新世界”。二、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的小公民1 9 2 1年8月,庐隐发表小说 两个小学生。这篇小说围绕学生的游行请愿展开,但矛盾的双方,已由前文涉及到的 白旗子 斯人独憔悴 中的父与子转变成了学生和政府,矛盾的焦点是有无公理。这与 白旗子 斯人独憔悴 有了很大不同。两个小学生抗议政府无能的行为正当性来自于公理:“学生们为了公理而来,公理就是他们唯一的兵器,对着这些 兵士和武器,他们并不畏怯,停止在公府的门口,冀得公理战胜最后的胜利。”虽然两个小学生被警察打伤,但他们相信“公理战胜强权”。这可谓1 9 1 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战胜德国后,“公理战胜强权”的观念迅速得到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典型案例。公理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但却在1 9 1 5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被赋予一种新意义。金观涛、刘青峰通过检索发现当时的公理含义主要有四种:一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为来自数理、几何逻辑之理;三为道德和正义,表达自由、平等和强权对立;四为来自西方的普遍公共之理。他们还对五种杂志 新青年 新潮 每周评论 向导周报 少年中国中公理使用频次做了统计:新青年 中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的公理只占总数的2 1%,其余含义基本都是道德(包括来自西方的理)。新潮中公理一词出现很少,其主要意义是数学、几何逻辑和道德;指涉物竞天择的只有三次。而 每周评论 向导周报 中,公理几乎百分之百指涉道德正义。少年中国 的倾向也完全一样。这说明新文041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梅家玲:梁启超 与晚清“少年论述”的形成,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第6 76 9页。冰心:国旗,卓如编:冰心全集 第1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 9 9 4年,第2 0 12 0 2页。庐隐:两个小学生,浦漫汀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1),太原:希望出版社,2 0 0 9年,第4 6页。化运动时期公理一词主要的意义是用于指涉道德和社会正义。而在古代指涉伦理道德的通常是天理,四库全书 中天理出现了1 7 5 0 0余次,而公理只有7 7 2次。1 9 1 5年以后,天理逐渐被公理取代。按照学者们的分析,中国传统的思想框架是把自我、社会和宇宙视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秩序,中国人依靠这些符号来锻造作为一种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并找到身在其间的位置。在这个“普遍存在秩序”里,天德本位的政治观是唐宋以来的主体传统。然而,天理在晚清强敌压境时的无所作为使其正当性失去合法性。因为政治正当性最重要的来源是“权力的效益性”,“即统治者是否有能力实现被统治者所期待的政治效绩,比如国家富强、民生改善、秩序稳定等”。孱弱的政府显然无力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于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秩序的重心从天下转移到国家,在历史进化论的催化下,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也随即从天德正当性转化为历史正当性,天理也转化为公理。公理因之成为天理坍塌后代之而起的价值系统。许纪霖在分析公理具有普遍性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指出公理“内涵了人的自主性和权利法则”,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共域性空间”。也就是说,随着天德本位观的解体,政治正当性不再具有超越性,它强调个人在公共领域空间的伦理规范。然而,古代中国在国家、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并没有真正形成,并非没有,而是父权制家庭伦理被推广到家族以外的政治生活中,于是“在公共社会事务上,忠的价值一旦被当作孝的延伸,公共领域的政治合法性根据亦会被私人化”,“忠孝同构使得公共领域价值和私领域价值混淆”,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很难产生公共伦理,也很难有公民概念。那么随着天德伦理体系的崩塌,在公共空间内建立公共伦理就成为时代之需。像黑格尔所言的由一种个人或家庭型的德性伦理转向了一种社会性的、具有普遍合理性意义的伦理。对应着中国从传统的德性伦理向现代的规范伦理演变,而这场对以后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的伦理演变引发的最重要的举措和最有效的实践,仍然落实在儿童的教育上,这就是“制造”小公民运动的展开。在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国民和公民概念有交融,也有差异。从国民到公民的流变,体现了从强调人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到突出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就是从“n a t i o n a l”到“c i t i z e n”的演变。1 9 1 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公民道德是教育的“最终之鹄的”,并将公民教育作为“五育”之一加以提倡。1 9 2 4年 教育杂志 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公民教育之目的,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现代生活之习惯。”在这种情势之下,儿童读物作为“制造”小公民的主要场域,从两方面及时呼应了这场清末开始的自下而上的、从民间到政府的小公民形塑运动。一方面,培育儿童的公德心。1 9 0 3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第一种儿童期刊 蒙学报,并在“世界141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金观涛编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9年,第5 87 8页。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 0 0 6年,第9页。许纪霖: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第2 8 1页。许纪霖: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第2 9 1页。许纪霖: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第2 8 92 9 0页。金观涛编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7 8页。万俊人:“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和之外,神州学人1 9 9 5年第1 2期,第3 2页。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 9 8 1年,第1 0 2 1页。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 9 2 4年第1 6卷第4号。教育观”栏目开始引进西方人的公德观。在 德国儿童之公德心 一文中,一位儿童的帽子被风吹落到草坪上,虽然草坪上没有设置勿践踏的标志,也没有栅栏阻挡,但小童仍不敢跑到草坪上取帽,只是站在草坪边上哭泣。这几乎算是儿童读物上最早关注公德的一篇报道。1 9 0 5年 教育杂志 上出现了称颂中国儿童公德心的报道,讲述了几个小学生拾金不昧的事迹。而国人对公德论述比较早的是1 9 0 2年梁启超 新民说 之“论公德”篇。文章开篇就指出推广“公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还进一步分析了新旧伦理的特点:旧伦理注重私人领域,比如家族伦理有父子、兄弟和夫妇,社会伦理有朋友,国家伦理有君臣。而新伦理偏重公共领域,因而,公德的要义在于“利群”:“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既然公德的核心是“利群”,那么对公德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利他不利己。有自名为“公德人”的作者为儿童救济院谱写的 公德 歌曲就体现了这一点:“好哥哥/好弟弟/公德两字/要留意/兴一利/除一弊/不可为自己/他人权利/吾弗欺/公共财物/吾弗私/宁利他/勿利己/作事循公理”商务印书馆销量很大的 少年 杂志对如何“利群”有更深入的探讨。有的作者着重指出,公德是人类存续的根本,“人生最宜尊崇者,莫如公德。公德者,人类生存之要道,而合群之根本也”。“人生于世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故身处社会之中,必贵有公德。”有的作者从大和小两方面细分了公德心的表现:“而至立身处世之大纲,则公德为尤要。良以人不能孤立于世,即不能无补于世。大之如输财以助边、捐躯以卫国。小之如建桥梁以利往来、修道路以济行旅。”还有的作者不但指出公共领域内公德的重要性,“凡人不能无群。群之中有赖公德而维系者,其事不能备举”,而且列举了古人重公德的事例:盛赞叔孙婼在住旅店时发现屋墙有损坏,哪怕只住一天,也要把它修好;郭有道每次离开旅馆前一定要打扫干净等等。此外,针对小学生教育的期刊也有相当专业的公德阐述。有文章把公德分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公德是必须遵守的,如不得在大街上撒尿,公共场合不得喧哗,不得乱倒污水等;积极公德是尽力推行的,如修桥铺路济贫兴学赈灾等。文章还进一步把守公德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至于违反公德的行为,在童话中也有想象式解决。甘棠的童话 巨人之屋 中的巨人时常大吼,十分扰民。人们不堪其扰但又没人敢和巨人交涉,因为怕被巨人吃掉。有一位老太太家贫,但有两只爱猫要喂养。她为了爱猫能从巨人处获得食物,情愿被巨人吃掉。及至老太太和巨人见面后才得知,巨人大吼是因为家中闹老鼠。于是问题圆满解决:猫可以吃老鼠,巨人也不再大吼了,老太太241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德国儿童之公德心,蒙学报1 9 0 3年4月第1期,第4 6页。学生公德,教育杂志1 9 0 5年第3期,第6 7页。梁启超:新民说,第5 3 9页。梁启超:新民说,第5 3 95 4 1页。公德人:公德(歌曲),张摩诃等编:杭州惠儿院救儿事业杂志,1 9 1 3年,第5 15 2页。鲍元宪:公德论,少年1 9 1 9年第9卷第2期,第67页。孙乃璠:公德私德并重说,少年1 9 1 6年第6卷第1期,第91 0页。顾心国:公德说,少年1 9 1 7年第7卷第1期,第1 1页。蒋冠南:守公德,少年1 9 1 6年第6卷第9期,第67页。公德,小学教育1 9 2 5年第4期,第1 5页。也可以在巨人处颐养天年。这似乎暗示儿童,只要具备公德,不仅万事皆可迎刃而解,而且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到了1 9 3 0年代,对儿童伦理规训,就出现了儿童对公德的自觉遵守,哪怕是放羊娃,也不让自家牛去吃公共田地的庄稼。对儿童的教化从传统的重视私德到近现代关注公德,这种演变是时势使然,即“大脱嵌”革命后儿童被放逐到公共领域中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伦理,儿童由此也有了比在私人领域内更多的成长空间。但对儿童的伦理管控是否比以前放松了呢?很难说。至少从福柯的权力视角来看,儿童从传统的家庭、私塾来到学堂可能会经历更全方位的管理和规训。社会对小公民培育本身就反映出时代对儿童的伦理要求,而这个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也直接关涉到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另一方面,培育儿童的法制精神。小朋友 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创刊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期刊之一,它的主编黎锦晖曾在 小朋友 上刊载多篇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童话,其中1 9 2 3年连载的 十兄弟 便是关于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想象,也是对法律正当性的探讨。童话中拥有超能力的十兄弟遭遇到一件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富人欺世霸道,并当街建起一堵墙,阻碍交通。十兄弟中的老大推到了巨墙,墙倒楼塌,楼上的富人摔死了。法官以杀人偿命的古训对老大判了刑。然而拥有超能力的十兄弟是杀不死的。后来代表权威的皇帝出场,问清缘由后宣判老大无罪释放。这个故事讲述的本是童话中常见的善与恶的对决,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则被表述成法律如何才能体现正当性,而人们如何行为才能符合法律的问题。于是关于老大的法庭审判就成为带有科普性质的公民教育。首先是关于法律公正性的讨论。法官的观点是杀人偿命。但市长认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应该看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而老大推动巨墙的行为“不但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公众的利益”;不问缘由的杀人偿命是僵化的教条,是“没有效验的法律”。讨论的结果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符合公众利益的就是公正的。其次是探讨好官员好政府的标准。有的市民说现任法官“不是市民的公意”,请求罢免法官,让老大的弟弟老十做法官。但皇帝认为老十做法官大材小用,想把帝位让给老十。十兄弟 虽然脱胎于民间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却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老十拒绝担任任何有独裁性质的职位,他希望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他说“最好请全国的人民共选出许多委员,由委员推出一个委员长,总理国家大事”。老十没有私定法律,“他用全城市民的公意,解决关乎全城利害的一切事务”。于是老十不再是战胜恶势力,做了皇帝的民间英雄。这正是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 第二册第十六课“法治精神”中特别强调的:民国成立后有了国会,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有的法律都由人民来决议。“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因而“幸福城”在老十的治理下名符其实,呈现新气象。黎锦晖在童话 十兄弟 中不断强调“公意”,认为法律应该代表人民的意志等。这既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反映了公共伦理确立初期人民对法律公正性的朴素理解,同时也呼应了冰心写于1 9 1 9年的听审实录。这篇文章记录了五四运动中法庭对爱国学生的审判,抒发了社会对法庭倒行逆施的义愤,指出“公道自在人心”。这种“公道自在人心”,无论是替爱341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甘棠:巨人之屋,儿童世界1 9 2 3年第8卷第6期。学生模范日记,章玉卿编:国语科补充读物,上海:文光书局,1 9 3 6年,第4 9页。黎锦晖:十兄弟,黎泽荣编:黎锦晖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 9 9 6年,第2 9 72 9 9页。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科书,江淮文史2 0 1 1年第3期,第1 5 7页。国学生辩护的刘律师,还是佣工张妈,认识一致。为此,“我盼望改天的判决,就照着他们二人所说的话。因为这就是 公道,这就是 舆论。”新式教育培育小公民的效果,直接显现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儿童言行上。蒋光赤1 9 2 6年发表的小说 疯儿 中虽然儿童与父母仍然存在深深的隔膜,但与儿童发生冲突是政府,是对内不能保证公民享有权利,对外不能维护国家独立富强的、无能又反动的政府,是不具备现代意义上政治正当性的政府。十五岁的方达为抗议日本的暴行而游行,在游行中他亲眼目睹了很多朋友被杀,自己也精神崩溃。法庭对方达的审判,仍然以传统的忠孝为伦理道德标准:“你的父母花了许多钱,教你在学校内读书,你就应在学校内好好读书才是。况且你年纪又轻,应该谨慎些,为什么也同他们出来,演讲,散传单做些不守规矩的事情,一味乱闹呢?你知道这是犯法的么?”而方达针对法庭宣判的什么是犯法、什么是乱闹进行了一一驳斥:“谁犯法?谁个乱闹?中国工人被日本资本家杀了,我们出来演讲营救,唤醒同胞,这是乱闹么?外国人随便任意枪杀我国学生、工人、商人,以至于行路的人,这是我们犯法么?你这亡国奴!你本来是中国人,为什么帮助外国人压迫自己的同胞呢?好没良心的卖国贼呀!”方达对法庭正当性的质疑,成为儿童公民意识逐渐养成的典型案例。然而,当成人对抽象的“儿童”进行伦理重构时,真实的、形态各异的儿童却未必可以随便“捏造”。冰心在燕京大学附设的半日学校给儿童讲授国文课时便遭遇了伦理困境。作者让儿童列举“法律以外的自由”,也就是法律不允许的自由时产生了争议。有的同学认为打人、骂人和欺负人固然没错,但有的同学说“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难以给出肯定答复的作者深深体会到法律的有限性。童心关照下的公理和公正显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因为列强可以用强权把发动战争合理化,弱国毫无办法。而且被侵略国家奋起自卫过程中也会造成无辜者受害,这类抗击侵略的战争算不算正义呢?世界的纷繁复杂更强化了现代伦理的困境。儿童对法律正当性的追问也引发了冰心的进一步思考,她在随后发表的“是非”一文中指出:我所以为“是”的,是否就是“是”?我所以为“非”的,是否就是“非”!不但在个人方面,没有绝对的“是非”;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绝对的“是非”“是非”是以“良心”为标准么,但究竟什么是“良心”?以“天理”为标准么,但究竟什么是“天理”?又生了一个新的“是非”的问题,只添给我们些犹疑,忧郁,苦恼。冰心在追问法律正义的不确定性时,也质疑良心、天理的判断标准,这既显示出思想者的前瞻性,也反映了小公民塑造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如果把冰心的思考放回到天理向公理转化的历史语境中看:一方面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传统的德性伦理衰落也未必是幸事。正像麦金泰尔的对“德性之后”的担忧一样,现代的规范伦理在自由的边界等众多伦理问题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如果说追问战争是否属于“法律以外的自由”的童心代表真正的童年精神的话,那么童年精神虽然未必能带我们走出伦理困境,但让我们看到了光。441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谢婉莹(冰心):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1 9 1 9年8月2 5日第7版。蒋光赤:疯儿,浦漫汀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1),太原:希望出版社,2 0 0 9年,第2 1 3页。婉莹(冰心):法律以外的自由,燕大季刊1 9 2 1年6月第2卷第1期和第2期合刊。婉莹(冰心):“是非”,燕大季刊1 9 2 1年6月第2卷第1期和第2期合刊。美A.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5年。三、新身体伦理建构中的“模范儿童”身体既是物质性和生理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构成。无论是“制造”小国民还是小公民,都离不开儿童的身体场域。没有身体,伦理秩序将无处可依。伦理的涉身性,使身体在古代中国很受重视,比如“修身”在儒家经典 大学“八目”中就居于中流砥柱的位置。因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然而,中国的传统身体观多是把身体看做道德伦理的载体,是实现成圣成仙成佛终极目标的手段。杨儒宾指出儒家身体观原型有三派: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气化的身体观”,强调形 气 心的结构,主张生命与道德的合一,人身乃精神化的身体;以荀子为代表的“礼仪化的身体观”,强调人的本质、身体与社会的建构是分不开的;以 管子 两篇的精气说以及 左传 易传 等文献为代表的“自然气化的身体观”,强调自然与人身同是气化产物,这一派与道家和医家的黄老学派很接近。清末民初,以专注精神化和礼仪化为主流的儒家身体观在内忧外患的现实中表现乏力。往前追溯,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宋朝以来在“文以靖国”理念下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造成了其后中国国民体格的孱弱。晚清亡国的压力和发展的焦虑使救国图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也使借儿童身体所携带的发展性来喻指新兴国家的想象被放大了,由此引起了一场重新建构儿童身体伦理秩序和意义的运动。清末民初从多条路径,如政治、审美、欲望、时间、空间和卫生等,对儿童身体展开了新伦理秩序的重构,其中对儿童身体政治化想象和锻造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1 8 4 0年以来,清政府在列强侵略时屡遭惨败的现实,使尚武爱国、整军经武成为不得不如此的历史选择。1 9 0 2年蔡锷以笔名奋翮生发表 军国民篇,从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文弱不振的原因,主张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全体国民实施军事教育和训练。1 9 0 3年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 上发表 论尚武,举例论证了尚武则国兴、尚智弃武则国亡。1 9 0 6年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中确立“尚武”为五项教育宗旨之一,实施“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的方针,在体操科中要求“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1 9 1 5年袁世凯颁布 颁定教育要旨 对“尚武”教育宗旨阐释道:“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这番论述使身体强弱与国家存亡的因果联系合法化。民间呼吁和政府倡导的军国民教育的广泛推行,标志着“一个建立在身体改造上的真理性声称(t r u t hc l a i m)正在中国诞生。这个以国魂为召唤,以身体的军事化开发作为诉求的主张,毫不遮掩地呼吁中国应该将身体视为是国富种存的根本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儿童读物对军国民化教育热烈响应。中国第一种白话儿童期刊 启蒙画报 的创始人彭翼仲经历了“庚子之变”后毅然走上了爱国维新之路,他从 启蒙画报1 9 0 2年创刊之日起就在 附张 中刊发 小英雄歌,歌词开篇就弘扬“小英雄”“风姿豪迈天骨冲”。这是成人对儿童的541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崔高维点校:礼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第2 2 2页。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 9 9 6年,第28页。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 9 0 2年第1、3、7、1 1期连载。梁启超:新民说,第6 2 46 3 2页。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 9 8 1年,第2 2 0页。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第2 4 7页。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 8 9 51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