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晋地区汉画像中熊形方相氏图像研究.pdf

103 关于方相氏，周礼夏官方相氏中早有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目前，学术界对于方相氏的研究纷繁广杂，大体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对形象与原型的探析，如周华斌认为方相氏的“黄金四目”为两目的魌头；萧兵则认为其如太阳一样能够光芒四射驱除黑暗。二是对职能与寓意的流变考察，张琦通过梳理方相氏在不同场合中的历史演变，阐述方相氏驱鬼作用；孔含鑫不仅谈论了方相氏装扮，还将其与蚩尤相联系，说明了方相氏驱鬼除疫的职能。此外，金弓、杨冬连、何根海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方相氏的职能与性质进行了探究。综上所述，关于方相氏的研究十分丰富。但以往研究缺乏对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全国范围中的画像来看，该地区在墓葬装饰艺术表现方面较为独立，熊形方相氏图像表现跟其他地区有所差异，其形象反映了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和思想，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系统梳理熊形方相氏图像相关实例的前提下，依据熊形方相氏的不同造型，将其进行分类，以探究熊形方相氏图像特有的组合、配置方式及其文化内涵等问题。一、熊形方相氏图像数据统计及造型分析本文有关陕北、晋西北地区方相氏图像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跟画像石相关的各种书籍，参考书籍有 汉代画像全集陕北汉代画像石画像石鉴赏等。根据上述书籍中的图像资料共发现方相氏图像31幅；晋西北地区方相氏图像的数量较少，仅见于吕梁三川河流域的离石和柳林两地，共发现方相氏图像5幅。陕北、晋西北地区的方相氏类型分为熊形类、执兵器者类及假面魌头三种，其中熊形方相氏图像在陕北、晋西北地区所有类型的方相氏图像中出现数量最多，且都集中出现在画像石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熊形方相氏图像多是用于丧葬环境。虽然现有书籍和论文中留下了大量汉画像的图像资料，但是有关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的资料比较零散。所以笔者整理了相关的线描图，希望可以更加直观和清晰地梳理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以便进一步观察熊形方相耿淼琳（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陕晋地区汉画像中熊形方相氏图像研究摘要：方相氏是傩仪活动中的主持者，常出现在“时傩”和“大丧”两个场合。其中的熊形方相氏是方相氏图像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出现在墓室墓门的门楣及门柱处。本文将以笔者搜集到的24幅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与图像分析的方法对熊形方相氏图像进行梳理及分析，认为熊形方相氏图像蕴含清除鬼魅为墓主升仙扫清道路的含义。关键词：汉画像；陕晋地区；熊形态；方相氏104考古札记Archaeological Notes氏图像的造型特征及变化。目前笔者搜集了24幅比较典型的熊形方相氏图像。陕西清涧县二例；陕西米脂县六例；一号墓三例；陕西绥德县十例；陕西神木县一例；九号墓一例；山西离石一例。根据对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的整理，从史学角度以及绘画作品中熊的动作与外貌，可以较为清晰地推断出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的种类有：一手持蔓草的熊形态、二舞蹈状的熊形态、三手持兵器的熊形态、四搏斗状的熊形态，四类熊形态的方相氏图像都有不同的绘画造型。第一类为手持蔓草的熊形方相氏图像，数量最多。该类熊形方相氏图像的表现十分简单，呈一腿向上翘起、一腿半跪、一手拿蔓草、一手撑地的姿态。如第一型出现在陕西省清涧县、官庄、米脂县、绥德县等地，是最为常见的手持蔓草熊形图像。这类造型的方相氏常出现在墓室墓门立柱上，一般呈半跪状态，一手撑地，另一只手向上拿蔓草。第二型熊形方相氏仅有一例图像资料，出现在陕西绥德县杨孟元墓葬中，第二型熊型方相氏图像与第一型相比较起来，整个图像更加纤细和瘦长，不仅姿态与第一型有所差异，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在墓室墓门的门楣边缘处。这一型的方相氏呈站姿，脸朝下，手中除了蔓草外还有一个器物。第二类为手持兵器的熊形方相氏，目前，在陕北、晋西北地区仅发现了两例。第一型仅有一例图像资料，出现在陕西米脂县官庄，该造型的方相氏出现在墓室墓门的左立柱上。该图像头部呈熊形，身体呈人形，手拿宝剑身穿长袍。第二型也仅有一例图像资料，出现在陕西米脂县官庄，该图像出现在墓室墓门的门楣中心处。图像中熊形态方相氏呈后退半伸腿，手持一长剑与敌人对抗的姿态。第三类为舞蹈状的熊形方相氏，在陕北、晋西北地区仅出现两例，出现在陕西省米脂县官庄，该造型的方相氏出现在墓室墓门的右立柱上。此图像中的熊双手高于头顶，两条腿中的一腿弯曲向下蹲，另一条腿抬起，熊形图像整体呈舞蹈状。第二型出现在陕西省神木县墓门中心处，该熊呈半蹲状，双手举起，面朝左。第四类为搏斗状的熊形方相氏，该类型的方相氏图像分成两型。第一型出现在山西离石汉墓门楣中心处，两熊站立双手放于胸前，且该图像中的熊是成对出现的。第二型出现在一号墓墓门中心处，该熊呈半蹲防御状，一手拿盾牌，一手向后，尾巴比之前看到的熊尾巴都要长。此类熊形图像皆出现在画像石的中间位置。二、熊形方相氏图像的配置（一）熊形方相氏图像与周围画像的配置研究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与周围图像的配置方式，大致可分为组合式、情境式两类。1.组合式组合式指的是方相氏与其他形象在汉画像中构成固定搭配，从而传递驱疫辟邪的讯息。根据图1可知，陕北、晋西北地区熊形方相氏图像常与仙鹿、西王母、东王公、玉兔、高台、执彗门吏等图像搭配出现。最常见的构图形式是，画像中以西王母、东王公等仙界场景为主体，里面有一种装饰意味极强的蔓草纹，蔓草纹下端雕刻着一只图 1 手持蔓草的熊形态 陕西清涧县画像石 右门柱 图片来源：汉画像中熊图像研究图 2 手持蔓草的熊形态 陕西绥德县大坬梁画像石 左门柱 图片来源：陕北汉画像105熊形方相氏，熊侧身斜立，一足腾起，一手扶地，一臂上举，蔓草纹从熊上举的手中盘绕弯曲而上，其中还点缀着一些珍奇异兽。根据图2可知，陕北、晋西北地区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及东王公图像头顶常有华盖笼罩。关于华盖，崔豹古今注云：“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古人将华盖的发明之功附会于黄帝，其目的无非就是赋予华盖神圣的权力象征意义。华盖除了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与升仙思想也有关，华盖的出现侧面体现了西王母、东王公的神仙身份。画像石中的蔓草纹并非单纯的装饰图案，而是一种具有通天接地功能的神性植物，它与东王公、西王母画像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神性植物根部的熊显然承担着托举与护卫神性植物的职能。2.情境式情境式指的是方相氏图像建构和蕴含在情景中，并和某些交织的因素彼此关联，从而产生特定含义。根据图3，陕北、晋西北地区方相氏熊形图情境式的配置模式数量并不多，这类形式中的熊形方相氏图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场景或狩猎场景中。在车马出行图场景中最常见的构图形式是熊位于车骑前，熊呈护卫状或对抗状。一些学者主张车马出行图象征墓主人由地下世界到地上祠堂接受后代拜祭的队伍，或是墓主人在接受祭拜之后，由地上祠堂返回地下世界的队伍。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车马出行图是后世子孙前往祠堂拜祭先祖的队伍。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熊图像出现在出马出行图中，其象征意义是相同的。王铭曾提到：“最晚从汉代开始，方相就参与了丧葬礼的活动，并扮演葬礼队伍先导者的角色方相氏应用于葬礼中，为葬仪驱邪开路的功能在东汉时已经确定。”方相氏因此成了开路神、显道神，主要负责为葬礼队伍开道、护道。车马出行图中的熊图像是方相氏的代表，其象征意义是保护出行队伍，使离开墓穴的墓主人不受疫鬼邪祟的侵害，安全抵达目的地。（二）熊形方相氏图像与整座墓穴的配置研究陕北、晋西北地区所发现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主要被绘制和雕刻在墓室墓门的画像石上。门是房屋、垣墙等建筑物的入口，一扇曰“户”，两扇曰“门”。凡是建筑几乎都有门户。门画是建筑物门户上的画像，产生于汉代，是汉代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王充在 论衡乱龙篇 中言：“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栏刻画效象，冀以御凶。”这段话详细地描写了门画的形式、内容和作用。墓门画像的题材、形式各地都有固定的模式。其中，熊形方相氏图像是陕北、晋西北地区墓门画像的主要题材之一。它们主要分布在墓室墓门的门楣和门柱上。1.位于门楣的熊形方相氏图像门楣与横额位于门扉的上部，其上面的画像或具有“点题”的作用和意义。该位置的熊形图像类型繁多，有手拿蔓草纹熊形图像及搏斗状的熊形图像两种。如图3属于搏斗状的熊形图像，熊位于画像正中，呈站立姿态，一手做抵御状放于胸前。此处熊的象征意义丰富，不再是单一出现，翼龙、翼虎在熊形图像左右，凸显了中间的熊地位之高。但仅根据周围的图像配置，无法准确判断熊形图像的具体象征意义。结合熊形图像所在的具体位置，推测此处画像应与护陵守墓、辟邪御凶有关。画像中龙、虎身生羽翼，表明翼龙及翼虎都是仙兽，熊在它们之中，体现了它独特的地位，更增强了其护墓守灵的威慑力。所以这幅画像中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不仅体现了熊形图像中熊独特的地位，而且也体现了熊形方相氏图像驱邪镇墓的作用。位于门楣的熊形图像并非全然是驱邪避恶的代表，如图2中手持蔓草纹的熊形图像和图3中位于东王公、西王母中间的搏斗状熊形图像都处于门楣位置，它们的象征意义更侧重于仙界使者，而非驱邪。2.位于门柱的熊形方相氏图像门柱位于门扉两侧，分为左门柱和右门柱，门柱上的画像与门楣画像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该位置的熊形图像在陕北、晋西北地区出现较多。图1、图2这两幅画像是同一座墓葬的左右门柱，由图可见两方画像石几乎完全对称，仅有个别形象不同。两幅画像中都有卷云蔓草纹、仙禽异兽、东王公、西王母、执彗门吏、博山炉图像，这些图像均有升仙意义，由此可知熊形方相氏图像是作为升仙使者出现的。三、熊形方相氏图像的文化内涵探究（一）接引升仙的使者汉代强盛的国力让统治阶级无法舍弃生前所享受的富贵，他们积极主动开展修炼升仙的活动。神仙信仰不断融入墓葬文化当中，求仙行为变得世俗化，在求仙的过程中，人们将神兽文化融入其中，神兽成为人类升仙的引导者。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熊形方相氏图像，常与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组合出现在墓门门楣和门柱部位，组合图像里的蔓草纹样应用十分广泛，以上图像都突出了神秘仙境的画面氛围。同时熊作为黄帝部族的图腾物，常被看作黄帝的化身。汉人一方面把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共祖，另一方面在黄老学派的影响下，黄帝成了西王母的侍从。汉人因此相信，汉106考古札记Archaeological Notes耿淼琳，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考古。作者简介参考文献（西周）周公旦：周礼，漓江出版社，2022 年，第58 页。周华斌：商周古面具和方相氏驱鬼，中华戏曲，1988 年第2 期，第59-63 页。萧兵：眼睛纹：太阳的意象饕餮纹、方相氏黄金四目、独目人、三眼神及龙舟鹢首之谜的解读，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3 期，第9-18 页。张琦：方相氏源流考，天府新论，2008 年第3 期第138-143 页。孔含鑫：方相氏驱鬼逐疫祭祀仪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5 期，第34-39 页。金弓：秦汉宫傩三制，民族艺术，1996 年第 4 期，第 66-74 页。杨冬连：方相氏原型意义及在南丰傩戏中的沉淀，戏剧之家，2010 年第1 期，第 45-46 页。何根海：中国傩的源生与流变考论，安徽史学，2015 年第 6 期，第56-62 页。李建，朱青生：汉代画像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1月。李林，康兰英：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3月。张道一：画像石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月。（晋）崔豹：古今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3月，第18 页。朱天伟，金爱秀：汉代神灵图像考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月，第56 页。王铭：开路神君：中国古代葬仪方相的形制与角色，清华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第56 页。闪修山：南阳汉画像石墓的门画艺术，中原文物，1985 年第3 期，第 66-70 页。李立：汉墓神话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116 页。画像石中的熊形方相氏图像是接引升仙的使者，在画面中扮演联系人间与仙界的角色，引导死者灵魂步入仙境，表达了墓主人渴望死后升仙的愿望。（二）神秘力量的象征熊作为现实世界的猛兽，之所以被推崇为瑞兽、仙使、方相氏，并广泛出现在画像中，与熊的本原有很大关系。古人之所以对熊如此喜爱，是因为对熊体所蕴含的“力”的崇拜。陕北、晋西北地区所发现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中的大部分熊，常出现在墓室门柱两侧，作侧身托举状，它们一手撑地、一手托举着神性植物和动物，起到承托阙顶的作用。对于承托阙顶的熊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李立认为“熊”与楼阁顶上的羽人、凤凰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吉祥而旺生的形象群体。郑先兴认为承托之“熊”与楼阁顶上的羽人、凤凰所承载的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羽人与凤凰是升仙思想的反映，具有引领升仙的功能，而负重则是熊的职能所在，陕北、晋西北地区所发现的托举状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主要是力量的象征。四、结论综上所述，在陕北、晋西北这类相对独立的画像石区域中，熊形方相氏图像是重要的祥瑞神异类题材。总体来看其造型、构图形式等基本固定，并且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熊形方相氏类型丰富多样，主要分为手持蔓草的熊形态、舞蹈状的熊形态、手持兵器的熊形态及搏斗状的熊形态四类，它们分布在墓室墓门的门楣和门柱处，与不同的图像搭配组合，表达着不同的意义。陕北、晋西北地区汉墓中的熊形方相氏图像主要是为了清除鬼魅，为墓主升仙扫清道路。打鬼是手段，升仙是最终目的。熊形方相氏特殊的侧身托举状造型，也反映了这一地区人们对熊力量的崇拜。陕北、晋西北熊形方相氏图像特殊的造型及位置，体现了这一地区人们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熊形方相氏图像文化内涵的认识除了上文浅显归纳和解读外，真正深度认知这一图像产生、应用和长期被传布的原因，还需要结合这一时期的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及墓室中更多的图像去分析，这也将为以后熊形方相氏图像的研究者留下更多的空间。图 3 搏斗状的熊形态 一号墓画像石 门楣 图片来源：陕北汉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