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朱彝尊《斋中读书》诗第七首析论.pdf

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 朱彝尊 斋中读书 诗第七首析论张宗友*摘 要:斋中读书 第七首以春秋学为论域。该诗第一层讨论孔子修 春秋 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第二层指摘并分析胡安国 春秋传 之谬误。第三层主张在解读 春秋 史事方面,要以 左氏传 为准绳。朱彝尊拈出胡安国 春秋传 中三个典型问题加以批评,即“夏冠周”问题、“美恶同其辞”问题以及“戒黩武”问题。以上三个问题各有其本事,朱彝尊的批评均有其理据。朱彝尊秉持的经解立场,首先是学术立场,同其春秋学见解与治学宗尚密切相关;其次是政治立场,既同其受教经历与人生取径颇有关联,也同其晚年之心境、坚守之儒家正统观念密不可分。关键词:朱彝尊;斋中读书十二首;胡安国;春秋传;左传朱彝尊(锡鬯,竹垞。1 6 2 91 7 0 9)是清初大家,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其人其学,是当前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成果丰硕。就诗而论,朱彝尊创作颇富,存诗两千三百余首,与清初诗坛大家王士禛(子真,阮亭。1 6 3 41 7 1 1)声价相齐,被目为“南朱北王”,蜚声文坛。关于朱氏诗作及其理论贡献,学界颇有发明,但不尽全面,仍有结合其生平事行与学术取向、实绩进行深入开掘的空间。*作者简介:张宗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学、古典目录学与清代学术史。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彝尊论学诗研究”(1 7 B Z W 1 1 8)、浙江省绍兴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宋代绍兴经学著述考”(2 2 WH Z D 0 1 3 Z)阶段性成果,贵阳孔学堂入驻研修成果。朱彝尊诗文先后编有 南车草 腾笑集 竹垞文类 等集,晚年手定为 曝书亭集 八十卷。学术著作主要有 经义考 三百卷、日下旧闻 四十二卷,以及 潜采堂宋元人文集目录 两淮盐筴书引证书目 等多种书目,另编有 词综 三十六卷、明诗综 一百卷等文学总集。研究朱氏生平事行者,主要有王利民 博大之宗 朱彝尊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6年)、张宗友 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 0 1 4年)等;研究其文学成就与思想者,主要有苏淑芬 朱彝尊之词与词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 9 8 6年)、于翠玲 朱彝尊 研究(中华书局,2 0 0 5年)、李瑞卿 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京华出版社,2 0 0 6年)、刘磊 朱彝尊诗学理论研究(辽海出版社,2 0 1 0年)等;研究其经史之学者,主要有杨果霖 朱彝尊 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 0 0 5年)、张宗友 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 0 0 9年;又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 0 2 0年)等;综合性研究,主要有朱则杰 朱彝尊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 9 9 3年)、秀洲区政协 一代文宗朱彝尊(中国文史出版社,2 0 1 4年)、崔晓新 曝书亭序跋研究(新华出版社,2 0 1 9年)、张宗友 尺牍事行思想:朱彝尊研究论集(凤凰出版社,2 0 2 0年)等。此外,尚有各种专题的学术论文(包括十余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在朱彝尊众多诗作中,斋中读书十二首(载 曝书亭集 卷二一)是一组独特的作品,用诗的形式表达对许多经学问题与诗学问题的观点。组诗系年于“阏逢涒滩”(甲申),即康熙四十三年(1 7 0 4),其时朱氏已七十四岁。因此,这组诗表达的观点堪称朱彝尊晚年的学术定论,是其博综雅正之学问世界具体而微之呈现,对于了解朱彝尊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学界的动态十分重要,具有深入论析的价值。斋中读书十二首 是一组古体诗,各诗长短不一,短者仅十四句(如第二首、第十首),长者达三十句。本文讨论 斋中读书 诗第七首(以下或简称作“本诗”)。本诗凡三十句,是组诗中最长的一首:诗 亡王迹熄,百国有 春秋。(一)鲁叟乃笔削,宝书肆旁搜。(二)晋 乘 楚 梼杌,郑志 亦见收。(三)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四)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五)胡氏逞私智,谓以夏冠周。(六)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七)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八)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九)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辀。(十)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十一)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十二)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十三)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悉纠。(十四)曷不废其书,述事准左丘。(十五)为便于引据,以上将本诗每两句视为一小节,按(一)(二)(三)之序次进行标示。论学诗具有双重属性:以学术研究为内容,因此具有学术性;以诗为形式表达作者之志意,是“言志”之一种,因此具有文学性。论学诗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考论本事(学术事件)是准确把握诗意指向并进而探讨诗人(学术)思想的前提。一、诗意指向:斋中读书 诗第七首笺释 斋中读书 诗第七首之主题词是“春秋”,涉及人物则有“鲁叟”(孔子)、“左丘”(左丘明)、“胡氏”(胡安国)、“十将”及“二帝”等,既涉及春秋学史,又涉及南宋政治、军事形势,对胡安国春秋学见解颇多批评。那么,本诗涉及之本事(学术事件)有哪些?体现朱彝尊何种学术见解?朱彝尊如何对胡安国 春秋传 予以批评?其批评是否有其理据?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须以对每句(节)诗意的准确把握为基础。(一)“诗 亡王迹熄,百国有 春秋。”“诗 亡王迹熄”,本于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 诗 亡,诗 亡然后 春秋 作。晋之 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谓“王者之迹熄而 诗 亡,诗 亡然后 春秋 作”,赵岐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 诗 亡。春秋 拨乱,作于衰世也。”正义 云:“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 诗 亡,歌咏于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后 春秋褒贬之书于是乎作。”“百国有 春秋”,指诸侯国各有其史书。上揭“晋之 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52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赵岐注,题孙奭疏:孟子注疏 卷八上,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中华书局1 9 8 0年版,总第2 7 2 72 7 2 8页。即分别是晋国、楚国、鲁国的史书名称。赵岐云:“乘 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 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 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正义 云:“春秋 其名有三: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 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 乘 也;自楚国所记而言之,则谓之 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嚚凶之恶,故以因名为 梼杌 也;鲁以编年,举四时,记为事之名,故以因名为 春秋 也。凡此虽曰异其名,然究其实则一也。”经义考 春秋类“百国 春秋”条,朱彝尊按语云:“公羊传 有 不修 春秋 ,则鲁之 春秋 也。周、燕、齐、宋皆有 春秋,载在 墨子,合以晋 乘、楚 梼杌、郑 志,百国 春秋 之名,仅存其八而已。”综上,知“诗 亡王迹熄,百国有 春秋”,实谓周室衰微,王官采诗之盛举难继,诗 篇不再产生,周朝的史事逐渐失去记载;与此同时,诸侯各国的史书(百国 春秋)则保留了相应的历史记载。(二)“鲁叟乃笔削,宝书肆旁搜。”“鲁叟”,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笔削”之“削”,本指刻字于方策。王应麟 困学纪闻周礼:“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 考工记 以鲁之削为良。”“鲁叟乃笔削”,指孔子因史记而纂修 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 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 春秋 贬之曰 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 春秋 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 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 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笔削”本此。鲁国史书本名 春秋(见前揭 孟子离娄下),学者(如司马迁等)认为,孔子结合各国史书重新加以编纂,其成书仍名 春秋。“宝书肆旁搜”,指孔子为编纂 春秋,大量搜求包括各诸侯国在内的周代史料。徐彦云:“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 春秋 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 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修 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大汉用之训世,不应专据鲁史,堪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又云:“闵因叙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此言之,周为天子,虽诸侯史记,亦得名为周史矣。”62文 学 研 究赵岐注,题孙奭疏:孟子注疏 卷八上,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2 7 2 8页。朱彝尊:经义考 卷一六八,乾隆二十年卢见曾续刻本。王应麟撰,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注 卷四,清道光五年翁氏守福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 第1 1 4 2册,第5 4 1页。公羊寿撰,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卷一,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2 1 9 5页。“鲁叟乃笔削,宝书肆旁搜”,明孔子因史记而修 春秋,为此广泛搜集诸侯国的史书,用作纂修的史料。(三)“晋 乘 楚 梼杌,郑 志 亦见收。”以上两句谓,晋 乘、楚 梼杌、郑 志 等诸侯国史书,都在孔子搜集、采摘之列。参前文“百国有 春秋”一句之笺释。(四)“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斯为天子事”,指周朝衰落之时,孔子起而编纂 春秋,属于代行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赵岐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 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疏云:“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于是微灭,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于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于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而害人正心,故因鲁史记而作 春秋之经。盖 春秋 者,乃设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 春秋 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 春秋 罪我矣。”所谓“天子事”,是指天子(周王)治理天下。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摄行天子事”,指代天子治理天下。胡安国 春秋传序 论“天子之事”云:“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邦国合九州”,指分邦建国,和合九州,治理天下,属于天子(周王)之事。邦国,指天子分封之诸侯国。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贾公彦疏:“周礼 以邦、国连言者,据诸侯也。单言邦、单言国者,多据王国也。”周72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按:孟子之前,左传 与 公羊传 只说孔子修 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 云:“君子曰:春秋 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 春秋 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所谓“不修 春秋”,是指鲁国史官所纂之原本 春秋。(详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2 0 0 9年版,第7页。)赵岐注,题孙奭疏:孟子注疏 卷六下,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2 7 1 4页。赵岐注,题孙奭疏:孟子注疏 卷六下,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2 7 1 5页。胡安国:胡氏春秋传 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 5 1册,第5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卷一,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6 3 9页。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见 尚书禹贡),指天下。“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谓编纂 春秋 同于封邦建国、统合九州,都是天子之事,是伟大的功业。(五)“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大书”,在 春秋 里郑重记载下来。春秋 文字极为简省,惟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才得以记录。“王正月”者,春秋 纪事常用之词。“春秋 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春秋 始自鲁隐公,首条纪事为“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后是桓公,春秋 首条纪事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 于隐公不书“公即位”者,左传 释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即隐公(名息姑)只是因弟桓公年幼而摄行政事,所以不书即位,于此可见 春秋 书法之谨严。春秋 所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被目为“五始”。汉书王褒传:“共惟 春秋 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汉书 卷六四)公羊传 释“王正月”:“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徐疏:“据下 秋,七月,天王,先言 月 而后言 王。”“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孟陬”,指正月。屈原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云:“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正月为陬。”“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谓 春秋 大书“王正月”等“五始”之词,学者犹有对其纪年月之法加以质疑者。(六)“胡氏逞私智,谓以夏冠周。”这两句是说,胡安国解读 春秋“春王正月”之经文,认为 春秋 将夏时(“春”)冠于周月(“正月”)之上。这种解读,是一己之私见,而非传、注之公论。胡安国“以夏时冠周月”之说,见其对 春秋“春王正月”经文所作之注 详下文(八)“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之讨论。(七)“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布衣”,据范宁 春秋穀梁传序、刘勰 文心雕龙史传(详下),指孔子。胡安国系宋哲宗绍圣四年(1 0 9 7)进士,有功名;晚年受宋高宗青睐,任侍读,专讲 春秋(详下文所引 宋史儒林传)。吕氏春秋不侵:“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晚年在鲁国因鲁史而修82文 学 研 究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卷二,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6 4 5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第1页。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第9页。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卷一,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本,总第2 1 9 6页。洪兴祖:楚辞补注 卷一,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 9 8 3年版,第3页。春秋(见 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布衣似指晚年居家之孔子。“斧钺”,行刑的工具。这里喻指孔子修 春秋 时所蕴含的褒贬黜陟。范宁 春秋穀梁传序:“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荡荡,王道尽矣。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 雅 颂,因鲁史而修 春秋。列 黍离 于 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刘勰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 雅 颂,因鲁史以修 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轩冕指大夫的车冠。)春秋 之贬比于斧钺之诛,正是“斧钺威诸侯”之所取譬。“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乃是设问:难道晚年作为一介布衣,能凭其褒贬之词威逼诸侯吗?(八)“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美恶同其辞”,指用相同的文辞记载事行之美恶。此句针对的是胡安国 春秋传(以下或简称“胡 传”)中对鲁桓公“公即位”之议论,其前承是 公羊传“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之语(均详下文第二节之讨论)。“此言尤谬悠”者,以 公羊传 是汉代风行的 春秋 今文经说之一,下至胡安国(生平详下)之世已有千年,因此是非常荒谬(“谬悠”)的解经之语。“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谓胡安国“美恶同其辞”之解读,实在是谬误太甚。(九)“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以上两句,谓胡安国曾任经筵讲官,为宋高宗讲解 春秋,深受信任,君臣关系融洽、密切。按:胡安国(1 0 7 41 1 3 8),字康侯,号青山,建宁崇安人。卒谥文定,世称胡文定公。绍圣四年(1 0 9 7)中进士第,哲宗亲擢第三名。为太学博士。先后提举湖南学事、成都学事。徽宗政和二年(1 1 1 2),丁父忧去官。钦宗靖康元年(1 1 2 6),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后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以上详 宋史 卷四三五 儒林传。)宋高宗继位,屡召不至。宋史儒林传:“绍兴元年(1 1 3 1),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92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按:“谬悠”,出自 庄子天下篇:“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成玄英释为“虚远”,陈鼓应释为“悠远”。(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 0 0 9年,第9 4 0页、9 4 2页。)此词原当作“悠谬”,即荒谬之意,为押韵而倒文。明代潘桂 瑞石赋序:“圌山之阴,天产石粉天地之大,奇出不穷,理无而事臻,气鼓而物夺,自非睹记之馀。千载之后,安知不与补天之事同疑其悠谬哉!”(御定历代赋汇 卷二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 4 1 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 9 8 6年版,第5 2 6页。)趣召,安国以 时政论 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 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 春秋,方欲讲论。遂以 左氏传 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 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 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 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知胡安国以春秋学知名当世,宋高宗命其为 左氏传“点句正音”,且“兼侍读,专讲 春秋”,颇见信任。“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者本此。(十)“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宋史儒林传:“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 春秋。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校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 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 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辀”,即本胡安国事行而言,谓其任经筵讲官之时,不仅向高宗进讲经义,而且上章建言,忙碌如转动之车辕。(十一)“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十将”,指南宋十位著名将领: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宋儒章颖撰有 南渡十将传(今有元刻本十卷,收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8 7册)。“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父子。靖康之难,二人被金兵掳掠北上,客死异邦。对于赵宋王朝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深仇大恨。“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谓胡安国任讲官之时,南宋拥有十员名将,实际上是有兴兵北伐,为徽宗、钦宗二帝复仇的可能。(十二)“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朱氏此论,实就胡安国对周景王二十年 当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 2 5年)晋国荀吴率师攻灭陆浑之戎之事之解读而发(详下文第二节之讨论)。03文 学 研 究脱脱等:宋史 卷四三五,中华书局1 9 7 7年版,第1 2 9 1 21 2 9 1 3页。脱脱等:宋史 卷四三五,第1 2 9 1 31 2 9 1 4页。四库全书总目南渡十将传提要 云:“刘、岳、李、魏四传,开禧二年表上;后六传未上。核以 宋史 本传,此所采摭,未为详核,且抑世忠于胜、显忠后,似亦未安。子盖、宗颜,战功寥寥。允文亦侥幸不败,乃与诸人并数,皆未免不伦也。”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六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册),第3 4 4页。“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谓胡安国主张严戒劳师远征,其观点通过经筵讲授影响高宗之决策,使高宗失去兴兵北伐、收复失地、解救二帝之志,结果偏安江南,得过且过。(十三)“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检 宋史儒林传:“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五年 引按:绍兴五年(1 1 3 5),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 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知胡安国遭非议、排挤去职之际,秦桧三次上书陈情,乃至解相印而去,足见对胡氏之赞赏与声援。“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谓胡安国曾被同僚攻击、排挤,得到时任右相的秦桧出手相援,三次上章乞留;因此,胡安国受命纂修 春秋传,结合当前政局而曲加解说,大约是为了回报秦桧的知己之遇,为其投降、偏安政策张目。(十四)“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悉纠。”此谓胡安国 春秋传 流传后世,实为贻误后学,其中背离史实、错误之处,难以一一纠正。关于胡安国 春秋传 之流传及其影响,四库馆臣之析论较为简要中肯,直为“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愁数”之注脚:“案 玉海 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 春秋传 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 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俞文豹 吹剑录 称其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 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 经 旨。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 春秋传 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 春秋 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 传 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13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脱脱等:宋史 卷四三五,第1 2 9 1 41 2 9 1 5页。按:胡安国为秦桧所荐事,又见 宋史秦桧传 两朝纲目备要 卷四等。渐乃弃 经 不读,惟以安国之 传 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 之学为最弊。冯梦龙 春秋大全凡例 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十五)“曷不废其书,述事准左丘。”这两句是说,应当废弃胡安国 春秋传 不用,而对于 春秋 经的解释,应以 左氏传为准。按:左氏传 简称 左传。汉书艺文志 春秋类小序云:“(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明 左传 乃解 春秋之作。所谓“论本事而作传”者,“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相较于 公羊传 与 穀梁传,左传 以叙事解经,记录史实,既是一部解经著作,也是一部史学著作、文学著作,树立了解释 春秋 的高标,遂能跻身十三经。刘知幾论其叙事云:“左氏 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左氏传”条)朱彝尊主张“述事准左丘”者,良有以也。二、经解立场:朱彝尊之 春秋 史观及其对胡安国 春秋 学的批评 斋中读书 诗第七首一共有三十句,是组诗中最长的一首。本诗主旨较为明确,那就是对胡安国 春秋传 的激烈批评,乃至倡议“废其书”而“准左丘”。那么,朱彝尊是如何批评乃至否定胡氏 春秋传,并欲回到“述事准左丘”之经解立场?以下试予发明。(一)结构要义从结构上看,本诗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前八句,即从“诗 亡王迹熄”至“邦国合九州”),论孔子修 春秋 之缘起、历程及其意义。朱彝尊接受并坚信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 诗 亡,诗 亡然后 春秋作”的儒家观点,认为孔子以鲁史为准,广泛搜罗诸侯国史料而纂成 春秋,起到“邦国合九州”之作用;孔子纂修 春秋,实际上代行天子之事(修史是周代王官的职责),是其“素王”23文 学 研 究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5 4 75 4 8页。说详张宗友 左传(注译)之 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1 0年版,第31 1页。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 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9年版,第4 2 2页。之伟业。朱彝尊之 春秋 史观,言尽于此。第二层(中间十八句,即从“大书王正月”至“知己士当酬”),指摘胡安国 春秋传 之谬误并揣测其原因。作为本诗的主体部分,朱彝尊共拈出胡氏 春秋传 三个错误,加以批评。(甲)关于“夏冠周”第一个错误,就是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书法,胡安国解读出“夏冠周”之失,而朱彝尊认为,胡安国解读有误。按 春秋隐公元年 首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注云:“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 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复申论云:按:左氏 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 春秋 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 言“大一统”是也。国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国史主记时政,必书即位之事。而隐公阙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 首绌隐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伦正矣。胡安国指出,“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一月;在周之前,殷以丑为正,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二月;在周之后,秦以亥为正,其正月相当于夏历之冬十月。春秋 称“春王正月”,此处“正月”用周历(“周月”),相当于夏历冬十一月。胡氏同时认为,此处“春”字用的是“夏时”,即夏历之“春”。此即“夏时冠周月”之所本。春秋 所以“以夏时冠月”,是孔子“垂法后世”之举,虽无其位,而能“行天子之事”;所以不用“夏月”而用“周月”(即“以周正纪事”),又说明孔子“示其无位不敢自专”之意。胡氏之解读,引起后世学者之批评。在 斋中读书诗十二首 之前,朱彝尊已在 经义考 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检 经义考卷一六九“左丘子(明)春秋传”条,朱氏按语云:33诗意指向与经解立场胡安国:胡氏春秋传 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5 1册),第2 22 3页。按:胡氏所引前二句,系杜预之说;后二句,宋儒林尧叟之说。见王道焜、赵如源编 左传杜林合注 卷一。胡安国:胡氏春秋传 卷一,第2 22 3页。杨伯峻指出:“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 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 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以 诗经 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 传 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页。)按:孔子作 春秋,若无左氏为之 传,则读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浅矣。匪独详其事也,文之简要,尤不可及。即如隐元年“春王正月”,传 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视经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为周王,“春”为周春,“正”为周正,较然著明,后世“黜周王鲁”之邪说,“以夏冠周”之单辞,改时改月之纷纶聚讼,得 左氏 片言,可以折之矣。朱彝尊根据 左传“王周正月”之记载,指出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所用乃周正而非夏历。论证虽然简略,实为 斋中读书 第七首立论之先声。考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 解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即在“正月”之前加一“周”字,明其为周历(杜预注:“言周以别夏、殷。”)。公羊传 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认为也是周历(以“王”为文王则误,详下揭傅隶朴之说)。穀梁传 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尚未涉及是否周历之讨论。杜预 左传注 云:“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傅隶朴 春秋三传比义 云:“左传 的解释共两点:一为王正月,它说王正月便是周王正月。因为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灭国不绝其祀,则继其祀者,仍存其故俗遗风,在所不禁,故孔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盖杞宋之用夏殷正朔者到春秋未绝,故左氏以经之王正月即周之正月,以明非夏正商正。此王即周天子。”杨伯峻云:“春秋 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 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无事可载,亦书之。豳风七月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 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 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以 诗经 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 传 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鲁国为周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 经 仅云 春用田赋,传 必申明之曰 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 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周勋初先生释云:“三正:夏正、殷正、周正,为三正,古代历法体系。传说夏以斗建寅之月(夏历正月)为岁始,商以建丑(夏历十二月)为43文 学 研 究傅隶朴 春秋三传比义:“公羊 释 元年 与 春,都无甚异义,至谓王者 谓文王也,实属错误,古者天子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但周之建国始于武王,夫子称文王之德,是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终,生前未尝称王,何能改正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 9 8 4年版,第4页。)“穀梁 谓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这是就修史的体例作解,意谓其它各月,如无事,可以不书月,但元年正月,即使无事,也得标明,因为一年之始,必须郑重。”(第5页。)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 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7年版,第3页。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第23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6页。岁始,周以建子(夏历十一月)为岁始。秦皇信其三代迭替,皆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更以建亥(夏历十月)为岁首以续周之天命。按照现代天文考古家之考究,这几种历法事实在历史上并不是系于三代的,盖为春秋之诸侯国所用之历,三正论正是炮制于这个时期。西周实多用所谓殷正建丑,少数失闰建子建寅。春秋战国诸侯国皆行四分历,齐鲁尊周,建字 子 为正(鲁自僖公之后始改丑正为子正),三晋与楚建寅,使用夏正,秦用夏正,又以十月为岁首,实始于秦国之时,称颛顼历。因而不能称夏历、殷历、周历为三代历法。今农历称夏历,取建寅为正夏,或为雅,为华夏之意,非夏朝极明。”综上讨论,知“春王正月”,不仅“正月”用的是周正,“春”用的也是周正,向无异辞。即使本年正月建丑(上揭杨伯峻之说),“正月”也当夏历之十二月(夏历之“冬”),正是周历之“春”,而非“夏时”之“春”。胡安国主“夏时冠周月”之说,并无的据。朱彝尊拈出胡 传“夏冠周”之说予以“逞私智”之批评,可谓中的。(乙)关于“美恶同其辞”朱彝尊拈出胡安国 春秋传“美恶同其辞”之说,作为第二个错误加以批评。所谓“美恶同其辞”,指用相同的文辞记载事行之美恶。春秋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胡安国 传 云:桓公与闻乎?故而书即位,著其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