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价值提升.pdf

第 卷 第 期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 月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作者简介 薛美芳（），女，河北石家庄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价值提升薛美芳，陈晓晓（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摘要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转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期，面临的是如何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忽略了民族国家发展同国际阶级矛盾相区分的现实性问题；斯大林、毛泽东时期，斯大林提出组建第三国际，毛泽东针对三个世界进行理论划分，没有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共存问题；邓小平时期，在“不当头、不当霸”的战略选择下，通过实际行动解决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处的问题，“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对旧的国际主义理论的价值提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下，兼顾内外发展情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新型国际主义理论超越了国家间不同制度和文明的零和博弈，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第三次“国际价值转型”。关键词 国际主义理论；民族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作为解放全人类的战略纲领，既是理论中的实践，又是实践中的理论。在不同时代、不同世界体系类型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相互交叠的历史背景下，其发展形态也有所差异。传统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可划分为“旧的国际主义”和“新的国际主义”个阶段。“旧的国际主义”主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由内到外实现联合战线的统一，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这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为国际性凸显、民族性弱化。“新的国际主义”则以邓小平时期为分界线，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邓小平的国际主义理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相处方式，从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斗争转换到经济领域的相对合作，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其主要特征为民族性凸显、国际性弱化。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发展历程来看，可归纳为“四个时期、三次转型”，其中“四个时期”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期，毛泽东、斯大林时期，邓小平时期和习近平时期；“三次转型”节点对应的领导人分别是斯大林、邓小平和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国内治理融入到全球治理过程当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当代新型国际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产物，比以往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领悟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新时代内涵，需要对其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回顾。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最初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后被列宁加以系统完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价值共性都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为零和博弈；不同则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理论更侧重理论建构，列宁的国际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更强。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投稿网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解放全人类的命题，分析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年欧洲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参与创立了第一共产国际，并使它成为“各国工人团队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恩格斯持续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成立了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提出“两个决裂”，追求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即共产主义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时代的进步都是靠淘汰先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主义亦然，它将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也就是当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时，就会迈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导致整个资产阶级链条陷入无序，这些混乱的无法根除将加剧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进而产生新的革命力量来推动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又提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前者是针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表述，后者是对可预见未来所做的大胆推测。整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察觉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空间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借鉴；认为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过度关注阶级整体，忽略了国家主体能动性。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强调以阶级阵线作为重心，始终坚持“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由于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垄断和俄国的反帝斗争任务相结合的时代背景，列宁的国际主义理论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 个方面：（）推动无产阶级联盟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国际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理论和俄国具体国情的实践结合的产物，并在很长一段时期推动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处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时，强调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加以处理。他说：“民族战争可以转化成帝国主义战争，而 帝 国 主 义 战 争 也 可 以 转 化 成 民 族 战争。”这种战争性质的相互转化使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解决内部民族矛盾的主要手段。（）列宁妥善处理了民族自决和共产国际目标的结构性分歧。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保持了相对平衡，使国际主义较少受到民族矛盾的影响，在共产主义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把握了特殊性作用，从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中把握到了偶然性机遇。综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社会价值，认为不同民族斗争的无产者，应坚持和强调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注重国家利益同国际阶级利益的相融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王国”思想和列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都是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是“现实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的诉求所形成的一种共同关系，这种共同关系也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国际主义较少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显示出它的纯粹性的一面，而这种国际主义到了苏联和中国，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二、以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源于早期的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实践。在美苏两极争霸的雅尔塔体系下，中苏最早开启了国际主义理论的范式转型，由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转向了现实的国家民族责任。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将苏联的民族利益置于更高位置，以“一国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为其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国家民族主义的统合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形态。（）斯大林继承了列第 期薛美芳，陈晓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价值提升投稿网址：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成为斯大林所面临的重要考验。“斯大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将国际主义定于第二位，是工具性的，民族主义定格于第一位，是本体性的，斯大林时期的国际主义已经真正民族主义化，核心也是国际化了的民族主义”。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完全胜利。”“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应以确保苏联的利益为根本，捍卫苏联利益就是捍卫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斯大林模糊了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界限。一方面，斯大林的外交目标和共产党人的信仰仍然被保留；另一方面，其国际主义理论却毫无疑问地异化为外交手段和苏联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最重要体现在解散共产国际。可见，斯大林时期是“旧的国际主义”的转型开端，是阶级利益让步于国家利益的时代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摸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国际主义理论主要有以下特征：（）避免了权力政治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向的干扰，相对均衡地把握了国际主义同民族利益的联系。在处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通过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最大程度发挥民族主义的国际效应，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党的独立性，他指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如果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民族得到解放，也就是帮助了外国人民，就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毛泽东认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共产国际主义运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革命和民族解放的视角。毛泽东认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将第三世界视为主体，联合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搞革命，力促对越南、朝鲜等国家的革命提供支持和援助，从整体上组建了反帝反霸国际阵营，对外实行“一边倒”。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在斯大林时期发生重大转变，斯大林主导的苏联版国际主义理论将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国际主义原则教条化、狭隘化了，苏联强迫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迫使东欧国家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毛泽东继承和丰富、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际主义理论，但不可否认，在其国际主义理论中，相对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分量在与日俱增。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点都是从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的加重使原本权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发生调整，关注点从广义的阶级解放转向狭义的民族解放，为“新的国际主义理论”阶段的到来做了铺垫。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 邓小平通过总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验教训，改变了同西方国家的相处思路，从过去同国际资本主义绝对的殊死较量转向与国际资本主义相对的合作共生，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难题打下基础。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理论的同时，对毛泽东国际主义理论有较大发展。相比毛泽东的“革命外交”，邓小平更侧重“和平外交”，它是一种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主义理论，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新格局。邓小平时期成为新旧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分水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非中心化。邓小平认为，当中国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时候，不适于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为避免过度战略透支，邓小平打开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邓小平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 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四大也从党章中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他还强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性，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投稿网址：主义，就 会 被 种 种 资 本 主 义 势 力 所 侵 蚀 腐化。”可见，邓小平的国际主义理论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是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主义理论。树立“决不当头、绝不称霸”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坚持中国永不称霸的国际主义理论，认为中国只要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不能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不能追求在此过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不对外输出革命，也不对外输出模式。邓小平的不称霸国际主义理论是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的。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为了争取有利生存空间，谋得外部安定环境，邓小平开始淡化同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践也证明，邓小平推动建立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明智之选。在此期间，中国致力于“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此同时，也将自身打造成了制约国际冲突和国际战争的和平力量。这一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理论，切实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关系上，态度更加灵活。从传统国际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互不兼容，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定位为“万恶之源”，始终把消灭阶级同消灭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属性，才能彻底消灭战争、实现和平。可见，在“旧的国际主义理论”中，“两制”代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博弈。邓小平没有“一刀切”，而是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去看待两制关系，通过矛盾的辩证统一，化解制度的“相互排斥”，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相联系，成功地将冲突的“一球两制”过渡到和平的“一国两制”。无论经济视域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政治视域下的“一国两制”构想，都离不开邓小平的思维创新，而这些成就也正是邓小平时期对两制关系所做出的时代性回答，使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摆脱了旧的框架束缚，向着“新的国际主义”理论方向演进。邓小平还强调爱国主义高于国际主义，其国际主义理论基于本国利益至上。在实践上，邓小平专注于国家自身的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对世界的贡献，将过去革命时期的“消除异己”调整为和平年代的“求同存异”。这不仅规避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中的“冲突内核”，还朝着更加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范式转向。总之，邓小平所引导的“新的国际主义”思想路线是以爱国主义为基轴，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实现第三次飞跃和第二次转型。四、以习近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打破民族界限，扩宽国际视野，将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动方式进行再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第三次转型的最新成果。较前两次转型来看，第三次转型下的国际主义理论更具前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同国际主义世界情怀的高度融合，是习近平对内治国理政和对外全球治理的政策统筹，其实施路径主要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消除贫困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层面。（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同国际生态治理进程密切关联西方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属性，导致工业化程度同对自然的损耗力度成正比，而这种资本逻辑下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造成了如今日趋严重的“自然异化”。恩格斯曾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过去对自然界的胜考虑到“命运共同体”概念始于党的十七大，起初用来描述一个中国框架下大陆与台湾地区特殊关系，后来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深化拓展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故将习近平时期作为国际主义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论述起点。第 期薛美芳，陈晓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价值提升投稿网址：利，每当取得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给予报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致力于消除旧资本主义体系同自然生态结构的对立，引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相继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精辟论断，打赢生态治理攻坚战，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了中国贡献。（）加强国内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和改善生态系统管理。比如，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年我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万公顷，比 年增加了 万公顷；在植树造林方面，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 亿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 亿立方米；在人工造林方面，我国人工林面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万公顷扩大到 年的 万公顷，居世界首位。（）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与谈判，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国是巴黎协定 的重要签约国之一，并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议题的多边谈判，倡导加快落实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参与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次缔约方大会（），并承诺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贡献。这些努力表明，中国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环境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久之计，也是维护全球生态文明绿色体系的重要引擎，体现了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担当，积极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的双重任务。（二）中国全面消除贫困同世界减贫目标相辅相成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早已表明，“悖论性贫困现象”是导致工人阶级劳动所得无法同付出成正比的关键因素，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资本家的财富就越多，而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贫富鸿沟的不断拉大，阶级分化也就愈加严重。因此，在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物质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劳资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得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事实上难以实现，而这种双重剥削的“异化劳动”也加剧了工人阶级反贫困斗争。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在价值设计层面追求的是人类劳动的自由化分工，通过公有制来消灭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中国将国内脱贫同世界减贫计划相衔接，将国内脱贫作为世界减贫计划的一部分，在开展国内反贫困的斗争中也承担了国际反贫困的使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向世界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成了世界减贫目标，实现了每年减贫 万人的任务。截止 年，我国已有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提前完成 联合国千年宣言 承诺的到 年将全球贫困人口在 年基础上减少一半的目标。（）当前全球主流脱贫理论陷入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扶贫举措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方案。西方长期靠剥削第三世界获取社会福利的行为加速了全球资本累积下的两极对立，而“精准扶贫”作为当代中国反贫困的理论代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化解了“悖论性贫困”的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缩小我国地域差距和脱贫攻坚的兜底之策，并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减贫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与他们的劳动和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工人越是努力工作，他们就越贫困；工人劳动生产力越高，他们就越贫困。这种贫困被视为工人阶级无法改变的宿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所造成的结构性贫困，即雇佣劳动制度所特有的“制度性”贫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及其产物之间的疏离和异化现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成为雇佣工人。然而，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工人与产品的疏离，劳动过程变得非人性化，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的控制权和满足感。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投稿网址：（三）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互相作用，共同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条件。这种新型共同体构建模式超越了原来的国家本位，是以世界本位为基础，关注世界各地民众的福祉。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提升，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共产党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了共同应对世界挑战的中国方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彰显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情怀，其立场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合作与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旨在构建一个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世界。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逻辑不同，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平行结构的伙伴关系而非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之上。这一理念传承了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理念，超越了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宇宙观和天下观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把实现民族复兴和推动人类进步统一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主义思想。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国家与国家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中。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面临再次转型，即从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向着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标志着现有的国际主义理论的最新形态，其具有的共同体理念可避免陷入到阶级与革命的狭隘视角，从而实现阶级属性和共同体属性的辩证统一，成为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到“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过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疫情时代各国相互合作的新型共同体。在疫情流行、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与生态环境恶化的三重挑战下，国与国之间旧的零和博弈不再适用，各国之间必须抛弃旧的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树立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双赢的国际思维。生态系统持续恶化，全球治理问题日趋紧迫，倘若各国仍无法摆脱分歧实现联合，那么未来人类将面对的是自然界的惩罚。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再是精神层面上的“乌托邦”，而是实体化架构下的国际合作。五、结 语纵观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发展的 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较前 个阶段更具国际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更倾向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下的革命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上去看待民族国家问题，认为革命是一场国际性事业，国际革命与国内革命的胜利应该同步进行。从斯大林开始，则转向了从坚持维护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认识国际问题，选择了通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后影响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毛泽东重视民族主义，强调通过发挥国家自主性来驰援外部革命，这一思想在邓小平时期更进一步发展成了民族至上。二者共同性在于，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民族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只有发展好自身，才具备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在邓小平这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第一次实现了相对有利于后者的平衡。可以观察到的是，邓小平深处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转轨时代，通过简单颠覆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已不再成为可能，邓小平将“冲突式”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转化成了“和谐式”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来追求二者的和平共存。相比邓小平的民族至上和国家利益最大化，习近平更注重兼顾内外矛盾治理，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还考虑国际民族的生存，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天下情怀”，成为当代中国“和合文化”的国际版延伸。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弊端的前提下所提出的预第 期薛美芳，陈晓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价值提升投稿网址：判，是如何选择合理路径同现有社会决裂的终极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并未像后者要求的那样同现有社会秩序决裂，而是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良创新，通过东西方兼容的方式实现差异中的共存，它不仅包括了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存模式，还囊括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合作发展，使之成为不同文明、不同观念的民族共同体，因此，它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的国际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不必然等同于制度共同体，也并非意味着两种制度差距的消失，不等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结果的改变。它既尊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着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公有、共享、和谐、包容特质，它所缔造的是一种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结果性命题导向了过程性命题，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 列宁选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 列宁全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 北京：时事出版社，尹占文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型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斯大林 斯大林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国家统计局 环境保护效果持续显现 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 周年经济社会成就 （）：龚维斌 百年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行政管理改革，（）：王立胜 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江西社会科学，（）：习近平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十八大以来中国每年减贫 万人以上（）：？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田鹏颖，吴雯婧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下转第 页）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投稿网址：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北京：学习出版社，：张璐 大学生网络舆情干预策略探讨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冯冯庆庆福福）（上接第 页），（，；，）：“”，；，“，”，“”，“”，“”：；（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冯冯庆庆福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