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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杨洋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学人群体，既存在学缘和业缘联系，又装备了大致相同的研究工具，似已具备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但因受到现实政治牵引，同时缺少能够集合同志的学术领袖，所以，一方面，该群体成员之间关系颇为松散，未能建立起团结紧密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为群体成员所分享的研究范式宽泛而隐微，且没有提炼出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在群体成员中难以发挥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因此，该学人群体仅构成一种弱意义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充分发展成为民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关键词学术流派燕京学派民国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政治学史近年来，对中国政治学史的整理与探微渐为学界所关注。但就民国政治学的研究而言，仍主要是对个体学人的探讨，聚焦学术社群的文字尚不多见，讨论民国政治学之代际师承问题者就更为稀少了。相形之下，借由社会学者的钩沉,经过两代学人薪火相传，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初步凝聚成中国社会学的“燕京学派”，自树一帜，卓然一家。那么，民国政治学有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学术流派呢？本文所指的“学术流派”，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流派之形成，需具备两个核心要素：相同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据此，本文以“学术流派”作为分析工具，以民国政治学的政治制度领域为中心，探讨此间学人是否发展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以民国政治制度领域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该领域的学人群体不但较有成绩，颇具声望，而且存在学缘、业缘上的交往联系，似乎具备了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本文以民国社会学燕京学派为参照，首先，考察民国政治制度领域的学人在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方面的准备工作；其次,考察该学人群体在理论建构上的内在问题；最后,尝试从学者从政和学术领袖两方面，分析和讨论该学人群体是否发展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留欧美学人与中国政治学的构建（1917 一1949）”（项目号：17 CZS0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号：19ZDA133）的阶段性成果。69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组织青可能的团队：学缘和业缘纽带年学人编撰成两卷本的经典名著一一民国政制研究团队是建立学术流派的重要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如果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以学术传承的方式致力于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它不但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据此，本文首先考察民国政治学人在研究团队建设方面的情形。有学者指出，就民国政治学学术力量的积淀而言，已形成“三代政治学家”。第一二代政治学人之间尚无明显的师承脉络，主要因为在2 0 世纪20年代,中国学院政治学还处在结胎期，制度初立,规模未具。虽有师生关系的建立，却鲜有学术传承的文脉。直至2 0 世纪30 年代，随着学科建制渐趋成熟，第二三代政治学人间，始见学术师承的端倪。以2 0 世纪30 年代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例，系中教师阵容齐整，皆为一时之选。名师自然出高徒，日后执教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被称作“三侠客”的楼邦彦、龚祥瑞、王铁崖，就是清华毕业生，曾亲炙于张奚若、钱端升、沈乃正、陈之迈等第二代政治学人。其中，钱、沈两位先生，对研究政治制度的年轻学人多有教海，而以钱先生的影响为著。钱端升对第三代政治学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学术研究与职业发展。在学术研究，钱氏主要关注“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他的学生楼邦彦和龚祥瑞也以此作为研究方向。在楼、龚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脱稿后，他们不但请钱氏校阅一遍，而且“员吏制度”（Civil Service）这个新译名词就是钱氏拟定的。此后，楼、龚由学生到学者，主攻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可谓承袭了钱氏的衣钵。两位学生中，钱氏对楼氏青眼有加，有意将其培养成宪法研究领域的“下一个王世杰”。据此，在钱与楼、龚之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师承脉络。在职业发展方面，自2 0 世纪30 年代，作为第二代政治学人的翘楚，钱端升已显示出学术领导者的气象。19 36 年,钱氏移讲国立中央大学，“倾史。1938 年，钱氏访英期间，专程约见游学英伦的楼邦彦、龚祥瑞和王铁崖，希望将三位青年才俊揽入自已门下，加盟西南联大，共同致力政治学研究。在西南联大,龚氏参与由钱氏发起和主持的“行政研究室”,并成为该研究室的核心成员。1938年,钱端升应蒋梦麟之邀执教北京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钱氏回到北平，专职在北大工作。随后，王铁崖、楼邦彦和龚祥瑞也相继进人北大，重新聚集在钱氏周围。可见，钱氏与“三侠客”之间的师生纽带产生了某种向心力，且影响到三位青年学人职业发展的路向。此外,第二代政治学人中的沈乃正也被学生视为敬爱的良师。据龚祥瑞回忆，沈氏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取向和有政府实际工作经验的个人经历，这对其有重要影响。这可视作第二三代政治学人之间师承关系的又一例证。以上所述，民国政治学的第二三代学人之间，在学缘联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较为密切的业缘联系一一共同的研究方向和职业场域。在学缘、业缘两层关系网络的交互作用下，初步建立起一个研究团队所需要的团队成员和组织架构，为民国政治学学术流派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初步的范式：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搬运对一个学术流派而言，研究团队是外在表现形式，研究范式则是内在的精神实质。这两方面都是形成学术流派的必要条件，在学缘、业缘关系基础上，研究范式可以释放出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进一步将个体成员整合为具有共同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流派。那么，钱端升及其学生所构成的“可能的研究团队”是否提炼出足以树立门庭的研究范式呢？本文主要以钱端升和楼邦彦的政治制度研究为中心展开讨论，因其是有明显“师承关系的两代政治学人”。钱端升的政治学研究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为主要课题，其治学手法可概括为：综合运70粤海2 0 2 3.4用“比较-历史”分析与现实主义政治学。19 世纪末，“比较历史”分析因为较似科学的归纳方法,逐步被确立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颇为流行。192 0 192 4年，钱氏游学北美，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重镇。现实主义政治学是对政治制度研究中单纯关注宪法条文和正式体制取向的反动，主张不必拘泥于形式的政府，而应关注“看不见的政府”（invisiblegovernment）、“宪法外的政府”（extrac 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g o v e r n m e n t）和“实际活动的政府”（government in action）。在这种学术空气中呼吸，并完成专业训练的钱氏，很自然地接受了“比较历史”分析与现实主义政治学。就“比较一历史”分析而言，首先，为钱端升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依次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布赖斯（James Bryce）。因其在治学方法上均以“比较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见长，而较少运用抽象演绎的“玄哲方法”。其次，就实际研究而言，钱氏先后撰写了西班牙新宪法（1933）、苏联新宪法（1933）、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翻译屈勒味林（G.MT r e v e ly a n）著英国史（1933），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1938、1947）。仅就上述论著的题目就可看出，对于“比较历史”分析，钱氏本人在译介理论的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学术力行者。同样地,现实主义手法始终贯穿钱端升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钱氏从博士学位论文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s）开始，到其民国时期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政府与政治，均以“描述该政府的实际运作”为旨趣。就此而论，相比于议会委员会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国政府与政治既是延续，又是回响。如果说钱端升的政治制度研究背后有一个研究范式作为学理支撑，那么，似可将其概括为：“比较一历史”分析与现实主义手法之综合。不过，钱端升虽有鲜明的方法论倾向，却缺少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没有对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作出过系统反思。钱氏的学生楼邦彦则表现出一定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法律的解释 和“历史的叙述”。所谓“法律的解释”,是根据法律确定某一政治组织的地位和功能。楼氏意义上的“法律”并不以狭义的法典为限，还包括政治体系所形成的各种宪法习惯。此外，他同样关注政府的实际运作。他明白地表示，“我们不能设想，而应彻底放弃一切评估悬在空中的制度的企图,制度离开了现实，乃是空中楼阁，它是不真实的，它是虚无的”。可见，楼氏意义上的“法律的解释”，是将政治制度研究的“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统一起来，综合运用。所谓“历史的叙述”，即政治制度具有历史属性，在考察其法律地位和现实运行的同时，还应寻求其如何演进的历史线索。加之,楼氏以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为方向，尤其是英法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他的专长。所以，就方法言，楼氏的政治制度研究，同样是以“比较一历史”分析和现实主义政治学为底色。以上所述，楼邦彦的治学方法解释”和“历史的叙述”，并没有超出钱端升确立的研究范式，即综合运用“比较一历史”分析和现实主义政治学。一方面，这恰好可以说明，钱、楼两代学人之间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且已装备了建立学术流派的初步研究范式。另一方面，钱氏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从未自我标榜有何新创，而是坦承其学理工具的西学渊源,并对欧美政治理论家再三致意。可见，钱袭楼随，师徒二人治学问道所凭借的研究范式大抵还是知识舶来品，并未突破西方政治学的藩篱。理论上的双重问题：宽泛与隐微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尚在草创阶段，照搬模仿西方学说可谓势所难免。即便大力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先生，也承认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是“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与批评”。就此而论，对民国政治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搬运也不必深责。但是，如果将政治制度领域的政治学人与燕京学派社会学人相比较，在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转化上，他们仍有不同的表现。71一“法律的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燕京学派领袖吴文藻先生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思考，选定英国功能学派的学说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吴氏看来，“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新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其重要理论概念，如“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彼此联系，相互呼应,组织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尤其重要的是，功能学派的理论不是简单描述事实，而是兼具解释性质。吴氏指出，旧式的人类学研究,或崇拜事实，或穿凿理论，各行其是，致使“观察与假设完全隔离”。功能学派则提倡“兼用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兼顾事实与解释,是功能派学说的特点与优长，也是吴氏将其确立为燕京学派理论基础的原因所在。不过，吴先生及其众弟子，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功能学派，而是参考中国社会学研究实际，同时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兼收并蓄，进而提出了一个具有学术自我意识的理论主张或理论标志一一社区研究。社区研究这一概念本身，既带有“燕京学派”烙印，又着有本土化色彩。因为“社区”这个名词，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于1933年翻译芝加哥学派巨子帕克（RobertEzraPark)学说中的“community”一词时新创的。据此,吴先生以功能派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社区研究作为理论标志，为社会学燕京学派奠定了学理坚实、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式。相形之下，同期的政治制度研究，虽已确立初步的研究范式，但在理论上却有双重的问题。首先，就理论基础而言，不论是“比较一历史”分析，还是现实主义政治学，都仅是宽泛的研究方法，缺少理论体系应有的严整性和解释力。据钱端升的认识，“比较一历史”分析的长处，“能从许多同样的原因中测知同样的结果”,并对这些原因、结果加以“客观的比较”，“则此方法实为社会科学中最近似科学方法者”。这一看似简明扼要的方法论主张，实则含糊空洞。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始情境是“有限的人类精神”面对“无限实在”。在这样的情境下，哪些“事实”有待观察、比较，又如何进行具体操作呢？此间政治学人，恐怕难以给出明确解答。当然，这并不是说“比较一历史”分析本身不能成立，而是说,1950 年以前，经验研究取向的政治学理论尚未发达，以严密的理论工具装备起来的比较政治学还未出现。所以，民国政治学人谈论的“比较一历史”分析就不免流于简单粗疏了。作为挑战旧有形式主义政治学的“新政治学”（newpolitical science），现实主义政治学曾经备受推崇。但是，现实主义政治学也有内在的局限，即容易被贴上“非理论和描述性的标签”。对此，民国政治学人也有所觉察。例如，钱端升虽对布赖斯的学问赞许备至，却也坦承，“我们如果以为著作应有一定的主观或理论，则近代平民政治诚有平淡无奇之感”。但钱氏撰写的法国的政府，也被陈之迈指出，“偏重事实分析与叙述而不着意于事实的解释”。陈之迈对人类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复杂情形虽有较充分的认识,其中国政府研究却也没能跳出上述范式的樊笼。可见，在理论基础上，民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虽同样有西方学理加持，但囿于同期西方政治学在经验研究上的局限,有欠严整，拙于解释,因而不免失之于宽泛。其次，就理论标志而言,在中国政治学的草创阶段,理论基础上的问题不必苛求。但遗憾的是，此间政治学人未曾提出一个醒目的理论标志，以集合学术研究的力量。钱端升是该时期政治制度领域的名家，倚马万言，著作等身，却未见他在理论标志的提炼上有所发明。陈之迈是民国第二代政治学人中的后起之秀，且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具有学术自觉意识，但同样没有树起一面理论旗帜并概括其构想的“在中国研究政治学的路线”。可见，民国政治学人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虽有初步构想，但未尝措意于理论标志的锻造，致使这些研究构想隐而不彰，影响微弱。民国政治制度研究，或许是因为理论基础的宽泛与理论标志的隐微，所以没能对此间政治学人，特别是青年政治学人，产生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影响力。此处，仍对比燕京学派的经验。1933年，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72粤海2 0 2 3.4系讲学,因其积极提倡新颖的“实地调查方法”，旋即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帕克热”。费孝通就是受到这股风潮吸引，立志学习人类学的热血青年之一。随后，吴文藻明确提出了建筑在“先进的”功能派理论基础之上的“社区研究”。对此，费氏指出，“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燕京学派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学术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是得益于新颖严整的理论基础和旗帜鲜明的理论标志，而民国政治学人则较少表现出类似集体意义上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热情。那么，民国政治学人为什么没有在理论基础的择取与理论标志的提炼上投掷心力,对此，应如何理解呢？学者从政与学派建设滞缓费孝通先生坦承，自已身上仍留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烙印，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已为学的根本态度”。身为社会学家的费先生尚有如此人世情怀，以政治学为志业的民国学人在“学以致用”的问题上自然更是舍我其谁，义不容辞。而且，还要以“学而优则仕”的方式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满腹经纶和理想抱负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抗战军兴以后，为了报效国家，民国政治学人纷纷出山从政,这段经历或对此间中国政治学的团队建设和学理发展产生影响。先看第二代政治学人。“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积极延揽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和技术专家，借以励精图治，抵御外侮。这批技术专家中就有钱端升，负责分析国际形势和边疆问题。事实上，早在192 8 年，钱氏曾短期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以文化处处长身份从事教育行政。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钱氏又临危受命，与胡适、张忠线一道远赴欧美各国从事抗日宣传。1938 年，钱氏虽前往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却始终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留学归国之初,沈乃正也曾短暂供职于国民政府内政部。1938 年，陈之迈应蒋廷撇之邀，进人行政院工作，自此开始书生报国、学者从政的新阶段。再看第三代政治学人。1939年，楼邦彦、龚祥瑞等青年学人结束留学生活,陆续归国。但在象牙塔沉潜几年后，由于抗日烽火炽烈，他们渐有“学非所用”之感。1943年，为了实践“学以致用”的理念，龚祥瑞和楼邦彦毅然离开学校，到“大社会”一试抱负。龚氏先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后又在考试院铨叙部、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供职。楼氏前往西安，担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总教官和边语班主任。经过一番浮士德式“接触实际”的旅程后，楼、龚两位先生先后于1946、1948 年返回校园，继续以教书为业。如前文所述，钱端升、沈乃正、陈之迈、楼邦彦和龚祥瑞等民国政治学人，基于学缘、业缘，以及共同的研究领域（政治制度），已具备形成研究团队的可能。特别是在楼、龚等少壮派学成归国,为政治学界注入新鲜血液以后，本可以集合力量，共同致力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但抗战军兴，民国政治学人内在的人世情怀和知识训练与抗日救国的客观需要相互涤荡。流风所及，该群体原本有限的骨干力量相继离开学术园地,转而出人公门，其结果则是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情势的低落。当然，上述政治学人在此间并未完全放弃学问，事实上，他们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仍勤勉有加,笔耕不辙。例如,陈之迈完成其代表作中国政府（1944），而他的行政院参事兼第一组主任的身份，想必为其中国政制研究带来许多便利条件；钱端升在发表大量政论、学术文字以外，还著有战后世界的改造（19 42）；青年学人楼邦彦也颇为用功，先后编著各国地方政治制度法兰西篇（1942）、不列颠自治领（1944）。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牵引,研究团队建设和研究范式提炼的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甚至无人问津。就研究团队建设来看，钱端升虽将楼邦彦和龚祥瑞招至其执教的西南联大，且将龚氏安排在自已领导的行政研究室，但仅此而已，楼、龚二人很快投身实际政治，钱氏也不断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其间虽有学术作品发表，不过多为政论，且各就研究兴趣和研究专长，以个体为单73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位，分散治学，并未见他们师徒三人在研究团队的凝聚上有何进展。就研究范式提炼来看，抗战期间，钱端升选择执教西南联大，没有彻底走书生从政之路。但他始终周旋于政学两界，难以静下心来从事政治学研究。据同事浦薛凤观察，钱氏在此时期“对于对内对外重要问题，却除掉打官话，或类于打官话外，模棱两可”。钱氏尚且如此，完全投身政界的龚祥瑞,在一般公务之外,还要应对府院之内的派系斗争，即使有心治学，也难免精力不济。当然，也有特例，陈之迈在上述政治学人中，虽最先步入仕途，但仍分配相当精力于学术研究。其专著中国政府即是从政期间完成的。此外，他还撰写专文如何研究政治学？，发表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见解。但这些文字中涉及理论的部分，多为介绍性质，且较为通俗，少有匠心独具的发挥与建构。总而言之，此间政治学人，受到现实政治的吸引,或是端居庙堂，或是往返政学两界，能够在处理政务之余雅言论学已属不易，希望其在研究团队建设和研究范式提炼上一显身手，有所建树，似近苛求。学术领袖缺位与弱意义学术共同体学者从政，无疑是影响民国政治学研究形成学术流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1940年底，燕京学派领袖吴文藻同样告别讲台，步入政坛。虽然从政同样免不了琐务缠身和学界纠纷之烦恼，但吴氏反倒能够利用为官之便，从系科建设、学术刊物、人才培养、研究项目、国际交流等方面继续关心、推动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燕京学派的研究工作，没有因为吴氏从政而中断，而是在其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持续推进。可见，就学术流派之建立，“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这两个核心要素不会自动生成，其背后还需要一个能动的关键变量一一学术领袖或学术组织者。正是学术领袖担当起研究团队建设和研究范式建构的重任，或者说，承担起形塑学术流派的重要职责。例如，梅里亚姆之于政治学芝加哥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之于法兰克福学派。同样，民国社会学燕京学派的建立，实得力于作为学术领袖的吴文藻。相形之下，民国政治学界则缺少一位专注学派建设的学术领导者。就学问、人望与资源而言，钱端升较有希望成为民国政治制度研究的领袖人物，但他似乎未尝专心于此。钱氏早年在清华政治学系执教时,因经常在南北高校间游走，同事对他的印象是“有时在有时又不在”。?1938 年，钱氏加盟北京大学，但在同事眼中，“法科方面，原来竟是一塌糊涂端升则从不以北大事为意”。可见，钱氏对系科建设和团队建设均未充分注意，至少在此阶段，他并未显示出成为学术领导者的志向与抱负。如果说，学者从政间接影响民国政治学学术流派的形成，那么，学术领袖的缺位则直接导致民国政治学学派建构之未竟。首先，就研究团队而言，作为学术领袖的吴文藻，不论执教燕园，还是置身府院，均以推动学派发展为念。燕京学派之所以能够在抗战期间成员星散各地的情形下，继续推进集体研究计划，正是得益于吴文藻居中安排,统筹谋划。反观钱端升及其学生，既受到现实政治牵引，又缺乏具有领袖群伦意识的学术组织者,所以，研究团队仅停留在“可能”层面，萌而未发。其次，就研究范式而言，燕京学派提倡的社区研究既非单纯出于吴文藻的个人兴趣，也非唯西方学者的研究动向是瞻，而是吴氏精心比较选择，融会贯通的思想结晶。这不但体现出时代的知识前沿，而且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例如，燕京学派主将费孝通，在社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及其运转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双轨政治”“皇权无为”“绅权缓冲”“长老统治”等颇具解释力的概念，时至今日仍被学界称之、引之。这样的概念提炼工作，理应出自民国政治学人之手，但就实际研究成果，民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贡献只是经验材料的整理编排，在理论建构方面，则少有引人注目的成绩。当然，这并不是说，此间政治学人没有“中国74粤海2 0 2 3.4政治”的问题意识。事实上，钱端升编著的民国政制史中国政府与政治，陈之迈著中国政府,均堪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力作,是了解民国政治制度的必读书。但这些论著均为描述性质的，没有从实际政治中提炼出具有解释性质的概念和理论，这就很难在学理上把握民国政制的整体特征及其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定位。这一学理缺憾是民国政治制度研究范式内在局限（理论基础宽泛)的表现之一。而研究范式的局限又与缺少学术领袖的精心提炼不无关系。需要指出，此处所谓学术领袖的缺位,还有一层意思，即缺少研究视域开阔的学术领导者。尽管民国政治学人一再提及政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却囿于政治学的藩篱，仅以取材历史为限，少有真正实现跨学科的研究者。如果民国政治学人能够充分注意燕京学派的研究工作，积极借鉴其社区研究或功能主义研究路径，想必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将有更多创获。可见，由于缺少一位可以整合研究团队、提炼研究范式的学术领袖，民国政治学的学派建设未获实质进展。最后,有必要对一个问题再略事讨论：民国政治学学术流派之未竟，学者从政与学术领袖缺位这两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一，这两重因素，不是简单的先与后、主与次的单向逻辑关系。如燕京学派，虽有学者从政，学派建设仍然持续展开，可见学术领袖存在之重要。但就钱端升及其学生的经历，之所以有学术领袖之缺位，却不得不向学者从政方面求解答。第二，正是学者从政与学术领袖缺位这两重因素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致使民国政治学的学派建设受到阻滞。对此，似可借助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这两个分析概念加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综合行政官像与知识分子两种身份之士大夫作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但自清末科举废除，士大夫群体逐渐消失，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则相应兴起。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议政与参政：士大夫议政复参政，知识分子则议政而并不一定参政。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代”，民国政治学人去传统未远，甚至就在传统中成长,加之政治学本身就是传统修齐治平之学的知识对应物,因此,在民国政治学人身上既有士大夫的文化基因，也有士大夫的文化情结，而尚未完全转变为专业化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士大夫而言，学问本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寄情与休整。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政治学人易受现实政治的吸引，将立言事业安顿在立功事业之后的次要位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传统士大夫情怀的弥散，遂有学者从政与学术领袖缺位这两重因素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进而使得以钱端升及其同事、学生为中心的学人群体，在研究团队建设和研究范式提炼方面，虽具备一些初步条件,却终未实现质的飞跃。因此，他们所组成的学人群体,充其量是一种弱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流派。特别是，他们未尝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提炼出可以加深对中国政治认识的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因此,民国时期，他们不但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而且没能发展出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当然，有必要补充两点：第一，民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学的建构确有开启山林之功,如钱端升、沈乃正、陈之迈可谓“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开创者,这是不容抹杀的学科贡献,并不因学派构建之未竟而有折损。第二，本文并没有说该学人群体“不能”发展出学术流派，仅意在指出，民国时期，他们“尚未”发展出学术流派。结语民国时期，在众多政治学者中，以钱端升、沈乃正、陈之迈、楼邦彦和龚祥瑞等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研究学人群体，较有希望形成一个学术流派，因为他们不但学问好、声望高，而且彼此间既存在学缘和业缘上的联系，又装备了大致相同的研究工具，似已具备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但因受到现实政治的牵引，以及缺少能够集合同志的学术领袖,所以，一方面，该群体成员间关系颇为松散,未能建立起团结紧密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为群体成员所分享的研究范式,理论基础宽泛,理75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论标志隐微，难以对群体成员发挥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特别是，上述学者的政治制度研究,均偏重事实描述，对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的提炼则相对缺乏，这就使其政治研究的中国意味减色不少。据此，上述学人群体仅构成一种弱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充分发展成为民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当以民国社会学的“燕京学派”作为参照时，这一点会展现得更为清楚明白。就今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而言，学者从政现象已失去其在民国时期的群体意义，但学术领袖的角色功能仍很重要，因其是学科（知识和制度）、人才、经费和活动的关键组织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仍需要学术感知敏锐、学术视域开阔、有责任心、有规划力、重视人才培养、具备毅力耐心的学术领导者。如此,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不论是既有的,还是形成中的,在实现自身薪火相传的同时，方能更好地推动学科的知识累进与思想繁荣。白王向民：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政治学研究2 0 2 1年第1期；冯先祥：专业化：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学的新视角，学海2 0 2 1年第4期；程文侠：政治变革与“学统”调适：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断裂性演化，政治学研究2 0 2 1年第3期。有关个体政治学人的研究，参见束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在民国的开创一一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 0 13年第4期；尹媛萍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一以吴恩裕为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钟诚理想型、制度成本与国家构建一论萧公权国家学说的三重调和路径，政治思想史2 0 2 1年第3期。有关政治学人群体的研究，参见杨洋、李峰知识移植与本土转向：以留美生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的构建为例（192 6 一1937），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 0 19年第3期；孙宏云中国政治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的反应一一以中国政治学会及其重要会员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2 1年第6 期。有关“燕京学派”的名称，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第147 页；李章鹏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192 2 1937 年燕京大学76社会学系为例的研究，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 0 0 8 年，第7 3页。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燕京学派”这一名称虽然形象，却不一定准确。参见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 0 19年，第7 1页。6 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 0 19年，第6 5、43页。本文借鉴了陆远提出的“学术流派的构成要素”，陆远认为构成学派的“基础要素”是具有相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团队”。参见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 0 19年，第6 6 页。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8 年，第12 1页。王向民：民国政治学的四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7 年第2 期。直至19 2 3年，北京大学开始摆脱京师大学堂时期以“速成”与“预科”为基础的教育基调，转型为分科治学的现代大学。参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 99192 9），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9年，第143、144页。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则迟至192 6 年4月方告成立。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 6 一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5年，第94页。例如，身为第二代政治学人的浦薛凤，于192 8 年接受清华政治学系主任余日宣的邀请，加盟清华政治学系。余氏是1913年的清华毕业生，192 0 年返回清华执教，属于第一代政治学人。浦氏是192 1年的清华毕业生，与余氏有师生之谊，称余氏为“业师”“余师”。但二人似无学术上的联系。参见钱颖一、李强主编老清华的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11年,第12 3页。另见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上，黄山书社，2009年，第141页。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 0 0 8 年，第95页。龚祥瑞：盲人奥里翁一一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1年，第193、110、43、149、154页。钱端升：钱端升自选集第1版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楼邦彦：欧美员吏制度，楼邦彦法政文集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15年，第6 59页。参见毛亚楠楼邦彦往事，方圆2 0 16 年第8 期；另见王依、王莉、王婷口述我们的父亲王铁崖，谢喆平访问整理：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商务印书馆，2 0 14年，第18 1页。粤海2 0 2 3.4555陈夏红编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2 6 9、47 3、8 3、2 7 9页。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第8 5、8 6 页；另见钱仲兴口述我的父亲钱端升，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第8 3页。参见刘猛周旋于学术和政治间的钱端升先生，https:/ 页；另见王依、王莉、王婷口述我们的父亲王铁崖，第17 5页。谢喆平：旧书新出忆故人一一政治学家楼邦彦，楼邦彦：各国地方政治制度：法兰西篇，商务印书馆，2 0 12 年，第104页。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钟开斌、王洛忠、任丙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6 年，第8 6 页。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唐亦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3年，第2 19、2 18 页。有关钱端升与现实主义政治学，参见杨洋近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方位与价值取向一一以钱端升及其政治制度研究为中心，新学衡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18 年，第158 一163页。钱端升：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载钱端升全集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158、158、159页。钱端升：议会委员会，载钱端升全集第7 卷，绪论第9页。8 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 0 11年，序言第1页。930 楼邦彦：不列颠自治领，商务印书馆，2 0 13年，第17、24、17 页。楼邦彦：人的制度与制度的人，楼邦彦法政文集下，2015年,第6 46 页。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 0 12 年，第9页。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598、6 0 3页。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2 0 9、2 15、2 2 0 页。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5页。有关吴文藻为何提起社区研究，参见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599、6 0 0页。就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吴文藻较为关注派克的学说，参见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48 页。有关派克的社会区位学说，参见何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6 年，第310 313页。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载师承补课治学（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2 1年，第2 39、2 30页。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 6 页。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一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商务印书馆,2 0 15年，第152 7 页。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王向民、股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6 年，第6页。陈之迈：书评：法国的政府，社会科学1935年第1卷，第14期。陈之迈认为，“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它和别的社会组织息息相通”。参见陈之迈怎样研究政治制度下，出版周刊1936 年第17 8 期。有关陈之迈对中国政府研究的见解，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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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