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考.pdf

2023年8月第40卷第4期Aug.2023 Vol.40 No.4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Comprehensive Edition）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明清时期 包孝肃奏议 版本源流考宋可伟（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摘要：清版 包孝肃奏议 版本多，刊刻原因复杂，与明版 包孝肃奏议 之间的关系密切。明版 包孝肃奏议在传世途中，形成了不同刊刻思维和演变线。清人在刊刻 包孝肃奏议 时，参考了明庐州刊本体系和明端州刊本体系，从而形成了“明刊本系列”。同时，清人打破明人的思维定式，新刊刻成了“元版 包孝肃奏议 系列”和“张纯修本系列”的 包孝肃奏议，并使 包孝肃奏议 刊刻事业在清代迎来了繁荣期。关键词：清代；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中图分类号：K249；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371（2023）04001907On the Versions of the Bao Xiaosus Official Documents in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ONG Kewei（School of Normal Education,Yichu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Yichun 336000,Jiangxi,China）Abstract:There were many versions of Bao Xiaosu s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and thereasons for its engraving were complex,which ha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Bao Xiaosu s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Ming Dynasty.On the way of passing down the Ming version,it underwent different editing opinions and ways of evolution.When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printed it,they referred to theLuzhou and Duanzhou edition series of the Ming Dynasty,which resulted in the“Ming edition series”.At the same time,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broke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that of the Ming Dynasty,and engraved Bao Xiaosu s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Zhang Chunxius version,which made its publ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prosperous.Key words：Qing Dynasty;Bao Xiaosus Official Documents;version;origin and development明清时期，包孝肃奏议（以下简称 奏议）产生了多种版本。在诸多明版 奏议 中，“今所见最早的包拯奏议集为明正统元年（1436）刊本”1267，故明代就成了 奏议 传世的关键期。清人在明人的基础上，刊刻出了一批新的版本，使 奏议 的刊刻事业在清代迎来了繁荣期。梳理明版和清版 奏议 的种类，考释其版本源流，不仅为研究 奏议 奠定基础，而且还为包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史料。目前学界对 奏议 版本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杨毅对 奏议 的版源问题进行了讨论，2杨国宜3328-348和孔繁敏1276-280对 奏议 的主要版本进行了梳理。本文从明清时期 奏议 的种类、版本演变、刊刻原因和明、清版 奏议 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对笔者所经眼的26种明、清版 奏议 进行探究。1明版 包孝肃奏议 的传世明人对 奏议 其进行了多次刊刻，并有多种版本传世至今，其中笔者所经眼的明版 奏议 有 12种。这些 奏议 依据刊刻地和刊者的不同，形成了5种版本体系，即江西刊本体系，庐州刊本体系，开收稿日期：2022-11-18项目基金：安徽包公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包拯的财税思想和历史实践研究”（bgyj2021yjs-1）作者简介：宋可伟（1992），男，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宋史、历史文献学；E-mail:.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第40卷封刊本体系，端州刊本体系和其他刊本。1.1江西刊本体系江西刊本，即正统元年（1436）江西刊本，其刊者为胡俨和方正。在现存的诸多版本中，正统本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1277，故现存诸本皆源自正统本。方正在刊刻正统本时，其所依据的底本，“乃南宋淳熙初赵氏重刻绍兴本”4124。故这几种版本之间的关系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产生了宋绍兴本 奏议。绍兴本传至宋孝宗淳熙年间，时人又在该本的基础上，刊刻了宋淳熙本。到了明代，方正又以宋淳熙本为底本，刊刻成了正统本。正统本是现存现存的正统本有3部，即国家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国图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之藏本（以下简称“北大藏本”）和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本（以下简称“甲库善本”）。但按其版本、内容来看，实为2种版本。第一种，国土藏本。因甲库善本为国图藏本的缩印本，故可将甲库善本与国图藏本视为同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北大藏本。关于两种正统本的不同之处，详见表1：表1两种江西刊本的比较藏本分类国图藏本（南图藏本）北大藏本行款比较12行20字10行20字鱼尾双鱼尾三鱼尾包拯像无有方正跋有无周瑯序无有1.2庐州刊本体系庐州（今安徽合肥）是包拯故乡，故在明代，庐州就成了 奏议 的重要刊刻地之一。弘治五年（1492 年），“岁次壬子直隶庐州府合肥县重新刊行”5，故弘治五年庐州本 奏议 诞生。此版 奏议中录有胡俨序，故此本所参照之底本应是正统本。嘉靖三十四年（1555），雷逵在庐州又刊刻了一部奏议。雷逵此时任庐州知府，他能够较方便的接触到弘治五年庐州本，故雷逵本 奏议 的底本应是弘治五年本。庐州刊本共有3种版本，即弘治五年（1492）合肥刻本、明翻（翻刻本）弘治五年（1492）合肥刻本和嘉靖三十四年（1555）雷逵庐州本。其中，明翻弘治五年（1492）合肥刻本著录于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其余版本藏于上海图书馆。1.3开封刊本体系和端州刊本体系开封和端州（今广东肇庆）为包拯的为官之地，因此这两地也成了刊刻 奏议 的重要地方。这两种体系的版本的版本主要有 4 种，即成化二十年（1484）张岫开封刊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万历十七年（1589）端州余定所刊本，此本疑已亡佚，独留朱天应跋一篇，现载于戴熺刻本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端州戴熺刻本，现为南京图书馆所藏。6崇祯四年（1631）陆鏊本，此本疑已亡佚，今有陆鏊所撰 包孝肃公奏议序 一篇，收于清康熙肇庆府志 中。7317-320在张岫开封刊本和端州戴熺刻本中，均录有胡俨序，故张岫和戴熺应参照过正统本。1.4其他刊本此外，还有其他 3 种版本。嘉靖二十二年（1543）崇藩刻本，是明代藩王朱载境所刻之本，现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此刻本中录有张岫序，故朱载境应参照了张岫开封刊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黄兆圣刻本，祝尚书言其“仅唯四川图书馆著录，仅残存四卷”4125。明润州问经堂活字本，仅有书名载于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宋、明时期 奏议 的版源关系，详见图1：图1宋、明时期 包孝肃奏议 的版源关系图明人对 奏议 的刊刻，使其避免了亡佚的危险。清人亦在明版 奏议 的基础上，刊刻了多种清版 奏议。明版 奏议 和清版 奏议，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明、清以来各地刊本虽夥，然皆源于宋淳熙本，而直接、间接由正统本出，故俱仍张田所编十卷之书。各本文字虽间有异同，然无大出入”4126。20第4期2清版 包孝肃奏议 的种类清代的古籍版本学“凭借阶段性的发展、众多版本学家的出现、丰硕的版本学成果”，奠定了其“在古代版本学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中的地位”8。清代古籍版本学的繁荣发展，也使 奏议 的刊刻事业，在清代迎来了繁荣期。笔者所经眼清版版本有14种，按制版工艺和著录特点，分为写本、活字本、刻本和其他版本四类。2.1写本写本 奏议 即 四库全书 本，其编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该版本的书名为 包孝肃奏议集，十卷，白口，单鱼尾，8行21字，版心有书名、卷数和页数，四周双边，其底本为安徽学政朱筠家藏本。然而，四库馆臣在编修 奏议 时，对元版 奏议“多所删改。书题原作 孝肃包公奏议，改 包孝肃公奏议；卷首孝肃门生张田题辞，国史本传，林至 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孝肃包公遗事（九条）及赵磻老书后，均削去不录”944-45。现传世的 四库全书 本仅录4篇序跋，即 四库提要 序和张田题辞，卷末有吴祗若跋和赵磻老跋，并钤“乾隆御览之宝”印。2.2活字本活字本 奏议 主要有道光二十年（1840）包祥麟敬朝宗书室木活字本（以下简称“朝宗书室本”）和同治九年（1870）四明包芳国天禄阁刻本（以下简称“包芳国本”）。（1）朝宗书室本。该本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该本封面镌有“朝宗书室聚珍”的字样，朝宗书室为是清代刊刻木活字的书室。10524其书名 宋包孝肃公奏议，十卷，附 孝肃包公传，白口，单鱼尾，9行24字，四周单边，版心有“包孝肃公奏议”、卷数、页码和“朝宗书室”的字样。书目收有序跋4篇，即戴熺跋、赵磻老跋、包祥麟序和雷逵跋，并录有曾巩 孝肃包公传 1篇。（2）包芳国本。该本成书于同治九年（1870），该版本为“汉阳活字版本”1187，封面还镌“同治九年庚午岁仲秋四明包氏天禄阁藏板”的字样。其书名为 包孝肃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9行20字，四周单边，版心标有书名、卷数和页码等。该本 奏议 收录的序跋较为丰富，卷首共收录了宋、明、清时期的序跋19篇，包芳国亦为 奏议 做序，并在序后钤印了“江东包氏天禄阁藏书印”“溉水家风”和“无数青山望草庐”。（3）刻本。刻本，即“雕版印刷而成的书”1244。这类 奏议 的种类丰富，本文所整理的刻本有7种，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古燕张纯修刻 五名臣遗集 本（以下简称“张纯修本”）、清嘉庆八年（1803）张祥云鉴湖亭刻本（以下简称“张祥云本”）、道光二十年（1840）润州问经堂本（以下简称“道光二十年润州本”）、同治元年（1862）南海伍崇曜 粤雅堂丛书 本（以下简称“伍崇曜本”）、同治二年（1863）合肥李瀚章省心阁刻本（以下简称“同治二年李瀚章本”）、同治三年（1864）合肥李瀚章省心阁刻本（以下简称“同治三年李瀚章本”）和光绪元年（1875）合肥张树声毓秀堂刻 庐阳三贤集 本（以下简称“张树声本”）。张纯修本。其封面镌“问经堂藏本”的字样。其书名为 孝肃包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9行20字，四周双边，录有张纯修跋。张祥云本。其封面有“包孝肃公奏议”“嘉庆八年重镌”和“鉴湖亭藏板”字样。清人耿文光依其藏版，称其为“鉴湖本”。13330其书名为 包孝肃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11行23字，左右双边。版心除有书名、卷数和页数外，还有“原序”“序”“目录”“遗像”“包孝肃传”等字样。卷首录有序跋 11篇，包公遗事9则。其中，张祥云序末有“江宁刘文楷镌”字样。道光二十年润州本。该本封面镌“道光庚子孟春开雕”和“问经堂藏本”的字样。其书名为 孝肃包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10行20字，四周双边。版心除标有卷数、页码和书名（版心的书名为包公奏议）等信息。此本共收录宋、明、清而在序、跋、传记等16条，包拯遗事8则。伍崇曜本。该本书名为 包孝肃奏议，十卷，小黑口，9行21字，版心有“粤雅堂丛书”字样，并书名、卷数和页码。有象鼻，无鱼尾，四周单边。卷首收录宋、明、清三朝的的辞、跋、序、记、传7篇，包拯遗事9则，且每卷后均有“谭莹玉生复校”的字样。同治二年李瀚章本。该本封皮镌“包孝肃公奏议”“省心阁藏板”和“同治癸亥九月”等字样。其书名为 包孝肃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9行18字，四周双边，版心内容丰富，四周双边。卷首附有宋可伟：明清时期 包孝肃奏议 版本源流考21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第40卷宋包孝肃公像一副，并录有的赞、序、跋、传等8篇，包拯遗事9则。卷末录有跋3篇。该版 奏议 每卷卷首有“乡后学李瀚章重刊”和“乡学韩钦校字”的字样，每卷卷前钤印有“臣李瀚章印”和“莹筱”。同治三年李瀚章本。该本内封牌记为“省心阁藏板”。其 包孝肃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鱼尾，9行18字，四周双边。版心信息丰富，附有页码。该版 奏议 的刊者为李瀚章和韩钦，每卷卷首有“乡后学李瀚章重刊”和“乡学韩钦校字”的字样，卷后有“后学韩钦校字”的字样，且还钤印有“瀚章”和“小泉”。该版 奏议 共收录18篇序跋，1副包拯画像，包拯遗事8则。李瀚章同治三年版本与同治二年版本相比，多收录了8篇序跋，未采用同治二年版本中的序跋2篇，少收录包拯遗事1则，详见表2：表2同治二年本与同治三年本序跋异同比较两种版本均收录的序跋1.李瀚章同治二年（1863年）序；2.胡俨序；3.胡松序；4.戴熺跋；5.张田题辞；6.曾巩 孝肃包公传；7.国史本传；8 雷逵跋；9.朱天应跋；10.包拯画像同治二年本有同治三年本无1.孝肃包公遗像赞2.韩钦跋3.包拯遗事中的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卷二十三 包希仁同治三年本有但同治二年本无1.李瀚章同治三年跋；2.张纯修跋；3.刘崙跋；4.赵磻老跋；5.吴祗若跋；6.庐阳府志 包繶传；7.张环 孝肃包公祠堂记；8.林至 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碑记张树声本。该本封面镌“包孝肃公奏议”（篆体）“庐阳三贤集之一”和“光绪元年合肥张氏毓秀堂刊”的字样。其书名为 包孝肃奏议，十卷，白口，双鱼尾，10行21字，四周双边。版心内容丰富，有书名、页数与卷数等。该版收录序跋10篇，孝肃包公遗事9则。此本最典型的特点是张树声保留了奏议 的卷数，但是取消了分类。其卷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包孝肃奏议”，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的书根处有“庐阳三贤集”“包孝肃”的字样。（4）其他版本。此外，在清人的目录书、序跋、文林包氏宗谱和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中，有4种版本，即顺治十七年（1660）安徽合肥詹履道聚星堂刻本（以下简称“詹履道本”）、康熙五十九年（1720）陈朝干刻本（以下简称“陈朝干本”）、道光十四年（1834）家刻本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本。詹履道本。该本的封面镌“聚星堂藏板”，印“国子监祭酒盛昱印信”。其书名为 孝肃包公奏议，十卷，白口，单黑鱼尾，10行22字，四周单边。有顺治十七年（1660）詹履道序和陈襄序，其中陈序言詹氏刻书之事。陈朝干本。该本共收录包拯奏议163篇，但“不如鉴湖本完备”，录有序3篇，“前有嘉靖三十四年丰城雷逵跋，正统元年胡俨序，康熙庚子陈朝干序”13331。道光十四年家刻本。在道光二十年润州本中，录有 重刻孝肃公奏议叙述 一篇。在这篇序的末尾，有“道光十四年甲午秋二十六世孙启泰，二十七世孙祥春、麟敬述”14的字样，其实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家刻本的序。光绪三十一年本。1948年，江阴县包拯后裔包仁荣在修 文林包氏宗谱 时，刊刻了一部 奏议。包仁荣在其宗谱对1948年版 奏议 的底本进行了说明，即“光绪乙巳本”。15“光绪乙巳年”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故可知在清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刻了一部 奏议。3清版 包孝肃奏议 的版本流变清版 奏议 在版本流变过程中，形成了3条演变线索。即“元版 包孝肃奏议 系列”“明刊本系列”和“张纯修本系列”。3.1元版 包孝肃奏议 系列随着清代文献学的发展，清人从安徽学政朱筠家藏本，整理出了元版 奏议。并在此基础上，刊刻成了 四库全书 本 奏议。关于该本的底本，罗振常在 善本书所见录 中有明确的记录，“孝肃包公奏议集 十卷。宋包拯撰，元仿宋本。大黑口，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书首有 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 印，此为 四库全书 底本”1943。关于 四库全书 底本的命运，杜泽逊认为，“四库 底本、永乐大典 的确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地点也的确在翰林院”20。对于这场事变中翰林院被毁的情况，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写到：“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史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2160。四库全书 底本22第4期遭此厄运，笔者疑元版 奏议 毁于 1900年庚子事变中。3.2明刊本系列清代前期和晚期，清人直接或间接的以明庐州刊本和明端州刊本为底本，刊刻了张纯修本、陈朝干本、张祥云本、同治二年本和张树声本，从而形成了“明刊本系列”奏议。张纯修本。张纯修（16471706），“字子敏，号见阳，古浭阳人（今河北丰润人）”1634，官至庐州府知府。他在跋中对其 奏议 的底本问题有过说明，“余忝刺公郡为后学，至郡即为访求，仅得其遗书”3342。张纯修所提到的“郡”是合肥，他所参照的底本，是流传合肥当地的刊本。陈朝干本。清人耿文光在著录陈朝干本的底本时指出，“忝司庐郡铎得奏议于尊经阁，板多散失，因葺而编之”。13331“庐郡”即合肥，故该版 奏议 的底本应为“庐州刊本”。张祥云本。嘉庆八年（1803），时任庐州知府的张祥云刻 奏议。张氏在跋中称其所参照的底本为“府学尊经阁”。“府学尊经阁”即庐州府尊经阁，故该版 奏议 的底本应为“庐州刊本”。同治二年本。同治二年（1863），广东任按察使李瀚章在广州的集市上，发现了一部 奏议。这部奏议“点画完善，为明万历间雕本”，于是“急解橐购归”。3347后李氏以此本为底本，刊成了同时二年本。该部 奏议 为“明万历间雕本”，且录有戴熺跋，故该版 奏议 的底本应是“明万历戴熺本”。张树声本。光绪元年（1875），合肥人张树声刊刻了三贤集本 奏议。他在跋中对其所参照的底本进行了说明，“今刻皆据张氏原本，稍为排比，俾可观览”，“张氏原本”则是该版 奏议 的底本。关于“张氏原本”，他在跋的开头处就进行了说明，“嘉庆时知庐州府事张祥云所刻”，故“张氏原本”指的是张祥云本。33483.3“张纯修本系列”张纯修本为康熙年间的版本。清代中后期，时人以此本为底本或参照本，刊刻了6部 奏议，故而形成了“张纯修本系列”奏议。（1）包拯后裔家刻本。朝宗书室本。该版 奏议 的其刊者为包拯“二十七世孙祥麟、祥云”，书中收录了道光二十年（1840）包拯后裔包祥麟等序（以下简称“道光二十年包氏序）一篇。在该序中，包氏指出此本的底本是张纯修本，并用其他版本进行参校。国朝康熙诸重刻本，阅时既深，遂多漫灭，惧其久将湮佚，曾于修谱之余，购来旧刻，先以聚珍版命工摹印，然鲁鱼亥豕之讹，尚复不少，兹得诸本，互相参校，庶正十之七八，敬授剞劂，以广流传，其重刊诸本，序文为之采录，亦不没昔贤盛举云。17道光十四年润州本和道光二十年润州本。前者刊于道光十四年（1834），其中“道光十四年甲午秋二十六世孙启泰，二十七世孙祥春、麟”所撰的重刻孝肃公奏议叙述，应是该本之序。在此序中，包拯后裔言：“特因历宋、元、明，以迄于今书，行六百余年，版鲜翻镌，字多漫漶，是以去年修谱时无可参”。14考 奏议 成书时间，张田言此书成书时间为“公薨后三年”，该时间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行六百余年”后的时间，为清康熙年间。由上文可知，康熙年间的刊本为张纯修本，故道光十四年润州本的底本应为张纯修本。后者刊于道光二十年（1840），其刊刻时间、刊者同朝宗书室本。而且收录的序跋中有张纯修序和道光二十年包氏序，故可以认为道光二十年润州问经堂本的底本同为张纯修本。（2）同治年间诸本。同治年间，亦有三部 奏议 在刊刻时，参考了张纯修本。同治元年（1862），伍崇曜“据弘治五年庐州重刊本授梓，后得康熙丁丑张纯修刊本，再为校勘，补足缺字”，终成伍崇曜本。故该本是以明朝庐州刊本为底本，以张纯修本为校勘本。同治三年（1864），李瀚章因同治二年本“惟坊间翻刻，谬误滋甚”，故“继而得一帙”。李氏新得之本“为公裔孙所刊辑，道光庚子刊于镇江者，阅代未远，完好如初”。“道光庚子”即道光二十年（1840），此年共有两种版本。对比这两种版本，道光二十年润州本中收“刘崙跋”，而包祥麟本中无此跋。而同治三年本中亦收录“刘崙跋”，故同治三年本李瀚章本的底本，应是道光二十年润州问经堂本。3346-348同治九年（1870），包拯的“二十九世孙芳国”于“咸丰戊午，偶于市间见张刻 奏议”，便“重价购归，遂决计重刊，以广流传”，但是“囊橐无资，逡巡未果”。最终，在“同治九年庚午岁仲秋”科成此本。包芳国所言“张刻”，实为“国朝康熙间，张纯修重刊奏议”。18故包芳国的底本，应为张纯修本。清版 奏议 的流变关系，详见图2：宋可伟：明清时期 包孝肃奏议 版本源流考23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第40卷图2清版 包孝肃奏议 的版本流变关系图4 包孝肃奏议 的刊刻原因版本质量变差、重文的学风和进行道德教化，是明清时期刊刻 奏议 的共因。在版本质量方面，明清时期的许多版本，皆因底本质量不佳，而进行重刻。如明代藩王朱载境所看到底本，存在“旧本模糊，读者患焉”问题，雷逵刻本的底本存在“字率漫漶不可读，且多讹误”问题。清人张纯修所访求的底本，“锓版灭没，不复传矣”，故“余重梓 奏议，以广其传”。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依旧存在着“系坊间翻刻，谬误滋甚，虽校勘数四，而介于疑似者尚多”。传世本出现的质量问题，使时人“深以为不获善本为憾”，故传世本质量粗糙就成了清人刊刻 奏议 的直接原因。3342-348学风方面，明人由于受到“放达”“疏略”和“致用”学风的影响，2266-68便在目录书中注重收录一些具有“致用”作用的书目。在清代，“征实求真始终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清人在研究古籍版本时，对其“字句讹舛，不可轻改妄改”，以达到“求真”的学术目的。2315-150这样的目的，“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图书版本的重要，于是学者争相刻书，立纠误本弊病”12345。故清人在刊刻奏议 时，很是注重版本问题。包拯是清官的典范，他的作品亦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清官文化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其对古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封建士大夫来说，清官文化影响了他们的为官之道。嘉庆八年（1803年），庐州知府张祥云言读 奏议，“窃叹公高风劲节，震炫古今人耳目间”3344。对普通民众来说，包拯的形象“亦神亦人、神人交织”2444，而且“包公故事发展到清代已经在民众心中留下极强的文化认同”2521。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下，奏议 亦能对百姓产生较强的道德教化作用。此外，包拯后裔为了使包拯的思想传播的更广，于是他们在编纂家谱时，亦刊刻了一部 奏议。道光十三年（1833），包拯后裔包梦奎、包祥麟等四修包氏族谱，“阅半载而告成”。但是，他们在四修族谱时发现 奏议“特因历宋、元、明，以迄于今书，行六百余年，版鲜翻镌，字多漫漶，是以去年修谱时无可参”。为了使 奏议“以广其传”，使包拯的事迹广为世人所知，包拯后裔遂决定刊刻一部 奏议。145结语明版 奏议 的问世，不仅使 奏议 避免亡佚的危险，而且还为清版 奏议 的大量刊刻，提供了底本依据。但是清人并未完全拘泥于明刊本，他们打破明人的思维定式，刊刻了一批非明刊本为底本的奏议。明版和清版 奏议 的问世，为研究 奏议和包拯，奠定基础。同时，奏议 也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的重要文献”27，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包拯在奏议文中，论为君之道，论法制，论经济之策和论国防建设，这“四论”即是包拯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研究包公文化的主要内容。“包公文化的丰富性，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层面去挖掘”28，故从 奏议 的角度去研究24第4期包公文化，亦是拓宽包公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式。参考文献：1 孔繁敏.包拯研究：历史与艺术形象中的包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杨毅.包孝肃奏议 版本考辨J.图书馆学研究，1986（1）：101103.3 包拯.包拯集编年校M.杨国宜，整理.合肥：黄山书社，2014.4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5 包拯.孝肃包公奏议集M.刻本.合肥：1492（明弘治五年）.6 包拯.孝肃奏议M.端州戴熺刻本.端州：1614（明万历四十二年）.7 黄小红.砚渚清风播古今：包公治理端州文史资料荟萃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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