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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满情：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3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江 满 情 摘 要：抗战爆发后，沿海重要产盐区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成效有限，导致盐荒蔓延。鉴于此，一些省份先后实施计口授盐。至1944年，计口授盐在国统区已较普遍。大体而言，计口授盐采取了直接利用保甲、设食盐公卖店和运用消费合作社三种形式，授盐定额每人每月五两至一斤不定。计口授盐缓解了后方盐荒，但也存在较大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计口授盐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对民众的组织能力有限，由此亦可窥见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一个面相。关键词：抗战时期；国统区；计口授盐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3-0003-10 抗战爆发后，一些重要产盐区如芦、鲁、淮、潞、浙、粤全部或一部分相继沦陷或成为战地，西南、西北各产盐区增产有限，再加上战时运输困难，奸商操纵，导致盐荒发生。于是，一些省份先后实行计口授盐，以解决一般民众淡食困苦。1944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凭证计口授盐办法，在国统区大后方普遍推广计口授盐。关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盐政已有一些研究，但关于计口授盐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就资料所及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加以论述，以期加深对战时国民政府盐政的认识，进而从战时民众生活方面认识持久抗战。一、国民政府的应急措施及其局限 鉴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主要产盐区先后沦陷，国民政府为维持国课民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但成效有限，盐荒蔓延。首先是抢运沿海存盐，但不敷运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鉴于“日本人窥伺海疆，已甚明显”，即筹划将沿海各场存盐，赶运存储至安全地带，接济岸销，其中“移运淮盐，不下数百万担”。7月28日天津沦陷后，长芦盐场被日本人侵占。为抢运战区存盐，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筹划官运盐斤，对于鄂、湘、西、皖、豫及冀南一带，拟由官方运存鄂省100万担、豫省100万担、皖省50万担。根据盐务总局的规划，“初期办运，重要各区（凡不产盐而运道远且难者为重要区）须存盐足一年之用，次要各区（产盐而运道近且易者为次要区）则足六个月之用”。但是由于战时交通困难、运输车辆缺乏，并不能达到 作者简介：江满情（1974-），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参阅:刘德仁,薛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盐务刍议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张端甫.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J.四川地方志通讯,1985(4);颜月皎,张良友.自贡盐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J.盐业史研究,1991(4);王佑民.抗战期间万县盐业增产济销纪略J.盐业史研究,1991(3);顾文栋.抗战初期贵州食盐运销体制的变革J.盐业史研究,1993(3);董振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潘荣阳.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盐业经济管理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中:盐政Z.1945:147.1937年7月28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为筹划战时盐政拟实行官运及移坨办法致财政部长、次长密签呈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0-11.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4预定目标。第一期重要区运盐，至9月份，各地运盐数分别为：淮盐，运存河南100万担、蚌埠50万担、皖岸50万担、西岸50万担、鄂东30万担、鄂西20万担；青盐，运存河南50万担；川盐，运存鄂西30万担。但重要区每年实销盐数分别为：河南219万担、鄂岸180万担、湘岸240万担、西岸117万担、皖岸108万担。因此，至1938年3月，皖、豫以及其他近前方各区盐荒现象日臻严重。其次，变通行盐引岸制度，但导致盐商操纵盐运及盐价。国民政府时期，各地行盐仍实行引岸制度，某场所产之盐，只能行销某地，越境即为侵销。销盐区划分为“引岸”，各“引岸”又归于少数“专商”。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即意识到，“交通状况必致发生重大变迁，所有关于引制、票制、引地等恐均不能保持常态”，因此提出各区根据战时实际情况可以暂时废止引岸制度，“自战事发生，产销各区盐务既大受影响，而交通状况亦闻多变更，为符合实际，赶运济销计，爰经规定，所有从前引票制度，遇必要时得暂予废止，并得查酌情形采用任何有效之运输路线方法，以利盐运”。芦场沦陷后，行销芦盐之冀、豫两岸就一律开放，潞、淮、鲁三区盐斤，凡经政府许可，均可运往济销。到岸后自由竞卖，不受原定牌价限制。1939年11月，国民政府议决废除引岸制度。然而，政府官运力量有限，不得不借助商力，原有引岸专商趁势而入，操纵盐运及盐价，成为“盐荒”发生的重要诱因。以宜昌盐荒为例，川盐在宜昌20余县主要售卖火花和炭花两种盐，火花味道更好价格看涨，商人便囤积火花以待高价，单炭花并不足济销，因此发生盐荒。时人即指出：“此次各地盐荒，莫不竞相抬价，甚至如重庆盐价，三四日间抬高三四倍之多，其出于奸商操纵，显而易见。目前盐荒已成普遍现象，奸商竞相抬价图利，其势未已。”另有论者指出，“目前各地盐价，虽系官方核定，实际狡黠之盐商，则仍暗中居奇非法渔利。驯至抬价病民情事迭有所闻，当盐价狂涨，民食正感恐慌之际，盐商则多已私囊饱满”。论者进一步指出，在废除引岸制度后，原引岸专商仍然“运权在握，唯利是图，乘机操纵，势所必至，盐民饱受勒价收买之苦，食户备尝短运居奇之痛，而所谓盐荒，每多肇因于此”。再次是饬令内地盐区增产，但产量有限。抗战前，国民政府重在发展海盐，抗战之后，鉴于海盐区危机，国民政府有意开发内地尤其是四川 1937年9月25日盐务总办朱庭祺为呈报现时各区办理存盐情形致财政部次长签呈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4-15.1938年3月27日财政部为各地盐荒严重，仰督饬赶运致盐务总局电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6.1937年7月28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为筹划战时盐政拟实行官运及移坨办法致财政部长、次长密签呈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0.抗日战争爆发后行盐引岸的变动情况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6.1939年11月4日财政部致盐务总局代电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25.宜昌盐荒N.中央日报(重庆),1939-1-18.何维凝.盐荒之检讨及其对策J.新民族,1939(16).陈宏绪.盐业合作问题:为消弭人造盐荒而作J.合作事业,1940(12).江满情：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5盐产。自1937年8月起，国民政府当局即饬令四川盐务管理局筹议增产办法。后筹划川区每年由富荣东、西二场增产150万担，犍为、乐山二场增产50万担，云阳、射洪二场增产50万担，六场共计增产250万担。并议定自1937年9月起至1938年4月止，先由富荣东、西二场产足楚盐500傤（每傤净重1,170担），陆续运岸济销。但是在推行过程中，遇到较多阻碍，并不能完全实现预定增产额，“当其办理增产之初，如川区则卤煤均缺，增产须增辟煤卤来源，而汲卤所需之钢绳镔铁筒，均需外国制品，购运颇艰”。至1939年，六场产量比上一年多三分之一，每月可增产140余傤，约16万余担，年增产约196.5万余担，仅及预算五分之四。1938年5月19日，徐州弃守，全国最大的盐产区淮盐丧失，向食淮盐之湘鄂一带，被迫以川盐替代。另外，向食粤盐之广西，亦需仰给川盐。以每人每年需盐8斤为最低限度，共需盐1,120万担，然而川盐每年产额仅约600万担，相差520万担，其他如化学用盐尚不在内。因此，1939年初陕、鄂、湘、桂诸省普遍缺盐，时常引起民间恐慌。最后是督促运盐，但成效有限。平常时期，商人贩运盐傤，分午（端午）、秋（中秋）、腊（年底）三关，运商按期装傤，才能分配平均。战争发生后，运盐困难，销盐难以周济，国民政府当局于是采取措施督促盐运。在抗战初期移运场盐时，国民政府提出“不论何种运输工具皆可征发，不限于火车轮船。各区交通要地，如郑州、蚌埠、西坝、徐州等处，皆设运输办事处”，并“派专员负责办理”。但随着战事紧张，淮盐丧失，内地盐运更加困难，“至运盐工具，则或恃木船手车、或恃驴骡驼马，甚至须人夫背负肩挑；鲜复有轮船火车之便利，即汽车因辆数缺乏、用费高昂，亦不能充分利用”。在调运川盐过程中，运输困难问题尤其突出，“其运输工具纯恃车、驼、驴、骡，但数目有限，载量尤少”。1938年，为解决扬子江流域、津澄六县以及鄂西一带食盐问题，国民政府划定川盐增产的盐斤，运鄂西75傤、湘西津澧六属80担、鄂东125傤，并指定了相应的运商。但由于运输条件简陋，1938年午关之盐尚未运足额傤，至1939年2月时，食盐就更加困难。因此，不仅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时有盐荒，四川境内接近盐产区的地方，如资中、江津、宜宾、重庆等地亦不能免。国民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成效有限，再加上商人趋利避害，抬高盐价，更加重了盐荒。至1940年5月，“各地食盐发生恐慌”。二、在持续的盐荒中实施计口授盐 面对严重的盐荒，有论者认为分配不均是重要原因，提出要通过“计口授盐”的方式解决问题。“分配不均，实际上是囤积居奇的别名”，“应严厉制裁囤积居奇者，绝对不使人民生活的 何维凝.盐荒之检讨及其对策J.新民族,1939(16).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中:盐政Z.1945:11-12.连瑞琦.战时盐荒问题N.大公报,1939-4-20.1937年9月25日盐务总办朱庭祺为呈报现时各区办理存盐情形致财政部次长签呈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4.1939年3月15日财政部为陈述各区盐务办理困难情形致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代电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7-18.增产后方食盐，盐务当局谋积极改进救济盐荒解决有办法N.大公报(香港),1940-5-29.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6主要资源，被商人所操纵，而要使政府能控制所有的食盐”，实行“计口授盐”。事实上，一些盐荒严重的省份或县市，在国民政府颁行政策之前就已自行计口定量授盐。1940年初江西上饶、闽北各县已开始试行计口授盐，月浙江丽水、5月浙江龙泉试行计口授盐，1941年江西、福建、浙江继续推广计口授盐，同年，湖北、湖南部分非沦陷区实施计口授盐。1942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盐专卖暂行条例，提出“食盐之配销，以按人口计算为原则，必要时得由政府限定凭证计口授盐”。之后，实施计口授盐的地区继续扩大。1944年1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凭证计口授盐办法，提出，在“已办户籍登记”，“并于盐之供求上有必要”的区域，实行凭证计口授盐。凭证计口授盐办法只限于居户日用食盐，对于军盐、渔盐、酱坊与腌制业用盐不适用。此后，云南、四川、贵州、西康、广东、广西陆续推行计口授盐，实行食盐公卖的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兰州等城市，逐一实施计口授盐制。至此，抗战时期实行凭证计口授盐的省份包括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陕西、甘肃、云南、四川、贵州、西康、广东、广西。可见，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凭证计口授盐是解决食盐问题的主要方式。（一）计口授盐的组织方式 不同的省份或县市，实施计口授盐的组织方式又有所不同。大体而言包括直接利用保甲、设食盐公卖店、办食盐消费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1.直接利用保甲 湖南起初直接利用保甲计口授盐。湖南较早发生盐荒，相较其他各省，湖南“实行计口授盐，比较最早”。该省1939年就开始实施计口授盐，至1940年，“除湘南十余县外，其余各县均已一律实行”。湖南利用保甲计口授盐，“大概的说，各县的乡镇公所，先要造一食盐户口清册，由县政府转交盐务机关，盐务机关凭此户口清册，对于每一乡镇，发一购盐证。乡镇长每月凭证可至盐务机关，领盐三次。盐到乡镇公所后，即由乡镇长分发各保长，保长发交甲长，各户又凭民户购盐证到甲长处交款领盐（此民户购盐证，上面写明该户人口数目，每日需盐若干）”。由于保长、甲长在计口授盐中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民怨较大，1942年8月当湘南10余县改行计口授盐时，便不再采用保甲方式，而改由公卖店或合作社承销。2.设食盐公卖店 不少省县采取设食盐公卖店的方式。1940年初江西上饶开始实行计口授盐，当局令县城内各盐商联合设总盐店一所，全县每月应销食盐额数，由该店筹集资金分两次呈请购运；各乡（镇）设子盐店一所，每月应销食盐，按照户人口数规定数量，分两次备价，向总盐店接洽购运；各保保长于每月5日之前，将本保上月份户口异动结果，造具简明表送交各乡（镇）子盐店；住户须持县政府印发的购盐许可证向子盐店购买；总盐店及子盐店之盐价，遵守部定牌价出 平实.从普遍实施计口授盐说起J.浙江潮,1940(121).盐专卖暂行条例(1942年5月26日公布)G/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315.凭证计口授盐办法(1944年1月10日公布)J.行政院公报,1944(2).吴景超.湖南计口授盐的试验J.新经济,1940(4).湘自由区取消改行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2(11).江满情：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7售，不得额外抬高售价，或囤积居奇。1943年8月，赣南17县（赣县、南康、崇义、上犹、大庚、雩都、宁都、兴国、信丰、会昌、寻邬、安远、瑞金、石城、定南、龙南、虔南）开始实施计口授盐。赣县按东南西北四镇，设四个公卖店。其他各县由各乡镇组设公卖店，每乡镇设公卖店一所，按月向盐管局购领配销盐额。实施计口授盐以后，赣南商运盐行仍准自由销售，以补计口授盐之不足。1940年1月闽北各县开始计口授盐后，当局按居住人口推设盐店网，每2,000人口居住区域设店一家，将原来过于集中的盐店逐渐疏散或提倡兼营。实施盐专卖后，所有零销盐店一律改称食盐公卖店。食盐划区计口定额，核发盐店购盐许可证，划定供销范围，制发购盐证，按户给证，盐店凭证售盐，并须缴证核销。推行计口授盐后，即划一整价，在全区实行，从而结束以往差别售价的状况。1943年1月，闽西8县（长汀、连城、永定、上杭、武平、宁化、清流、明溪）也是通过核定配销据点实行计口授盐。浙江丽水是浙江最先实施计口授盐的县。抗战后，丽水成为后方重镇，机关学校内迁，人口涌入，食盐供应困难。1940年4月正值盐场淡产，额盐不能按时配清，盐荒紧急。但丽水县城20余家盐店，无一家售盐应市。鉴于此，丽水县政府勒令其停止营业，在碧湖、大港头、岩泉、水东、太平、陈村、双溪等8地各设售盐处一所，各乡镇居民依照划定区域凭购盐证向售盐处购盐，不能越界争买，也不能越界漏销。全县各店售盐划一价格，如有变动，出示布告。丽水自5月1日实行计口授盐后，盐铺停闭，盐商失业，政府为顾全其生活，仍以原有盐商为各售盐处股东，并推一人为经理。1941年4月浙江金华奉令办理计口授盐，县府设购盐分店4处，办理授盐事宜。粤北各县于1943年3月1日起实施凭证计口授盐。粤北韶关、曲江、英德、乐昌、仁化、南雄、连县、乳源、连山、阳山、始兴11县市起初于1月15日实施食盐限价，各县市食盐由官仓就曲江、连县、南雄三据点配发，每担仓价照限价800元发售，由公卖店依照规定整售及零售价目承销，后因外销济邻商盐价格高于官盐限价，于是从3月1日起，粤北11县市实行计口授盐，每人每月以9市两为限，凭证向指定公卖店价领。1944年9月云南实施计口授盐，也是采取购盐公卖店的形式。由上述可见，实行计口授盐的食盐公卖店，有经政府批准商人筹设的，也有政府当局推设由商人入股的。无论民营公营，一律按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区域居民定量售盐，居民凭证按定额到定点购盐。据统计，至1944年国民政府已设“食盐公卖店11,800余家”，“除川康、川北、川东及闽黔各区已普遍设立外，湘区计成立六百余 上饶计口授盐暂行办法N.前线日报,1940-3-28.赣南自由销区实施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3(20/21).倪灏森.盐专卖与闽区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2(11).闽西八县配销闽盐计口授食J.盐务月报,1943(18/19).余森文.丽水县实施计口授盐经过J.浙江政治,1941(11).计口授盐N.大公报(桂林),1941-4-8.粤北各县实施凭证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3(16).云南区凭证计口授盐实施细则(1944年8月28日财政部核准)J.盐务月报,1944(10).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8家，赣区除赣中西办理完竣，赣东北各县因受军事影响，尚未全部登记。西北区已设五百五十余家，豫区因法令颁布较迟，迄三十二年十一月间始行招商承设，故进度最缓。其余各区，均已多方推进”。“此项公卖店为销盐之基础组织，直接关系民食，间接影响社会秩序”，因此，国民政府当局管理比较严格。3.组设合作社 针对战时盐商操纵图利，时人呼吁利用合作组织消弥盐荒。论者提出：“过去所谓盐荒，症节所在，现行专商运销制度及放任摊贩零盐交易，处今日之时代，殆已俱非所宜。为使一般平民均能普遍享受廉价购买食盐之便利，自非改良运销，变更管理不为功，而食盐消费合作社，实为最适宜之制度。”“消费合作社，系为消费者本身所组织，其经营性质既非牟利，且对物品运销，又能以维持供求平衡，实行合理分配为原则。因之，组织食盐消费合作社，不失为彻底消灭人造盐荒之唯一治本办法。”事实上，食盐消费合作社是战时国统区比较普遍采用的一种计口授盐组织方式。浙江省不少县采用合作社的方式计口授盐。该省1940年5月最早在龙泉试行合作社办理计口授盐，因成效显著，1941年3月即以一种运动的方式来策动五九两区各县（第五区包括衡县、开化、淳安、遂安、江山、常山、龙游、寿昌8县，第九区包括丽水、龙泉、遂昌、青田、缙云、景宁、庆元、松阳、云和、宣平10县）组设合作社实施计口授盐。浙省府明令由浙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负责计划办理计口授盐，由两区所属各县合作社向民众供应食盐。运用合作社计口授盐的各县，大多是以县联合社为主体，由县联社负责向盐务当局按月捆配，以乡镇合作社或保社为分配的单位，分部经营，会计独立，各户所需食盐，按月凭证向乡社或保社购领。在未组织合作社的乡镇，由保长按保内各户需要量，集款向县联合社购置分配。至1942年1月，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浙江省龙泉等17县共设有453个合作社，全县各乡镇完全运用合作社计口授盐的有龙泉（77个合作社）、云和（28个合作社）、景宁（28个合作社）、庆元（25个合作社）、松阳（42个合作社）、遂昌（53个合作社）、常山（50个合作社）、衡县（50个合作社）、龙游（22个合作社）、孝丰（30个合作社）、开化（20个合作社），一部分乡镇运用合作社计口授盐的县份有丽水（9个合作社）、缙云（7个合作社）、浦江（4个合作社）、平阳（2个合作社）、温岭（3个合作社）、玉环（3个合社）。丽水因前期已设有售盐店，这一时期仅在太平区四乡镇设了9个合作社。有些省县初期由公卖店承销，后完全改由合作社办理。湖北省计口授盐时，起初设食盐购销处及分处，从1941年下半年起，改由合作社办理。甘肃平凉在1943年8月以前，均由商设公卖店承销，但因邻近陕境，两地盐价悬殊，一般奸商不顾地方需要，只知图牟厚利，将购得食盐偷运他处售销，导致本地民众不能购得。鉴于此，该县县长坚决主张全县食盐由各级合作社计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中:盐政Z.1945:34-35.陈宏绪.盐业合作问题:为消弭人造盐荒而作J.合作事业,1940(12).浙将试办计口授盐N.大公报(桂林),1941-3-19;一年来浙江省各县合作社办理计口授盐概况J.合作前锋,1942(17).一年来浙江省各县合作社办理计口授盐概况J.合作前锋,1942(17).何智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M.台北:“国史馆”,2004:347-348.江满情：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9口售销。因此，自1943年8月起，全县食盐普遍由合作社承销。原有食盐公卖店，限于7月底一律停止销售。一些地区因官盐店不足供应，由合作社补充，或者由公卖店和合作社共同凭证售盐。例如，陕西西安市一直由官盐店经办零售食盐，实行计口授盐以后，发现全市盐店分配欠周，市民购买困难，经盐务机关与有关方面协商，决定委托市民消费合作社兼办配销事宜。1943年全市每月消费食盐3,500担，由19个合作社每月配销1,500担，各官盐店供销2,000担。川康实施凭证计口授盐时，也采取公卖店和合作社并用的方式。根据川康区凭证计口授盐实施细则的规定，民众凭所发之购盐证向指定的食盐公卖店或承销食盐的合作社照分配盐量价购。1944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已实行食盐公卖的城市如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兰州等逐一实施计口授盐，以重庆为首先实施区域。实施办法则由各消费合作社及各食盐公卖店负责办理，合作社以社员为供应对象，未参加合作社之市民，则由公卖店负责供应。8月1日，重庆开始凭证购盐。各机关团体、学校员工及其属眷所需食盐，组有合作社者由合作社承销。另外，重庆有食盐公卖店160家，承销凭证购盐。保甲、公卖店、消费合作社是战时国统区实行计口授盐的基本组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战时食盐的消费秩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了战时民众。（二）计口授盐的定量供应 计口授盐一般是按月定量供应。但每人每月用盐定额，各省不尽相同，少则5两，多则2斤，一般在8两至1斤。赣南17县即规定，普通户每人每月配发8两，但赣县城乡每人加配3两，共11两；公共户以不超过预放盐额为限；人民婚丧喜庆等临时用盐，一次以不超过5斤为限；营业户需要购盐达50斤以上的，需先呈请核准。湘南16县一律按每口每月8两配发。陕西省原按每人每月9两分配，试办一月后，住户反映不敷食用，一律改为每人每月准购1斤。粤北每人每月9市两。江西上饶不论大小人口，每人每月暂发售11两（市秤）11。浙江丽水初期规定每人每月大口1斤，小口0.5斤12。浙江金华每人每月1斤，另外，在2、3、10、11四个月菜销期内，可加倍购盐。凡酱坊、盐肉店及菜业等，营业上所需盐量，依最近一月或一年消费量为准，经由同业公会或乡镇公所证明，可领购盐证13。浙江在计口授盐运动 张居敬.平凉各级合作社计口授盐工作之检讨J.甘肃合作通讯,1943(1/2).本省经济动态J.陕行汇刊,1943(6).凭证计口授盐办法J.重庆合作,1944(7/8).渝筑等地筹备计口授盐N.中央日报(重庆),1944-7-16.重庆市社会局训令J.重庆合作,1944(7/8).各地通讯J.盐务月报,1944(9).赣南自由销区实施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3(20/21).湘自由区取消改行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2(11).陕西:计口授盐每人每月增为一斤J.盐务月报,1943(22/23).广东省管制食盐限价施行细则J.管价汇刊,1943(1).11 上饶计口授盐暂行办法N.前线日报,1940-3-28.12 余森文.丽水县实施计口授盐经过J.浙江政治,1941(11).13 计口授盐N.大公报(桂林),1941-4-8.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10中，一般每人每月配销1斤，但“奉令尚嫌过多”，只得重订浙区计口授盐暂行办法酌减。湖北每人每月食盐以1市斤计算，但春、冬两季多配1斤作为腌菜与腊肉之需。甘肃平凉规定每人每月1斤，向各指定合作社一次购领。福建因存盐充足，1943年将省内腹地计口授盐定额改为每口每月2斤，边境一律1斤。听凭民众于限量内自由购买。1944年1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凭证计口授盐办法，规定“凭证计口授盐区域每人每月应购食盐数量不得少于八市两”。因之，云南实行凭证计口授盐时规定，每人每月以1市斤为限。川康区实行凭证计口授盐地域每人每月应配食盐数量以1市斤为限。另外，住户有婚丧事、生日纪念集会及过境客户临时需盐，限定盐额每份至多不超过20市斤，每户临时用盐数量不得超过该户全年用盐总额四分之一，过境客户不得超过人口总数应摊小口以上盐额。未领供给军盐之过境部队临时需盐得按实有人数照每人每月食盐11两计算，部队临时用盐一次购量以不超过部队实有人数三日用量为限。四川万县不论人口大小，每人每月配给食盐1市斤。自贡规定每人每月食盐1斤为标准。重庆市市民每人每月配发食盐1市斤，未领供给军盐之过境部队临时所需食盐按每人每月12两配发。另外，在重庆凡经营中西餐、面食、咸菜、酱园、轮船、民船、鱼商、鸡鸭蛋、豆腐、洗染、米糕甜食、陶器、切面、制革、酒精等19业，均可申请领取“特别购盐证”11 。计口授盐一般是按月发售，限当月购清。一些省份明确规定：“住户当月应购之食盐，限当月购清，逾期未购者，不予补发，其逾期未购之证，一律作废。户口购盐证遗失时，（可）申请盐务机关补发，在申请期间，得凭当地户籍机关或乡镇公所之证明文件，向原购盐公卖店按应购盐量，半数购买，于新证领到时结清之。临时购盐证遗失者，不另补发。”12 也就是说，民众计口定量购盐需要当月购完，过期作废。三、实施计口授盐的成效与局限 计口授盐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定额配售的方式，杜绝奸商操纵，使普通百姓得以平价购盐。尽管凭证计口授盐在推行中遇到如资金短缺、运输困难等重重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较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盐价、缓解了盐荒。1941年浙江省之所以以运动的方式推动计口授盐，就是鉴于之前丽水、龙泉试办计口授盐的成效。丽水计口授盐后，“盐荒问题，藉得解决，使有口即有盐，分配均匀，袪除商人操纵垄断，政府直接管制之效，至为明显。且二十九年间，物价暴涨不 本局重订浙区计口授盐办法J.两浙盐务公报,1942(2).何智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M.台北:“国史馆”,2004:347.张居敬.平凉各级合作社计口授盐工作之检讨J.甘肃合作通讯,1943(1/2).闽各县计口授盐限量均放宽J.盐务月报,1943(17).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盐税(上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59.12 云南区凭证计口授盐实施细则(1944年8月28日财政部核准)J.盐务月报,1944(10).凭证计口授盐办法J.重庆合作,1944(7/8).万县六镇试行分区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3(24).自贡市区试行凭证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4(4).11 各地通讯J.盐务月报,1944(9).江满情：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 11已，食盐因有政府管制，商人无从操纵，价格稳定，人民获益匪浅”。龙泉试办以后，“对于平抑物价，免除脱销和冲销，具有很大的成效”。事实上，浙省各县推广运用合作社计口授盐以后，产生了很大的成效。第一，使登记人口数量接近实际人口数量，因为人民必须取得户籍才能领取分配证（计口授盐证）。第二，促进合作社的健全，加强社员对合作社的认识。第三，抑平盐价。第四，免除脱销与冲销的现象。昆明市自计口授盐后，“盐市亦趋稳定，各方均有好评”。战时湖北恩施实行计口授盐，同时还允许附近群众用农副产品、土特产换取食盐。当时鄂东、鄂南、鄂中大部分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控制了食盐，战地各县人民群众吃盐十分困难，而鄂西因为计口授盐却好得多。时人评论战时计口授盐时称：“我们抗战已经三年，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于计口分配制度，多想方设法推行，但为环境及组织的条件所限制，对于计口分配的货品，在各地办得比较有规模的，只有食盐一种。”的确，在抗战时期，由于物资紧缺，国统区不少省县试图推行计口分配制度，比如计口授粮就曾在几个省推行，但能有效执行的只有湖北省。计口授盐却几乎在整个国统区被推广。不过，计口授盐也存在一些弊端。具体而言：其一，盐证舞弊。实施计口授盐后，购盐需凭购盐证。少数有势力的人想方设法弄到更多的购盐证，有的多报户口，有的买通乡保甲理事人员重复发证蒙混，以便多买盐斤。有些乡镇保甲长在发放购盐证时，时常扣发或延迟发，甚至利用分发购盐证征收各项捐款。国民政府当局发现这些弊端后，曾采取措施加以矫正，例如派督查人员巡回抽查，或者绕过保甲长直接派员按户核发，但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二，克扣盐额。湖南曾经利用保甲长实施计口授盐，按定量分配的盐额往往经过层层扣减才到住户。时人即指出，在“按口授盐”中，“由县政府而乡长，而镇长，而保甲长，而老百姓，待盐通过了如是重重揩层而流转到老百姓的手上时已被揩去了不少”。据相关反映，湖南各地“保甲盐”，每人每月8两，“均由保甲长彙款购领，分发农民，月分三期，平均每期应得二两六钱余，但实际上每人每期仅得二两，三期共六两”。具体而言，“食盐由乡公所发到保，每期每人按二两五钱计；由保到甲，按二两三计；由甲到户，则按二两计。由此推算，乡长对全乡户口每人每月发盐七两五钱，保长对全保户口每人发盐六两九钱，即每人被克扣六钱；甲长对全甲户口每人发盐六两，即每人又被克扣九钱。至此，每人每月的八两盐，次第被乡长克扣五钱，保长六钱，甲长九钱，合计二两，每人每月只能购得六两。乡长因所辖范围大，人 余森文.丽水县实施计口授盐经过J.浙江政治,1941(11).一年来浙江省各县合作社办理计口授盐概况J.合作前锋,1942(17).昆明市计口授盐进行甚顺利J.盐务月报,1945(1/2).谈瀛.回忆在恩施时的陈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第2辑:陈诚史料专辑.1990.吴景超.湖南计口授盐的试验J.新经济,1940(4).江满情.论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计口授粮J.民国档案,2013(3).倪灏森.盐专卖与闽区计口授盐J.盐务月报,1942(11).莽曙.盐荒的长沙J.新军,1940(1).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12口多，故克扣量较少，保甲长以次范围越小，人口越少，而克扣量亦递增。正因为分配如此公平，故得以蒙上欺下，相安无事。实际上乡保甲长是否完全依此比例分配，虽不能确知，但各地民众每人每期只能买盐二两，每月只能买盐六两，而被克扣了二两，则是铁一般的事实”。有些住户每月所能购得食盐，甚至连6两都没有。例如湖南官宣平乡咸水溪，每人每月购盐“得三两者十之七，四两者十之三”，“乡长措盐不发，保甲长一再剥削，乡民富者购买私盐，贫者则有淡食之虞”。正因如此，湖南后来在计口授盐中就不再直接利用保甲制。不能按定量购领到盐的情况，在其他的省市也有发生。1943年广西一农民反映：“我们近来最感痛苦的，是食盐问题，当局命令计口发购盐证（这是我在开村民大会时听到的），每人发多少，证上还未载明，但四月份每人只售得半斤（还是沙盐），而五月份根本未有领到。有一天，我进城购物发现，城里发食盐证，每人每月购食盐一斤（况且是纯盐），更可见我们乡里的分配有毛病，莫不是国家对人民有城乡之分？我想各乡也许多不免有此现象。”该农民所述其实反映的是计口授盐在实施中的歧视与不均。抗战结束后，各地陆续结束计口授盐。计口授盐，以定量凭证分配制度解决战时盐荒问题。一方面国民政府控制食盐购销，另一方面依据户口登记对居民定量供应，大体上控制了盐荒蔓延的局势，缓解了民众食盐困难的问题，安抚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为持久抗战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毕竟抗战的根本方面仍在于民众，民众日常生活的维持是持久抗战的基础。计口授盐在国统区较普遍地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众的社会组织能力，而其中广泛存在的弊端，更说明了国民政府这种社会组织能力的薄弱。由此，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计口授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一个面相。（责任编辑：王放兰）On the Rationing of Salt in the KMT-controlled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IANG Manqing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important salt producing areas in the coastal areas fell into enemys hands successively.Althoug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relevant measures,the salt shortage still spread.In view of this,some provinces had implemented salt rationing.By 1944,salt rationing has been more common in the KMT area.Generally speaking,the rationing of salt took three forms such as the direct use of baojia,setting up salt stores and the use of consumers cooperatives.Salt quota is 5 liang to 1 jin per person per month.Rationing salt alleviated the salt shortage in the rear,but it also had great limitations.To a certain extent,the rationing of salt reflects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from which we can also see an aspec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lasting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Key words: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KMT-controlled area;the rationing of salt 黄永轼.谈谈计口授盐,希望湘省当局改善N.大公报(桂林),1941-11-11.吴景超.湖南计口授盐的试验J.新经济,1940(4).阳国华.农民痛感盐荒N.大公报(桂林),194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