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价值负荷的多重维度分析.pdf

第4 5卷 第7期2 0 2 3年7月 湖 州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 o u r n a l o f H u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V o l.4 5 N o.7J u l.2 0 2 3*收稿日期:2 0 2 3 0 1 1 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1 6 Z D A 1 1 2)子课题“生态学范式争论 的历史概述”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汪德飞,博士,讲师,从事科技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科学价值负荷的多重维度分析*汪德飞(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 1 3 0 0 0)摘 要:经库恩科学论历史转向推动,科学理论价值无涉的观点面临挑战。后逻辑经验主义图景下,分别从科学语境(性别与文化因素)、科学主体(须作出价值判断的科学家职能)、价值性质(相对和绝对价值判断)及科学非表征(科学实践哲学)等多个维度剖析了科学价值负荷的不可避免,并最终强调,持先验客观的神目论但存在于经验世界的拉普拉斯小妖将选择权交给科学家,科学理论必然根植于价值判断。关键词:科学客观性;价值维度;相对价值判断;绝对价值判断;科学实践哲学中图分类号:N 0 3 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9 1 7 3 4(2 0 2 3)0 7 0 0 5 3 0 8一、科学客观性的问题与困境古希腊传统没有很好地区分科学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柏拉图的“客观”实在之特征表现为“善”的观念,是统一或秩序化的整体。他认为,经验科学的目标和方法仅旨在对实在进行有限洞察,进而通过洞察“支配万物更为根本的规则和模式”来完善。其“真理”最为抽象,一般经验难以获得,如原子理论、量子物理、遗传学等现代理论科学,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柏拉图的这种理念。关于科学和价值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则肇始于笛卡尔时代世界的机械化图景。它通过区分主观和客观,以怀疑论理性方法来获得有关自然界客观可靠的知识。这一图景中的自然界被视为数学量化规则支配的一部机器,世界的客观性表现为物质、运动和物理量等经验性特征。伽利略和洛克称之为“第一性质”,而诸如颜色、价值、解释、目的和理论等则是非客观的,故不属于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后来的思想家将科学范围扩展到“第二性质”(如精神现象和价值)。总之,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定义层面:“什么是客观的”意义上的客观性;二是方法论层面:“以不偏不倚非主观的方法获得客观真理”意义上的客观性,如寻求计算机算法、成本效益决策法等机械和简单明了的理性方法。众所周知,在机械化客观世界图景中,“主客二分”主导着笛卡尔、伽利略以来的近代科学、哲学和西方文化。价值中立观点在科学与技术,甚至社会与政治目的(如行为控制技术)上为实现“理性”决策之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使用等,皆是此系列思想日益精进的产物。但这种科学客观主义存在以下七个问题。第一,客观性是主观的,主观性又是客观的。至少后者为真,如“我说我疼”的事实与我重7 0公斤的事实一样客观。第二,“客观知识”是对系列个人主观经验“理性重建”的产物14 1 9,表征世界本质的概念出自主观经验,存在“客观性来自主观性”困境。第三,波兰尼等认为,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事物客观秩序上无任何宇宙意义。不同于作为外在的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上帝那样客观地理解世界,人类探索的是对世界感兴趣的和有价值的真理。故科学理论必然根植于价值和人之目的。第四,不仅科学理论而且方法论皆被证明是基于价值和道德理想,故在可靠与不可靠的知识主张、好与不好的方法之间,皆存在一定程度的规范性判断。这正如布哈林所言:“科学忽视了在科学家这种客观性社会角色进行科学活动时,哪怕是专业科学家也存在着主观激情。”14 1 9第五,支持者或尝试将伦理融入科学,或从条件、历史和经济决定论等方面合乎科学地解释价值判断。后者会导致极端的伦理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就某客观的科学理论而言,其所能做的就是解释伦理行为的起源。此策略解释了为什么“积极的”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此“积极伦理观”虽被证明与客观性不相违背,但实际上是被要求的。第六,价值中立论主要受到“试图调和 客观的 科学和 主观的 伦理”观点影响。这些观点认为科学与伦理互补并支配着经验的不同领域,而这些经验与“作为客体的人”和作为行动者之间的区别有关,但代价是科学须价值中立且价值判断仅是主观的。第七,理性辩护本质上是有先在假设前提的演绎推理。一个系统,无论是道德体系、科学理论、形式化体系(如几何学),抑或未经加工的事实或数据,其基础规则都超越理性辩护。这些规则一定是任意规定或不证自明的,然后在这个系统中被用于界定理性证据或辩护理由是什么,被接受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客观既定的。相对主义则认为存在不同的、同等理性的或可接受(虽矛盾)的最终结果。由此出发,在此系统中寻找理性规则或作出理性决策,必然变成“发现选择(在先)基础规则的最好方法”或“被系统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14 2 0之类的问题。近年来,对科学本质和价值等问题进行的超越客观主义的新分析引发了“科学大战”。虽然新方法倡导者被指控为反科学,模糊了科学与反科学的区别,并试图为非理性与种族、性别与政治意识形态等动因寻找合法性,但他们坚称如此会促进科学研究进展、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应当说,就目标和价值而言,依据既定目标的优化是作出价值判断唯一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观点,价值中立思想某种程度上可表达为合理性的客观的价值判断只是实现既定目标最好方法的效率判断。合乎科学的结论“被不可避免的最终事实”证明或解释,但实际上客观性并非价值无涉。对此,可从影响科学客观性的外在因素,如女性主义、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三个方面稍加讨论。第一,一些女性主义者声称许多科学理论、方法和主导性价值存在性别偏见。如男性医学研究者在不研究女性或以男性偏见得出经前综合征推论时,或男性心理学家在仅使用男性研究项目得出人类道德伦理演进一般规律时,许多学者会质疑这种科学理论是否存在性别偏见。正如吉雷所言,它们所涉主题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和科学可靠性问题密切相关14 2 2。第二,后库恩时代,兴起将科学作社会学解释的浪潮。其所涉论题众多:若科学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则科学实在论如何获得辩护?科学比巫术更好?非理性的社会和个体的价值,以及渴望名誉和权力的人类嗜好如何影响科学家实验室活动?科学是否同其他实践一样?不可否认,相同的人类嗜好于任何地方都在发挥作用,故科学不再特殊,也不再与游戏有区别。如此,“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科学理论是否与“失败的或非理性的”理论一样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因果解释或还原?能否得到另一种仅是因为社会标准、实践和价值支持或不支持的客观主义形式?第三,波及甚广但核心主张是什么并未取得统一的后现代主义,它质疑真理、知识、实在、客观性、理性、进步这样的经典概念。这些都是近代科学的基础,也是近代科学视为当然的原因。但事实与价值、知识与权力等之间的区别目前已备受挑战。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建议使用“类型模糊化”:如物理学和历史学仅是文本类型和写作形式的区分,进而认为实在、真理和客观性,甚至世界等概念皆处在由统治者或权力阶层所虚构的社会建构地位。权力阶层将这些观念强加给他人,或用修辞学来“摧毁其他所有观念并使45湖 州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第4 5卷自己的建构成为 客观的实在论 和 真理”14 2 3。在此标签下,科学仅是另一版本的文本,不比其他文本更有优势或特权。后现代主义比反实在论甚至相对主义更激进,原因是基于尼采如下观点:宇宙是无意义的、混乱的流动,人类为了生存、文化繁荣或其他目的而将各种命令强加在世界上。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比尼采更加持怀疑倾向,因为他们认为近代科学根植于性别歧视、种族和欧洲中心主义等价值倾向,且“因为没有为科学反对神话提供更多的理性或支撑证据(如果有的话)”14 2 3而享有实际上的特权。综上所述,科学理论价值无涉的观点虽受到批判,但目前针对其价值负荷的辩护多从科学理论外在因素入手,而对其内在因素的分析并不充分,亦即未从科学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出发构建科学价值负荷多重维度辩护框架。故有必要从科学理论的评估替代方案标准(如语境标准)、科学家职能、价值性质和作为实践的科学等内在动因来展开研究。二、科学语境维度:性别与文化因素价值从科学理论产生的内在过程看,科学理论存在着多种语境维度。这主要表现在科学理论的选择或确证无法排除性别、宗教等文化因素,尤其在用语言表征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科学家的旨趣和价值选择。虽库恩的历史转向并未彻底取代逻辑经验主义,但也“没有产生排除性别因素会影响科学共同体信念的主张”24 8 0。除费耶阿本德外,大多历史学派科学哲学家寻求的不是拒绝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理论与数据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而是以研究传统中的理性进步取代两者的逻辑关联,并未给性别等文化变量的影响留下任何空间,如强调理性进步的拉卡托斯的强纲领就不存在性别偏见24 8 0。明确主张库恩研究传统替代方案的拉卡托斯和劳丹坚称,研究传统进化不是基于数据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数据至少与两个具有竞争性科学研究传统之间的三方关系。但科学史中不存在“现存的竞争性研究方案能穷尽所有逻辑上可能性”的例子。故可能是,形成竞争性研究方案的理论事实上皆为假。诚如库恩等所言,就某一标准而言,哪一研究纲领最具进步性将依赖于:针对其他逻辑上可能的竞争性方案,当下最好的研究方案可能并非那么好。此外,理性进化纲领某种程度上仍保留发现和辩护的区分。故对于任何主流研究纲领而言,其之所以能够处于当下主流科学理论竞争者的地位,可能部分原因是性别或其他文化偏见产生的结果。如果存在不同偏见,那么应考虑其他或当时更具进步性的研究纲领。简言之,一研究纲领被既定的标准判断为最具进步性,可能至少部分归功于在科学理论审视中对性别偏见的慎思,亦即女性主义视角批判至少在这些案例中是正确的。尽管波普尔批判逻辑经验主义,但作为实证主义的捍卫者,他反对库恩的主张。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没有逻辑,科学中逻辑是用否定后件式的一个否定实例来反驳全称描述。因其推理不涉及其他替代性假设,故除“如何建立单一 观察陈述 真理”问题外,似乎这种推理不受性别或其他文化因素影响。虽然他认为可以建构一个在发现和辩护语境之间保持足够大差异的科学理论,以至能消除性别偏见的可能性,但他和拉卡托斯一样,发现这种理论存在缺陷。正如理查德杰弗里所言,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继承者所主张的是一种主观概率逻辑34 75 2。但“主观概率理论对个体如何将初始概率分配给某理论提出的最小限制”,将给作为个体的科学家“把高初始概率分配给反映他们自己特定性别偏见的理论”留下空间。面对不断增加的观察证据,概率方法能提供“消除初始概率分配带来的影响”的证明。但在此体系中,无法知道某段时间内赋予一特定理论的概率,其中有多少是某些偏见的产物。这给女性主义批判留下空间。总之,在科学实践中不但存在性别偏见,且还须接受这种“犹太科学”经验概率论24 8 2。科学必然是经验的,科学理论一定是一经验问题,对其“作为关于自然最好的描述”接受与否可能部分归于犹太科学家的建构和发展,而非源于其他宗教文化传统科学家55第7期汪德飞:科学价值负荷的多重维度分析的建构。对任一理论来说,它是否是真理,唯通过审视“该理论如何实现其当下地位”的历史来决定。换言之,宗教起源与科学理论是否无关不能事先得到保证,性别偏见也不例外。问题是,主张文化因素与科学理论接受相关是否会走向相对主义?是否与科学实在论相一致?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很复杂。如果承认用人类建构的语言来组织世界,则确实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实在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理论确实是描述世界的真理。但若强调科学理论受到文化因素影响,则会走向相对主义而非实在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拒绝真理概念在理解科学实在论上的有用性。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使用日常真理概念,而是强调真理可以被理解为仅是一种语言上行(l i n g u i s t i c a s c e n t)装置24 8 2。可以说,此语言真理仅是一种更为一般性表征观念形式。实在论所需的仅是科学理论能很好地表征世界,而非在技术层面上是真理。亦即科学不是依赖于对语言实体的常规真理分析。如此它可能是什么?固然,我们可用语言表征模型化的世界,且对模型的阐释是真的,但这仅是定义真理,并不需分析。这种表征关系表明了是世界和真理的匹配。与真理不同,匹配是一种定性关系,就像一件衣服大致匹配这个人。当然,我们会说衣服是合身的,是符合真相的,但这仅是对真理概念的日常使用。可为匹配概念提供进一步类比。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地图,道路、地志学、地铁和平面等专题地图又以各种方式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然而,地图虽有许多“我们理解科学家如何解释和表征世界”的优点,但不存在通用地图,故质疑一地图真假并无意义。地图需要大量人类惯例背景才能生产和使用,否则,它们仅仅是纸上的线条。由于没有一张地图能包含要绘制地形的所有特征,那么应该用什么来判定所要绘制的地形的特征要素和准确程度?显然,这些细节无法从地形本身获取,而须由地图制作者强加上去,施加细节和规范的数量是地图预期用户利益的函数。绘制地图需选择要绘制的地形特征和比例尺,两者关系密切:比例尺越大,表征的地形特征越多。这里所需的权衡体现预期用户的旨趣和价值选择。类比地,从不同位置拍摄的照片提供了更多地形或建筑物的不同视角文本,对比例尺和地形特征的选择则决定了“表征预期地形”特定地图的视角。可见,一特定地图是否能够成功表征预期地形是一个经验问题,可以把地图和要绘制的地形之间的关系称为透视主义实在论。此观点提供的形而上学认为,“旨趣范围是由各自分离的对象组合而成,并由必要和充分条件定义的集合装置”24 8 34 8 4,且展现出不断变化的许多复杂特征,而非将世界包装在具有固定不变属性的集合装置中。依此可建构不同版本的地图,从不同角度诠释世界。在如此世界中,即使成功的科学也可能包含各种文化旨趣以引起的个体认知。因此,可以说目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尽管具有许多表征世界的优点,但却体现着文化价值。众所周知,在对“不可观察的”或“理论的”实体和属性之认识论承诺上,经验主义和实在论存在区别。经验主义限制对可观察现象的承诺,实在论则无此限制。虽女性经验主义会声称科学理论可能体现性别或其他偏见,但也认为这些偏见能被标准科学方法检验出来。故针对两者的争论,女性经验主义是中立的。当然,女性经验主义也可能是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但这可能是超出女性经验主义的额外承诺。更为重要地,女性经验主义也可能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实在论。故女性实在论并非天然是内在不一致的理论体系,其只是错误成为女性经验主义一个特例。抛弃实在论能给予科学知识合理辩护的预设,这里强调更适合女性主义利益诉求的透视主义实在论解释。只是采用这一解释并非承认存在任何特殊科学理性。透视主义实在论与彻底的自然主义并行不悖,这种自然主义仅诉求于“同历史上文化人工物一起发展的自然地进化的人类认知能力”24 8 4。可见,这些动因典型的将其文化观(含性别价值)投射到已被开发并去解释世界的模型当中去,其部分模型可能最终成为已建构科学的一部分。这正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一直强调的性别和文化等价值因素涉入科学的主张。65湖 州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第4 5卷三、科学主体和价值性质维度:科学家职能、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判断从科学家职能看,科学必然存在价值判断。我们知道,卡尔纳普等否认价值判断在科学中的重要参与,认为它仍是前科学问题。但整体论者奎因认为,经验确证科学理论存在缺陷。应当说,科学家应具备是否作出价值判断的自我反思意识。在科学理论产生过程中,科学家履行自己的职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作出价值判断。因为没有科学理论能得到完全证实,故在接受一假设时,科学行动者必须作出证据有力或确证概率足够大的决定,以保证对这一假设的可接受度(如避免假阳性假阴性选择、药物毒性测试等)。此外,若科学理论无较多应用限制,则其在确证度上可能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在我们接受这一科学假设之前,我们需要的确证度大小取决于可能出现错误的严重程度”24 2 7,反之,则确证度有倾向。显然,接受或拒绝一种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是,选择确证其一定程度的“显著性水平”或信任程度,即某种临界区间。正是在对信任度和区间必不可少的审查和选择方面,科学不可避免存在价值判断。至于临界区间的选择则与人们期望能够接受的风险大小相关。在接受或拒绝这一假设过程中,人们愿意承担多大风险,将取决于在通常伦理意义上人们视所造成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科学推理决策过程中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数量型,由作为统计概率意义上的推理来进行适当的科学理论建构;二是质性型,表现为证据强度或确证程度,强调能足够保证这个假设的可接受度。总之,对科学理论的任何理性分析和重构,都会揭示出作为行使科学行动者职能的科学家必然要在科学理论推理中作出价值判断,只是还需考虑科学理论产生过程中价值的性质问题。我们知道,科学理论的确证是通过直接观察或间接验证来检验。但此确证方法能否证明科学理论存在价值判断?如果存在,价值判断是否在性质或功能上存在差异?对此,可就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工具性)和绝对性(无条件性)进行讨论。一方面,相对价值判断表明,若要实现指定目标G,某种行为M是好的,或比给定的替代行为M1更好。换言之,工具价值断言M是实现目标G更好的充分条件。亦即工具价值判断可被视为“表达普遍的或概率意义上的手段和目标关系”44 3 4的陈述,且这种陈述确定是一种能被科学检验但不充分的经验主张。另一方面,类似“谋杀(如安乐死)是邪恶的”之类陈述则关涉绝对价值判断。显然,这一陈述并非一种观察事实,也无法得到间接验证。故它并不具有经验断言真假的功能,仅表达一个针对行为的伦理规范:即某种事态或科学目标是好的,或它比一些既定替代方案好,但缺乏经验支撑和检验,不适合于科学的检验、确证或不确证。正如贡纳尔默达尔所言,仅凭事实或理论的研究无法在逻辑上引出实践指导意见,仅当至少存在一类价值判断于科学推理前提中,才能得到一实践的或评价的结论44 3 4。那么这种绝对价值判断的源泉是什么?为此,可借用拉普拉斯的小妖来说明。即使存在于经验世界的小妖能提供理想科学可能提供的所有信息或选择方案,但它仍需选择一个最佳方案。这一选择便要求人类承诺无条件的绝对价值判断,类上帝性质的拉普拉斯小妖无法减轻人类这一责任。由于“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问题存在,使我们仍需评估拟替代选择的各种可能后果。这就要采用相关评价标准,但经验事实无法决定它们,如数学决策理论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至于决策规则的制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提供事实信息、可行方案及可能结果(或发生概率);二是有一效用数值说明,附加到不同的可能结果(如假阳性假阴性)。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最优选择。如何判定绝对价值判断?通过梳理发现,科学理论中的价值预设有三个层次:第一,科学家选择研究主题时,可能存在价值偏好。从准因果意义上看,人类科学活动皆是以预设的价值评估为前提44 3 8。第二,科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系统逻辑意义上的价值预设,即一个科学陈述预设了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的任75第7期汪德飞:科学价值负荷的多重维度分析何东西。如说“张三的姐夫是一名工程师”就预先假定张三有一个妻子或一个姐妹。但这些价值判断一般对所提出的科学假设既不能产生逻辑相关性,也不会对其支持或不确定性作出贡献。第三,从方法论上来考虑科学理论的价值预设。即科学陈述只是在不完全证据基础上被接受,存在归纳风险,必须依据一定选择标准才能作出判断(如欧氏几何平行线假设)。这便是拉普拉斯小妖交给人类选择的绝对价值判断。为解决绝对价值判断的选择问题,需制定两个规则:确认规则(确定一个证据支持的数值)和接受规则(即什么情况下行动者会根据给定的证据接受或拒绝该科学假设)。但“适当的”决策规则的制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将先前的价值规范作为充分标准44 3 9。这种必要的价值标准涉及决策规则选择的不同可能性结果(如按照规则,科学假设被接受且事实是真的,被拒且事实为假,被接受但事实为假,被拒但事实为真等四类结果。前两者是科学旨在追求的目标,后两者则代表依照任何规则必然涉及归纳风险)。尤为重要的是,制定适当的接受或拒绝规则无清晰意图,除非通过为接受或拒绝的那些不同可能性结果分配确定的正向肯定性数值或负向否定性数值,以此提供充分性标准。正是基于此,科学理论假设方法论上的价值预设、接受规则或拒绝规则的合法性辩护需绝对价值判断提供支撑。如果在“不考虑可能结果的实际应用,而仅涉纯科学研究(如科学家的工作)中接受假设的决策规则”时,似乎能获得关于世界一定目标的客观性。但须强调的是,若要形成一种(情感上可靠或美学上满足的)信仰体系或世界观(如“真理”之类绝对观念),则坚称在我们接受的信仰和经验证据之间高度相符(像科学主义那样)完全没有合理性,况且还存在由“公开可确定性证据”决定的“客观检验和确证标准”不得不被其他可承诺的标准所取代的情况44 4 0。总之,若要实现认知目标,就必须制定决策标准。而对此类标准的合法性辩护必须与科学行动者的认知目标相关,且在此意义上必须预设具有价值判断特征的决策标准。四、科学非表征维度:科学实践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角度看,传统科学哲学因偏好“辩护的语境”、忽略“发现的语境”而强调科学理论价值无涉的客观性。但拉图尔将对称性原则从方法论扩展到本体论,作为方法的实验转向作为文化的实验室生活:科学研究不仅通过干预自然界为理论寻找客观性,还把非认知价值介入到科学理论建构实践中。其辩护理由有四个。第一,价值渗入主客体相互建构中。在科学实践建构论中,一方面,客体因受到主体建构而出现自然、仪器、社会和价值等因素耦合而生的非原生态客体。实验室研究促逼“自然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其操作的客体必然受制于社会秩序的情境性条件,“作为实践成果的 事实 由实验室文化塑造”51 1 1,是一种带有意向性和价值负荷的文化存在,而非“自然的”纯粹存在。另一方面,主体也同样受到客体建构。如今传统生物学意义上“固定本体”人之身体已转变为心身与科技一体的新存在,不存在原生态的人类。当然,这种实践建构生成论“所抛弃的只是在脱离现实的抽象反思中无法解决的哲学难题”61 6,并未否认实体的存在。“这既非虚无主义和怀疑论,也非把对象还原成属性和主观意义的思想教条”73 9,而是主张科学事实是自然、社会及价值诸因素在实验室装置中冲撞而成的事实。第二,重释价值涉入的科学合理性。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合理性是科学家而非抽象科学知识的行动。对于科学实践主体而言,合理性体现在认识论和实践上:前者是反思和决定接受或拒绝表征知识的主张,后者是决定何种行动能够并值得进行。就后者而言,对道义论或后果论科学目标及相对和绝对价值的理性陈述等非认知价值,也是“科学研究正常功能的内在组成部分”82 1 0,允许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本然地耦合于科学实践中。总之,将科学视为实践科学,并非想抹去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只是强调对科学意85湖 州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第4 5卷义的认识来自于“理想的行动者之间的理性慎思”82 4 1和价值选择。第三,主张“有意义的真理”观。劳斯和基切尔等81 3 2主张,科学目标追求的是“有意义的真理”,而非“真理”。科学之意义须以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旨趣来理解,故“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发现有意义的真理”87 9。针对科学真理,需要的是一种“认知的 意义的观念,以帮助我们将具有内在价值的真理标识出来。道德的与社会的价值看作是内在于科学实践的”88 0。科学家虽求真,但作为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必持有非认知价值。故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标准是通过认知价值和非认知价值的相互权衡,才得出对人类有意义的“科学事实”。第四,重塑客观性。针对科学理论的纯客观性问题,前述“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是对其价值无涉的消解。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含有包括证据标准在内的各种背景理念与假设等预设,理论不可能被经验证据完全确证,且迪昂-奎因命题和库恩范式理论也证明了这种证据鸿沟的存在。亦即决定(亚)科学共同体理论主张的因素并非唯一地存在,理论必然依赖于价值选择。但价值的介入,客观性是否存在?或退一步说如何重新解释?依据朗基诺观点,科学家本身及其(亚)科学共同体持有的价值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并非必然是偏见。背景信念与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理论的多元化。在这种体系中,客观性是通过发表场所、认识标准、背景信念与价值等因素的不断冲撞而显现,获得的是各行动者内部(亚)科学共同体的客观知识。这非传统意义上主客二分、价值无涉的客观性,而是一种评价意义上规范认识论下的客观性。进一步说,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科学诉求已非抽象和恒定的客观性,而是走向一种语境客观性。需要明确的是,科学实践中的客观性,是指不同语境中科学是否满足诸如经常利用数据等客观要求。为什么相信量化或数据分析?这并非数字的无偏见性,而是因为认知传统中存在无法超越主体他者之间的认知鸿沟,我们只能在仅有的实用主义式认知实践惯例历史背景下将数据看成是“客观的存在”。但因非认知因素不可避免地不断介入认知主体,科学实践结果在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就会呈现出多元化非恒定态。其次,就科学实践结果的客观性而言,更应该相信哪一个数据?这里存在“客观性”背后的(亚)科学共同体或公共信任问题。应该说,这里不是讨论客观性,而是在讨论诸科学行动者是否遵循不同语境中“不允许忽视证据、忽视批评或损害他人利益”74 1等“客观的”要求。可见,此“客观的”是强调科学实践的道德诫令。综上所述,将科学看作实践的并在科学实践中还原其客观性,就会发现科学价值负荷的存在,推出的结果是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真理”。一旦将传统客观性转变为行动规范或道德诫令,则会消解价值无涉科学观,发现科学必然价值负荷。但这种具有价值负荷之客观知识如何走向价值无涉的科学理论?进一步看,当科学实验室工作完成后,非原生态存在(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科学事实)通过纯化或修辞手法的介入,被转译为表征性科学事实,并通过强制性通道来确立这种科学事实。可见,科学实践建构论打开了科学理论价值无涉的客观性产生机制的“黑箱”,还原了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科学事实建构过程。纯化后的科学理论并非只是事实本身,而是诸行动者通过纯化和修辞等手段将非认知因素和主体从实践情境中去掉,消除了其中的价值和主观因素。五、结语针对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客观性问题,引入“在场”概念,并将科学理论的选择或确证的诸影响因素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就已有广泛论证的外在因素(如女性主义、科学社会论、后现代主义等观点)而言,并未彻底抹去科学实在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辩护。为此,通过分析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内95第7期汪德飞:科学价值负荷的多重维度分析在因素可知:一是引入科学语境维度发现,传统科学研究中理性进步的选择或确证存在着性别、宗教等文化因素,亦即无法预先保证科学理论与它们无关;二是引入科学家主体职能和不同性质价值维度发现,科学理论的选择或确证,必然因依靠一定程度的“显著性水平”而需科学家作出有价值判断的选择,同时,也因不论其选择标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均有价值预设;三是引入科学的非表征维度发现,主张科学事实是科学家主体与自然、社会、价值诸因素,在科学实践情境中相互权衡才得出对人类有意义的真理。这种强调内在因素的自然主义式“在场”,而外在因素渗入其中的依附式“在场”,走出科学客观性传统研究的“上帝之眼”维度,从而转向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有效性的在场“分布式认知”思维方式(尽管还需不断修正),解决了传统研究中由于对科学实践情境的纯化,而使因“内外因素”不在场而生的科学价值无涉问题。参考文献:1HO L L I N G E R R.S c i e n c e a n d V a l u e:I n t r o d u c t i o n A/K L EM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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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a k e v a l u e j u d g m e n t s),v a l u e n a t u r e(i n s t r u m e n t a l j u d g m e n t o f v a l u e a n d c a t e g o r i c a l j u d g m e n t o f v a l u e),a n d 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p h i l o s o p h y.F i n a l l y,i t i s e m p h a s i z e d t h a t t h e L a p l a c es d e m o n w h o h a s a p r i o r i a n d o b j e c t i v e G o ds e y e s b u t e x i s t s i n t h e e m p i r i c a l w o r l d g i v e s t h e r i g h t s o f c h o i c e t o s c i e n t i s t s,a n d s c i e n t i f i c t h e o r i e s m u s t b e r o o t e d i n t h e v a l u e j u d g m e n t s.K e y w o r d s:s c i e n t i f i c o b j e c t i v i t y;v a l u e d i m e n s i o n;i n s t r u m e n t j u d g m e n t o f v a l u e;c a t e g o r i c a l j u d g-m e n t o f v a l u e;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p h i l o s o p h y 责任编辑 杨 敏06湖 州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第4 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