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pdf

第 41 卷第 3 期2023 年 6 月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Vol.41 No.3Jun.2023DOI:10.19977/ki.jfpnu.20230010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黄艺娜1,赖正维2(1.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2.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摘 要: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东渡日本,东渡时间持续几十年,僧侣东渡甚至持续一个世纪。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 4 个类别。旅日华侨华人成功传播中华文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二是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三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关键词: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明遗民;中华文化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421(2023)03-0313-072015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 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一、明末清初大批华侨华人东渡的背景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不堪忍受异族统治与残酷镇压,或南走南洋,或东渡日本,促成中国历史上移民海外的一次高潮。进入 17 世纪,旅日华侨逐渐增多。据统计,元禄九年(1696),长崎人口达到 64 523 人,而当时旅居在长崎的中国人约有 10 000 人2,占当时长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一)长崎唐寺的兴起及招请高僧长崎唐寺,泛指所有在长崎由华人建立的寺庙,其中早期又以“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最为知名。17 世纪 20 至 70年代,数量庞大的长崎华侨为避免遭受基督教的牵连,自行捐资创建的四大佛教寺庙,在唐三 寺 基 础 上 加 上 圣 福 寺,总 称“唐 四 佛寺”3,通过信佛表明信仰。由于当时幕府严禁天主教,而由中国江浙、福建等地区传入长崎的妈祖形象与圣母玛利亚有相近之处,容易引发误解。长崎华商为了证明自身与天主教没有关系,先是从故乡招请僧人前来管理妈祖祠堂。因为仰慕隐元的德才声望,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16011668),和长崎华侨一道征得幕府当局许可,遂从 1652 年起,派出使者,多次联名恳请隐元禅师东渡弘法4。隐元禅师,即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隐元大师,隐元隆琦,俗姓收稿日期:2022-11-05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黄檗文化研究中心 2019 年度科研开放基金项目(2019HBKF007);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2023 年度省社科基金校内培育项目(KY2023FSQ08).作者简介:黄艺娜(1989),女,福建龙海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研究。赖正维(1963),女,福建福鼎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琉关系史、黄檗文化研究。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 林,福建福清人。隐元禅师受邀多次,在 63岁高龄时自中左所(厦门)赴日弘法。(二)大批明遗民东渡具有传统密切关系的近邻日本,吸引众多的明遗民。明遗民东渡持续几十年,成为中国早期的华侨。16511661 年,南明使节船、官商船、民商船抵达长崎,平均每年超过 48艘5,经南洋直往长崎的南明商船,平均每年超过 13 艘665,共计平均每年超过 60 艘,也是明遗民东渡日本数量最多的时期。16611684 年,随着清朝迁界令公布,此前遇冷的东渡人群相应增多6 107。明遗民多来自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多的技艺专长,或长于儒学,或醉于佛学,或精于医学,或擅书法、绘画、诗词等,造诣很深。其中以具有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的知识阶层为主体,最著名的代表是朱舜水。明遗民以僧侣见诸史册为多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隐元隆琦。如果以真圆觉(15791648)于 1620 年在长崎登岸为上限,以后来成为京都黄檗山第 13 代住持的竺庵净印(16961756)于 1723 年在长崎登岸为下限,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弘法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据辻善之助统计,1620 年至 1719 年东渡日本的福建僧侣有 38 名7。木宫泰彦认为,1620 年至 1722年间,东渡日本的福建僧侣共计 63 名3。二、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 4 个类别。(一)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1.朱舜水与水户学朱舜水,明清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流亡日本期间,与黄檗独立性易禅师以及黄檗檀越陈明德等人多有交往。独立性易等人为朱舜水能够长期留在日本奔走出力。朱舜水在日以教书为生,后被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内容涉及四书五经、祭孔礼仪、中国典制及风俗等。他在日本讲学 20 多年,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崇,还为日本培养了许多儒学人才。如“海西巨儒”安东守约、水户派的安积觉、栗山潜锋等著名学者,都曾是朱舜水的门生。他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8,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9,这一思想启发了德川光圀,他当时正在编写日本史记,朱舜水的思想全都体现在了这本书里,后来他开创了水户学,其核心就是朱舜水的思想。数千弟子形成了江户学派,为将来的明治维新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日本儒学由空论性理转而以经世致用为要道,朱舜水发挥了重要作用。朱舜水去世后,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被刊印成舜水朱氏谈绮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等。2.点校刊行儒家经典即非禅师的祖上宋代大儒林希逸所注解的“三子口义”,即老子、庄子和列子的注释著作,在江户初期传到了日本。据不完全统计,日本这 300 多年翻刻有几十种,翻刻量多达上千万本。其中老子虞斋口义,引起即非禅师的注意,并整理刊行,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10。3.公安派文学陈元赟(15871671),第一位将明朝公安派文学传入日本的学者,被日本学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11。公安派文学是明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流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2,强调个性解放。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是从陈元赟影响僧人草山元政(16231668)开始的。收录僧人草山元政和陈元赟两人诗文的元元唱和集是具有公安派特色的一部诗文集。此后,日本学者广泛运用公安派文学的理论来抨击日本国内的文学复古现象。(二)传播佛学经义1.创立黄檗宗隐元禅师受邀赴日弘法,促成了黄檗法脉东传,开创具有浓厚明朝禅风、皈依者甚众的413第 41 卷第 3 期黄艺娜,等: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黄檗宗,在融合日本新旧禅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隐元禅师几乎将整套的明末禅林生活方式带到日本,明末清初隐元创立的黄檗宗与数百年前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禅宗大不相同。固定化、形式化的积弊逐渐被改变,日本逐渐完成了新旧禅风的融合。随隐元禅师赴日的诸多中国籍僧人掌握了绘画、建筑、雕刻、书法、医学等知识,为日本黄檗宗的创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伴随着黄檗宗弘法活动的开展,日本禅宗界打破了临济宗、曹洞宗二分天下的格局,最终形成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宗鼎立的局面。黄檗宗逐渐由一佛学脉系发展成为影响日本整个江户时期的内涵丰富的黄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输出的典型范例。2.推动日本佛教改革由于幕府的扶持保护,日本禅风日益随性,有萎靡不振的迹象,已经满足不了信众的需求。而隐元带来的明朝佛教,保持着传统戒律,蕴含着明朝文化,且在饱经亡国悲痛中显示了独特的节操和志气,充满强劲的精神力量,极大地刺激了原本戒律松弛的日本佛教。各个宗派不得不反思,有的积极仿效、有的自我调整。隐元禅师编撰黄檗清规,提倡的严格戒律,与当时日本佛教界整体戒律松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黄檗宗持戒宗风,激发了日本佛教界的自我革新,彻底改变了其修行方式。例如,天台宗提倡安乐律,真言律宗提倡灵云律,曹洞宗提倡禅戒会等等,从而开启了日本佛教界各宗派内部革新。隐元为长期颓势的日本佛界输入新鲜和纯正的中国佛教血液,被日本佛教界尊奉为日本禅宗中兴祖师。(三)推广先进科技1.围海造田、种植农作物新品种木庵性瑫(16111684)日本弟子铁牛道机(16281700)带领民众进行椿沼干拓事业,即推广福建的围海造田技术13222,在日本称为干拓术。宽文六年(1666),铁牛接手推进在下总国椿沼干拓事业,围海垦田,因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得到广大信徒支援,干拓事业至宽文十年(1670)基本完成,日本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农耕田。隐元等东渡僧人将福建的竹笋、西瓜、芝麻、莲藕、四季豆等种子,带到日本,在日本种植并逐渐普及开来。由于日本气候湿润,很适宜四季豆的生长,特别是在关西,有的地方一年可种三季,且产量高。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餐桌必食。日本人还把隐元圆寂的4 月3 日命名为“隐元豆日”(隐元日)。2.建筑、造桥长崎的唐三寺,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都由东渡僧人设计和监造,采用明清建筑式样,最具特色的是黄檗天井。黄檗天井实际上是建筑中的卷棚轩廊,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卷棚轩廊是“黄檗样”建筑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称之为“黄檗天井”14。寺内佛像也多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比较出名的当属闽籍匠人范道生。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对日本佛寺建筑产生的影响深远,尤其在建筑工艺方面。因为万福寺中各寺堂的设计虽大都出自中国人之手,但具体的施工基本上由日本工匠来承办。如木工茂左卫门15,就是当时一位杰出代表,其子孙将他的手艺严格地传承下来,如今仍以建筑寺宇为生。入围日本三大名桥之列的锦带桥和眼镜桥,都是东渡僧侣设计的。默子如定(15971657),于宽永十一年(1634)设计营建日本史上第一座中式石制拱桥 眼镜桥16。独立性易(15961672),按照带往日本的西湖游览志提供的营造法式,采用传统的木工工艺,建造了锦带桥17。全桥只用包铁和插销固定,充分应用精巧的木工技术的桥梁结构,自建成后展现出强大的抗洪能力。眼镜桥与锦带桥等造桥技术的传入,大大促进了日本传统造桥技术的发展,也促进整个日本交通的发展。3.雕版印刷木庵性瑫日本弟子铁眼道光(16301682),513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 曾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工作,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完成,共 7374 卷18,称为铁眼版一切经或黄檗版大藏经,因为印量大,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佛经,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广泛。黄檗版大藏经的书体一如明式,被后世称为“明朝体”,今天仍然在使用中。其版式成为当今日本公文原稿纸的标准规格19。黄檗版大藏经的雕刻,同时也带动日本雕版印刷技术的大幅提升。雕版印刷这一先进文化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影响是非常大的。4.医学明清时期,大量的中国名医僧侣渡日,传播中国医学,对日本近现代近 400 年的医疗健康卫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浙江名医陈明德来到日本,最精小儿科,著有心医录行世20;中国名医陈振先到达长崎后,积极传授中草药知识,著成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对日本本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21。独立性易(15961672),著有痘诊治术传等著作,将明代治天花技术传至日本。其弟子池田正直继承其医术,促使幕府在医官中设立痘科22;另一弟子北山道长,福建长乐人马荣宇之子(字寿安、号友松),著有北山医案等医书,精通中国医学,在大阪一带行医,享有盛誉。东渡僧侣带给日本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如即非如一所著福清县志续略中记载了用盐急救毒蛇伤蛰、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多种 办 法。隐 元 弟 子 日 籍 僧 人 了 翁 道 觉(16301707)在修行中自制“锦袋圆”23药方,专治溃烂脓疮,在民间颇为流行。(四)生活习俗1.素食文化 “普茶”是向“普天下之人”施“茶”之意,因而,“普茶料理”就是与茶同时上桌的、可供普通大众食用的料理。这种料理是黄檗宗寺院中东渡僧人带去的素食习惯,并逐渐传开于普通民众中而形成素食文化24。中式围坐圆桌进餐的“卓袱料理”,也由黄檗僧侣传入长崎,这种主客双方毫无隔阂地进食的情形,与日本当时严苛繁复的用餐礼仪有不同的趣味。因此,黄檗普茶斋食很快从长崎流行开来,凡是黄檗宗各寺院及中国禅僧所到之处,均可见到普茶料理专卖店。2.煎茶道隐元禅师东渡时,将明代南方煮茶的饮茶方式传入日本25。全新的饮茶方式相对于日本传统抹茶道的严苛、繁琐,体现了简洁之美以及“和敬清闲”的理念,逐渐发展为煎茶道文化。黄檗日僧月海元昭采用围坐饮茶而清谈的形式,吸引了大批文人参与,后世也把月海的煎茶称为“文人茶”13237。随后,煎茶法逐渐影响到了日本上流社会,最终成为大众的爱好,煎茶道因此形成。此后,煎茶道不断流传,影响日本社会各阶层,形成许多流派,传承至今。三、成功的原因(一)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明末清初,由于中国内部的长期动乱和清朝的残酷统治,日本人来华锐减,中国人东渡骤增。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僧侣东渡日本弘法,除了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政治背景外,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统治、民众信仰需求也是重要原因。华侨华人在日本能够立足并传播明代中国最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主要是因为层次较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日本的需要,受到日本各阶层人民所欢迎。以朱舜水、隐元为代表的旅日华侨华人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代表,诚如日本禅宗史学大家柳田圣山所说:“隐元来日是明代文化东进的一环。”26他们带到日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包括:开放包容、经世致用的儒家智慧、明代禅学、围海造613第 41 卷第 3 期黄艺娜,等: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田、雕版印刷等等及明代儒学、佛学、政治和科技的先进成果,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具有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二)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隐元在传统文化上有极高造诣,认为儒释道在本质上“归源无二致”,提倡豁达开放、儒释道多元融合。隐元和黄檗僧众以禅宗文化为内核,融合儒道释和诸子百家思想,倡导中华伦理道德,坚持由儒入佛,践行忠孝节义,强调孝是万行首、友谊重金石,深受长崎华人社会认可。正是他融通三教的思维境界,使得黄檗文化在日本迅速完成本土化进程,对华人华侨和日本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播明代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华侨华人以高度开放的文化自信,培养本土各方面人才。朱舜水在日本讲学 20 多年,为日本培养了许多儒学人才,影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开创水户学27。僧侣致力于信徒的培养,他们的弟子中不少是日本人。隐元的嗣法弟子有23 人,其中龙溪、独照、独本三人是日本人。本庵嗣法弟子有 40 余人,其中日本信徒铁牛、慧极、潮音较为突出13221。除儒者、佛者外,还培养大量的医者和能工巧匠。日籍僧俗两界弟子在传播、推广科学技术,具有地缘、人缘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江户时期以隐元禅师以代表的旅日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履行教德教化的职责,得到皇室和幕府的支持和推崇;救济穷苦、治病救人、修桥铺路,践行民生关怀的使命,受到日本民众普遍的认可和信服。四、结语明末清初包括黄檗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传入,对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学、书画、建筑、医学、饮食、印刷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还深入到华人华侨及日本国民日常的饮食生活、精神层面,表现出与日本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良好融合。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例如,蕴含中国明代建筑风格特点的京都宇治山万福寺在经过历代翻修之后,也受到了日本传统寺庙美学的影响 单以砂、石来表现枯山水的庭园 石庭也逐渐融入万福寺的建筑之中28。东渡僧侣传播“隐元豆”“隐元莲”的同时,也在康熙年间(16621722)将日本的优良花生品种从日本带回隐元禅师故乡福清种植并推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9。在新时期,探寻遗泽,反哺当今,重新挖掘、审视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在中日交流过程中的活动及影响,对探讨中日文化交流模式,构建中日文化交流新平台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注释:陈元赟,字义都,号芝山,浙江杭州人,自幼聪敏,通经史、多才艺。元和五年(1619),陈元赟东渡日本,交友甚广。广义而言,黄檗文化在唐代中期由正干禅师开山肇始,发源于福清黄檗山,千年持续相承,以历代高僧和文人为代表人物,以佛教禅文化为内核,包含与儒学、闽学、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相融合的丰富内容,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狭义而言,黄檗文化指的是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僧侣及侨民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佛学经义,还带去明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在日本发展并形成的黄檗文化。木庵性瑫,明末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俗姓吴,字性瑫,号木庵,谥号慧明国师,江户时代东渡日本的临济宗黄檗宗僧人。唐三寺专指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称唐四福寺时,则是在唐三寺的基础上加上圣福寺,因为圣福寺成立时间相较于唐三寺中最后成立的崇福寺还要晚半个世纪,许多历史事件中并没有圣福寺的参与。圣福寺的创建得到了长崎奉行牛込忠左卫门以及冈野孙九郎的捐赠,与兴福寺、福济寺以及崇福寺不同,不是由同乡的唐僧以及唐人捐赠建成完全意义上的唐寺。默子如定(15971657),江西省南康府建昌县人,713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 明末清初时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独立性易(1596-1672)俗名戴笠,字曼公,明亡时渡日,58 岁时皈依黄檗宗。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2015 年 5月 23 日)N.人民日报,2015-5-24(2).2原田正路,中西啓.世界史中長崎M.東京:木耳社,1971:55.3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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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s,ship owners,officials,scholars,and monks,traveled east to Japan,which lasted for decades,even for a century for the monks.On one hand,th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terms of spreading ad-vanced culture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e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namely,spreading Confucian thought and culture,disseminating Buddhist scriptures,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riching daily life.On the other hand,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have suc-cessfully spread Chinese culture.Firstly,the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brought with them the advanced ideology,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Secondly,it was due to inclusive thinking and open-mindedness.Lastly,it resulte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gra-ting into local society.Key words:the Edo period;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remnants of the Ming Dynasty;Chinese culture(责任编辑:张沛)(上接第 306 页)Analysis on Rules of Inheritance Regarding Rural Homestead Use RightsWANG Guoxiang1,LIN Anmin2(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2.School of Law,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28,China)Abstract:The inheritance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s is difficult to operate reasonably in practice due to the lack of superior legal sources.The crux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complex legal attributes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land,the internal game of property circulation,survival security,and residential management functions,and the external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homestead land and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houses on the ground.However,in addition to policy support,as far as the current law is concerned,it is not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rul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s.On one hand,it is only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homestead user as a natural person,as well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homestead use right and the identity at the time of inheritance.On the other hand,the time limit and the principle of one household and one house are supposed to be imposed on.Whats more,the supplementation of statutory lease rights should be introduced.In this way,the following effects could be achieved.Firstly,it is conducive to keep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heir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Secondly,the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nd could be promoted.Lastly,the way for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homestead system can be ex-plored,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in the rural land system.Key words:homestead use right;inheritance;separation of houses and lands;statutory lease right;one household and one house(责任编辑:江悦庭)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