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逻辑、内在机理和推进路径.pdf

乡村振兴-168-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3 期（总第 561 期）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出要把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实现善治乡村、振兴乡村，并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既遵循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实践的基本规律，也符合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1“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逻辑乡村治理关乎乡村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实现我国稳定发展而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关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大乡村问题，并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探索。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更，乡村治理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应运而生。1.1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百年沉积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乡村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开始了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研究，并对乡村治理展开了积极探索，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执政时期始终强调要解决好农民问题，他曾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状况时指出团结农民的必然性：“谁是我们的敌人？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分析时，他还说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肯定了农民对革命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执政后指出“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2，肯定“大包干”，推动“乡政村治”运行机制在农村的发展，将权力下放给农民。1982年村委会确立后，村民自治正式开始，为乡村自治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基于对国情的把握，指出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根本性，强调要加强党对乡村的领导，明确国家治理必须德法并重。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强化农村基础党建，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3，习近平执政后也始终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性。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治理”的官方概念 4，“乡村治理”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中共十八召开以后，乡村治理的探索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农村各领域浮现出各种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1.2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要求社会主要矛盾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制约着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国社会发展各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在乡村治理新问题的导向下，“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得以建立和健全。1.2.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踏上了新时代的航船。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自身未得到充分发展 4。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乡村治理领域的方针政策有所改变，“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正是在此改变下而做出的有效探索。1.2.2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提出的新要求乡村治理是一项全面浩大的工程。全面小康社会的按期实现，扭转了中国乡村地区极端落后、贫穷的局面。然而，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问题。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把握，需要审时度势地寻找出新的、更佳的治理方式，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满足乡村人民美好的现实生活需求，不断缩小城乡差 收稿日期 2023-02-24 作者简介 易梦秋（1997），女，四川宜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 形成逻辑、内在机理和推进路径易梦秋（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00）摘要 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马恩经典作家关于乡村治理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百年实践探索，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要求的情况下建立发展的产物。“三治”之间紧密联系，自治是核心，法治和德治是补充，加强对村民自治权的保障，强化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作用，更新治理的手段和方式，有利于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词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乡村振兴-169-距。“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要求下孕育而生。1.3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乡村治理改进的现实需要有效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并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将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1.3.1“三治合一”是对乡村振兴内容和要求的深刻理解和全面诠释乡村振兴强调整体性和全面性，即包括产业、人才、生态等在内的振兴，除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还涵盖了治理体系的创新和生态文明的进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放权赋能”5因此，“三治合一”是对已有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承和创新。1.3.2“三治合一”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乡村踏上了转型之路。改革开放后，城乡间的鸿沟拉大。进入新时代，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快，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严重，农民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多样化 6。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水平有限，乡村法治建设滞后或缺失，道德在乡村治理中的约束薄弱，乡村的成功转型以及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解决各种新问题。只有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共治才能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推动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2“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机理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落实落细。“三治”各有特点又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准确全面地把握其相互关系，能够提高乡村治理的成效。2.1终极目标：村民自治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民既是乡村治理的获益者，也是乡村治理的建设者。唯有以人为本、尊重广大民众的意愿才能在根本上激发农村治理的活力 7。作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乡村治理必须重视村民自治能力的发挥。村民自治是推动基层民主最有效的形式，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设立了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进行自我管理、教育、监督和服务。在此过程中，村民的权力得以保障，积极性得到激发，唤醒了村民自治的意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惯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态度，增进村民对党和国家乡村治理方针、政策的认同，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2.2刚性保障：依法治乡法治建设是乡村治理的硬性保障，其建设力度直接制约着乡村治理的效能。总的来说，我国乡村地区的法治建设滞后、基础薄弱，如乡村法治宣传欠缺、村民法律知识贫乏等。基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如公共权力滥用或缺位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势攀附”“人情世故”等不良现象，严重阻碍了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和乡村治理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必须将乡村治理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律约束的框架，规范乡村治理程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平安乡村建设，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8。2.3柔性支撑：以德治乡追本溯源，德治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根据，是对马克思主义乡村社会治理理论的正确运用。任何时期，道德和伦理对乡村治理都起着维系作用，但村民的思想道德问题依然存在，如漠视道德规范、破坏社会秩序等。这些丛生的乱象阻碍了乡村治理的进程和成效，折射出了城镇化发展对乡村社会伦理道德产生的不良冲击。在乡村治理工程中，必须充分依靠伦理道德来激发村民情感共鸣，帮助村民形成正确的道德伦理认知，实现自我行为约束，进而打造和谐乡村。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德治与自治、法治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自治是内在驱动，法治是硬治理，德治是软支撑，三者共同发力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现代化进程，形成良好的乡村治理局面。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推进路径3.1坚持党的领导，健全基层党建党是领导一切的，乡村治理思想的演绎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从“政权下乡”到“多元共治”，党始终发挥着统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实现“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效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建主要就是解决当前乡村党组织涣散、软弱无力等问题，旨在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打造先进的乡村建设党员队伍 9，“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的结合起来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10，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强大领航力，有条不紊地推进乡村治理。要始终贯彻自我革命精神，定期开展党员活动日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引领，科学决策，服务乡村；全面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乡村治理工作的相关文件，提高办事效率。3.2保障村民自治，推进多元共治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经验凝结。然而，易梦秋：“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逻辑、内在机理和推进路径乡村振兴-170-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3 期（总第 561 期）村民自治仍然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即人才的缺失。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乡村人口（多为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男性青年）流向城镇，所剩者多为老幼妇孺，村民自治老龄化或后继无人。二是村民自治意识淡薄。村民漠视自治，表现为较明显的敷衍被动。三是村民自治形式化显露。近年来，部分地区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为应对上级检查和考核，在乡村治理决策上独断专行，空谈村民自治。保障村民自治主体地位，推进多方参与治理。一是要强化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开展学习和培训活动，设立考核机制；建立驻村福利制度吸引大学生村官等人才，并稳固原有人才不外流。二是要强化村民参与自治的主体意识。开展讲座，宣传普及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的最新政策，推动村民形成准确的自我定位。三是要抑制和杜绝村民自治形式化现象。明确基层党组织和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和帮扶作用，健全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推行多元共治。3.3推进法治建设，扭转薄弱局面我国曾进行了六次规模大、范围广的普法教育，但乡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法治建设依然较为落后，主要表现在村民法律知识学习欠缺等，绊住了乡村治理的进程。“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1，进行乡村治理必须重视法治建设。要始终维护好法律权威，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地位；将公权力的使用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保障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头雁效应”，要以身作则地去学习、遵守和运用法律，鼓励村民学习、遵守和使用法律。3.4扎实德治基础，发挥道德约束作用道德伦理的教化功效始终在乡村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市场化浪潮的不断冲击，道德伦理对村民的影响日益弱化，必须稳固德治的基础，加大乡村德治建设的力度。要求大力弘扬文明乡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移除落后陋习和恶习。务必在遵守法律底线和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完善乡规民约，建立配套的监督和奖惩机制，保障其施行的有效性。倡导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引领乡村社会新风尚。3.5运用“互联网+”，因地制宜地推进信息治理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家政务中的应用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范本，应当因地制宜地运用“互联网+”进行数字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投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12。“互联网+”自治。在村民选举上，通过网络打破时空限制，最大程度上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村民决策上，发布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详细解读，帮助村民做出合理的决策；在村民管理上，在平台上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填报登记机制，村民自行对相关信息的登记和查看，实现高效管理；在村民监督上，在网络政务平台上公开信息，村民能够及时关注村内事务的进展。“互联网+”法治。法律具有强制性，法律条文表述精炼且专业，晦涩难懂是人们对其最直接的感受，对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乡村村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应当将枯燥的法律知识与互联网相结合，以视频、图像等形式进行推送，并设立村民法律咨询网络平台，为村民答疑解惑，改变传统的“出事找熟人”而不求助法律的局面。“互联网+”德治。要因地制宜地挖掘乡村社会中优秀的德治文化资源，如地方民俗风俗等，以文字、音像等方式进行宣传和展示，推进优秀的文明乡风建设，以网络的形式进行优秀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激励村民自我约束。4 结语“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其治理体系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经验积淀，是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伟大创举。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充分保障村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完善乡村法治建设，巩固乡村德治基础，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发展。参考文献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尹小恩.21世纪初我国乡村治理思想浅析基于20042018年15份中央一号文件的考察J.政府治理评论，2019，5（1）：76，78.5 程 银，李建军，杨正军.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及经验启示J.青海社会科学，2021（5）：60.6 孔繁金.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J.老区建设，2019（22）：57-58.7 江 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农村治理思想研究治理维度与治理路径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4）：99.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J.新农村，2019（9）：7.9 王晓勇.习近平乡村社会治理思想浅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8（3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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