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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睿 何文华：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53 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董 睿 何文华 摘 要：食盐是人体健康的必需物质，也是维系军队战斗力的基本物资保障。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涉藏地区时，因食盐供应客观条件限制、蒋介石的封锁宣传以及食盐充当消毒药品需求，而出现严重的缺盐危机。为此，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充分结合地方实情，先后以自主熬制硝盐、争取广大民众和宗教上层支持等方式，积极应对缺盐危机。其间食盐问题的出现与应对，体现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复杂面相，也彰显出汉、藏民族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命运与共。关键词：红军；四川涉藏地区；食盐问题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3-0053-9 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转战四川涉藏地区，面对当地与内地迥然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国民党军的追堵封锁，红军在此期间除了要克服民族隔阂、粮食匮乏、水土不服等问题外，食盐短缺同样成为红军部队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学界研究多聚焦于红军长征中的粮食和扩红问题，涉及食盐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中央苏区或川陕根据地时期，仅个别学者谈及红军行经贵州、云南两省的食盐问题。四川涉藏地区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域，红军在此遭遇的食盐危机未得到应有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相关文献档案、时人日记及报刊杂志，对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遭遇食盐危机的现象、原因进行系统梳理，进而分析红军在筹盐过程中与当地藏族群众互动往来的深层逻辑。一、食盐危机的产生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因国民党制裁与封锁，红军食盐短缺问题就一度显现。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闽西才溪乡调查时发现，“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由此得出结论：“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苏区缺盐情况也引起外媒关注。1935年2月，英国每日先驱报在红军长征后刊文，“由于粮食，特别是盐的缺乏，使得共产党没办法在苏区继续生活，希望逃到富裕的四川”。彼时中央苏区缺盐虽为客观事实，但红军并不缺乏“开源”作者简介：董 睿（1997-），男，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何文华（1985-），女，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双重”培育项目“红军长征在西南民族地区革命文献的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2021-SZPY07），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晚清驻藏大臣联豫及其持办藏事研究”（项目编号：XNZZSH1902）的阶段性成果。关于红军筹盐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有:邵家仁.简论川陕苏区解决食盐紧缺的对策及意义J.盐业史研究,1992(2);温礼敬.红军长征与滇中盐工J.盐业史研究,1996(3);裴恒涛.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的食盐问题及其解决J.开发研究,2015(2);龚丹丹.中共在中央苏区解决缺盐问题研究D.赣州:赣南师范学院,201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9.转引自:王川,智凌燕.英国报刊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54手段。一方面，中共当时尚能经由广东军阀陈济棠从外界购得食盐；另一方面，红军在根据地内通过熬制硝盐应对缺盐危机。上述方法使红军获得相当数量的食盐，在基本满足部队日常所需的同时还略有盈余。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长征前颁布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共计77,159人，携带食盐34,862斤，平均每人配给食盐约0.45斤。上述食盐携带量虽然仅能保障部队一月左右需求，但由于红军长征最初经过的几个省份沿途均有补给，因此部队在长征起始阶段的食盐问题表现得并不明显。如在贵州各地，长征转移线路与川盐古道基本吻合，红军通过食盐配给、打土豪、没收盐庄等方式基本消除了食盐危机；行至云南后，该省较发达的盐业更是为红军食盐补给提供便利，如红九军团就在云南巧家一带缴获“十万斤盐”。然而，红军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后，食盐问题逐渐凸显。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土门防线后，进驻松、理、茂、懋、汶地区。作为率先进入四川涉藏地区的红军部队，四方面军指战员很快发现食盐短缺成为困扰部队的一大问题。四方面军总医院军医孟瑜回忆，自从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后，“路难走极了，粮食吃光了，连盐巴也成了问题，一连半个多月，天天是白水煮野菜”。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遭遇的食盐紧缺问题，使红一方面军对即将到来的食盐危机有所警觉。1935年6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提醒各部队“盐应尽量补足一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委总部于6月20日再次指示各军团，“应尽一切可能，并派遣部队在规定地区没收、征发及购买一切麦子、包谷、杂粮、盐、油及牛羊猪等食物”。虽有上述动员，但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后，食盐储备仍很快耗尽。对此，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据赵镕日记显示，6月15日翻越夹金山以前，其所在部队还能用盐水泡饭吃，但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后情况突变。6月26日，在赵镕记于抚边的日记中，他已忧心忡忡地写到，“有的单位已无油、盐下锅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回忆录中同样谈到，中央红军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后，“有数月之久，我们没有尝到盐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越过甘肃边界”。食盐是维系人体健康的必需物质，缺盐会影响心脏正常跳动，引发消化不良、肌肉抽筋等症状。当时担任红军军医的钟有煌对此问题十分清楚，“人要吃要喝，粮、油、盐、菜等是人的营养源泉，没有营养，体质就要下降，人的战斗力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93.裴恒涛.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的食盐问题及其解决J.开发研究,2015(2).萧锋.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4.孟瑜.熬盐迎亲人G/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1935年6月10日)G/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3).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131.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筹粮、节食、带粮问题致各军团电(1935年6月20日)G/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36.赵镕.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16,324.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172-173.夏建军.说盐与用盐:食盐知识与生活用盐经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37.董睿 何文华：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55也随同下降”。随着部队食盐储备逐渐告罄，钟有煌的忧虑很快成为现实。据邓颖超回忆，在四川涉藏地区期间，“没有油、盐吃，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面临的食盐匮乏问题使部队多有抱怨。红一军团干部萧锋在日记中写到，“牛、羊肉干没有盐，味道很差”，赵镕也发现，“没有盐巴，时间久了，指战员们都受不了”。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因缺盐引发的一系列身心问题，也引起国民党方面关注。1935年9月上旬，蒋介石秘书杨永泰向负责追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薛岳去电指出，“红军日食野菜，久缺食盐，饥寒交迫，行将瓦解”，杨永泰据此向薛转告蒋介石指示，呼吁前线将领作最后坚持。二、食盐危机的成因 四川涉藏地区地理环境闭塞，北面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西南面被金沙江环抱，东面又有岷江阻隔。区域内海拔多在3,500米以上，物质资源匮乏。1935年6月红军大部人马转入四川涉藏地区后，引发食盐供需的显著矛盾，这既与该地区食盐供应条件有关，也与蒋介石政府为剿灭红军执行的“坚壁清野”政策有关。同时，红军部队医药缺乏，以食盐充作消毒药品的医药需求又加剧了这种矛盾。（一）供需紧张 食盐在四川涉藏地区百姓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藏民素有饮用盐茶的习惯，有“茶无盐，水一样；人无钱，鬼一样”的说法。此外，食盐还是当地民众食谱中唯一的调味用品，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就提到了“缘康人以糌粑、酥油、牛肉与茶四物，为四大食品。其调和品概只食盐一种，需量甚宏”。特殊的饮食结构也导致四川涉藏地区人均食盐需求量远高于内地。然而川西一带并非食盐产地。据任乃强先生调查，民国时期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来源主要有五：一为川省乐山牛华溪、犍为、五通桥所产川盐；二是川南盐源县盐井所产白盐；三为西康盐井县澜沧江岸盐井所产晾晒之盐；四为石渠以北垛零夺盐池所产池盐；最后是西藏类乌齐地方所产池盐。不过受地形环境和时局动荡等因素影响，四川涉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至1939年西康建省前夕仍处于“货物运输，专恃牲畜驮载。人民往来，皆赖骡马代步”状态。长久以 钟有煌.艰苦的长征岁月J.福建党史月刊,2006(10).邓颖超.漫谈长征(1965年10月23日)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3.萧锋.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6.赵镕.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58.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88.赵启林.中国盐文化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08.财政部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中国盐政实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33:1871.对于这一结论，民国时期因四川涉藏地区食盐缺乏难以有直观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基础建设的改善，使得四川甘孜、阿坝地区人民对食盐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据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甘孜藏区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3.4%，显著高于汉族地区的11.64%，甚至高于西藏农牧区的17.9%。对于这一现象，该报告认为“大量摄入食盐是藏族高血压患病率高的主要原因”。参见:张海涛,周友林,高励,等.甘孜藏区高血压、脑卒中事件现状调查及相关性分析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2(2).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M.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67.于锡猷.西康之交通调查(1939年12月1日)G/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83.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56来，当地食盐供给只能依靠“驮脚娃”用牲畜驮运，每日行三四十里为限，这种运输方式不仅行动缓慢，且受季节影响极大，每年的食盐驮运“以冬季为盛，夏季多雨，称为雨季，驮运殆绝迹”。食盐供需的紧张关系直接反映在市场价格上。一般而言，离盐产地愈远食盐价格愈高。以德格为例，该县因临近西藏类乌齐与青海垛零夺盐产区，食盐价格相对低廉。民国时期该县食盐与青稞交换比率通常维持在一比二的区间。但至白玉、瞻化等地，食盐价格便陡然上涨，食盐与青稞交换比率达到一比五或一比六。在远离盐产地的甘孜一带，食盐与青稞交换比率更是高达一比七。四川涉藏地区的高盐价，也给长征经此的红军指战员留下深刻印象，时任红一方面军团参谋长耿飙回忆到，“内地一些商人到藏民区做生意，据说一小把洋火、一撮盐巴，就可换一匹好马”。红四方面军军医芮波也说：“在当时的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斤盐巴要用几斗粮食交换。藏民辛辛苦苦打猎获取的麝香呀、羚角呀、熊胆呀，也不过才能换上几斤盐巴。”由于食盐价格奇高，在四川涉藏地区生活的川北羌民甚至流传着“非有宾客，油盐亦不能率用”的说法。由此可见，四川涉藏地区食盐供应在正常状态下已入不敷出，红军转战该地时，又逢当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是一年中食盐输入的低谷期。而红军驻留四川涉藏地区期间，部队人数最高时近10万，即使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人员数量有所下降，也基本维持在5万人左右，以每人每天所需食盐6克计算，红军每日消耗食盐应在600至1,200斤，四川涉藏地区孱弱的食盐供应能力显然无法满足红军大部队需求。（二）蒋介石政府的封锁与抹黑宣传 食盐供应除受客观条件限制外，蒋介石根据围剿苏区红军经验，对留滞四川涉藏地区红军实行严厉的封锁与抹黑宣传政策是造成红军食盐危机的直接原因。首先在封锁层面，蒋介石提出了“先巩固碉线封锁，再行进击之目的”的作战计划。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国民党军队落实蒋介石“碉堡”策略的进度明显加快。仅6月20日一天之内，位于重庆的国民党行营参谋团便连发三道命令，对下属各部队如何利用碉堡围困红军作出指示。面对蒋介石政府的围剿部署，红军上上下下均十分清楚其意图，即“利用西北广大草原以封锁和困饿我军在现有地区”，使“红军无粮食、无油盐”，实现“把十万红军困死、饿死”11 的目的。财政部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中国盐政实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33:1871.来作中.解放前康区商业简述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8:110.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M.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68.邓昌银.解放前夕甘孜县社会状况拾遗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6辑.1998:82.耿飙.耿飙回忆录(1909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66.芮波.时刻关心伤员G/谢振华,张铚秀,范金标,等著.征程曲:我们的战斗回忆录(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47.羌族简史编写组.羌族简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87.行营参谋团关于全川“剿匪”部署总计划(1935年6月20日)G/贺国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383.这三道命令分别是行营参谋团关于全川“剿匪”部署总计划（1935年6月20日）行营参谋团关于在四川全省修筑碉堡封锁线的训令（1935年6月20日）行营参谋团关于四川省碉堡构筑计划（1935年6月20日）。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1935年6月29日)G/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45.11 钟有煌.长征亲历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89.董睿 何文华：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57其次，国民政府还利用汉藏民族隔阂抹黑、诋毁红军，进一步加剧了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补给困难。1935年5月26日，蒋介石饬令班禅驻川办事处“派员发赴理茂，用藏文明白宣谕制止”，并派飞机空投印有汉、藏双语的反共宣传标语。在蒋介石授意下，驻锡青海塔尔寺的班禅也派人发布班禅告青康民众书，内容对红军形象极尽污蔑。6月1日和15日，蒋介石又接连发布两封“民众书”，继续栽赃、诋毁红军。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还制定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处罚帮助红军的藏民。在川军李其相部攻占位于松、茂之间的叠溪一带后，国民党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与四川省主席刘湘即于当地召开会议，并在会上制订两条禁令：“（一）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死刑；（二）藏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经过国民党一系列宣传与恐吓，藏民往往在红军部队到来前转移财物，逃避山野，致使红军筹盐工作一时难以开展。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对此印象深刻，他回忆到，“加上四川军阀和当地反动分子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欺骗宣传，所以在我们经过的地方，藏族同胞都躲藏起来了。这就使我们先是断绝了食盐，继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荒”。老红军王宗槐的回溯更具代表性，“我们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广东乌径搞到了一批盐，后来在滇、黔、川转战，到处有村镇也不缺盐，这样就渐渐扔掉了带在身上的盐巴。眼下我们又进入人烟稀少的地区，一连几天见不到群众，偶尔经过一些藏民村落，也因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藏民一听红军来了都躲得远远的，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援，食盐又奇缺了”。红一方面军干部成仿吾也说：“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与强迫命令，都躲避起来，根本买不到粮食食盐也逐渐断绝了。”即使在当地偶尔碰到几个做生意的汉人，“也只经营皮货和布匹的交易，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如斯诺所言，“此时的红军，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三）医食矛盾 国民党在四川涉藏地区的碉堡封锁政策导致红军部队后勤物资极度短缺，其中医疗用品缺乏尤甚。据四方面军军医芮波回忆，“红军的医药来源主要靠战斗缴获，在鄂豫皖，在川陕根据地，还能利用关系到白区去采购一些，困难虽存，不算太大。可是，自从离开川陕根据地，医药供应越来越艰难。走到雪山草地附近，我当了红色医官，那时正规的医药几乎一点也搞不到了”。正规医疗物资的极度短缺，使红军医疗卫生人员不得不寻找药物替代品救治伤员。医疗药品与食盐本无直接关联，但在生理盐水和酒精极度缺乏情况下，食盐水便成为红军卫生员为伤员消毒的首选。据红四方面军战士张云晓回忆，“为了把有伤有病的同志带出草地，是 陈学志,范永刚.红军长征过阿坝革命遗迹荟萃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46.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26.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247.王宗槐.王宗槐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88.成仿吾.长征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3.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99.芮波.时刻关心伤员G/谢振华,张铚秀,范金标,等著.征程曲:我们的战斗回忆录(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47.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232023 年年 3 3 期期 58上下齐心竭尽全力的。没有西药，就到处找中草药；洗伤口没有蒸馏水，就用盐开水”。当时担任卫生员的周起义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也说，因红军药品极度缺乏，“一般伤员用盐水擦擦伤口，就算是最好的消毒法了”。红军干部余秋里的回忆更加深刻，“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过了噶曲河，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了伤口”。尽管部队食盐紧缺，但红军还是发扬革命互助精神。红军总部机要参谋王中军有伤在身，在他记忆中，卫生员正是用盐兑的“药水”帮他清洗伤口，“由于当时盐缺得很，所以这种药水都是从同志们的食用盐中挤出来的，已使我倍感不安”。食盐用于救治伤员，使红军部队健康问题更难保障。红九军团卫生部部长刘良栋就此感慨到，“咸盐的用途就更大了，不仅做野菜汤不可缺少，伤病员的伤口消毒也全靠它”。食盐的食用与医用矛盾，使红军进退维谷，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开展筹盐工作已刻不容缓。三、红军的筹盐工作（一）熬制硝盐 就地取材，熬制硝盐是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初期应对食盐危机的办法。硝盐即土盐，学者田秋野、周维亮在其所著中华盐业史中对硝盐的定义和开采方法记载如下：“古代含盐积水下侵入土，而保留于土中，或已经干涸之盐质，与泥土混杂，沉淀成为含盐土层，若暴露于地面，括土淋煎，即可成盐。”在苏区根据地时，红军部队曾以熬制硝盐的办法应对国民党封锁，在四川涉藏地区红军再次启用该法。据阿坝州志记载：“在藏、羌民中有许多懂熬制土盐技术的人，红军请他们指导，藏、羌群众与红军战士一起挖、背盐土，取汁熬制了大量土盐。”1935年6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率先在茂州开展熬制硝盐运动，成果颇丰，一度能接济稍后抵达的红一方面军。两军共同北上期间，红军部队主要在黑水、芦花附近的瓦布梁子熬制硝盐。当时担任一方面军干部的成仿吾在关于瓦布梁子的回忆中特别提及，“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出产大麦、小麦、荞麦、洋芋、萝卜、猪、牛、羊等，并产盐”。具体而言，瓦布梁子的红军熬盐点共三处：最大一处为大瓜子寨，红军从附近石格日盐场取回盐土进行熬制，并邀请“曲谷寨的罗西吾基、三基木、卡沙木，以及小瓜子寨的西甲等人为技术指导熬盐”。大瓜子寨中分设两个熬盐点位，“一处在寨内陈克基房侧的大坝子上（今为晒场），设熬盐大锅十八口，由该寨的吴支木带领数名藏民支援红军挖盐土，红军指战员每天晨曦整队前往背运，夕阳西下才收工”。经两个多月的熬制，红军在该点“熬出盐巴二千五百多斤”。大瓜子寨另一点位“设在该地河坝阿斯加普曲石这个地 张云晓.雪山草地与食衣住行G/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红军将士忆长征.沈阳:白山出版社,1996:428.周起义.艰难的行程G/杨国夫,郭鹏,等著.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62.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47.王中军.我乘周副主席的担架翻越夹金山G/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征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142.刘良栋.长征中的卫生防疫工作G/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红军将士忆长征.沈阳:白山出版社,1996:195.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5.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坝州志:上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871.孟瑜.熬盐迎亲人G/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成仿吾.长征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8.董睿 何文华：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59方，设熬盐大锅八口，生产盐巴八百余斤”；第二处在小瓜子寨，“由藏民西甲、二木他、余金生作指导，六十多名红军战士参加熬盐活动，共熬盐七百余斤”；第三处在桃支寨，红军聘请当地藏民木斯甲作技术指导，“熬制了土盐六百余斤”。除瓦布梁子外，红军随后还在色尔古、小黑水、天全等地区熬制硝盐，均取得不错成绩。以天全为例，红军聘请当地三位熬盐师傅作技术指导，在盐井沟设置两排炉灶，安放八口大锅，日产食盐达到七八百斤。红军在上述地点熬盐期间，藏族同胞对红军的技术指导、人力支持始终如一，显示出当地百姓与红军的深厚情谊。红军在黑水、芦花等地取得的熬盐成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队缺盐困境。据一方面军喻缦云回忆，“参加熬盐的每个连队都分得十几斤又咸又苦的硝盐，这些硝盐虽然有些苦，但总比淡水煮野菜好吃，大家欢天喜地回到连队”。另有亲历者认为，瓦布梁子等地方熬盐虽不多，“但这也给了部队很大的帮助，使很多部队没有断过盐吃”。不过，熬制硝盐主要在红军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初期发挥作用。随着红一方面军北上甘南，四方面军南下失利移驻康北，茂州、黑水、芦花、天全等熬盐地点相继丢失，如何在食盐匮乏的四川涉藏地区继续生存，成为留驻红军的巨大阻碍。（二）争取民众 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争取当地民众和政教上层人士支持，最终成为红军筹盐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发布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强调，要遵守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总部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明确规定“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一系列涉及四川涉藏地区民族宗教的政策和宣传中，红军对当地藏民食盐问题亦有所关注。如红四方面军即注意到，在商业资本盘剥下，当地百姓包括食盐在内的日用必须品十分匮乏。当时红军的宣传标语中，也号召“番民自己经商，自己采买盐巴茶叶”“番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干饭，吃相因盐茶！”（相因：四川方言，意为便宜）不过因阶级立场关系，这一时期红军对当地大土司、大头人和大喇嘛等政教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未予重视，对于他们所存食盐，基本采取没收政策。例如在松岗地区，红军发现一批由当地土司和头人所藏食盐，足有“六七百斤”，遂由政治部贴出布告，宣布没收；在卓克基以北马塘村，红一方面军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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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座寺院中也缴获了大批食盐；在康猫寺一带，红四方面军二六七团击退了由当地日头喇嘛所率领的寺院反动武装之后也没收食盐千余斤。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未果后向康北转移，至4月上旬已控制东起丹巴、西到甘孜、南抵瞻化、北接草地的康北大部地区。留驻康北期间，严峻的革命形势以及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促使红军开始调整对四川涉藏地区政教上层的态度，在坚持自身阶级属性的同时，更注重联络当地各方势力。一方面红军延续了此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政策；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总部于3月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决定“对于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除少数罪大恶极的土司、头人、喇嘛外，“在民族运动上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与之联合或使之中立”。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总结这一阶段红军工作经验时也谈到，“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1936年4月，红军先后与甘孜、白利两寺签订互助条约；与德格土司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相关协议的签订不仅使红军在康北一带稳住阵脚，也为此后红军从当地政教上层获得包括食盐在内的物资提供了契机。1936年5月初，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经长途跋涉到达中甸。因此前红军民族宗教政策已有调整，故红二、六军团在尊重一般民众宗教信仰的同时，对当地土司、头人、喇嘛利益格外注意。红军明确规定：在当地不打土豪，采取借贷、购买、乐捐等形式筹集粮草。在红军政策感召下，当地松赞林寺率先打开粮仓，将库存粮食卖给红军；中甸城内的商人、富户也主动向红军出售了包括食盐在内的大批物资。随后红六军团在进驻四川乡城期间，乡城桑披寺喇嘛和僧众同样被红军民族宗教政策所感动，除将准备好的青稞、小麦献给红军外，还将四川涉藏地区宝贵的食盐、茶叶也赠与红军。另外，这一时期康北各寺院和当地普通民众也纷纷给予红军部队物资支持，帮助红军在康北获得了食盐。例如瞻化益西寺活佛尼马降泽被红军尊重宗教信仰、不侵犯寺庙的行为所感动，亲自为红军筹集了包括3驮食盐在内的大批物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喇嘛阿西格西、炉霍觉日寺扎日活佛11 等，也都拿出寺庙所存食盐支援红军。在红军驻留丹巴期间，丹巴群众累计为红军筹集4,000多斤食盐12。素有“康北粮仓”之称的炉霍也在这 王宗槐.王宗槐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87.朱成源.长征在雪山草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1986:65.田利军.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G/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9.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357.中甸临近四川涉藏地区，为行文通畅，故纳入本文探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02.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9191949)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38.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184.李后强,秦勇.红色文化与绿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以四川为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62.11 红军长征在炉霍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2辑(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专辑).2005:100.12 罗布江村,徐学初.四川藏区的红军故事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122.董睿 何文华：红军长征在四川涉藏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61一时期为红军提供食盐近万斤。红军上述筹盐成果的取得显示出这一时期党民族宗教政策在当地获得的巨大支持，是对党民族宗教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一次成功检验。四、结 语 1935年至1936年间，红军主力转战四川涉藏地区，其间食盐作为保障部队生存和战斗力的基本物资，因相应地区客观供应条件限制和蒋介石政府封锁宣传政策影响，使初入其间的红军部队食盐极度缺乏且筹盐无门，食盐危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曲折艰辛的又一生动写照。为应对食盐短缺困境，红军先是采用熬制硝盐的办法暂时度过最初的食盐危机，随后在留驻康北期间，红军又通过积极的民族宗教政策成功获得了当地部分宗教上层和普通民众的支持，极大缓解了缺盐压力。在四川涉藏地区筹盐期间，红军部队展现出的高度纪律性与凝聚力无疑是对“长征精神”的一次深刻诠释。更为重要的是，红军在筹盐过程中得到当地居民和宗教上层人士的支持和配合，体现了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谊，是对党民族宗教政策的初步检验。（责任编辑：袁丽丽）The Analysis of Salt in 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 during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DONG Rui HE Wenhua Abstract:Salt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human health and also a basic material guarantee for maintaining military combat effectiveness.When the Red Army passed through 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 on the Long March,there was a serious crisis of salt shortage due to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salt supply,the blockade propaganda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demand for salt as a disinfectant.To this end,the Red Army actively dealt with the salt shortage crisis in 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 by independently cooking saltpeter and winning over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religious hierarchy,taking full account of the local situation.During this period,the emergence and response of the salt problem reflected the complex features on the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as well as the shared destiny of the Han and Tibetan nations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revolution.Key words:Red Army;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salt problem 炉霍县志编纂委员会.炉霍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