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以云南省X新村为例.pdf

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 以云南省新村为例徐选国王寒温秦莲 摘要：目前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的胜利，并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衔接阶段。在这个衔接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目标亟待关注的核心议题。在实践中发现，云南省新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承受着“发展主义”取向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张力，呈现出留不住的传统与进不去的现代这一“双重脱嵌”悖论，并表现出多重结构性社会适应困境。笔者借助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从需求聚焦、以文化教育社区发展“三位一体”的整合性实践路径出发，针对云南省新村移民适应问题进行专业介入和服务实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悬浮与游离的适应状态，促进了易地搬迁移民个体能动性、文化主体性，以及社区公共性的有效连接，为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社区发展提供了专业服务经验和理论指引。关键词：发展性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社会适应；文化敏感性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随着 年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驱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创新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 实证社会科学 年第一次专题工作坊上进行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及匿名评审专家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徐选国（），男，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社会工作理论、社区社会学等，：。王寒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区社会工作。秦莲，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区社会工作、公益慈善。告困扰我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农村地区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阶段。回溯与总结脱贫攻坚时期的相关工作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一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同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在专业理念与方法等层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与功能（王思斌，；李迎生、徐向文，）。年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出台的 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 更加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视，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事业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两大任务，社会工作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思斌，）。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也围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持守两个主题开展。具体而言，可以将现有关于农村地区反贫困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相关理论研究。钱宁（）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应秉持“内源发展”的理念参与精准扶贫，开展以主体性培育、能力建设、社区组织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为内容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文军（）从“主观客观”与“个人结构”两个维度，综合人本主义视角、赋权理论、批判主义视角以及批判建构视角进行“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的理论建构，以此来满足贫困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二是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实践策略与实践模式的探索。一方面是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实践探索。张和清等（）在云南绿寨探索优势视角下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设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将社区民众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并探索形成社区为本的乡村生态、生计、生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张和清、尚静，）。而陈涛（）、邓锁（）等学者则进一步带动了发展性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是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介入的文化视角的强调。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需要具有文化敏感性，需要避免“文化识盲”问题（古学斌等，），开展具有“文化适切性”的社会工作服务，采取“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与发展路径（王旭辉等，）。社会工作以文化为切入点，以赋权与能力建设为指导思想，聚焦个体文化能力、社区文化能力以及社群文化能力三重面向，针对民族地区民众开展文化能力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宋爱明、任国英，）。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文化资产可以作为一种优势进行激发，不仅能够打破发展主义的逻辑，对实现社区民众的赋权与推进社区减贫也具有重要意义（张和清，）。纵观现有研究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多学者已经探索出新的实践模式，在推动反贫困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相关理论构建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但现有研究还存在拓展的空间：一是民族地区相关的具体实践研究缺乏，理论与实践进行碰撞所产生的“实践知识”还有待挖掘；二是在经济发展、文化持守等内容的研究中，对学者们多样化的研究重点所形成的互补与整合的可能性分析不足；三是现有研究多为宏观或中观层面的探究，缺乏对反贫困行动中微观层面具体措施的分析，未真正回应民族地区的切实需求。后扶贫时代下，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基本解决“搬得出”问题后，“稳住”和“致富”成为新的目标。如何在搬迁之后能够维持后续生计、配套衔接不同政策、保护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网络建立成为当前主要的工作任务（许汉泽，）。然而研究发现，生活方式的强烈转变使得搬迁后的移民出现“断裂感”，产生较大的生活压力（史梦薇、王炳江，；，）。同时生活空间的变化以及搬迁移民的个体差异性严重影响搬后移民的社会交往（董苾茜，）。生计资本被剥夺，自身能力受限等原因使得原本就脆弱的生计资本呈现出增长乏力与支出膨胀等状况（马流辉、曹锦清，；刘宗华等，）。不仅如此，经济受到创伤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辛丽平，），尤其是在风俗习惯上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融的现象（饶凤艳、张文政，），乡土与城镇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还存在着文化融合风险（马流辉、莫艳清，）。分析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者多数从学理层面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展开分析，希望通过从理论的角度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透视促进其解决，而针对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具体实践研究却严重不足。笔者在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村庄新村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中发现，原有发展主义视角下对经济发展的过分注重导致农村发展尤其是农村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危机。资本化影响下，造成民族文化断裂，传统道德习俗渐失。商业化发展道路下，不仅文化与人本性被忽视，同时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受破坏，致使其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上述问题的存在促使笔者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质言之，如何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并展现人本道德性？是否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工作理论取向，以促进农村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二、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一）案例介绍本文选取的个案为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村庄新村，新村是纯苗族新村，于 年初启动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由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后村就近搬迁到山下，于 年底举行了新居落成入住仪式，年新村村民已全部完成脱贫。新村共 户住户，约为 人，外出务工人员约 人，留在村里的多为妇女、儿童与老人。妇女的学历水平多为小学或初中，儿童的学历水平为学龄前、小学与初中，老人的学历水平多为文盲与小学，总体而言村里留守人员的学历水平较低，但是除儿童外的几乎每位女性村民都具备独特的民族性的技能，比如苗绣、蜡染等。此外，该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以种植玉米为主，去山上捡菌子也是留守人员的主要经济来源。（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关注实践和研究两个面向，强调从实践中实现社会工作知识的再生产，以及实践中的理论建构（何国良、陈沃聪，）。社会工作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通过研究过程去探究介入和改变社会的方法，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理想。实践研究的步骤为：从实践开始，发现与理解问题，对当下实践问题进行反思；制定新的行动方案及推动行动；对自己的实践行动进行观察和记录；进一步反思评估推动的实践行动；提出改变和改善的方法；推动新一轮的实践（古学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服务团队以项目化方式进入新村开展“新村新民”服务行动。关于社会工作服务团队的产生可以回溯到 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百校对口扶贫计划”，全国 所高校对口帮扶 个国家级贫困县，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方法回应地区发展问题与需求，年在华东理工大学及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支持下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得以组建，已经持续年，现在仍在继续。本研究的社会工作服务团队由两名本科生和一位研究生组成，年月至 年 月期间在新村运用实践研究的方法开展研究与社会工作服务，研究者同时也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即文中提到的社会工作者之一，具有研究者与服务提供者双重身份（这也是实践研究的核心特点之一），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既注重村民的公共参与及其主体性发挥，也能充分展现社会工作者与村民的相互信任，后者构成中国式情境下开展社会工作的关键场域。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三、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一）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演变、理论范畴与实践策略.发展主义视角的危机与应对发展主义兴起于 世纪 年代后，是一种将经济发展作为缓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先决条件的意识形态（郁建兴，）。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发展主义极具理论色彩和现实特征，叶敬忠表示，当前国内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强调“不进行变革”的拉美型、具有“政府强权”特征的东亚型以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西方型三种模式（叶敬忠，）。而到了 世纪中期，佩鲁 新发展观 一书的出版催生出了新发展主义思想，一种主张经济与文化价值统一的发展理念被倡导（，）。无论是传统发展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过度追求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农村结构多样性过度简化，其生活质量、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以及公平等多方面问题遭到忽视（萧易忻，）。依据过往实践可知，我国当前发展出现异化，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消费主义、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使得我国发展处于物本主义、主客对立、目的与手段颠倒的局势（杨寄荣，）。李小云在对河边村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延续发展主义的只是道理，使得该村深陷贫困陷阱，成为深度贫困的集体性贫困村（李小云，）。事实表明，发展主义视角下，走“跨越式”抑或“参与式”等以提高经济为目的的发展道路对农村民族地区来说危机重重，不仅会产生商业化、资本化、文化断裂等问题，也会造成生态危机和道德缺失（黄志辉，）。即使新发展主义开始注重传统民族文化，但全盘否定理性以及受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其多元思维也仅停留于文化之上，仍无法解决当前资本化的现状、无法缓解贫富差距大、解决社会道德感缺失、人文价值关怀缺乏等问题（周穗民，），不仅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和对发展的推动力，还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何应对当前资本化现状，修复民族地区断裂文化、找回缺失道德，需要探寻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南非的发展性社会工作 一书首次提出“发展性社会工作”这一概念，其对生产力提升和整体环境改善的同时，注重为上诉问题的应对提供可行路径（，）。作为变革的社会工作，“增权”在发展性社会工作中被尤为强调（，）。不同于传统“治疗性”“补救性”抑或是“恢复性”工作发展模式，发展性社会工作基于发展性福利理念出发，不仅助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力资产建设和资本构建，也注重改善人群的经济活动能力和参与处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局面（徐其文、陈涛，）。这种“生产型”社会工作模式在缓解资本化、提升人文道德属性以及促进“福利社会”的建立都具有一定作用（陈涛、杨锡聪、陈锋，）。.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 世纪后期以亚当斯（）为代表的睦邻组织运动（，），面对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亚当斯（）在芝加哥贫民窟通过社区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替代之前的补救性与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模式。发展性社会工作实际产生于 世纪 年代的南方世界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二战后，许多国家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促进社会福利服务的“补缺型”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沉重的社会福利，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先的理念之下造成了国家福利发展滞后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许多人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思潮，反思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官员探索出社区为本的干预措施，如印度在受到当地领袖甘地支持所开展的社区本位活动试图证明干预措施对经济发展的有益性。而西非的福利管理者则发现可以通过社区方案来满足当地需求等。世纪 年代出现了更具有行动主义取向的社区发展，强调充权的理念，寻求广大民众的参与。至此，发展性社会工作虽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概念，但已经成为一种实践方式。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社会工作教育者出版了系列作品，从中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两种取向：其一是社会发展强调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其二是社会发展包括了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方案设计与评估。尽管在 世纪 年代市场自由主义的意识盛行，削弱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发展的相关提倡者依然相信国家干预的重要意义，有必要透过国家干预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米奇利将“社会发展”的观点引入社会福利领域（，）。米奇利认为尽管社会发展理论来源于不同的理论，但是可以相互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式，政府、社区与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国家起到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并且在此框架下，经济发展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政策的改善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发展 与 社 会 发 展 相 结 合。年，米 奇 利 ：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发展性社会工作”概念化基本完成。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我国发展性社会工作相关概念与理论的运用可以追溯到 年，刘继同提出关于社会福利教育体系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教育”的概念，成为一种社会工作领域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的体现（刘继同，）。而后，以张和清为代表的广东“绿耕”团队，以及以陈涛为代表的“青红社工”团队等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与实务模式展开了系列研究，使得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技巧更加清晰。马凤芝（）较早地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缘起、特征与实践策略进行了阐释，认为发展性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的新取向，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邓锁等人（）将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引入了中国并产生积极影响。邓锁（）将发展性社会工作运用于西部地区残疾人的反贫困实践的案例进行探究，并发现多主体参与贫困治理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经济赋能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而陆德泉（）在对南非建构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体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张和清在“绿耕”项目中以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为核心进行社会工作服务，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活”作为整个工作的目标（张和清等，）。而“青红社工”服务机构在服务震后人员的过程中，徐其龙等人重视社区资源，强调社区服务、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三个不同层次的整合，以谋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徐其龙、陈涛，）。可以发现，发展性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引进到实践探索再到理论发展的三个过程，但目前我国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的运用仍不成熟，还需进行进一步的本土化推进。.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范畴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范畴比较广泛，从其理论特征来看，发展性社会工作具有以下核心观点：第一，强调优势导向。不同于一般社会工作模式，发展性社会工作更强调服务对象的优势和潜能（陈涛、杨锡聪、陈锋，）。尤其是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以促使服务对象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潜能的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内在优势进行挖掘，协助其运用自己的能力应对困境（米奇利、康利等，）。第二，强调增权的概念。基于南非的实务经验分析认为，增权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突出强调的重点（，）。协助被否定、压迫和无助的服务对象清晰认识自身环境，强化自身意识与个人技能，以增强个人效能感，达到赋能的效果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重点内容。第三，强调整合取向与正常化的概念。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去病态化”的理念基础，要求社会工作者基于正常化的视角看待服务对象（王小兰、陈涛，）。而在此基础上社区能够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与服务，促使其整合于社区当中，以实现社区内的自主生活（米奇利、康利等，）。第四，强调权力导向、案主自决和自主参与。发展性社会工作认为，要规避专家权威取向、形成平等的专业关系就必须尊重服务对象主体权力，通过案主自觉、自主参与等形式实现案主决策（米奇利、康利等，）。第五，强调微观与宏观整合性视角。发展性社会工作既注重个人层面的问题又关注与宏观结构相关的社会与政治议题，致力于个人的发展与和平、民主、平等以及社会正义的实现（米奇利、康利等，）。.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务特质从实务特质来看，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社区为本的干预措施。发展性社会工作者相信服务对象即使面临困境也仍能在社区内自立生活，同时也需要在社区内接受服务。因此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投入社区，与社区内团体合作、联结社区内外资源，建立当地社会工作服 务 方 案，以 促 进 服 务 对 象 融 入 社 区。在 ：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发展性社会工作所具有的社区为本实践介入特性，并强调社区为本是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的突出特征，其干预措施具有三种取向：其一是社区营造。通过自主参与、民主决策、强化联结等方式促进个人优势的发挥与资源的利用。其二是社区服务与规划。强调社区服务与输送，将规划理念融入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当中。其三是社区行动主义。注重服务对象自身社会结构意识的提升，以鼓励挑战压迫、采取行动的方式来促进社会变迁（米奇利、康利等，）。第二，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社会投资策略。社会投资将福利作为目的，注重增强贫困者的个人就业能力，以此来推动贫困转向可持续模式发展（时立荣、付崇毅，）。社会工作者以社会投资促进服务对象参与社区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以提升个人的经济活动能力。作为一种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改善社会功能问题的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大量使用社会投资策略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突出特征（徐其龙、陈涛，），其社会投资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人力资本投资，表现为教育投资、就业安置与职业技能培训等；二是社会资本投资，以促进互动、加强信任、合作等方式实现；三是资产积累，通过个人发展账户建立等方式实现个人资产累积（米奇利、康利等，）。纵观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理论范畴及实务经验可以发现，该理论视角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生，注重微观与宏观层面的整合性介入。发展性社会工作对服务对象自主参与、社区为本以及社会投资策略运用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的重点强调能够有效抵御“发展主义”现代化单一线性发展观的侵蚀，同时对此项现代化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移民多层面的不适应困境的解决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试图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新村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解决的契合性进行探索分析。（二）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实践框架发展性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理念、理论与实践技巧等多方面的指引，却未明确定义“社会工作者应持何种立场”。立场问题是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的关注重点，尤其在为区别于自身文化系统、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体系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不仅易遇到文化震撼、文化识盲、文化纠结、文化偏见、文化负载等问题（何乃柱，），还会局限在自身“理论识框”中，难以放弃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权威与位置，并将自身所持有的文化价值强加在服务对象身上，造成对服务对象的伤害（古学斌，）。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自己所持的立场进行不断地反思，需要考虑到介入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的恰适性，即需要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整个社会工作服务时，“文化敏感”的价值立场能够作为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价值基础。结合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策略，以及文化敏感的价值立场建构出本文基本的分析框架（图）。图 本文分析框架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四、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村庄的实践探索发展性社会工作能够抵御“发展主义”现代化单一线性发展观的侵蚀，有效缓解“以物为本”发展理念下所导致的多重困境，因此在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中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介入存在一定的作用空间。笔者主要基于新村的经验对发展性社会工作如何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一）需求聚焦：留不住的“传统”与进不去的“现代”社会工作者进入新村后持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通过挨家挨户的入户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活状况进行详细了解。社会工作者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改变原有的生存环境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会经历一个社会适应的过程，而该过程中存在着搬后移民多面向的不适应问题，同时移民在社区内的关系与文化也需要重塑。具体而言，对新村的需求评估如下。第一，经济层面的生计来源变化。搬迁之后的新村虽然有隔间式的集中养殖畜圈，但养殖畜圈有空间的限制再加上失去了可以放牧的自然环境，绝大部分牲畜需要被卖掉。妇女与老人仍以上山捡菌子、挖药作为主要工作。挖菌子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间，根据当天菌子生长情况，每天收入在几十到一百多块左右；挖药、挖松露的收入在每个月三千左右。以 后、后为主的男性青年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寻求新的生计来源，主要从事修铁路、印刷等工作，一年可以攒下两万元左右。“搬迁下来花钱多了，想去多找点钱，在这里（留在本村）哪能发展？在外面打工一天能挣 块（元），（虽然）确实很苦，但是能省下钱留给家里用。”（村民 访谈记录）第二，心理层面的失落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离开了之前的“家”之后，容易缺乏归属感。搬迁后他们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是由于生产劳动空间变小，劳作任务量降低，闲暇时间增多，以致暂时产生一种不适应感。“搬下来这里就是不习惯了，一天感觉好长好长，晚上睡不着觉。在山上可以找猪草，这几天可以捡菌子，找找柴。在这（搬迁后的新村）就做饭，喂喂猪。”（村民 访谈记录）第三，生活层面的习惯沿袭与慢适应。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生活上难以适应较为“城镇化”的新村。搬迁后，新村有单独的厨房，厨房中有电插孔，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蕴含着用电做饭的逻辑，面对此图景，每家每户都在院子中搭建了灶台，放着柴，仍是烧柴做饭。这体现了搬迁后村民仍然带有很深刻的原有生活印记，在生活上很难适应城镇化的快速节奏。“习惯一辈子都在山上用柴火煮饭炒菜，搬下来后啥都要用电。觉得用电烧出来的菜不好吃，平时就继续烧柴炒菜，蒸饭用电饭煲。”（村民 访谈记录）第四，邻里间关系的近距离与主动陌生感。新村村民是整村搬迁进行集中安置，是一种“熟人关系”的整体迁移，其关系网络没有发生断裂，但是由于搬迁前间隔很远的单独庭院到搬迁后的排排相连的庭院加上采用“抓阄分房”的方式，村民间的居住距离变近，邻里间容易产生矛盾，导致邻里关系在熟人关系上主动陌生化。“以前在山上，大家房子都有距离，去别家串门还需要走一会儿，现在在下面（搬迁后的新村）住不好，每家每户离得太近了，有的时候会觉得太吵，不想跟他们挨得这么近。”（村民 访谈记录）第五，民族文化的功能弱化与传承式微。搬迁后苗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冲击，在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之下，人们变得更加“理性”，逐利观念逐渐兴起。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需要谋求更多的金钱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文化认同危机。例如，村民认为自己的村庄和文化是落后的，更偏向于追捧现代文化，进而传统文化逐渐被现代化生活吞噬。此外，苗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严重的“文化断层”，“后”与“后”已经慢慢不会苗族传统手艺了，对苗族服饰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也逐渐淡薄，对苗族歌舞与苗族故事也了解不够，民族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在问及自己民族的文化是否有必要时，村民指出，“文化传承还是有必要的吧，但是有民族文化也没有用，现在都讲普通话了，很少去说老祖先讲的语言；只是节日的时候会有一些以前传统的文化特色活动，平时多数时间都没有（传统文化的体现）。”（村民 访谈记录）第六，儿童的教育问题的重视度提高与内在限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真切地存在对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走出大山的期盼，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他们过去几代人这样，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甚至由于夫妻一方外出打工无法陪同孩子，在辅导孩子的作业上存在困境。“想小娃儿好好读书，自己没读书，还是想要小娃儿好好读的，读好了，以后也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但）小娃儿的题现在有点难，自己也不太会。”（多位家长的访谈记录）整体来看，新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承受着“发展主义”取向下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张力，呈现出留不住的传统与进不去的现代的“双重脱嵌”困境，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在易地扶贫搬迁这项现代化工程推进下产生了不适应状况（王寒温，），成为社会工作开展专业介入的现实基础。（二）整合性取向：文化、教育、社区发展“三位一体”实践模式的探索在社会工作者服务过程中，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核心观点以及文化敏感的价值立场，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理念、理论、实务策略以及价值立场层面的指引。基于此，社会工作者探索出一种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模式。.理论观与价值观：以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与文化敏感的价值立场贯穿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对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工作者带着高度的文化敏感进入少数民族实践场域，尽可能放下自己的专业权威，逐渐与服务对象拉近距离、走近服务对象生活世界，多次了解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坚持本土性与民族性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者关注到在易地扶贫搬迁甚至更早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一直遭受着强烈冲击，在移民心中型塑出“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也产生了留不住的传统与进不去的现代的“双重脱嵌”困境。然而，通过实践社会工作者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并非对立的，村民脱贫攻坚的过程也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化为代价。文化对于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承载着整个社区的有机生命，维系着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是社区团结的重要力量源泉，并有助于促进村民的社区参与与融合。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基于优势视角理论发现，民族传统文化既是服务对象所特有的技术优势，也是社区内独特的资源。苗族作为一个文化丰富的民族，苗族人不仅能歌善舞，还会苗绣、蜡染、吹芦笙等多种传统技艺，华丽的苗族服装还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并将苗族历史以图案的形式融入其服饰中。“这条线代表黄河，这条线代表长江，是表示苗族是个迁徙的民族，代表着我们祖先的迁徙路线，还有一块块的图案代表苗族的田地，还有些花草是迁徙途中所见的花草”（村民 访谈记录）社会工作者对易地搬迁移民所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优势进行挖掘和激发，不仅能够发挥出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力，也能更好地提升服务对象的参与度。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在理论观与价值观层面进行了整合，确定以文化引领新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路线，运用“文化传承策略”来开展具体社会工作服务。.社会投资策略：以社会教育补足学校、教育的短板易地扶贫搬迁既是国家实施的脱贫攻坚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也是国家层面对贫困地区的投资的体现，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发展性社会工作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注重社会投资策略的运用，与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正所谓扶贫先扶智，发展教育有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能够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增强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邓锁，；李孝轩，）。社会工作者在需求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教育对易地扶贫搬迁村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原有家庭的贫穷状况使得多数移民真切地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走出大山，同时村庄内的儿童也表示自己很愿意和哥哥姐姐一起学习，十分渴望一个读书的机会。通过给移民的孩子们辅导功课，社会工作者在提升学习能力的同时也有效促进搬迁后移民亲子间良好关系的建立。此外，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民族文化传承面临严重的“文化断层”，呈现出民族文化上的弱文化传承的社会现实。面对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相关活动的方式，促进强化村内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了解，提升年轻一代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育。基于对开展教育相关的社会工作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村庄重要意义的认识，社会工作者确定出“以教育为先导”的服务模式。.社区为本策略：以个体发展与社区发展融合为导向发展性社会工作秉持“社区为本”的传统，认为服务对象应该在社区内接受服务，同时学者 也指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应该是整个社区（，）。发展性社会工作所强调的“社区为本”表现为社区营造、社区服务与社区行动三个面向，当前国内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与理论探索主要有如下内容：在实践研究上，“绿耕”项目采用“社区为本的整合实践”进行社区内外资源与优势的发掘与激活，强调与社区居民相伴同行。而“青红社工”服务机构则强调对社区服务、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进行整合，注重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徐其龙、陈涛，）。在理论上，徐选国（）强调，只有社区居民能够真正感受、理解和认同社区，形成共同的社区精神和公共空间，才能更大限度地凸显社区团结和互助精神，体现出社区公共性的意涵与重要性。徐其龙进一步提出，社区营造强调在整体上居民社会性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自下而上主动地参与社区发展（徐其龙、陈涛，），从而强化个人与社区的联结，最终实现个人与社区的发展。新村作为新建的农村社区，易地搬迁后心理层面失落、邻里关系陌生以及社区归属感不足等问题的产生使得移民出现大量社会适应问题，并进一步造成整个村庄的“公共性”不足。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坚持“以社区为本”开展专业服务，根据居民的需求设计系列活动，以促进居民参与以及培育民主决策，帮助其激发潜在优势、运用自身资源，强化社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区联结。图 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模式（三）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体系.以“暑期学堂”为平台，促进学业辅导与学生互助机制的建立社会工作者入场后积极发掘“社区积极分子”，塑造社区领袖。通过走访观察发现，村内的苏奶奶既是村主任爱人，也是县人大代表，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十分具有号召力。社会工作者将开办“暑期学堂”的想法给苏奶奶介绍后，立即得到了认可，并在苏奶奶带领下挨家挨户地进行成员招募，最终成功招募到 名儿童。“暑期学堂”活动主要分为“学业辅导”与“文化课程”两个板块，服务时间是 年暑期的月至月每天下午的点半至点半，孩子们开学后，时间定为每周六下午的点至点。课堂前半段内容为暑假作业检查或难题讲解；在后半段，则是社会工作者与孩子一起练字、做游戏、做手工、绘画或开展一些趣味性活动。例如在国庆期间，社会工作者开展爱国教育活动，组织孩子们一起升国旗，并一同观看“新中国成立 周年阅兵”，通过分享感受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外，通过学堂还孵化出了“学业互助小组”，以同年级互助、高年级帮带的形式建立儿童之间的支持网络，这种一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实践研究对一帮带的制度实现了有人问、有人教的良好教学氛围，为小组内儿童建立起了良好的学习网络。此外，学堂的儿童与村内青少年也成为“苗族文化传承小组”的核心成员，不仅为后期开展社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从侧面激发出村民内生动力和社区活力，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社区融合。.以系列文化活动为依托，弥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社会工作者试图以文化传承弥合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介入：第一，组织开展“苗族歌舞传承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动员“社区积极分子”（主要是会跳苗族舞蹈的姐姐们），由她们带领“暑期学堂”的成员在村子广场上一起跳舞。同时在“暑期学堂”结束后的每天下午的点半至点，社会工作者会事先安放好音响，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提前烘托活动氛围，并在活动开始时参与其中。第二，组织开展“苗绣传承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准备好关于苗绣历史的相关材料，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讲授，同时邀请村内擅长苗绣的妇女与老人对孩子们进行苗绣知识与技能教学。第三，与村民一起进行 村史 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社会工作者发现村史只有村中的老人知晓，年轻一代缺少了解的途径，许多村民在搬迁后谈到对老房子与之前生活的怀念，因此，社会工作者以文本的形式记录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村史和苗族特色文化，并开展了“村史成册”以及“村史发布会”等活动，以此来促进文化和村落记忆的代代延续。该活动既是对现代化造成民族文化断裂的弥补，也具有加强村民之间的凝聚和村落整体的团结的效用。.以社区发展为导向，促进个体与公共议程的连接以农历七月七日代表的传统爱情节日为契机，社会工作者举办了“七夕社区活动”。在七夕节和苗族立秋节契机之下举办游园会，希望通过开放空间的形式和欢乐的游戏环节能够强化新村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社区融合。但由于活动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进行策划，缺乏对村民意见的征求导致效果并不明显。社会工作者决定以社区发展为导向，通过不断激发居民参与意识来促进居民社会性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性的实现。“献礼祖国 周年社区联欢会”的成功举办恰能体现出上述作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都极为重视村民的声音，提前采纳收集村民们的意见，鼓励村民参与活动，最终确定的节目单大多为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尝试着将苗族的故事改编为话剧，由“暑期学堂”的儿童表演出来，借此来促进苗族故事的传播与传承。在村民的协助与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之下，此次社区活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实施效果。上述举措旨在促进个体意义与公共议实证社会科学（第十卷）程之间的连接，打通了微观个体与宏观议题之间的通道。（四）服务成效：“个人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区公共性”的良性循环.个人主体性的激发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通过以苗族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开展，促使村民“向内看”，关注自身的长处，发现本民族文化的优势。苗绣活动结束后，部分孩子当场表现出对苗绣的强烈赞美，认为苗绣十分好看；也有部分孩子则推及自身，表达出对苗绣的珍惜和向往之情，决定今后一定要好好珍惜苗绣并希望可以进一步学习苗绣。不仅如此，教授孩子们刺绣技巧的村民在此次活动中也得到了赋能。他们对自己能够教授孩子们刺绣感到十分开心，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民族刺绣技能，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在对苗族传统故事讲述与演绎过程中唤起了年轻一代的儿时记忆，让不少人想起了之前听老人给他们讲故事的场景，这些记忆的唤起使得村民更加了解和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后期编著“村史”奠定了情感基础。原本村子里的孩子对苗绣认识不多，但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他们不仅加深了对自己民族传统绣技的了解，更激发出其想要传承民族文化的主动性。个人主体性的激发使得民族文化不再是被强加于年轻一代的心中，而是基于内心深处的认同的主动传承。系列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使得村民的自我认同感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都得到了提升，文化主体意识的增权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为社区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前进的动力，也进一步回应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弱文化传承的问题。.个人主体性的提升与社区公共性的生产自主参与、民主决策作为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的重要特性在实践服务中被广泛强调，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的时候对此也十分注重。随着参与活动次数的增多，社会工作者发现村民之间的关系被逐渐拉近，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从之前的互相埋怨到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扶持，逐渐形成了合作共赢的社区氛围。此外，活动开展过程中村民的参与自主性也逐渐增强，从前期的被动参与到后期能够主动融入，展现自我。例如，孩子们学习苗族舞蹈的过程吸引了许多村民的观看与参与，以及在一些村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观众们会录制“小视频”发到相关社交平台上。村民自身参与感增强的同时也营造出良好的社区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了居民在社区内的归属感。服务活动在激发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对促进社区团结仍有效用，从单个人的自主参与到社区内的群体性互动中进一步促进社区公共性的激发。这种社区公共性的呈现不仅有助于社区的发展，还能够反哺到村民身上，协助移民适应新村的生活，最终达到人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易地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