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论进展与制度反思.pdf

科学与管理SCIENCE AND MANAGEMENT2023 年 8 月Aug.2023第 43 卷 第 4 期Vol.43 No.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GLD355）；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Hkdqg201912）；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孵化项目（2021-JDPY-02）作者简介：霍影（1980），女，辽宁凤城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突破性技术创新。E-mail：多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论进展与制度反思霍影（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2）摘要：知识生产“模式3”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刻画和解析趋向于更高维度的结构复杂性、主体协同性和情境适应性等方面展开。为此以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作为牵引，以多重螺旋创新模型作为切入视域，按照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演进脉络，分别对三重螺旋、四重螺旋和五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梳理和系统综述。回顾发现，多重螺旋分析视域在其解析维度上的增加，是伴随研究者们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内外部运行机理，在其组成结构的复杂性和交互性方面认知程度的不断细致和加深而递增。三重螺旋作为经典的刻画模型，为解释在不同制度安排之下，大学、产业和政府这三类参与主体协同创新效率的差异性问题奠定了基础。四重螺旋作为三重螺旋的进阶展示，深刻揭示出螺旋动力中隐含的信任危机和民主约束，从而为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公众对于科学本身进行“后常规科学”的思考开辟出了制度反思的空间。五重螺旋则是在创新生态系统真正直面生态问题后的进阶反思，清楚回应了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创新和可持续究竟该怎样实现协同这一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展望，建议在三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一是如何认识好“政府主导型”螺旋模式在创新生态系统演进中的优越性；二是如何研究好“多重螺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对接；三是如何实践好能够适配不同层面发展需要的多重螺旋创新模式。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三重螺旋；四重螺旋；五重螺旋中图分类号：G3；F0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3.04.0010引言我国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各类创新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分指出，要大力优化创新生态，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亦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而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牵涉到的“卡脖子”事件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要培育出国家创新优势，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就必须要在全局和系统的层面上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使各类创新主体在价值和技术的层面上形成创新协同、攻防联盟。当今世界的创新范式，已经从工程化、机械式的“创新体系”迈向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1。这与正在孕育并悄然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密切相关，也必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创新诉求，“创新生态系统”及其重要的一个研究流派多重螺旋视域下对于多方创新主体协同演进关系的研究范式，愈发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1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源起及其解释匮缺作为一个用于表征各类参与主体与系统创新环境相互影响的隐喻性概念，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Ecosystem）的概念源起被认为与另外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创 新 系 统（Innovation System）和 商 业 生 态 系 统科学与管理2023 年（Business Ecosystem），这两个概念分别由 Lundvall 和Moore提出。“商业生态系统”强调了企业作为商业系统成员的生态属性，即不能被视为单一行业的成员而独立存在，而是应作为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成员共生存在。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和互动满足了客户的需求2。学界对创新生态系统认同度的迅速上升，一方面得益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在2004年连续发布的题为 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3和 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美国科学和工程能力之实力4的两份研究报告，另一方面则与“创新系统”概念的宽泛应用更加密切相关5。近些年来，有关创新系统的不同制度模型被广泛提出，用以描述国家的创新过程或者区域性发展水平。这些模型都注重结构方面，即强调创新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以及聚集和地理位置对促进创新和相关商业化活动的重要性，然而却通常低估了创新主体对于系统状态的复杂影响作用，无法解释清楚创新者、创新活动和整体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多主体复合性、动态集成性等复杂特性6。为了解决这种复杂性，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由此产生，它强调了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其各部分的简单加和7，而应是参与者、过程及其相互作用之间的相互依赖8，这种复杂创新逻辑涉及到多个和异质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演变关系，可以借鉴生物学领域生态系统的隐喻来概念化9。虽然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但从广义上讲，创新生态系统与环境（Environment）的概念相似，即相互关联的元素在某种动态平衡的调协之下相互共生。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不仅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产出，而且各类创新主体动态地在生态系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0-11。尽管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和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实际的研究进展中仍表现出一些不足，特别是缺乏对生态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动态进行结构化分析，也缺失对提升创新以及（或者）创业活动的因果路径的揭示。为了解决这些限制，多重螺旋（Multiple Helix）的分析范式开始进入到学界的研究视域。2“螺旋”概念溯源及“多重螺旋”范式基础螺旋（Helix）的概念雏形起源于生物学领域，见诸于 1953 年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Crick对于基因（DNA）双螺旋结构的具象化揭示。该领域内，美国遗传学家Richard Lewontin曾使用“三螺旋”的概念来隐喻表征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基因无法脱离生物体而独立存在，亦不存有既定的“生态空间”等待生物体去适应，生态环境的存续价值体现于生物体对于它的不断选择、创造和改变12。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像三条螺旋缠绕在一起：基因是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因，生物体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成为环境的因，而环境的变迁迫使生物体进化再次又称为基因的因，这三者同时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13。映射到创新研究领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Etzkowitz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Leydesdorff两位教授于1995年合作发表的 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关系：知识经济发展的实验室 这篇论文，标志着将“三重螺旋理论”用于创新分析范式的正式建立14。该研究范式能够用于描述在以“知识”作为分析基础的创新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机构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演化互动。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框架，可以反映出（最初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三类创新主体之间利益传输和角色担当之间的演变关系，并可应用于评价不同研究区域的动态条件以促进创新。根据Dzisah和Etzkowitz15，三重螺旋的动态评价应基于以下三方面基础要素的考量：一是在以知识作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在创新中的地位与企业和政府相当；二是大学、企业、政府核心制度领域之间的协作关系；三是三者相互承担其他角色属性进而发挥作用的螺旋。因此，作为多重螺旋（四重螺旋、五重螺旋）分析范式的基石、根本和典范三重螺旋模型可被视为一种卓越的诠释工具，有助于弥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解释利益相关的各类创新主体在其动态转化和结构分析方面的不足。它既可以用来描述创新生态系统和其主要参与者及其分别承担的角色，又能够用于评价创新生态系统的活动效能和作用机制，为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演进问题，提供了经典的解析框架。3经典三螺旋理论与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三螺旋”理论带给创新生态系统的卓越贡献之处，在于能够在特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将学界、业界和政界三方面以“知识”作为价值共识的创新背景交叠起来，使原本孤立化、机械式和割裂开的三股创新力量，在行为趋同和角色交叉的现象层内得以凝聚式和具象化地刻画，并为学理层面的机制分析、数理层面的测度评价以及政理层面的政策设计带来了具有统筹布局和协同考量的可能。3.1三螺旋理论及其流派演进张艺、陈凯华16综合利用引文网络、主路径、文献耦合等多种引文分析的量化方法，对三螺旋理论创生以来世界范围内（WoS 核心合集和 SSCI 两大数据库）2第 4 期相关关键词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自 1995 年至2019 年三螺旋理论研究工作在创新领域主要分化为两个流派。其一是以Etzkowitz为核心，运用访谈和案例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比较在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各国大学、产业和政府三类创新主体之间，开展交迭互动及其创新动力在演进机制层面的交互差异成因，较为有代表性甚或成为后续研究知识基础的研究成果主要 集 中 在 Etzkowitz17-18、Carayannis 和 Campbell19、Perkmann20、Kwon21、Park22-23等。这一流派的研究可以被概括为是对于现实制度安排背景下三螺旋作用机制的本土化描述，众多定性刻画所揭示出的共识性结论是：起源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制度背景下的三螺旋理论框架及其创新机制，并不能良好契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另一流派，则以Leydesdorff为核心，根据信息熵理论创立三螺旋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24、优化测度模型25、改进冗余指标以保障测度模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26，对世界各国“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和演进趋势进行创新绩效评价。基于三螺旋算法，已有研究亦在时间维度内接续构成了三螺旋量化测度的主要应用路径27-31。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王成军32在国内首先基于 SCI2000 数据挖掘对Leydesdorff 提出的基于论文地址编码的三螺旋算法（THA，其研究中简称“TH”），并结合中国情境给出了一个定量的规范性研究，得出我国三螺旋处于政府中心化（即“政府主导型”）阶段，甚至一些内部发达地区三螺旋上升的加速度也颇小，但国家三螺旋的主要动力正在“变迁转移”过程中的结论。周春彦与Etzkowitz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2008年就基于非线性网状创新模型提出了“三螺旋场”和“三螺旋循环”的概念，将三螺旋影响机制的定量测度问题，与物理学中“场”的概念联系起来，为后续研究数理模型的搭建工作找到了一个新的可推进领域33。值得注意的是，Etzkowitz和Leydesdorff不仅是三螺旋理论的开创者，而且又分别承担了这一研究范式在分属定性刻画和定量测度两个研究流派中领导者（核心学者）的角色。自1996年两位学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推动召开第一届“国际三螺旋（创新）会议”以来，三螺旋国际会议已在不同国家召开了18届，足见三螺旋分析范式在创新研究领域重要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3.2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想形态Etzkowitz和 Leydesdorff提出，相比较于能够对“大学、产业、政府”间边界清晰的传统组织关系进行解释的三元模型（Triangle）34、国家创新系统（NIS）35-37甚或“模式2”（Mode 2）38，对于“大学-产业-政府”这种再组织化后、具有动态转化关系的新型创新系统，只有“三螺旋”（Triple Helix）才能对其知识创造的复杂性，尤其是当“知识生产者边界变得愈加模糊”后的创新模式作出更合理的映射39。作为从“单价知识观”到“多价知识观”的跃迁，三螺旋理论较好地调协了知识创新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复合性等新型组织特征，对创新活动的前移、趋同、复合、交叉和集成等新趋势进行了深刻地解释，为探究创新生态系统内部三类基本创新群落之间各类创新要素的有机交互问题，提供了运用动力学视角进行刻画的可能。按照协同效能高低以及由此带来知识生产效率的优劣，以三螺旋作为分析范式的创新生态系统则可以展现出重叠型（An Over Lapping Model）、自由放任型（Laissez-Faire Model）和政府主导型（An EtatisticModel）三种迥异的逻辑表达模式40。这其中，具有“重叠型”特征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被认为是理想的高阶进化形态，它要求三类创新主体具备高度的协同性。若其中一方甚或两方的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协同异步，那么存续于科研体系、生产机构和公共权威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受到严重的损坏。而“政府主导型”则通常被定义为三螺旋的欠发达表现形态，由于破坏掉了三类创新主体的协同平衡，因此也被认为是挤压掉了螺旋动能的上升空间41。3.3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形态然而，知识生产却并不总与真理站在一边。以“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为核心的科技危机，正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在资本、市场与竞争的催动下，因为缺乏权威的制度禁锢与伦理约束，科技创新正第18届国际三螺旋会议（the 18th International Trpile Helix Conference）于2020年6月在芬兰坦佩雷大学（Tampere University，Finland）召开，会议主题是“创新的未来和面向未来创新”（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for future）；清华大学曾于2015年8月承办了第13届国际三螺旋会议，会议主题是“快速发展国家的学研机构-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式”（Academic-Industry-Government Triple Helix Model forFast-Developing Countries）。致毁知识（Ruin-Causing Knowledge），即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等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各种产品或方案的核心原理、核心技术等核心知识，如核裂变知识、链式反应知识、DNA重组技术（Recombinant DNA）和基因编辑技术。最早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于1999年在其题为 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吗？的前沿学术报告中提出。该概念经过20余年发展，目前以开辟形成了以“科技巨风险”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多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论进展与制度反思3科学与管理2023 年在“裹挟困境”与“反对无效”中野蛮成长42。高度协同的三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反而可能成为生产（释放）出“致毁知识”的那扇“罗生门”。考虑到知识生产带给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或是负面的，体现在公众对于科技创新的认可度方面，它可能会对三螺旋持续上升的动力预期造成阻碍或制约的作用。而经典三螺旋理论的构建前提或者称之为研究预期却是以积极和正面作为诠释导向的，难以对抑制科技创新的价值冲突或者阻力背景进行合理的具象描述或是科学解释。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Etzkowitz和周春彦43提出除了用以刻画正向创新动力机制的“创新三螺旋”（亦即重叠型三螺旋）之外，还可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三螺旋”用来描述科技创新螺旋上升动力所遭遇到的负向抑制机制，以补充经典三螺旋理论在解释这类社会现象中的不足。可持续发展三螺旋将经典三螺旋中的“产业”替换为“公众”，用以表征社会对于科技创新的监督或是制约，再组织化后形成“大学-公众-政府”三螺旋。至此，作为具有制约“理想协同”的群落代表，“公众”被高亮显示在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属性当中。创新三螺旋与可持续发展三螺旋彼此互补，两个方向三螺旋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构成了社会再生产和知识转化的有效机制44。双三螺旋模式补充强化了三螺旋理论中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内涵，同时也为研究创新生态系统多元群落三螺旋之间彼此耦合的问题，提供了横向可拓的发展思路。但是对于促使螺旋运转的本质动力，即资本要素以及其他多元群落如何加入新螺旋的内在机制问题，却仍无法明确解释。为此，吴卫红等45将“双三螺旋”拓展到“三三螺旋”研究维度，以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要素流动作为连接视角，加入了对于“资金联动三螺旋”的考虑，构建了包含“政、产、学、研、用、资”六元主体在内的由三个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三螺旋构成的三螺旋协同演进体系，进一步延展了三螺旋在创新生态系统应用场景中的研究向度。4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及其稳健性考量虽然三螺旋理论试图对创新系统中三类经典的创新主体之间交叠互动的转化关系进行匹配性的解释，但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逐渐由简单的创新系统向更为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却也基于非线性复杂系统方面的考量，对于三螺旋的分析范式能否在一个更为复杂、交互甚或政治化的层面上，还能充分揭示出创新模式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了新的疑问。无论经典三螺旋理论模型所处于任何进化阶段（重叠、自由放任抑或政府主导），政府都在螺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有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NGOs）或者称之为非营利组织 46、公民社会 19 却愈发在技术转移、就业创业甚或商业化等创新进程中发挥出政府无法覆盖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欧洲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此，拓展第四维度的螺旋动力，采用“四螺旋”的分析范式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探究的工作，渐次展开。4.1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观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向着更高维协同的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演进，Carayannis和Campbell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3”（Mode 3）的概念，并且基于“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了“四重螺旋创新系统观”47。其概念前设是，在一个更为先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旧有的”经济政策向知识和创新政策的转变程度可以作为社会向更高级形态发展的风向标。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模式也会随同社会对于更广域创新模式需求的增加而提升48。在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新刻画了一个主要来源于“媒体和文化导向的公众”（Media-Basedand Culture-Based Public）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协同动力，其映射背景为“基于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所达成的非强迫性集体行为”19。Carayannis 和Campbell提出，作为“第四螺旋”的催生动力，“公众”和“公民社会”不单独指代“公民”群体，同时也指向其所涵盖的知识文化、科学素养、价值审视和媒体舆论等公众诉求。“大学-产业-政府-（媒体和文化导向的）公众/公民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观的提出，使学界对于更为复杂、系统和生态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产生了更为广域的理解，在更为高阶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公众”和“公民社会”不再只是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承担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它使新知识的生产具备了赖以依存的适应性情境，从而揭示了更为深邃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图谱49。可以说，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是对于由初级知识经济发展而来的三重螺旋生态系统在一个更为复杂知识生产层面上的逻辑细化，并以此赋予了“模式3”一个更为适配性的逻辑分析情境。在这个知识生产情美国为发展生物技术，曾多次放宽对于DNA重组技术专利申请审批的管理。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被誉为“DNA之父”的詹姆斯 杜威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公开斥责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并于1992年辞去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Research，HGR）主任的职务，但却丝毫没能影响这项技术的迅速发展。非线性复杂系统（The Nonlinear and Complex System），系统动力学领域概念，定义为具有高阶次、多回路和非线性信息反馈结构的系统，其反馈回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结构。无论是在自然界抑或社会经济研究范围内，非线性复杂系统触目皆是，如动植物本身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等。4第 4 期境中，知识集群（Knowledge Cluster）、协同进化（SynonymsCoevolution）和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等概念都藉由“公众”和“公民社会”所投射出的“第四螺旋”得以更加群落化和要素化的具象表达。4.2“第四螺旋”的价值考量及其群落组成当社会形态向着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同时，公众意识也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描述中，向着更高维度的安全、社交、尊重甚或自我需求角度觉醒。尤其是当社会学家涉足到多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领域以后，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第四螺旋”创生价值的讨论也变得更加审慎、复杂甚或充满了对于“科学”本身进行监管的反思。在螺旋动力高度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从目睹了穿越重重监管门阀的 DNA 重组技术在“潘多拉魔盒”中得以释放到转基因物类来到身边，作为科技创新这把“双刃剑”的获益者、受害人甚或同为执柄者的公众群体，最终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一种秉持“社会稳健”（Socially Robust）新知识的生产向度，承载起了“第四螺旋”在学界内更为广泛接受的价值考量50。Mehta51提出，科学创新除了刺激知识集群和产业聚集之外，也给社会带来了在理解和评估这些创新所带来风险方面的紧迫需要，亦即对于科技创新本身进行治理的问题。创新，聚焦于科技前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则需要通过民主化的维度，藉由后常规科学的方式加以解决。诸如生物化学技术，其“颠覆性”的创新逻辑和组织范式能够对三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动力进行卓越的例证，但因其带给人类社会的风险不可计量，并且没有任何科学途径可以理性地解释它属于“真理”一边的时候，后常规科学就应作为公众创新群落的“监督利刃”，在第四螺旋对于三重螺旋的“创新之刃”加以制约。相对于成熟的三重螺旋解释框架而言，四重螺旋的分析范式也许还尚未能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诠释角度。所有新构建的四螺旋创新概念，都在试图将第四方面的创新参与者加入到已有的三螺旋分析框架当中。4.3对于“第四螺旋”稳健性的争论总体而言，在一个以知识生产作为螺旋基础，民主制度安排背景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入公众或者称呼为公民社会的第四维度的信任监督，会使三重螺旋的创新范式在内生机制层面得到更为细致的刻画，也更加符合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创新生态系统需要与不同价值导向参与者互动来完成公共价值创造的契约精神52。当然，学界也曾对三重螺旋是否可以被扩展为四重螺旋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争辩的焦点就在于第四螺旋无法像三重螺旋那样形成成熟清晰的系统结构和相对稳定的动力体系44，53。作为三螺旋理论创始人之一的Leydesdorff54更曾直接建议，一个复杂螺旋的系统结构将使决策者难以调协，因而保持三螺旋模型的“简单性”将是明智的策略，在作出建立N重螺旋模型这样一个选择时更需要慎重。但正如三重螺旋解释框架在提出之初就饱受争议，Giere就曾公开表示三重螺旋并不能称之为是“模型”，它只不过是一个用以描绘高水平科研的时髦术语而已55。但无论如何，基于多重螺旋视阈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还是在争议声中向着一个更加复杂的解释维度迈进了。5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及实践差异创新生态系统是在科技持续进步、竞争日显激烈、发展愈发强调可持续性等高级知识经济社会要素不断变革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1。而确保可持续性的一个最低必要条件，是需要将总的自然资本存量维持在或高于当前水平。Costanza和Daly56提出，虽然较低的自然资本存量可能是可持续的，但鉴于代价巨大甚或无法挽回的试错成本，社会不允许自然资本进一步下降。因此，“自然资本总额恒定性规则”可被视为是保障“可持续性”的一个审慎的最低条件。在全世界都面临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资源枯竭等自然环境压力的情况下，无论是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产业组织的产品创新、政府部门的科技政策抑或用户群体的使用需求，都更加需要关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节约等窘迫问题，并且在充分考量自然环境约束的前提下，才能继续考虑价值创造和协同创新。5.1“可持续发展”与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协同共生的考量，Carayannis和Campbell57提出在“三重螺旋”和“四重螺旋”解释架构的基础上，增加“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的螺旋诱因，并将“模式3”知识生产模式的适应性情境拓展至“第五螺旋”，首先提出了“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解释情境。在“大学-产业-政府-（媒体和文化导向的）公众/公民社会-自然环境”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基于协同共生的新知识创生，来源于不同创新主体、各个创新种群、多个创新群落适应系统环境变化、应对外部扰动的再组织和协同演进过程。刘畅、李建华58认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由Funtowicz和Ravetz（1992）提出。相对于通常不考虑“价值观”和“社会相关性”并可以用来解决Weaver（1948）所提出的“简单性问题”和“非系统性复杂问题”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后常规科学更加关注由科学发展本身所造成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这些问题多数具有极端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和时空尺度多样性等特征，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关系到许多组织和机构，从而使决策和处理异常复杂。多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论进展与制度反思5科学与管理2023 年为，这种应答扰动和协同创新的产生，不仅需要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企业和产业组织推广应用开发、政府和政策部门提供制度激励，而且还要关注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媒体/舆论诉求，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来源于自然环境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上的资源约束。应该说，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为分析和理解诸如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关键和复杂的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对可持续性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视角。武学超59认为，对于五重螺旋这种符合分形几何学特点的生态系统解构方式，更好地体现出了系统架构多主体、多层次、多节点和多形态等结构性特征，能够提示研究者们从“学科谱图”的角度对螺旋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进行更为系统的审视，并为诸多“社会大挑战”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更多的经济体接受，Carayannis 和 Campbell60又提出了“智能五重螺旋创新系统”的作用框架，并详细论证了在这个智能的（Smart）系统中，社会生态和环境保护是如何推动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此，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域，关注的利益相关群体更为宽泛，构建的螺旋系统结构更加复杂，更加重视创新生态系统中环境资源的协调与制约，深刻揭示了创新的共生性特征，是一个突显要素多元化的协调共生系统观。5.2实证测度方式及不同制度背景下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践差异五重螺旋生发于三重螺旋的模型基础，完善于四重螺旋的具象反思，从根本上说，无论是质性研究框架抑或量化研究方法，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都尚未从根本上超越三螺旋的经典研究范式。主流应用场景和评价方式仍然是基于Leydesdorff和Wagner在第二代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标“饶斯特林指数”（RS）基础之上提出的“跨学科指标”（Diversity，DIV）计算方式61，数据样本亦主要来源于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无出其右，不多赘述。特别是在实证研究层面，也有学者把五螺旋的视域移植到了相对“小众化”的应用场景，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如 Yoon 等62运用合作作者网络（Co-Authorship Network Analysis）分析法，发现中韩科研合作在国际多边场景下存在五重螺旋的创新网络，医院和非政府组织正成为经典三螺旋创新群落之外新的知识生产创新群落，进而提出在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大学-产业-政府-医院-非政府组织”这种变异形态的可能。Harwiki和Malet63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建模（SEM）的方法，以西班牙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创意产业中小企业（SEMs）自身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能否干预并影响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最小二乘统计。研究发现：五重螺旋在印尼能够影响到中小企业绩效，但并非通过干预中小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但在西班牙，五重螺旋必须要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继而影响到企业绩效。二校后1、P84 增加参考文献【增加参考文献【33】33ROYCHOWDHURY 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Journal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2(3):335-370.2、P6 和和 p10LACKA改为改为 CKA3、p73 补充：补充：奥康纳（OCONNOR G C）及4、p75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33】替换】替换33OConnor G C,RICE M P,PETERS L,et al.Managing interdisciplinary,longitudinal researchteams:extendinggroundedtheory-buildingmethodologiesJ.Organizationscience,2003,14(4):353-373.64则发现在波兰很少有科学家从事符合多重螺旋范式的跨学科的研究，除了不发达的公民社会之外，来源于国家层面的结构因素、制度因素以及产自于民间的意识因素和文化能力也都严重阻碍了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实际模式。以上这些研究，都在客观层面上例证了多重螺旋模式的落地差异，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创新生态系统中，多重螺旋所带来的协同模式和创新结果将会存在显著的差别。6结论、反思与启示以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作为牵引，以多重螺旋创新模型作为切入视域，按照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演进脉络，分别对三重螺旋、四重螺旋和五重螺旋视域下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综述。回顾发现，多重螺旋分析视域在其解析维度上的增加，是伴随研究者们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内外部运行机理，在其组成结构的复杂性和交互性方面认知程度的不断细致和加深而递增的。三重螺旋作为经典的刻画模型，为解释在不同制度安排之下，大学、产业和政府这三类参与主体协同创新效率的差异性问题奠定了基础。四重螺旋作为三重螺旋的进阶展示，深刻揭示出螺旋动力中隐含的信任危机和民主约束，从而为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公众对于科学本身进行“后常规科学”的思考，开辟出制度反思的空间。五重螺旋则是在创新生态系统真正直面生态问题后的进阶反思，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创新和可持续究竟该怎样协同，这是留给不同制度安排背景下，所有国家创新系统一个共有的问题。这个层面而言，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趋势的把握，或者说对于下一代创新模式抑或知识生产范式的前瞻，绝不应跬步于国家内部，“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下，协同来自于不同制度安排之下的各类螺旋动力，也许才是面向未来应葆有的研究格局。在多重螺旋视域下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结构解析，目的是要揭示出隐藏在创新现象背后的知识生产所应跨学科指标的测度，学界主要是借鉴生态学中“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计算方法。目前较多使用到的指标，主要是第一代的“香农熵”（Shannon Entropy，SE）、“基尼辛普森指数”（Gini-Simpson Index，GS）、第二代的“饶斯特林指数”（Rao-Stirling Index，RS）和第三代的“莱因斯特科博德指数”（Leinster-Cobbold，LC）；Loet Leydesdorff开发出了计算SE、GS、RS和DIV等跨学科性指标计算的工具软件，并且在其个人网站上给出了具体的使用方法和计算流程（https：leydesdorff.github.io/diversity_measurement/）。6第 4 期遵循的本质逻辑。目前所构建的三重螺旋、四重螺旋甚或五重螺旋的研究成果，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本质的发展逻辑而言，都还只是不完全的描述。这些刻画片段还不完整，但终将伴随时间维度的延展，被后续的研究者们陆续拼接起来，以趋于展示出知识生产的真实逻辑，使理论更趋于体系。但有学者认为，运用多重螺旋对于创新进行解读，即使是在解释创新生态系统的力量结构方面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三螺旋”理论，就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因其缺乏核心概念和基本变量无法选取等，而很难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而真正存在65。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关于“螺旋”质性研究的深度和量化测度的精度，确实难以在“体系”的层面上承载起严谨的科学筹量。定性描述层面，既然是借助物理学来刻画螺旋，就应该附带定义具有物理学隐喻的概念作为体系的理论支撑。既然是螺旋，无论是机械螺旋抑或电磁螺旋，都会产生“场”的概念，再进行矢量分解，又会触及旋度、散度和梯度等测量依托。如果将各类创新主体都视为螺旋创新的动力源，那么用“场”的概念就可以隐喻表征它们对于各自所处创新生态群落内其他创新主体绩效的影响（或干预）程度。旋度、散度和梯度等，又可进一步用于隐喻表征和量化计算创新生态系统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创新群落以及（外部）不同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创新绩效、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等；定量测度层面，学界目前主要是运用Leydesdorff40所构建的跨学科指标和合作作者隶属单位拆分的方式来评价不同层面（国家/地方）创新生态系统知识生产的协同绩效，数据来源主要是相应层面的论文和专利数据库。这样做的好处是数据相对易得，计算方便（Leydesdorff已经批量处理了相关的计算步骤，形成了工具软件，并与主流数据库的数据格式形成无缝对接）。当然，就目前学界共识而言，经济指标多具有内生性、自相关性以及统计口径等问题，甚至都很难客观剥离出某一创新主体自己的螺旋绩效，更何谈测度螺旋协同。须知，处在一个创新范式更加“交叠”的时代，跨学科的创新系统却“悄然已至”地给研究者们准备好了模糊研究的可能。这个时代，计算机领域内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机制和“黑箱”处理方式，早已将揭示问题的方式调整到“不问为什么，只管是什么”的角度。也许研究者们目前无法逾越的数据障碍，恰好可以通过类似于多层神经网络的“模式识别”算法来加以判别。在现象层，只要找到螺旋协同效能优异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其所具备的所有可以用数据表达的具象特征加以描述，创建生成基于大样本的创新生态系统训练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有着复杂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特有的制度安排背景。对于以“三螺旋”为代表的多重螺旋创新模式，如何取其知识生产精华之要，变其水土不服外延之表，构建好符合我国制度背景和文化烙印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性，这也许才是值得国内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更有价值的选题方向。为此，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如何认识好“政府主导型”螺旋模式在创新生态系统演进中的优越性。毋庸置疑，仅从具有普遍统计学意义而言的知识创新效率角度衡量，多参与主体力量均衡式的“重叠型”螺旋模式，能够更自发地或者更加漫无目的地产生总量更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如同雨后万物，遍地萌荫。这一点，确实是政府主导型的螺旋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但另一个层面，“政府主导型”却带有更强的靶向性，对于螺旋动力所产生的矢量特征，也会产生方向更加明确的引导，即在知识产生的总量上虽不如“重叠型”螺旋占优，但在集中优势资源完成既定创新目标方面，“重叠型”螺旋也没有足够的统筹能力去比拟“政府主导型”的调度。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在使我国在量子通信、新一代半导体（以氮化镓、碳化硅等为代表）、电子设备柔性屏幕（以碳基技术发展而来）等面向未来科技领域的知识创新能力领跑全球；除此之外，“致毁知识”“社会大挑战”等问题的端倪早在“三螺旋”的鼎盛时期就已经被社会所认知，并以此成为“第四螺旋”和“第五螺旋”创生的因缘。时至今日，“重叠型”螺旋模式所映射出的制度背景，仍未能良好解决掉这些问题给世界带来的信任危机。在“积重难返、万劫不复，人类将错失自我拯救的最后时机”到来之前42，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主导型”的螺旋肯定不会提前开启致毁创新的那扇“罗生门”。二是如何研究好多重螺旋同中国情境下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对接。创新理论的发展和转折，无不与特定时空状态下目标经济体所处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