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分”“合”演进——兼考钟嵘家世、生年和出生地.pdf

第 42 卷第 4 期 许昌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 期Vol.42 No.4 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No.4,2023收稿日期:2023-04-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国战略竞争下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及中国对策研究”(19CGJ009)。作者简介:颜欣(1988),男,湖北荆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外交。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分”“合”演进颜 欣(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73)摘 要:长期以来,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一直处于“分”“合”动态变化中。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之“分”受到东盟成员国主权争端、自主偏好、域外大国的掣肘与竞争及成员国内政局的影响;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之“合”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东盟内多层次高效的制度供给、东盟国家规划目标耦合及东盟引擎引领、历史认知和记忆的一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未来走向“合治”需要提升东盟参与地区秩序建设的主动性、继续增强东盟国家间的共识和凝聚力、管控地区大国分歧及竞争。关键词:分治;合治;东盟;地区安全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23)04-0094-06 一、东盟研究“分”“合”视角的提出和研究进展 在漫长的人类衍化进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分”与“合”的史实,“分”与“合”是国际关系史与中国历史中极为常见的现象。早期,人类活动是封闭性、区域性的,随着精神交流和生产联系的加强,人类逐步由分散状态向统合方向演进。自民族国家建立后,国际关系以“分”与“合”的主线不断演进,不同国家在“分”“合”互动中寻求力量平衡,从而使国家在领土、利益增量、综合实力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中国国家演变历史中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分”“合”现象。早在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国家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之后,秦统一六国,将七国合成一个整体。从秦到清,古代中国一直在“分”“合”之间演进。清朝晚期,由于国势衰弱和政府失能等原因,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再次呈现“分”的态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成立,中国再次整合为一。在欧洲国家关系史中,各国间不同程度的冲突、战争导致特定国家内部、国家间分分合合,地缘空间和安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欧洲维也纳体系中蕴含着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同国家之间关系因利益冲突“分”“合”不定。19 世纪中后期,为了统一德国,普鲁士多次发动战争,普鲁士的版图由分向合转变。二战后,德国瓦解,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1955 年德国条约签署后,联邦德国才真正获得主权国家身份。直到柏林墙坍塌,两德统一,德国才再次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德国的制度、精神与国家建设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法德等国家的带动下,欧洲主要国家以煤钢联营起步,逐步将分散的欧洲整合在一起,建立欧洲共同体,并迈向统一的欧盟组织。而东盟作为中国的近邻,自成立后,在其安全治理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合”特征。“分”与“合”并非一种价值主张,也非特定的实践主张,它是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走势的一种描述。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分”“合”走势,在不同时期存在二维形式与条件。在某些阶段,东49盟实力和话语基础弱,发展不均衡,安全和身份缺失,呈现出“分”的脆弱性;近年来,东盟一体化加快、安全共同体意识增强,表现出“合”的韧性。鉴于此,“分”与“合”是研究东盟内部安全治理的重要维度。目前学界围绕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研究的分析和叙述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脉络,不过缺少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分”与“合”内在逻辑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探索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分”与“合”的关联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增强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价值、本质和意义的思考,深化学界、政界和商界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认清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变化与连续性因素,更好地研判中国周边外交形势,为中国周边外交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维护和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之“分”1967 年东盟成立后,随着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东盟内外部环境变化,时常发生与东盟整体愿景背道而驰的问题。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一体化实践中存在困境,这在学理上可概括为东盟之分。(一)主权争端等结构性问题约束东盟内成员国围绕主权领域的部分争端和纠纷至今仍悬而未决,对东盟整体互信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主权争端冲突和危机影响着东盟国家的价值判断,冲击着东盟的秩序体系。目前的国际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的,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国家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的理性选择。二战后,东盟成员间存在海洋和陆地国土主权争端问题。如越南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在海洋划界议题上未达成共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沙巴主权归属方面一直争论不休,并与印尼、文莱、菲律宾等国家在海洋国土划界上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争议海洋中蕴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凸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显著强化了对海洋的安全诉求和“主权”主张,不仅聚焦东南亚地区的主权争端,甚至将“主权”诉求扩散至中国的南海区域。正是由于主权争端等结构性问题,东盟成员围绕主权归属的冲突事件频发。2008 年,柬埔寨与泰国的边界寺庙归属争端发酵并造成流血事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更是因为岛屿争端诉诸国际法庭裁决。当前,部分东盟国家主权争端已通过双边谈判等方式得到有效管控和解决,如马来西亚和文莱经多次斡旋后,最终就领土主权争端达成“陆地换海洋”的共识。不过东盟国家各自捍卫“主权”的结构性困境仍成为东盟合治的制约因素,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蒙上阴影。2018 年 12 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舰与民船发生海上纠纷。为守护“领空主权”和“前沿阵地”,新加坡紧急召回老兵参加军事演习,两国领土分歧持续,彼此戒心十足。沙巴主权问题长期横亘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对地区安全形势及菲马双边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该问题在 2020 年再次发酵,2020 年 7 月,菲律宾外长洛钦在推文中指出沙巴并不属于马来西亚的主权范围。2020 年 8 月,一艘越南渔船驶入马来西亚海域,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鸣枪警示,并射杀了一名越南的渔民。这些问题意味着东盟合治仍存在信任“赤字”。(二)东盟国家的自主偏好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合力和效用绕不开东盟成员国的支持,而东盟国家的自主偏好直接影响其参与东盟安全合治的行为。与美、日、俄等大国相比,东盟国家多属中等国家或小国,为避免卷入大国竞争旋涡,东盟国家一般倾向均势战略以维持自身安全。东盟国家的自主偏好不尽相同,部分国家的自主偏好是攫取最大安全利益,而部分国家是根据实际需求维持基本身份和安全利益。自主偏好的不同必然会影响东盟制度联结、行为规范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成效。以印尼为例,佐科政府执政时期,印尼高度重视海洋防务与外交建设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对外释放出将印尼建设为海上交通枢纽的勃勃雄心。对自身安全强烈的关切表明印尼将主权等安全问题视为国家核心利益,对主权安全的过度追求意味着印尼容易用差别态度、有选择性地参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事务,会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在海洋争端等议题上难有更深层次进展。2020 年 6 月,印尼拒绝就“重叠海域”与中国进行协商。长期以来,印尼不承认中国南海“九段线”主张,印尼通过诸多强硬的言语和行动展示其增强纳土纳群岛及附近海域“安全”的强烈诉求,背后折射的是印尼攫取最大安全利益的自主偏好。同时,不结盟是印尼自主偏好的“底色”,1955 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重大议程和动议,塑造了印尼长期以来的务实安全对外战略,导致东盟在涉及政治等棘手问题上的决断效率受59到延宕。由于自主偏好的差异,不同行为体对同一问题和议题存在不同认知,因而在政策选择和行动中表现出差异。一是自主偏好的内容不同。如菲律宾在阿基诺时期,对安全偏好强于经济偏好,在东盟框架内菲律宾强化了自身安全“诉求”;而在杜特尔特时期,菲律宾聚焦经济议题,在东盟框架下侧重经济。二是自主偏好的程度不同。如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内部自主偏好和认知存在细微差别。众所周知,中国从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长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在南海领域仍在存海洋和主权争议,随着时间推移,南海问题逐渐成为“五国六方”议题。涉及南海问题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往往比其他东盟国家存在更多“安全”议题偏好。如 2012 年,菲律宾和中国发生黄岩岛冲突,2014 年越南和中国“981”钻井平台事件,导致东盟整体安全治理受到干扰。由此可见,东盟国家自主偏好使东盟集体行动步履维艰,成员国“私欲”容易导致东盟国家在集体事务上摇摆不定,难以形成合力。(三)域外大国的掣肘与竞争大国对东盟国家安全判断和战略选择的影响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分”的因子。近年来,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纷纷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域外大国因素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力量结构和地区秩序,东盟地区安全治理面临考验。在大国环伺背景下,东盟国家在安全治理问题上缺乏集体共识。奥巴马当政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在多重议题上频繁制造事端,试图让东盟国家“选边站”,成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一体化的障碍。部分东盟国家追随美国,在南海等议题上“搅局”。正是在此背景下,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误判了地区形势并背离了历史和法理事实,上演了一场“南海仲裁”闹剧。菲律宾单方面的错误行动不利于东盟集体安全治理,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大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在日本的推动下,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试图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成员国,这一行动让东盟的团结和凝聚力受到一定影响,不利于东盟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共同行动。东南亚对大国竞争并不陌生,自古以来大国竞争在东南亚就存在,只是形式不断变化,但都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与分裂。面对域外大国“搅局”,东盟国家意识到自身和域外大国在实力上的不对称。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在中国东盟关系中打入楔子,通过多议题和行动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增长。长期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深化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建设,试图拉拢东南亚国家遏制中国和平崛起。2018 年 3 月,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出现在越南岘港,对外传递出极为高调的姿态。伴随着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强势介入,东盟如何回应考验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智慧。在强者面前,作为弱者的部分东盟国家在面对安全议题和利益差异时惯常搭便车,或者两面下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能力被削弱。(四)东盟成员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具体到东盟,各国状况并不具有统一性,复杂的社会构成使得各国在互动层面上的强度存在差异1。除了国际和地区政治场域,东盟国家参与东盟治理也深受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东盟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安排是其参与东盟治理的基石。作为上升期的中等国家,政治价值、国内选举、人民意愿、经济民族主义对印尼参与地区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缅甸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军政府与民主运动人士的争辩备受外界关注。2011年前的较长时期内,缅甸军队长期把持政权,军政府主导缅甸政治进程。2011 年缅甸民选政府替代军政府,缅甸军人政治开始转型。然而缅甸国内民族问题较为严重,“若开”问题使缅甸在东南亚地区面临“侵犯人权”的指责,缅甸各政党、社会族群的矛盾若隐若现。缅甸在东盟中的改革参与、民主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怎样与东盟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共治”地区事务等问题面临挑战,缅甸的内部问题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腾挪空间受到挤压。2021 年 2 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再次接管国家权力,对缅甸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极大冲击,为东盟整体性协商合作蒙上阴影。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印尼国内政治持续对印尼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步伐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印尼政治架构多元,权力博弈复杂而激烈。1998年后,印尼政治开始民主化,印尼政治程序日益完善的同时,印尼对外战略和参与外部事务的决策权不再由少数精英群体主导,印尼社会组织、地方势力、军方力量和大众传媒等的动向和情绪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二是印尼民族主义强烈。印尼建国五原则的第一条便是民族主义。69印尼是否应该在地区事务承担更多责任,印尼的东盟预期是否合理均需接受国内政治环境的考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绕不开东盟成员国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成员国国内政治也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出现“分”的因素。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之“合”自建立以来,东盟成长和发展的背后也有诸多积极因素推动和助力,使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向一体化有效推进,这在学理上可概括为东盟之合治。(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这一判断逐步成为全球共识。1984年,邓小平在与苏丹总统尼迈里的交谈中提道:“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和平问题。”2525换言之,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间爆发大规模世界性战争的概率大幅降低,世界各国外交动议往往基于“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大于对抗和冲突的假设,这为东盟国家间组织与动员提供了可能。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外在推力下进行的,同时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规范又为和平与发展夯实了理性与合作根基,为彼此友好互动提供了氛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东盟影响深远,成为东盟分析地区、全球局势趋向的思维图式。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多元化和多样化成为常态,东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构了与时代主题相呼唤的、适合东盟特点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二)多层次高效的制度供给平台多层次、高效的制度供给平台及合作框架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策略。第一,在微观层面,机制化、常态化的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稳定器,避免了东盟地区治理陷入无序和紊乱。在东盟首脑会议、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防长会议等东盟基础性秩序安排和治理框架下,东盟国家多数议题和倡议都可以在共同决策中得到及时、务实性解决,协商一致的治理原则和模式成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将不同成员联结成利益相关者,东盟原则和规范日臻成熟,增强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权威性。高效的制度平台催生了东盟的集体行动,极大增强了东盟的生存能力。东盟国家交替担任轮值主席,赋予彼此平等权利和身份,反映了东盟国家的共同诉求。微观层面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效率较高,可以增强东盟实力,排除外界的干预,保障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根据东盟组织需求,东盟共建共享、共同承担安全事务权责,通过整体决策采取共同行动,基础性制度平台成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能力的保障。第二,在中观层面,东盟次区域安全治理成为微观制度的补充。东盟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东盟“10+1”“10+3”机制。如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东盟和中日韩高官会通过视频模式就各方疫情安全问题进行沟通,主张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及繁荣。中观层面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是微观和宏观层面机制的中间层,起着联结微观和宏观机制,促进三种机制共同发展和良性互动的作用。这一层次的安全机制是东盟长期以来的重要实践方向,使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在跨境安全、能源安全等更多领域实现拓展,增强了东盟地区安全系数。第三,在宏观层面,制度供给提升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合治”认同水平,也提供了东盟地区安全“合治”动力。东盟用多边制度规范和约束地区各行为体并将其纳入集体安全制度网络,降低了彼此冲突和竞争的烈度,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公共安全产品,这增加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组织化和复合化水平,是东盟强大生命力和东盟安全一体化水平提升的重要体现。东盟多边机制为成员国彼此顺畅互动、增强共识提供了新动能,健全了东盟安全合作范式。这种机制相对具有弹性,有助于实现多维平衡,并且对任何外部大国在该地区行使支配性权力构成了重大制约3。(三)东盟国家规划目标耦合及东盟引擎驱动近些年,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将现代化、工业化视为发展目标,推动“两廊一圈”、“八五”发展规划等战略目标,东盟内部相互依赖性增强。按照老挝政府起草的第八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16 年至 2020 年老挝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幅达到 8.5%至 9%,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200 美元4。东盟发展目标与成员国家规划的契合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对东盟的信任,这促使东盟内部“合治”效率提高,东盟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得到拓展。79 “东盟引擎”为东盟国家发展转型以及相互融合提供了动力。东盟成员国通过东盟公共平台参与东盟地区治理,从而将过去相对分散的东南亚整合成一个力量实体。2003 年 10 月,随着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的推出,东盟开启社会文化、政治安全和经济共同体建设时代。2007 年的东盟宪章也呼吁东盟用共同声音、共同身份、共同目标行动。东盟在 2010 年颁布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强调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形式增强东盟区域合作的效用,对东盟国家合作框架进行了完善。2015 年 11 月,东盟 2025:携手前行蓝图正式诞生,东盟试图推动地区合作朝着开放、魅力型方向转变,努力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2020 年 8月,东盟国家高官参加共同体愿景跨部门会议,提出加强气候安全、网络安全和数字转型安全等议程,深化彼此安全合作。以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为契机,东盟内权责一致、命运相通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四)历史记忆和认知的一致东南亚国家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历史记忆难以抹去。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东南亚地缘权力结构,西方殖民者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中心边缘”关系,阻遏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发展进程,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对西方列强在心理上呈现出防范、恐惧和焦虑倾向。东盟安全政策和地区战略正是历史记忆与认知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道义和正当性尺度,一种攸关东南亚地区尊严和前途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正在不断凝聚。东盟制定的曼谷宣言和吉隆坡宣言等东盟地区治理核心文件中,都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抵御外部对东南亚地区的干预原则,突显东盟主体性。伴随着东盟实力的不断增强,历史记忆仍然长期影响着东盟认知并叠加和交融于东盟地区治理进程中,进而形成了天然的“使命性”契约。东盟呼吁抵御外部对东南亚的干预,寻求东南亚治理自主性,东盟应对外在威胁的共识得到深化。东盟为提升东南亚形象,主张从历史记忆中重拾共同情感,形成东盟共同行动的合力。可以说,历史记忆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之“合”提供了情感基础,将东盟地缘相亲优势转化成了东盟一致行动的动力,无形中建构了东盟对区域秩序的共同愿景。东盟联合、动员东盟国家集体行动应对和防御外来入侵,形成了强大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向心力”。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走向合治需要克服的约束性条件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议题,东盟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成为地区安全治理合作的典范。然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优化是系统和长期的过程,仍存在着巨大优化空间。随着地区和全球局势的发展,为降低东盟面临的风险,东盟从分治走向合治,增强东盟整体实力及地区治理效能将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转型及发展的方向,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走向合治,仍需解决一些内外困扰。(一)需要增加东盟参与地区秩序建设的主动性为切实、持续增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效用,东盟应该成为主动参与地区事务的行动者。其一,运用战略工具组合,规避陷入边缘化境地。作为一个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攀升的地区组织,如何避免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被边缘化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东南亚地区内外部环境极其复杂,这决定了东盟必须运用战略工具组合进行长期或中长期规划使东南亚地区利益结构、权力结构保持在东盟可控范围内,从而实现东盟预期目标。东盟应该进一步发展多元化对外战略布局,通过多轨和多元外交推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东盟可与周边及全球主要国家和组织构建点、线、面多维合作体系,优化东盟参与的不同类型安全机制,增强东盟应对不同风险和分歧的效率。其二,积极参与地区规则制定。地区机制和规范建设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关键。坚持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已得到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东盟可继续增强话语权,以此增强东盟的吸引力。面对当前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的现实,东盟可利用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掌握主动权,统筹东盟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伙伴关系,从而为东盟治理创造出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契机。同时发挥自身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做好协调工作,在地区安全治理中找寻合适位置,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保障。(二)需要继续增强东盟国家间的共识和凝聚力为降低东盟国家国内问题及自主偏好等因素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影响,东盟国家应继续携手89合作,共商共建共享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成果,增强共识和团结。“东盟方式”主张各方协商一致应对矛盾和分歧,这一方式如今已为东盟国家广泛接受。2015 年,以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东盟共同体宣布建立,意味着东盟共同体建设迈向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继续探索和规划、丰富和创新东盟内合作模式,循序渐进构建积极的东盟外部形象,扩大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寻找各方最大公约数,加强各层次和各领域良性互动并求同存异是东盟的任务。如举办东盟国家水资源等领域研讨会与合作论坛,提升东盟组织化水平,尽可能地在东盟国家双边、多边、小多边等领域增加在草案、议题等上的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进而形成彼此共同态度和立场,关照各方舒适度,统筹维护各方共同愿望和利益,淡化或弱化彼此的分歧和内部干扰,增强成员国对东盟的信心。(三)需要管控地区大国分歧及竞争东盟作为实力不断增强的政府间组织,在东南亚地区中的话语权及地区治理作用持续增强,但是在迎合自我安全偏好的基础上,应协调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东盟通过东盟首脑会议、东盟外长会议等机制向世界释放出推行多边主义,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加强地区行为体互动信号,不过美国等域外国家频频介入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进程并导致东南亚地区分歧和争端呈扩大化与复杂化趋势,其实质是维护其霸权,东盟地区治理的思路与方式面临挑战。对此,东盟可在东盟地区论坛、不同类型的东盟“10+”多边合作平台中加大对合作共赢理念、价值和范式宣传的力度,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增强与大国的协商、协调与互动,设置更多有利于东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议题和议程,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创造动能和稳定因子。2014 年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倡议,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5。2015 年中国制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各国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6由此可见,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特别强调用总体性框架思维强化与各国互利共赢,即充分利用彼此资源和比较优势,加强地区国家在贸易、政策、民心等领域的融通,各方共商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因此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进程中,东盟应该加强与中国的融通性合作,做好“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建立普惠、包容、开放的复合性、全方位性的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与中国一道构建东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携手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让总体性安全理念在东盟安全事务中扎根可有效应对和化解东盟面对的各类威胁与挑战,助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朝着更加一体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1 高程、王震.中国差异化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探析:基于结构与局势及其互动的二元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2):69-100,157-158.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 JOHN DAVID CIORCIARI.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J.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2009(9):157-196.4 老挝制订国家“八五”发展规划EB/OL.(20201025)20221228.http:/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20200405)20230105.http:/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20210106)20230105.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