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体和信息的寓言：波菲利《论仙女洞》中寓言训诂的符号学意涵.pdf

178符号与传媒(26)作为本体和信息的窝言：波菲利利论仙女洞中寓言训的符号学意涵阎嘉余佳摘要：寓言训话传统是西方古代长达几个世纪中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最重要批评方式之一，特别是斯多葛学派和随后的新柏拉图学派将其与自身哲学构建深刻联结。本文通过对西方古代寓言训话传统的梳理，以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批评实践为例，透过现代符号学视角，指出荷马史诗中的寓言并非只作为一种表现方式或理念载体而存在，它们本身即是一种信息，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带有哲学本体性色彩，不能仅从审美的视角加以理解。关键词：波菲利，寓言训话，符号，信息，本体性Allegory as Ontology and Message:The Semiotic Meaningof the Allegorical Exegesis in Porphyrys On the Caveof the NymphsYan JiaYu JiaAbstract:The tradition of allegorical exegesis has been for centuriesanimportant critical method used by Western philosopherssandrhetoricians.It is deeply connec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sof the Stoic school and the subsequent Neo-Platonic school.Bycombining the allegorical exegetical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West,taking the critical practice of Neo-Platonist Porphyry as an example,with modern semiotic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llegories in Homersepic are not only means of expression or idea carriers,but are179义叙述学themselves a kind of message.Their meta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philosophical ontologycannotbe understood only from the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Keywords:Porphyry,allegorical exegesis,sign,message,ontologyDOI:10.13760/ki.sam.202301014德国哲学史家爱德华策勒尔（E.Zeller）谈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 r p h y r y）关于荷马诗歌的著作论仙女洞（Onthe Cave of the Nymphs）时，称其为“运用比喻去解释这位诗人的一个荒诞而又深奥的典型例子”（策勒尔，2 0 0 7，p.340）。人类“孩童时代”的叙事似乎并非如想象那样幼稚浅白，相反，从早期思想家那里流传下来的见解越来越让后人难以理解。古代解释者的训话和评论致力揭示原典的复杂性，又因其各不相同的动因和思想资源的引人而成为新的复杂文本。寓言训话广泛存在于西方古代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批评实践中，并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丰富的意涵和价值。一、西方古代寓言训话传统(一）希腊学中的寓言训话“寓言”（allegory）作为一种术语源自公元1世纪之后的修辞学家，他们试图将这个概念同化到不断发展的语言分类法中。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M a r c u s Fa b i u s Q u i n t i l i a n u s）著名的“替代论”或“转移论”表明，比喻是为了修饰言语而从其自然的和主要的意义转移到另一个意义的表达。西塞罗（M a r c u s T u l l i u s Ci c e r o）则直接指出当一个连续的流中有更多的隐喻时，另一种语言出现了：希腊人称之为“寓言”。亦即，寓言是一种体系性地运用转移（转喻）或隐藏（隐喻）的功能来传达意义内容的方式，对古代修辞学家来说，它主要用于提升文学的优雅或演讲的说服力。而关于寓言的实践则始于更早期的古代诗人，并且在长达几个世纪中成为哲学家们一个重要的训话原则。希腊传统中的训话和评论很早就以口头形式存在，柏拉图在其对话文本中就曾背诵荷马及赫西俄德的作品并解释其中的意义。公元前8 世纪到公元前7 世纪，埃及广泛输出纸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在2 0 世纪6 0 年代希腊大陆塞萨洛尼克附近的德维尼出土了一批最古老180符号与传媒(26)的含有希腊文字的纸莎草纸文本，这批文本因碳化而得以保存，经考证为公元前5世纪末到4 世纪初的作品，其中涉及大量关于诗歌、宇宙学和神学的描述及解释，但关于它到底是宗教文本还是反宗教文本，以及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产生过怎样的作用，西方学界尚未形成定论。虽然德维尼纸莎草纸文本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其中包含大量有关寓言的解释和研究是确定的，对“俄尔甫斯神权论”（Orphic Theogony）的寓言解释被称为“前词汇主义”（pre-Alexandrian）评论样本。（Boys-Stone，2 0 0 2，p.18 0）俄尔甫斯诗歌涉及对当时最新的科学理论的应用，纸莎草纸文本的解释者致力揭示这些神秘文本中的隐藏含义，他们认为俄尔甫斯诗歌的意义和外延指向更广泛的传统仪式和宗教实践。（Obbink，2 0 0 4）例如，阿尼格马特涉及大量对宇宙元素的描述，宙斯被解释为空气，太阳被认为是一种生殖元素，盖亚或德米特被视作万物之母，等等，这些转喻或隐喻深刻地根植于宗教仪式的体系中。可以推论的是，这些早期解释者力图将寓言作为一种程序化的探究或解释方法，用以完成对古代诗人的文本及所谓隐藏含义的理解。随后，斯多葛学派（Stoics）哲学家作为主要的继承者延续了这种寓言式训话方式，他们带有强烈的主观动机，希望将神话或诗歌的意义吸纳进自身的哲学构建之中。公元1世纪左右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科努图斯（LuciusAnnaeusCornutus）是发展古代寓言训话理论的重要代表，他将寓言视为“内置”于神话或诗歌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词源学考察建立起一个可以在其中对各种材料做出独立判断的训话框架。英国古典学学者博伊斯通（G.R.Boys-stones，2 0 0 2，p.19 0）指出，科努图斯从传统神学中分辨出两种类型的寓言：一种是早期斯多葛学派所分析的寓言，通过它们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它们代表着希腊文化发展各时期的历史和思辨材料被纳入传统中；另一种寓言主要指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徒的寓言训话，它们与世界上最真实的哲学叙述相联系。第一种寓言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偶然或模糊地产生；第二种寓言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故意的”象征主义寓言，它与文本所要传达的主题有着深刻复杂的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的语言”（the very language of creation）（p.19 0）。科努图斯将寓言视为哲学文本的一个基本属性，这与斯多葛主义哲学追求相一致，他相信，早期哲学家并非出于一种修饰性、诗意性需要而采用寓目前，有关德维尼纸莎草纸文本最新的版本和评论由GaborBetegh整理出版，名为德维尼纸草：宇宙学、神学和解释（剑桥大学出版社，2 0 0 4 年）。181义叙述学言，在他们那里，寓言是哲学项目本身的一部分。早期哲学家采用寓言式表达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一种隐藏真理的需求，避免真理因浅白地传达而被滥用，或者仅限定在同一教派成员中传承；二是寓言与哲学的结构模式和运作方式有深刻的相似性，通过将虚构性和非虚构性的内容融合，神话产生了。由此可见，早期寓言主义者更像是一种未经分化为哲学家或者修辞学家中的真理持有者。而斯多葛主义以及后来的神话寓言训话，是一个反向解码的过程，通过对神话的寓言式训话，翻译并解释其中蕴含的古老哲学真理。然而，这种寓言训话也有局限，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神话中的真理，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有些不能立即显现的真理只有在它是哲学寓言的时候才能被称为真理。我们将要分析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便力图通过寓言训话在荷马诗歌中辨辩析出古人真实的哲学和神学见解。(二）“荷马无罪”对荷马“不虔敬”的指控肇始于柏拉图，主要集中在申辩篇和理想国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批判荷马向人们传达了关于神的错误且具有冒犯性的叙事，其直接影响是将青年人引人歧途，实为一种有害的教育。公元前6 世纪，哲学诗人色诺芬尼斯（Xenophanes）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将人类中所有可耻和应受责备的事情偷窃、通奸和相互欺骗一归之于神，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亵渎行为。还有一位主要的批评者便是科努图斯，他认为，“古人”才是神话的唯一合法来源，“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能够理解宇宙本质，并且有资格通过符号或谜语的哲学方式来传授它们的人”（(Kennedy,1989，p.3 2 0）。他在对希腊学传统的总结（ASummary of the TraditionsofGreekTheology）中提示要谨慎阅读荷马与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他们因将自已的发明添加到传统之中，而侵蚀了大部分旧的神话学。荷马在宗教虔诚方面的声誉呕待挽救，与科努图斯相反，古代寓言主义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延续了斯多葛式寓言训话，却将武器变为盾牌，成为荷马的辩护者。赫拉克利特在论著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s）中首先反驳了荷马的第一位攻击者柏拉图。（Russell&Konstan，2 0 0 5）与普鲁塔克（Plutarchus）在荷马的生活与诗歌中中所述观点类似，赫拉克利特声此处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同名，据推测，他大致生活在公元2 世纪之前，身份暂不可考，兼有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和哲学家色彩。他同样借助大量的词源学知识建构起寓言训话框架，对荷马诗歌进行阐释和评论，因此本文暂称其为“寓言主义者赫拉克利特”。182符号与传媒(26)称，柏拉图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剽窃者，荷马史诗划分出三重官能：头脑中的理性，围绕心脏的精神和肝脏中的欲望。柏拉图直接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了理想国中的“灵魂三元论”（the tripartitetheory of soul)，却反过来将荷马逐出理想国。而指责荷马诗歌误导公民的伊壁鸠鲁，其享乐主义精神则源自奥德修斯对法伊阿基亚人所说的话：我想人间不会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场面：喜庆的气氛陶醉了所有本地民众，食宴在厅堂，整齐地下坐，聆听诗人的唱诵，身边摆着食桌，满堆着面包肉块，者酒兑缸，依次倾倒，注满杯中。在我看来，这是最美的景状盛隆。（荷马，2 0 18，p.154)有关色诺芬尼斯和科努图斯的指控，如果诗歌并非寓言，那么荷马肯定犯下了渎神之罪。赫拉克利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证明荷马所说的关于神的话实际上是寓言，从而将荷马从这一指控中解救出来。英国古典学学者唐纳德拉塞尔（Donald A.Russell）指出，为了解释荷马的“寓言”，赫拉克利特采用了标准修辞学家的定义：它是“说一件事，表示另一件事”的修辞。（Kennedy，19 8 9，p.3 2 0）赫拉克利特从荷马诗歌中辨析出两大类寓言模式：一是宇宙或科学寓言；二是道德或伦理寓言。宇宙或科学寓言是将神与特定的一些元素或自然现象相联系，类似于科努图斯所说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寓言。赫拉克利特认为，更清楚、更符合荷马智慧的是道德或伦理寓言，例如愚蠢（阿瑞斯）和智慧（雅典娜）之间的斗争，或者健忘（莱托）和理性（赫尔墨斯）的对比。赫拉克利特通过这一寓言框架逐章逐句地训话，完成了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解释。拉塞尔列举了赫拉克利特对伊利亚特第一本书中的一个例子的训话来说明他的解释风格：他们指责荷马贬低了赫菲斯托斯，首先是因为他使赫菲斯托斯瘤了腿，从而破坏了神性；其次是因为他接近了致命的危险即使在这里，荷马也隐藏了一个哲学真理，他没有给我们瘤腿的赫菲斯托斯的故事以诗意的寓言来取悦读者有两种火一种是缥缈的在宇宙的最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发了灵魂的“三重自我”或者说“三个部分”：理性（logical）、精神（spirited）和欲望（appetitive），普鲁塔克和赫拉克利特认为，柏拉图不仅在对话录中广泛背诵、引用荷马诗歌中的章句，还直接承袭了荷马带有“三元心理学”色彩的思想。183广义叙述学海拔，仅次于完美的一切；另一种是我们所知道的火，它的物质是世俗的、可以腐蚀的，每次都因它的滋养而燃烧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称最微妙的火为赫利俄斯或宙斯，而称地球上的火为赫菲斯托斯，被轻易地压制和熄灭；与完美的火焰相比，它被合理地认为是“跛的”，特别是任何跛脚都需要一根棍子。没有木头，我们的火就无法燃烧，所以它被象征性地称为“瘤的”。（p.321)在赫拉克利特的寓言训话模式中，一旦提供了解释代码，古代文本隐藏的含义就完全清楚了，无论是涉及科学、心理学还是其他知识领域。然而，我们也看到，赫拉克利特的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道德或伦理层面去证明“荷马无罪”。真正接续斯多葛式寓言训话，在荷马诗歌中解释出关联更高的神学体系内容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他对荷马史诗中有关伊萨卡岛上仙女洞的寓言式解读，是科努图斯所说的象征主义式哲学寓言的一个标准范本。二、波菲利对荷马史诗“仙女洞”的符号寓言训话一直以来，弥合柏拉图与荷马之间的分歧并非被视为古代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最主要任务，但这项工作却将他们与其他柏拉图主义或宗教哲学流派区别开来。作为学派肇始和领袖的普罗提诺（Plotinus）并未直接提及荷马或对其文本进行解读，却提出了艺术是所谓“原则大法”(the FirstPrinciple）的具体显现，艺术或者技艺“不是单纯地模仿可见之物，而是回到自然所产生的原理”（2 0 18，Pp.523-524）。这一观点为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给艺术作品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有价值的位置提供了重要遵循。作为普罗提诺的学生及其传记作者、作品编辑者的波菲利，是将这一观点应用于荷马史诗训话实践的最主要的新柏拉图主义作家。他对诗歌语言和意象极富敏感性，倾向于认为以荷马为代表的早期诗人在文本中用多义性的符号、复杂的意义结构来表达远离表面意义的现实一种寓言式解读。波菲利试图通过解释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解决荷马史诗的可接受性问题，他的论文论仙女洞被认为是欧洲传统中最古老的、至今保存完好的文学该段引文为笔者所译。普罗提诺的哲学以“太一”（the one）一“努斯”（nous）“灵魂”（soul）一元三层结构2流溢益（emanation）创生为核心，论述了“原则大法”或“第一原则”的本体如何创生万物以及“灵魂”向“太一”回回归的过程。184符号与传媒(26)评论文章。它的最重要特征是将荷马史诗奥德赛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寓言来进行解读，波菲利认为，诗歌文本中的细节和整体共同构成了一个掩盖人类经验的普遍真理的诗意虚构体。围绕“仙女洞”对荷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波菲利首先考察了仙女洞到底是真实的地理描述还是诗意的虚构，抑或二者的结合。通过援引地理学家以弗斯（Ephesus）的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的描述，波菲利确认伊萨卡岛上的丽蝇港海滩的确存在一个祭祀仙女的神圣洞穴，相传奥德赛就是在这里被法伊阿基亚人放到了岸上。他认为，通过阅读较早的哲学家克洛诺斯（Cronius）-的著作可以发现，古人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即地球是宇宙诞生的物质象征，而洞穴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形式，它的“黑暗、多岩和潮湿”同生成的、可感知的宇宙尤为相似，他们习惯于将洞穴作为供奉女神的场所。波菲利列举了一首阿波罗赞美诗中将洞穴献给“奈阿德丝仙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传统：那些住在地下洞穴里的人，被缪斯女神的灵感滋养而发出神圣的声音，他们为你流出智慧之泉，在所有的峡谷中冲破大地，给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甘泉。（Porphyry，19 8 3，p.2 6）奈阿德丝”（Naiads）这一术语原指那些在水面上的神圣力量，他们是自“创始”（Genesis）降临到水面的灵魂。荷马在奥德赛中这样描绘：港湾的前部长着棵叶片修长的橄榄树，附近有个幽荫的洞穴，佳美的去处，奉献给一群水泉边的神灵，人们称之为奈阿德丝的仙女。洞里有石缸和双把的石罐，蜂群在里面储藏精酿的纯蜜。里面还有石头的织机，造型修长，水仙们用来制作紫色的织物，精品，看后令人叹；另有宗流的山泉，永不枯干。洞穴有两个入口，一个对着北风，凡人可以进去，但对朝南风的那个，却是神的通径，凡人从不逾用，长生者由此入内。（荷马，2 0 13，p.213）克洛诺斯指出，诗人在这里绝不是在为娱乐而创作偶然的故事，也不是185广义叙述学单纯做地理事实上的描述，而是以某种寓言化的方式，通过诗句暗示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同时向智者和普通人开的。波菲利赞同克洛诺斯的观点，他认为洞穴不止作为宇宙和宇宙力量的象征，同时也因其本质上的坚实和持久而成为理智世界的象征，即便洞穴的存在是真实的，它也一定包含某种“古老的智慧”，这种智慧和洞穴所代表的崇拜象征意义理应被解释。接着，波菲利逐一辨析了洞穴中不同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石头做的织布机”和编织的“紫色织物”代指骨头和血肉，洞穴是一个有关“创始”和诞生的隐喻体系。“石缸和双把的石罐”因其功能而非常适合象征掌管从岩石中涌出智慧泉水的女神，又因其由陶土烧制而成并常与葡萄树相伴，仿佛是由天上的火焰催熟的果实，是上帝礼物的隐喻，因此也适宜于作为酒神的象征。“蜂蜜”的意义更为复杂，古代神学家们常用蜂蜜象征许多不同的东西，因为它们同时具有许多不同的力量，例如表示“净化、防止腐烂和享受降人肉体中的乐趣”（Po r p h y r y，19 8 3，p.3 0）。净化的功能意味着它们可以代表水般的纯净，纯净之水又可以转换为代指水中女神；古人也时常将蜂蜜的酒祭祀给神，生命充满了痛苦，而死亡是痛苦的释放，因此蜂蜜同时也是死亡的象征；最重要的是，蜜蜂是一种平和而清醒的动物，喜欢在完成采蜜后回到它们的源头，那些“过着公正的生活并完成取悦神的行为后返回创始的灵魂”便被称为“蜜蜂”，在阐述这种回返时，波菲利还引用寓言主义者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个干燥的灵魂是最明智的”来说明灵魂将水面潮湿饱和的精神拖电上升至“创始”的过程，而他所阐述的这一点和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论述是深刻契合的，这个隐喻对应着灵魂向“太一”的回归。不管诗人是在描绘历史事实，还是用符号或谜语传达自己的思想，古人以洞穴作为献祭的意图是什么成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波菲利首先探究了荷马为什么将洞穴的人口设定为南北而非东西朝向，这与当时的星相学研究相关。作为宇宙隐喻的洞穴，南北两个通道口分别对应南端的摩羯座和北端的巨蟹座，他进一步援引古代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说法，这两个星座被神学家们称为“门”，而被柏拉图称为“嘴”，根据克洛诺斯的解释，南端的摩羯座适合灵魂的上升，北端的巨蟹座适合灵魂的下降，因此，洞穴的北口是“下降为人类的通道”而南口是“上升为灵魂的通道”。虽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二分法和他者论，但波菲利并不认为广泛吸收古代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见解是无益的，他指出，在这些已经讨论过的意见中，有关洞穴南北口设定的全部意义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p.38）在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中，无形的灵魂既可186符号与传媒(26)以下降流溢为有形的生命，同样有形的生命也可以上升回归为灵魂、理智直至与最高的“太一”合而为一。通过解析洞穴旁边橄榄树的丰富意义，则可以进一步回答将洞穴喻指宇宙并作为对神的献祭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橄榄树这个意象是西方古代神话中出现率最高的符号之一，它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被编织为花环献给获胜的运动员，它同时也是献给雅典娜的圣物。雅典娜是至高之神宙斯的女儿，因而橄榄树又长期作为至高之神的一种象征物。宇宙并非凭空而生，它是神的思想和意图，是善思的本性的结果，因此，作为神的思想的象征物的橄榄树就生长在宇宙的隐喻一洞穴旁边，而橄榄树与洞穴的分离就像神圣智慧与宇宙的分离一样。（p.38）至此，波菲利得出结论：荷马是以某种真实为基础塑造了整个有关洞穴的故事，真实中本身就包含了古人的智慧，而诗人制造的细节则暗示了更多神圣事物的图像。拉塞尔认为，波菲利的工作并非对整个叙事的解释，而是对诗歌中措辞和描述的解释，是对事物而不是事件的解释，带有非常强烈的异教象征性特征。（Kennedy，19 8 9，p.3 2 5）波菲利对洞穴的寓言训话并非单一的一对一解释，而是提出了多义性的象征符号，这在古典批评中极不寻常。这种象征具有“超语言的符号修辞性质”（赵毅衡，2 0 16，p.199），波菲利对寓言和多义性的运用，最根本的原动力来自将诗歌与更广大的宇宙学或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进行联结，是科努图斯所说的哲学寓言之一种。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框架中，宇宙被划分为不同阶段和层次，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深刻的运动关系一一流溢和回返，而在每一阶段和层次上，一切都代表着某种别的东西或者实际上代表着几种不同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史诗中的符号是一种象征性文本，整个洞穴符号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构造，寓言不是一种单纯的诗意技巧和修辞工具，它作为一种本体性存在内置于哲学本身，亦即，荷马的“洞穴”既是哲学寓言，也是寓言哲学。三、作为信息的寓言本体性出乎意料的是，波菲利和其他古代寓言主义者的训话作为一种解释的努力，却在约两千年后的今天遭到强烈质疑和摒弃。前有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诗歌理论中阐发“影响的焦虑”，即阅读解释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误读”。以至于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寓言训话更因带有强烈的主观动机试图在解释中加人本学派哲学意图以传达带有私心的学说，而更具有歪曲文本的欺骗性。随后，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各（Susan Sontag）打187义叙述学出“反对阐释”的大旗，她认为许多对古代文本的解释都是单一的理解，其本身并不具备创造性，它们把世界纳人既定的意义系统，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而真实世界日益缩，而对内容的过度强调以及“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看见X其实是A，Y其实是B，Z其实是C”（2 0 0 2，p.6）等都是应当深刻反思的理解模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Ja c q u e sDerrida）则将新柏拉图式解释归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PresentMetaphysics）。他们的指控无疑为古代寓言训话式解释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对真理的表达和理解以及语言的透明度问题一时又陷入无解的争论中。当代学者罗伯特兰博顿（RobertLamberton）关注到这一点并敏锐地将其与哲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所提出的“观察者的历史性”问题相联系。他认为，从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和保罗利科（PaulRicoeur）所提供的诠释学理论立场出发，可以同情地理解古代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工作。两位现代诠释学家并未直接就寓言训话进行理解或辩护，但他们对“评注和解释作为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理解”（(Lamberton,1992,p.302）可以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努力提供一种严肃性。根据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观点，理解并不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任何理解活动都基于“前理解”或“先见”，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加达默尔，2 0 0 9，p.vi）延续这一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将诠释活动由一种方法论构建为一种人的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观点，艺术作品只有在被表现、被理解和被解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波菲利或其他古代寓言主义者对史诗作品的解释是史诗本身继续存在的一种方式，史诗或其他古代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由创作者决定，而是存在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视域融合过程中，存在于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的无限过程中。而波菲利和其他古代寓言主义者的训话成了荷马史诗的“解释性伴随文本”（赵毅衡，2 0 16，p.322），这是任何符号表意文本所必定具有的，离开了解释，原文本便落人真空之中，它们为后来者的解读提供一种合法性理论基础，提示他们去期待并发现早期史诗中的某种意义范围。现代诠释学对寓言训话的辩护似乎与符号学的某种视角不谋而合。在回溯西方古代寓言训话传统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寓言训话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波菲利的寓言训话实践因其对多义性和复杂性的开放态度而并不完全处于桑塔格对单一阐释活动的指控中，虽然它们实际上仍旧象征性地从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意义框架，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188符号与传媒(26)剥离史诗寓言的哲学和修辞学面向并阐述二者的互动关系始终是研究的关键所在。当分析寓言的隐喻、转喻、联想、反义词和元表义词等功能时，它与修辞学中增强文学性优雅、说服力和感染力相关，但对绝大多数古代文本的理解来说，仅仅从文学艺术本身出发是无法达致其真正的历史根源与动机的。正如对荷马史诗寓言训话所考察的，诗人并非仅出于一种诗意或审美的需求而采用寓言，这一创作活动本身在最深刻的各个层面上与哲学和神学等领域相关。波菲利式寓言训话开启了对文本象征性和多义性的探究，它表明一个单一的符号载体可以传达许多相互交织的内容，这与符号学意义上的“信息”（message）相似，它们根据文本与读者或说话者与接收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各种方式实现。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埃柯，1990，p.6 5）就曾总结过“信息”的这一特征，“单独一种符号载体通常传递许多扭结在一起的内容，由此一般称作信息的东西事实上就是一种文本，其内容是一种多层次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寓言本身即一种信息，它是任何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征，也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具有多层次的意涵。波菲利对寓言复杂性和多义性的认识可以在艾柯的“百科全书语义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艾柯在探讨解释者与符号之关系的时候提出，对符号不能作单个或分隔式的解读，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周流，把不同的符号联结起来放入一个大的语义系统。理想的解释过程应该是：“把一个符号同其他符号或诸符号的其他链条联系起来，并以一种暂近的但永远也不能直接触及”意义的方式限定意义，同时借助文化的其他单位把它们变成事实上可接受的。”（2 0 0 5，p.131)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对荷马史诗的寓言训话并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而存在，而是通过符号释义将其与一套更宏大的信仰体系相关联，使之成为一种表现新柏拉图主义宇宙程式的哲学寓言，形而上学在寓言的表现中得到了自我表现，这种寓言对于哲学来说不是附属品，而是属于哲学自身的本体性存在。这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围绕寓言所要重新定义的形式与内容、理念与表征的二元关系相似，象征和寓言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形式载体而存在，理念存在于作品内部，并通过作品放射光芒，给作品以美和总体性。（2 0 0 1，p.4）这种哲学和修辞学的交织牵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复杂结合，艾柯在概括斯多葛主义者的符号学说时就曾指出，“要存在着符号就需要句子（命题）被构建出来，这些句子（命题）应据语言的句法所反映出的和使其成为可能的逻辑句法组织起来。只有通过语言的各种元素，作为理性上可表达的符号才会出现”（2 0 0 5，189义叙述学p.36）。换言之，文本中的符号要合理存在，文本信息的意义必须被语言加以叙述和解释。寓言这种修辞工具和审美形式成为解释形而上学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柏拉图主义者完成了为艺术在形而上学框架中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的使命。不同于古老的模仿说或再现说，文学艺术不再是一种理念的摹本，它不仅为了在感知世界中表现更多的美和真理，对理念本身进行重要的展示和洞察，而且内置于理念，甚至是理念本身。引用文献：埃柯，翁贝托（19 9 0）符号学原理（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埃柯，翁贝托（2 0 0 5）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本雅明，瓦尔特（2 0 0 1）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策勒尔，爱德华（2 0 0 7）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荷马（2 0 18）奥德赛（陈中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加达默尔（2 0 0 9）.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普罗提诺（2 0 18）九章集（下册）（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桑塔格，苏珊（2 0 0 6）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毅衡（2 0 16）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Boys-Stones,G.R.(2002).Metaphor,Allegory,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ncient Thoughtand Modern Revis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Kennedy,G.A.(1989).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ume I:ClassicalCriti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amberton,R.(1992).Homer the Theologian:Neoplatonist Allegorical Reading and the Growthof the Epic Traditio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bbink,D.(2004).Allegory and Exegesis in the Derveni Papyrus:The Origin of GreekScholar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orphyry(1983).On the Cave of the Nymphs(Robert Lambertopn,trans.&intro.).NewYork:StationHill Press.Russell,D.A.&Konstan,D.(eds.&trans.)(2005).Heraclitus:Homeric Problems.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作者简介：阎嘉，博士，四川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文化批评。余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Author:Yan Jia,Ph.D.,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190符号与传媒(26)His research fields ar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artistic theory,and cultural criticism.Email:Yu Jia,Ph.D.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Email:461276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