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pdf

2023年第6期（栏目编辑：卢艳霄）理论探讨摘要：论文通过拆分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的概念结构，分别提取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档案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不同理论如何发挥对于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支撑作用；并最终将以上学科领域所涉及的理论概括为“奠定基石持续追踪精准划界”的逻辑关联。关键词：综合档案馆 服务能力 能力建设 理论依据Abstract：In this paper,by separating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capability of archives,therelevant theories in the fields of management,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archives science are extracted respectively,and the supporting roles of differenttheories for the servic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in archives are discussed.Finally,the theories involved inthe above areas are summarized as the logical correlation of laying the cornerstone-continuous tracking-accurate positioning.Keywords：Archives;Service capability;Capability construction;Theoretical basis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任务，将提供公共服务视作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要义。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档案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档案利用服务达到新水平”，体现出切实提升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的要求。基于我国综合档案馆（以下简称档案馆）的政治属性，其服务能力是服务型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档案馆“存史资政育人”职能，其服务能力也是档案治理的前提基础。但学界目前对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尚存模糊认识和理论分歧，不利于科学系统地指导实践。为此，研究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十分必要。文献研究发现，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近三年，但数量不充足。成果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研究各类档案馆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依据。高雪璐1指出省级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依据包括公共物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服务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档案双重价值理论；雷贺羽2运用供给理论等为高校档案馆服务能力提升提供基础；张雨晴3将公共服务供给理论、档案开放利用理论与电子政务网站绩效评估理论等作为档案网站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基础；赵建平4提出将协同理论作为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提升质量的依据。二是研究档案馆服务能力评估或构建评估体系的理论依据。盛梅5认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社会记忆理论和绩效评估理论共同构成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评估的理论基础；李宗富6指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公共服务质量理论和政府绩效评估理论是构建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评估体系的理论依据；虞香群7说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构建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的依据。现有成果从行政治理、公共管理、商品经济等多学科角度探讨档案馆服务能力提升或评估的理论依据，可为本文研究提供参考。但不足在于：一是概念存在混淆，多数成果将档案馆服务实践与档案馆服务能力混为一谈，往往思考的是档案馆服务的理论基础，而非档案馆服务能力的理论基础；二是主题范围不够全面，现有成果仅重点关注档案馆服务能力提升或评估的理论依据，缺乏以整体视角聚焦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的理论基础；三是关联性思维有待加强，多数成果仅罗列出相关理论，但较少论述各理论在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关联。为此，本文拟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聚焦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既说明各理论对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支撑表现，又综合思考各理论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关联。此即本文创新点。笔者解读的档案馆服务能力是指“综合档案馆依托内外部资源通过不同服务活动实现多重目标的综合本领或力量”。按照概念定义的逻辑公式，档案馆服务能力可理解为“能力”（属概念）+“服务”“档案馆”（种差）。换言之，探究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可遵循概念的解读逻辑，以“属概念（能力）第一级种差（服务）第二级种差（档案馆）”为思路，分别思考服务能力作为档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黄霄羽张一92023年第6期理论探讨案馆“立身之本”的理论依据。一、明晰本质：基于能力的理论基础从“能力”的第一层结构出发，“能力”是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属概念，而能力建设是一种组织或个体的管理行为，因此在此层级选择管理学领域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能力建设依托能力主体进行，以主体规模作区分，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是组织管理与行政管理领域，如企业、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的群体能力建设；二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宣传人员等人员能力建设。因此，笔者认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主体既有各级档案馆，也可细化到档案馆内从事服务的专业人员。（一）宏观建设图景：动态能力理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最终要以档案馆为整体形成一种集成性能力，这是一种档案馆调动内外各种资源满足服务需求的整体能力，也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动态能力理论正是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动态能力理论发端于企业战略管理领域，但其内容除企业组织外也可广泛适用于其他组织。动态能力是通过组织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以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是更新组织能力的能力。8动态能力理论的思想核心在于“动态”，操作核心在于“内外部资源”，是指组织与外部环境变化保持一致而自我更新的及时性，需要通过整合和配置内外部资源来实现。动态能力理论强调的“动态性”体现为档案馆服务能力主体的动态性。一是档案馆服务的过程，即调动馆内外所有资源达成服务目标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馆藏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来源和相关社会力量等。二是档案馆整合配置资源面向动态可变的服务需求。建设档案馆服务能力是为了应对变化多样的服务需求，不仅要强调档案馆配置资源的合理性，还要强调不同需求下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即档案馆要形成即时、可调节的能力系统，实现服务利用者的根本目标。动态能力理论具有作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理论依据的优势。在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中，可根据动力来源分为“内部论”与“外部论”，即以组织内外资源分别作为组织核心竞争优势，“内部论”包括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论、知识基础论与本文关注的动态能力论。9一是动态能力理论归属的“内部论”突出组织内部条件的决定性作用，这与档案馆立足馆藏作为服务能力建设的出发点完全同步。档案馆的职能包括存史资政育人，通俗理解，存史即管理职能，资政育人即服务职能。资政育人的服务职能离不开对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能力建设自然也必须依托于档案馆的馆内条件，若依“外部论”机械强调遵循政策要求、盲目模仿同类机构实践，只能是舍本逐末，与其出发点背道而驰。只有馆藏这一档案馆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才能构成建设好服务能力的现实基础。二是动态能力理论注重组织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与主动性，甚至预测性，这正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要率先开展、因变则变的设计思路。动态能力理论强调组织要具备应对不同环境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还强调需具备预判变化规律调整预案的前瞻性。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需要依据动态能力理论，不仅要具备服务能力，还要形成“调整或更新能力的能力”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变换馆内资源配置、运用适当工具或场域、形成不同形式服务成果，甚至还需在需求明确前主动预判、有意引导，涉及人员、场所、馆藏等多种资源的灵活协调。动态能力理论着力强调档案馆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灵活调整，说明其能力建设的蓝图是形成集成性群体智能，其“动态性”的特点是笔者在众多战略管理理论中选其作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理论支撑的关键原因。（二）微观效能表现：胜任力理论及模型构建将档案馆服务能力的主体细化，即能将服务成效具体落实于档案馆人员效能上。胜任力理论是在人员层面识别服务能力要素的理论依据，通过胜任力理论及其模型构建的科学方法，能够确认作为各职业群体服务能力的维度，从而深入优化档案馆人员的服务效能。在管理学定义中，能力是指行为人在活动中的胜任力，将决定人在工作中完成任务的可能性。胜任力强调两点，一是工作绩效，二是要素组合，即一系列影响工作绩效的个人要素组合，如动机、技能、形象、知识结构等，10是以人员个体为能力主体的概念。档案馆服务能力同样是组合不同资源要素实现多重目标的过程，可以说，当档案馆服务能力主体进一步定位到人员层面上，即可借助档案人员的胜任力替代考察档案馆的服务能力。胜任力理论是一系列关于胜任力含义、构建过程、不同应用场景有何不同且如何解释的系统理论，通常指职业胜任力，或称工作胜任力。在1973年此概念被提出后，胜任力理论已经历了较成熟的发展与研究。目前学界对胜任力的特征已形成基本共识11：第一，胜任力由多维度构成，且这些维度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第二，胜任力与工作绩效有关，甚至可用于预测绩效，即通过职业群体被观察到的行为可评定胜任力，并根据其表现预测工作绩效；第三，胜任力可以被开发，即通过培训开发等提升职业胜任力；第四，胜任力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解释，胜任力模型也需要依据应用场景进行相应调整。显然，细化至人员层面的档案馆服务能力将符合胜任力的以上特征。首先，馆内人员服务能力可细分维度，并通过识别胜任力的系统方法确定；其次，馆内人员服务能力将直接影响档案馆整体的服务质量，进而决定未来102023年第6期继续接受服务的用户数量；再次，档案馆可通过培训来提高馆内人员服务能力，即发掘其潜在的服务能力或优势，优化个体效能；最后，适用于馆内人员服务能力的胜任力模型需要在服务活动中测定并解释，具有情景适用的特殊性。因此，由于胜任力具有可量化绩效的特性，馆内人员服务能力也可由测定的模型做出维度评判，从而确定人员服务效能的优劣。对于馆内人员服务能力而言，需要借胜任力理论识别能力要素，并对建设成果进行科学检验。识别其胜任力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并检验胜任力模型。由于模型具有情景适用性，因此需要立足服务实践建立模型，识别得到的馆内服务人员的胜任力模型也有区别于其他职业或馆内其他业务人员的特殊适用性。另外，可根据实际选择焦点访谈法、团体多层次水平考察法、专家调查法、专家会议法等进入构建流程，同样，需要根据实际选择量表检验或评价中心的方法等验证模型的可信度。提升档案人员服务效能需要借助科学理论指导，胜任力理论是档案馆服务能力落实到人员层面、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依据。二、主题溯源：基于服务的理论基础从“服务能力”的第二层结构出发，“服务”是档案馆服务能力概念的种差之一。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通常受各级党委或政府直接领导。档案工作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实践日趋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 档案法）与 “十四五”规划 及其他地方性法规中也明确提出档案馆的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要致力于均等化发展。故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不可避免受到行政治理领域中行政服务有关理论的影响与约束。行政治理领域的“服务”通常指公共服务，是现代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之一。档案馆的服务显然属于公共服务，探究公共服务的背景与依据，新公共服务思想与我国服务型政府理论分别论证了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与国际实践衔接的建设背景以及国内开展特色实践的必要性。（一）国际建设背景：新公共服务思想全球各国的档案服务均具有社会化的显著特征，将档案馆的服务正式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向社会开放更是近年来的实践共性。服务形式趋于丰富、服务人群趋于广泛、服务目标趋于全面，正是各国档案馆的服务融入新公共服务思想的直接表现。新公共服务思想与理论发端于西方行政治理领域，其核心内容发源于西方，这一思想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服务而非掌舵”，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12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认可。新公共服务思想源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革命，全面强调公共利益是服务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等西方国家为首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旨在革新公共部门管理方式，以企业管理理念要求政府部门，强调业绩评估与竞争，导致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而新公共服务思想做出了颠覆性设想以主张公平取代主张效率；以政府服务公民12取代政府掌控市场；否认对行政效率的极端强调，将公共利益视作公共服务的基础，其中公共利益包括公民权益、规范法治与规范行政、政府公民关系等。总之，新公共服务思想的内核是政府通过提供服务帮助公民表达并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与目标都蕴含新公共服务的原初思想。就其客体而言，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是具有档案利用需求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利用需求往往包括国家战略制定与中心大局推进、社会治理、组织运行以及个人发展四个层面，形成广泛实现公共利益的辐射范围。尤其当档案资源同时承载社会记忆、民族情感时，全面征集来自社会公众的档案资源，也是通过公权维护私权的表现，这些与新公共服务思想的设想是一致的。就其目标而言，满足利用者需求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终极目标。当前，公民权益中信息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保障公民知情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权益的档案服务活动日益增加。另外，档案馆承担了一部分政务信息公开的职责，即公众可由档案馆服务有序参与到行政监督、社会治理中去，成为档案馆服务的又一新课题，这些均与新公共服务思想中“满足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核心实质相呼应。可以说，新公共服务思想是国际范围内许多国家开展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共同依据。（二）国内特色实践：服务型政府理论档案馆服务能力需要在适当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制度下开展建设，尽管新公共服务思想给世界各国以理论指导，但仍需要更适用于本国实际的理论来支撑实践。服务型政府理论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国内特色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而言，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需要在国内寻找更成熟的治理理论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提供指导。服务型政府理论正是支撑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本土特色理论。笔者认同并采纳学者刘熙瑞对服务型政府的定义“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13。这里的“政府”是一种广义概念，不单一理解为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如机构改革后档案馆等归党委或党委办公厅（室）管理（除中央档案馆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外）的事业机构等也涵盖其中，即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所112023年第6期理论探讨覆盖的有关组织体系均在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范围内，档案馆肩负“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故档案馆自然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范围内。服务型政府理论与新公共服务思想二者平行发展但彼此影响，但服务型政府理论在我国更具操作性指导意义。21世纪初，中西方在公共管理领域几乎同时开始革新：2000 年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提出“新公共服务思想”；2001年起，我国大连、上海、南京等市先后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案。由于时间相近，西方理论之争与东方的实践摸索同步进行，且不可避免相互影响。我国以西方新公共服务思想成果为参照，以本土开展的系列实践经验为基础，自2002年起正式在中央层面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框架，逐步形成了发端、发展、成熟于本土的服务型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核心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其内涵有价值理性“公共性”和工具理性“责任性”，这两类理性追求在档案馆服务能力上同样有所体现，且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手段、内容、目标等构成要素形成呼应。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性在于提供能够面向所有公众的服务，即强调服务范围的“公共性”，而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发生在受众广泛、途径公开、手段灵活的服务活动中，这与“公共性”不谋而合。首先，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类型多样。无论是面向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还是基于国家建设、社会治理、机构管理等多种服务需求，服务客体的公共性毋庸置疑。其次，渠道公开透明。该理论提倡公民享受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环境要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加以公示，以实现服务公开公正。档案馆内各类服务均为开放服务，档案馆也同样作为公共机构面向社会开放，即服务的确切信息可通过网站通告、社区宣传或新媒体等其他公开途径被获取，故其服务渠道的公共性得以保障。最后，手段灵活主动。不同于单向的、强制性的“管理”，服务型政府要求对公共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回应，而档案馆服务不仅是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和满足，随着档案馆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发掘潜在需求、主动提供服务”也将成为可能，届时这种回应和满足将更加主动，更显灵活。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工具理性在于其根本上致力于巩固机构的行政权威，强化其公信力，即强调机构本身的“责任性”，而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主旨即履行档案馆职能，通过档案价值最大化推动档案馆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共机构，公众对档案馆职能的接受度与满意度是由其公信力直接体现的。公信力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而取得公众信任的能力，这一概念也是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进入建设服务型政府阶段时被提出的，14即提高机构公信力需要通过主动服务向公众证明机构值得信任。同理，档案馆的公信力自然也依托服务来体现。档案馆在施以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将接受利用者的反馈、评估或信任判断，如服务人员是否滥用职权、服务环节是否合法合规、服务流程是否受到监督、服务质量是否按照标准评定等。此外，由于档案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凭证价值，档案馆的公信力在服务过程中或可进一步被强化当档案馆提供馆藏查询、出具档案证明等服务帮助个体或组织维权时，可以形成“权威机构+可信材料”的双重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公众对档案馆服务的信任度，有助于推动档案馆及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三、精准划界：基于档案的理论基础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第三层结构出发，档案馆作为能力主体，其服务能力自然体现档案专业的特点，因此“档案馆”是档案馆服务能力概念的种差之二。这一主体为能力建设框定了专业范围，需要依据档案领域相关理论凸显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专业特色。档案馆服务能力需经由多种形式的服务活动得以体现，根本原因在于档案的价值表现丰富多样，并能满足利用者的广泛需求。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对象和建设目标出发，笔者认为档案价值论与档案服务社会化观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一）提供专业基础：档案价值论档案价值论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核心内容在于，档案价值体现档案这一客体与主体对其需求间的特定关系，是指档案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是否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满足的程度，故主体的客观需求和利益是衡量档案价值的尺度。15档案价值论之所以能为档案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根本原因在于档案的价值是开展档案利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换言之，档案馆的服务是实现档案价值的过程。而探究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意义即在于寻求档案价值的实现路径。随着学界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日趋深入，档案价值表现的多样性逐渐成为共识。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档案的基本价值有凭证价值与参考价值、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之分。但档案价值的本质是档案（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当利用者具有需求时，档案价值才有实现的前提；以服务满足需求时，档案价值才能找到实现的途径。档案价值论对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支撑可从资源和效能两方面加以分析，这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对内与对外表现相呼应。一方面，从资源角度出发，档案价值论强调馆内档案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与之相似，档案馆服务能力对内表现为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能力，在充分认识实现档案价值的可能性的同时，有能力发现潜在价122023年第6期值转化为现实价值。档案价值论为服务能力在资源层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效能角度而言，档案价值论认为档案价值在于档案这一客体对利用者需求的满足，16即主客体的“交互性”，而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目的就包含强化服务职能、满足用户需求，即服务能力对外体现为发掘需求的能力与倡导能力，既要发掘社会公众可能存在的档案需求，又要对外宣传、吸引社会力量，广泛普及开发档案价值的必要性，与外部环境形成良性互动。档案价值论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理论依据。故档案服务能力建设需要依托档案价值的丰富表现，尽力创造档案价值实现的条件。档案价值论揭示了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专业基础，表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客体对象档案具有多样价值，档案馆能够也需要通过服务能力建设来促进档案价值的实现。（二）明确专业目标：档案服务社会化观档案服务社会化是近年来档案馆服务实践呈现的显著特征，也是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实践导向面向社会需求开展服务能力建设。笔者曾做研究区分“档案服务社会化”与“档案社会化服务”，指出档案服务社会化观是我国学者根据档案工作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总结出的理论观点。17其主要内容是档案服务呈现社会化的特点和趋势，更能揭示档案服务功能的特征，从档案馆立场来理解和界定社会化服务。因此笔者秉持自我认识，档案服务社会化即基于公共档案馆的立场，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专业服务，指明了档案服务的一种方向和特征。“面向社会公众”“专业性服务”是档案服务社会化观的两个核心要素，说明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既要面向社会各界利用者，也要明确专业边界。一方面，档案服务社会化观所倡导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锚定了社会化服务的导向。从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首次全面总结“档案利用分为学术利用、实际利用与普遍利用三种类型”，到2000年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始探讨“休闲利用观”，诸多利用类型已在各国长期实践中有成熟体现，也体现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的未来走向。尽管我国学界仍存在关于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属性的部分争议，但笔者认为，国内大批成熟实践已充分证明档案馆服务能力至少能满足社会各界对于学术类、文化类、休闲类的档案需求，而且随着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档案馆服务能力还将面临更多类型的档案需求并加以建设，届时档案馆环境、档案馆人员素质、服务活动文化性与趣味性等相应变化，服务能力建设的社会化导向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档案服务社会化观也提倡一种“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的观点，这也为档案馆服务建设提供了社会化协作的思路。实际上这一观点也在 档案法 及相关政策法规中有所表现。先是在2014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应“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而后2020年修订的 档案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笔者曾论证这是“服务社会化”普遍成熟后较为理想的实践成果。18此外，社会化协作的思路还能为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寻求条件保障，如人员方面，可借助众包等方式补充档案馆服务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或吸纳行业组织、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成为相关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者；如资金方面，可尝试以资源置换或战略合作等形式吸引各类社会力量与档案馆建立协作关系，这既能为本馆相关服务争取资金支持，又可丰富档案事业的社会化服务范畴，进而促成档案服务社会化、档案价值最大化的宏观图景。四、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理论依据的关联阐释行文至此，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显然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寻求理论依据。尽管各理论发端于不同学科，其适用领域本无交叉，但经档案馆服务能力的概念分解与释义，以上理论不仅共同作用于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还在其中分别呈现各异效用，这些效用构成理论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与概念内在结构高度相关本文依据“能力服务能力档案馆服务能力”的三层概念结构依次展开，分别提取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档案学的有关理论，最终将以上学科领域所涉及的理论组织为“奠定基石持续追踪精准划界”的逻辑关联，如图1所示。首先，管理学领域有关理论从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属概念“能力”层出发，奠定了理论依据的基石，率先明晰了能力建设的本质。就宏观组织层提出档案馆服务能力的建设图景是一种体系化的“群体智能”，强调档案馆作为整体的外在能力；于微观个体层提出档案馆服务能力实则是馆内人员服务能力具化执行后的结果，故强调档案馆内人员服务效能的具体表现与内在结构，以期使这一“群体智能”可评估、可量化。实际上，基于其围绕属概念“能力”展开理论梳理，故如具备组织内部资源为核心竞争力、且提供组织服务的类似组织或机构，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其机构服务能力或可借此参照。其次，行政管理学领域有关理论根据概念种差之一“服务”持续追踪，完成了以“服务”为内容的能力建设的主题溯源。尽管新公共服务思想与服务型政府理论分别代表了国际治理思潮与国内本土实践，但二者对于档案馆主动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基本达成共识。同时二者也是推动档案工作融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石：理论中孕育了更为开放的组织结构和趋于多边的协商与决策机制，还引入了对平等、公平、多元等概念的认同，这既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21世纪以来国际档案界出现档案众包、社群建档、档案馆文旅融合、132023年第6期理论探讨档案记忆观等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理论源头之一。最后，档案学领域有关理论就概念种差之二“档案馆”精准划界，厘清了以实现档案价值为出发点、以服务社会化为根本目的的专业边界。作为档案馆能力建设的专业依据，档案价值论提供了通过服务实现档案价值的基础路径，档案服务社会化观则明确了面向社会广泛服务是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二者从档案专业领域出发，以概念中最关键的专业属性划定档案馆服务能力区分于其他服务能力的边界，发掘档案专业维度下服务能力建设的客体对象与专业目标。随着对档案馆服务的认识与实践在业界逐步受到认可与推广，档案价值论与档案多元观、社会记忆观等理论观点的联结亦日趋紧密，档案价值论与档案服务社会化观两个理论作为学科基础理论正为更多专业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档案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ATQ009）的成果。注释及参考文献：1高雪璐.省级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9.2雷贺羽.供给视阈下的高校档案馆服务能力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3张雨晴.全地区样本的综合档案馆网上公共服务能力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20.4赵建平.新媒体环境下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研究J.兰台世界，2022(2)：40-44.5盛梅.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评估与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6李宗富，张瑞瑞.国家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评估:现实依据、理论根基与研究难点J.档案与建设，2019(3)：10-15.7虞香群.广西综合档案馆服务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8.8T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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