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融合30年：基于政策的视角_顾烨烨.pdf

13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顾烨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基金项目】本文为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1VGQ006）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基于政策的视角顾烨烨 方兴东（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摘 要】考察媒体融合，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是最自然的视角，而政治逻辑往往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来考量。但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社会主义体制，着眼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正是主导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最重要的内在逻辑。以政策为切入点，以政治逻辑考察 30 年来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才能更深刻把握中国媒体融合的问题、挑战和战略路径。【关键词】媒体融合；网络舆论；数字治理；智能传播【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13-12引言：超越技术逻辑理解中国媒体融合媒体融合为什么在中国会上升为国家战略？媒体融合中外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媒体融合未来之路将会如何？要清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媒体融合的概念本身，而深入到过去 30 年中国社会信息传播变革、社会舆论战演变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进程之中。国内外媒体融合的研究大多聚焦于 2010 年代之后的媒体融合。事实上，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主流媒体已经对信息社会的演进和媒体变革开始了前瞻性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主流媒体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启拥抱数字化的媒体融合进程。观察中国互联网和媒体融合 30 年进程，主要有三大视角：互联网技术演进的技术逻辑、互联网商业化的资本逻辑和国家利益与战略需要的政治逻辑。以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观察媒体融合是自然之选，而政治逻辑往往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来考量。但是，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体制，着眼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正是主导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最重要的内在逻辑。许加彪等（2022）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传播生态可分为“革命传播体系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三大样式，核心话语变迁遵循“革命-管理-治理”的路径。最近 10 年媒体融合的中国进程中，立足于技术和商业，又超越技术和商业的政治逻辑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从“媒体融合元年”2014 年开始，到 2018 年，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 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等系列政策文件，为打造县级融媒体指明了方向与路径。2019 年的“媒体深度融合工作推进会”明确提中国互联网 30 年DOI:10.19480/ki.cmgc.2023.06.01514传 媒 观 察中国互联网 30 年出要“加快中央媒体融合的发展，着力构建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矩阵”。2020 年 9 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强化党的领导，把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作为本地区本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出台不仅意味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不断下沉，更表明理解媒体融合需要从政治视角加以审视。而且，这一内在逻辑事实上贯穿了整个 30 年互联网变革的历程。表 1 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内在驱动的三种逻辑一、文献回顾：政治作为内在逻辑的媒体融合2014 年，“媒体融合”第一次进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策议事日程后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年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角度看，这种划分是合理的。但是，站在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变革的视角考察媒体融合的内在规律，必须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重维度，才能把握媒体融合的全貌。目前业界和学界对于中国媒体融合的分期，一方面过度集中在新旧媒体两大阵营的博弈，未能涵盖基础设施、媒体生态、社会民众和社会运行与治理等更加综合的层次；另一方面考察的时间起点都过于滞后，失却了更开阔的考察窗口，也失却了对媒体融合实践更全面、丰富的比较与理解。张欣宇、周荣庭（2021）两位学者将媒体融合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2014 年以前新旧媒体泾渭分明的阶段、2014 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阶段、2019 年提出全媒体建设目标至今。廖祥忠（2020）从全景式描绘的角度将媒体融合划分为媒体融合、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三个时期，认为当下我们正处于融合媒体的中期，并提出媒体融合的本质是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许志强（2022）则认为中国媒体融合经历了从 1.0全媒体（2012 年之前，广播电视播出+新媒体发布）到 2.0 融媒体（20122017 年，媒体融合产生与运营）再到 3.0 智媒体（2017 年之后，数据挖掘+场景感知+精准推送+智能匹配）的转变，已形成了“中央厨房”“平台化融合”“制播分离”“混合所有制”四种模式。从单一或复合逻辑来审视媒体融合进程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内容生产逻辑、空间建构逻辑、历史逻辑等。更多学者选择从复合逻辑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媒体融合进程，如沙垚（2019）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践逻辑史，兼顾了政治与资本的复杂互动以及基层媒体从业者的主体性，试图为政治-经济二元主导的基层传媒结构寻求新的突破。赖黎捷、颜春龙（2021）聚焦政治、技术、市场三维逻辑下的县级融媒体建设，认为当下应该实行跨界合作、打造开放产业链，统筹管理、优化地方传播生态。众多逻辑中，政治逻辑始终是学者最为重视的视角之一。欧洲媒体研究小组从国家政策角度，对欧洲媒体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放松管制下公共广播的命运、媒体变革对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互联网的重要性等。影响政治议程和政策决策的还有大众对媒体融合的社会想象。Corinna Peil 和 Sergio Sparviero 试图以“去融合”（Deconvergence）视角呈现与媒体融合进程相异的、被忽略的趋势和理论，以及对不连续性的揭示。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更是有着独特的传媒政治逻辑，它是“执三种逻辑1990 年代2000 年代2010 年代2020 年代核心特点科学逻辑内容数字化个人数字化全民数字化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商业逻辑Web1.0Web2.0移动互联网智能物联网商业模式政治逻辑信息革命新舆论场舆情主导权数字社会治理公共利益侧重点演进创业浪潮用户创造内容移动改变生活数据成社会要素深化融合典型案例中华网、Chinabyte人民网、人民微博县级融媒体浙江数字化改革焦点转移15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基于政策的视角中国互联网 30 年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所采取的系统改革”，其本意是强化自身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刘健、陈昌凤（2017）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媒体政策划分为政治一统政策范式（19491978）、混合治理政策范式（19782013）以及融合治理政策范式（20132017），从政治导向逐渐转变为以政治、经济、社会利益为导向，再到近年来追求政策之间的化学融合。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的媒体融合逻辑是内嵌于政治逻辑的，它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向度。但不管是基于单一逻辑还是复合逻辑，都不难发现，技术是驱动媒体变革的底层逻辑，其本质在于数字技术日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在 1990 年代与 2000 年代，商业逻辑是媒体融合最活跃的因素，市场逻辑占据主导性地位；而随着移动互联和智能物联阶段的到来，政治逻辑逐渐成为支配性力量，以应对媒体融合进程中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面临的冲击。三种逻辑的起伏、接力与博弈极大影响了媒体融合的进程和取向。换言之，媒体融合绝不是单一力量主导的进程，而是多种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政治逻辑视角下的中国媒体融合进程翟绍果等（2022）认为，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工具的政策科学经历了从强调技术到追求价值的方法转变。从政策上来看，中国媒体融合的指导性政策在 21 世纪初才逐渐增多，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代与 2010 年代，这也间接导致现有的媒体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后面的阶段，而鲜少有学者注意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实际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在近 30 年中出台了诸多政策文件试图推动媒体融合，媒体融合这一进程不仅涵盖传统主流媒体，还涉及出版、广电等多个行业。（一）1990 年代：信息化视野下的中国媒体融合探索阶段1990 年代，互联网尚处于 Web1.0 阶段，主要以新闻、邮件、搜索等应用为主。中国在 1994 年接入互联网后网民数量稳步上升，至 1999 年底已有 890 万左右。早期的互联网发展以信息产业部为主管单位，中宣部作为重要参与者，跨部门合作共同探讨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1995 年底，国家就明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互联网内容建设和管理的归口单位。1996 年 10 月份，国务院新闻办与邮电部就合作启动“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建设。这一阶段，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主要是计算机数字技术在主流媒体中的广泛使用，主流媒体纷纷致力于自身的信息化转型，力求实现技术、形态、产业、机制等多种层面的融合。尽管这一时期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还较为有限，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其发展。一方面，互联网自诞生之初便具有鲜明的信息传播特性，这使得其意识形态视角难以回避。另一方面，美国的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和克林顿政府主推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和新经济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里根与老布什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的减税政策大大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Netscape、Hotmail、Yahoo、Infoseek、IE、ICO、Amazon 等相继成立。1996 年，美国出台电信法，确立了全球各主要国家未来媒体融合的基本方向，加之市场层面 AOL 和雅虎等互联网领军企业积极实践，都在无形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互联网领域的指导性战略与政策的出台。这一阶段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整体上以注重发展、发挥技术和产业属性为重点，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也保持高度的重视，典型政策就是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1995 年与 1996 年，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先后两次率领团队考察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制度与媒体管理架构。1996 年 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95 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作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法规，暂行规定构建了多部委协同分工、政府学界和产业多重主体的中国特色的去中心“九龙治水”模式。1997 年 3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发关于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暂行规定，指出“国家对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实行积极支持、促进发展、宏观指导、归口管理的方针”。正式16传 媒 观 察确立了中国互联网管理的基本方针。1997 年 5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发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为网络新闻传播主管部门，要求新闻宣传单位入网必须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这彰显着对新闻事业把控的日益严格。后 1998 年 10 月对该文件的不合理部分进行了修正。1999 年，丁关根于英法两国访问期间对两国的广播影视、新闻报刊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同年 10 月，党中央出台了关于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央 33 号文件），将新闻网站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表 2 1990 年代中国媒体融合政策概览这一阶段虽然互联网热潮的社会影响很大，“互联网作为人类信息基础设施的融合方向和地位”在这一阶段得到确立，技术和商业驱动的欧美媒体融合已经如火如荼。互联网对于社会信息传播的影响，也始终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但是，整体而言，媒体融合在中国还没有进入政策层的行动视野。以信息化为主线的互联网发展政策，主要集中在邮电部和电子部等产业部门以及教育部等应用部门，互联网在中国处于“先发展，后管理”的摸索和观察阶段。国内对媒体融合的关注也更多侧重于电信改革和三网融合等基础设施的融合层面。当然，以国务院新闻办为归口单位，内容层面的关注和利用也从没有缺席。（二）2000 年代：新闻视角下的中国媒体融合初级阶段2000 年代，互联网技术的 Web2.0 阶段，是中国和全球互联网的范式转变阶段。经历了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互联网资本热度急剧下降，但是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依然势不可挡。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快了互联网领域的发展部署，1999 年，德国政府便制定了“21 世纪信息社会的创新与工作机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发展传输速度更高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实施“全民享有互联网”项目以及帮助弱势群体上网三个目标。2000 年，日本制定了“IT”基本法，奠定了 IT 政策的法律基础。随后，IT 战略本部提出了“e-Japan 战略”，计划至 2005 年全日本建成 3000 万家庭宽带上网及 1000 万家庭超宽带（30Mbps-100Mbps）上网环境，力图在 5 年内将日本打造为世界最先进的信息化国家。这一阶段，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也很快开始从产业部门转向了宣传部门，但依然保持相对开放的政策，由注重对外宣传的外宣办来牵头。黄小勇（2018）认为，我国机构改革经历了“权力收放导向”“职能转变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三个阶段后逐步获得了“自主性”特征。2000 年 3 月 28 日，中央编办批复中央外宣办增设五局（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成为当今互联网主导性管理机构的源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同年 9 月，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草案），形中国互联网 30 年时间政策主要内容1995 年底确立互联网内容主管单位明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互联网内容建设和管理的归口单位1996.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法规。在讨论和起草暂行规定的过程中，构建了多部委协同分工，政府、学界和产业多重主体的中国特色的去中心“九龙治水”模式1997.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发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暂行规定指出：“国家对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实行积极支持、促进发展、宏观指导、归口管理的方针。”1997.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发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为网络新闻传播主管部门，实行归口管理，新闻宣传单位入网须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1998.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署再次联合发文，对1997 年 5 月下发文件做出修改对一年多前原规定中不合适的部分及时做出修正。新闻宣传单位可以申请独立域名，开通自己的网站1999.10.16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央 33 号文件）党中央关于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自此，新闻网站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17成了以许可和备案制为基础的内容管理框架。11 月 7 日，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与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同日发布，标志着我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网络新闻传播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2003 年 2 月，总局 15 号令确立了广电总局成为网络视听内容的行政监管部门，确定了未来的播客、视频网站、长视频网站、网络剧、短视频等一系列网络视频服务管理框架。2004 年 4 月 28 日，中央编办批复成立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 21 世纪初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呈现利好趋势，在 2000年至 2002 年的互联网泡沫期，中国移动推出的“移动梦网计划”帮助中国互联网企业顺利度过了生存危机，2002 年下半年，搜狐、新浪、网易均实现了盈利。表 3 2000 年代中国媒体融合政策概览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基于政策的视角中国互联网 30 年时间政策主要内容2000.1.2729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召开国内首次互联网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拉开了中国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全面布局和大发展的序幕，掀起新闻网站建设热潮2000.3.28中央编办批复中央外宣办增设五局（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外宣办五局成为当今互联网内容主导性管理机构的源头2000.3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正式形成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于 5 月 9 日下发，明确了网络新闻事业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并确定了首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2000.9.25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草案），于 10 月 1 日正式发布互联网进入中国 6 年之后，以许可和备案制为基础的内容管理框架形成：加强对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监督管理，防止有害信息危害社会，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2000.11.7国务院新闻办与信息产业部共同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同日信产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由此我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网络新闻传播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2000.12.12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中央网站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成为我国首批重点新闻网站2000 年的“双 12”，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新闻网站、重点新闻网站历史的特殊纪念日2001.8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发出 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 17 号文件）文件第 16 条是关于“加强新闻网站建设”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新闻网站建设的指导原则、报道方针、网站定位和经营管理，基本确定了新闻网站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体制2002.6.27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进一步扩大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管理，明确：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2003.2.10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总局 15 号令）开始执行总局 15 号令确立了广电总局成为网络视听内容的行政监管部门，确定了未来的播客、视频网站、长视频网站、网络剧、短视频等一系列网络视频服务管理框架2004.9.19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突出加强网上正面舆论建设党中央对互联网管理工作提出了“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的 16 字方针2006.9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工作目标，并提出“五个纳入”工作要求2007.12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 56 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对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2008.9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段数字化改造，为媒体融合打开窗口2009.8关于加强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厂商如果通过互联网连接电视机或机顶盒等电子产品，向电视机终端用户提供视听节目服务，应当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和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取得“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视听节目集成运营服务”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8传 媒 观 察2000 年代，政府在媒体融合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上逐渐发力，出台的媒体融合政策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覆盖，包含新闻重点网站建设、网络游戏、网络文化、网络视频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无疑是新闻资质的确立。2001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新闻网站建设的指导原则、报道方针、网站定位和经营管理，基本确定了新闻网站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体制。除了最关键的新闻资质之外，网络视频牌照等也设定了严格的界限。2007 年 12 月，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指出，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并对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2009 年 8 月出台的关于加强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了这一规定。网络文化方面，党中央意识到舆论建设的重要性，积极打造正面舆论建设，并提倡加强行业监管、行业自律，为肃清网络舆论环境作了多重努力。总体而言，2000 年代的媒体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出台的政策总体上仍然着眼于宏观的新闻事业发展层面，这也意味着单一的市场力量再难支撑媒体融合前进的步伐，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开始扮演更积极的能动作用。重点新闻网站的发力，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媒体融合的重点。同时，政策层面也完成了网络新闻、网络出版、网络视频等多层次的布局。当然，这一阶段，随着 Web2.0 浪潮爆发，以用户创造内容（UGC）为特点的民间舆论场迅速崛起，打破了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单中心垄断地位。随着博客、播客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主流化，互联网不仅仅改变了信息传播和舆论格局，同时也具备了主流大众的社会动员能力，以伊朗推特革命为先导的颜色革命开始全球爆发，直接驱动了中国媒体融合政策的加速和提升。中国媒体融合必须对全新的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三）2010 年代：社会动员视角下的中国媒体融合升级阶段进入 2010 年代移动互联网阶段，全球网民数量从 2010 年的 20 亿迅速增长至 2019 年的 45 亿，网民普及率也在 2018 年突破 50%，中国网民数量从 3.84 亿逐步突破了 9 亿大关。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型平台开始涌现，美国 FAANG 和中国 BAT 等超级平台强势崛起，并逐渐具备了社会全局性的动员能力。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带来的是大众传播权力的分化和去中心化，互联网作为民间舆论场的功能也日渐凸显，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信息化战略。为了确保在大数据时代的领先地位，2011 年 2 月，美国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要求政府将四分之一的 IT 开支转移至云计算领域；2012 年 3 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投入 2 亿美元至生物医药研究、科学发现以及国家安全等多领域的技术突破；2013 年 5 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4 年 10 月，波士顿等 32 个城市组成联盟，形成了推进宽带计划的新机制。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与项目都紧跟世界科技的发展步调，也成功将自身由制造业国家转变为技术与知识、品牌、服务为主的知识经济型国家。与此同时，欧盟国家中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德国也不甘落后，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促进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了进一步建构网络基础设施，德国于 2009 年制定了“宽带战略”，2010年出台德国 ICT 战略：数字德国 2015，2014 年发布20142017 年数字议程，为本国打造高速度、高普及、富有竞争力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在 2011 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更是提出“工业 4.0”的概念，以期全面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2013 年，这一概念被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和技术部正式纳入高技术战略 2020，上升至战略高度。政策利好下，网络外交开始成为世界各国的外交战略。2011 年 5 月，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标志着美国网络空间全球战略的正式实施。网络外交战略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新战略，开始影响国际形势，美国借助网络外交形成政治输出合力，大力培养和扶植中东地区的亲美政治势力，借口推动他国民主化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严重威胁到他国的国家主权与网络安全。2014 年，巴西推动成立了国际网络治理中国互联网 30 年19平台 NETmundial。同年 11 月，中国主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期推动互联网治理的公平合理。2016年，为确保欧洲网络安全，欧盟发布安全与防务全球战略实施计划。表 4 2010 年代中国媒体融合政策概览上述国际形势下，媒体融合成为应对国内外急剧上升的政治压力的必由之路。2014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基于政策的视角中国互联网 30 年时间政策主要内容2010.1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将三网融合提升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任务，组织开展三网融合试点2010.8关于加快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数字化带动出版业现代化，鼓励自主创新，研发数字出版核心技术，推动出版传播技术升级换代，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2012.2关于加快出版媒体集团改革的指导意见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和推动产业升级，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2014.8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2015.3制定“互联网+”计划从顶层设计层面敦促传统媒体充分融入互联网时代的浪潮2016.7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力争两年内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局部区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几种基本模式的总体目标2017.1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移动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布局移动互联网阵地建设2017.5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扶持重点主流媒体创新思路，推动融合发展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形成新型传播模式。支持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建设统一指挥调度的融媒体中心、全媒体采编平台等“中央厨房”，重构新闻采编生产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2018.11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18.12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推进政务新媒体与政府网站等融合发展，实现数据同源、服务同根，方便企业和群众使用2019.1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 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要求县级融媒体“对接政府部门技术平台”。规定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撑的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2019.2“媒体深度融合工作推进会”加快中央媒体融合的发展，着力构建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矩阵2019.4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 总局办公厅关于建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媒体融合发展专家库”的通知鼓励县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公开、办事、互动等功能与县级融媒体平台对接。为总局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提升总局广播电视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初期，专家库包括“优秀专家学者”和“优秀行业从业人员”两个子库2019.8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加快建设广电 5G 网络，打造集融合媒体传播、智慧广电承载、智能万物互联、移动通讯运营、国家公共服务、绿色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新型国家信息化基础网络2019.10总局关于创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有关事宜的通知择优创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汇聚各方力量、深入研究探索、强化应用示范，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一体发展20传 媒 观 察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该年由此被称为“媒体融合年”。随后 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此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的加深，2018 年 11 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吹响了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冲锋号，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县级媒体纳入主流叙事之中。系列政策的出台虽未能扭转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局势，但帮助陷入困境的主流媒体重塑了话语权，为打造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10 年代，媒体融合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时期，互联网超级平台凭借资本与数据优势逐渐获得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受众的大量流失不仅使得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逐渐丧失，也将传统媒体逼至生死存亡之际，这亦是实施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意义所在。自 2014 年将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到 2018年打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再到 2019 年的建设全媒体传播矩阵，2010 年代媒体融合政策的目的十分明确，即重塑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与竞争力。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政策也不再聚焦于单一的媒体发展层面，而是逐步深入，将重心逐渐向互联网治理层面倾斜。自 2019 年开始，中央与政府多次提出要优化行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这亦是国家现代化尤其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四）2020 年代：社会全面数字化视角下的中国媒体深度融合阶段2020 年代伊始，中国网民已突破 10 亿大关，全球网民超 50 亿，数据在社会信息传播层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的全面数字化拉开了帷幕。肇始于 2010 年代后半期的智能化浪潮在 5G 时代迎来了自己真正的舞台，同时也将媒体融合推进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本国的网络安全环境，并确保本国在5G、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各国开始密集出台相关政策，逐步加大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投入。2020 年初，美国先后发布促进美国 5G 国际领导力法案 促进美国无线领导力法案 保障 5G安全及其他法案 5G 安全国家战略等系列政策。同年 7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20202024 财年战略计划概要”，将网络空间和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中心部署与战略旨在引导美国在 5G 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有所建树，提高美国在国际电信界的声誉和领导地位。从涵盖领域来看，美国的各项政策不仅涉及信息通信新技术领域安全方面，还涉及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供应链安全等其他方面。欧盟、俄罗斯、韩国等也迅速在 5G 领域作出相应规划。2019 年 10 月起，欧盟陆续发布欧盟 5G网络安全风险评估 5G 网络的威胁状况 5G 网络安全风险缓解措施工具箱等系列文件和指南；同年11 月，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法正式生效，12 月，俄罗斯实施第 405 号联邦法律，要求两年内禁止州和市政府购买外国供应商的数据存储系统，希望以此来确保国家关键 T6 基础架构的安全；2020 年 1 月，韩国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发布了推进 5G 发展的政策举措，并正式启动 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政策立法涉及新技术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网络生态治理等多个方面，各国都基于自身发展状况作出了相应调试，如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美国的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备忘录（草案）提倡包容审慎、适度弹性的监管模式，欧盟的人工智能白皮书则强调重点监管、全面监管、分类监管、长臂管辖的强监管政策。但不管是强监管还是弱监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自身技术产业的发展，打造国际竞争力。面对其他国家的种种部署，中国也进一步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2020 年 3 月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推动网络舆情检测平台向不同政府部门延伸。9 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2021 年 3月更是提出了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地市级媒体的进一步融合。在2021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地市级媒体中国互联网 30 年21是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腰部”支撑。与此同时，国家也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部署，自 2019 年 9 月开始便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这些政策既注重加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又注重从硬件设备等基础设施上杜绝网络安全隐患。这也进一步说明，随着数据成为智能传播时代的核心要素，公共政策开始“从过去注重信息、内容、行为等显性的浅层，开始进入注重数据、算法等隐性的深层”。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促进全球治理的公正合理发展，“重构整个网络空间的治理机制和秩序逻辑”，走向“以数据为抓手、以社会综合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新范式”。在智能传播时代，治理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构与完善。基于此，2023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到 2035 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数字化已成为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驱动，为当代的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在 2023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上，“扎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表 5 2020 年代中国媒体融合政策概览2020 年代，数字技术进入智能物联新阶段。面对新的时期，仅仅立足于信息传播话语权和舆论场的被动防御战略，已经难以匹配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要。随着党的二十大召开，中国媒体融合结合国际中国媒体融合 30 年：基于政策的视角中国互联网 30 年时间政策主要内容2020.3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舆情检测平台建设横向上有望向不同政府部门延伸，纵向上有望进一步向县市渗透2020.9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2020.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标志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全面落实的新阶段2020.11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力争用 1 至 2 年时间，新型传播平台和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用 2 至 3 年时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取得实质突破2021.3关于组织制定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台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改革思维，强化问题导向，抓紧谋划和制订本机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地市级媒体作为主流媒体的重要环节，是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腰部”支撑2022.10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23.2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2023.3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扎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2传 媒 观 察传播战略和治理现代化的积极防御战略初现轮廓，这必将带来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与传播形态变革。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提升机构改革的治理效能成为后改革时期面临的重大命题，它运行在多元利益交织的治理网络中，内嵌于这一治理网络中的制度体系、制度结构以及政策工具构筑了彼此互动的因果系统。邱实（2021）认为，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加强机构改革的“职责导向”建设，推动机构组织结构优化，才能避免机构隐性“膨胀”、改革内在动力不足等问题。三、政策视角下中国媒体融合的经验与战略媒体融合并非是近 10 年的新鲜事，而是至少已经持续了 30 年的宏大进程。只关注最近 10 年的进程，就会失却对社会信息变革整个宏大进程的把握。而且，早期实践的经验得失依然很有价值。以 1990 年代为例，主流媒体面对互联网所做的一系列重大积极举措，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排头兵和开创者。尤其是 2014 年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中国的媒体融合进程仿佛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