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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对外传播 2023.08理论平台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姬德强 张毓强哲学社会科学赋能国际传播：历史脉络与未来向度讨论人：徐明华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金 苗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国家形象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何天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内容提要】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支撑。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正在探索构建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形成合力。当下，需要进一步理清各个学科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历史逻辑、理论视角和经验边界，进一步挖掘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原创力、行动力和连接力，进一步发挥各类智库在知识生产和思想引领方面的潜能，努力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国际传播 智库 知识生产近年来，来自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进入国际传播场域，推动着国际传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根基，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是推动文明交流的思想力量。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掌握国际传播规律方面扮演着独特的知识生产者和决策咨询者的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姬德强：如果说国际传播的核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内部凝聚和外部传播能力建设，那么哲学社会学就是核心的能力要素。目前，虽然国际传播看似更贴近新闻学与传播学，但其覆盖的圆桌论坛672023.08 对外传播 理论平台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研究面向和实践维度却非常广泛，包括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学等，都是重要的学科切入点。而且，这些多元学科领域对国际传播的涉猎早已有之，需要对其历史脉络和研究特色进行系统梳理。除此之外，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对国际传播的渗透乃至重组，一种整合了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国际传播“新文科”格局正在形成。徐明华：人类文明交流的本质就是思想的交换，是各民族文化将自身对世界独特观点交换的一个过程。因此，国际传播研究是以人类思想为研究基石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人类思想的再现与映射。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传播仍无法跳出国家利益的窠臼，那么思想的交换一定会带来民族世界观的碰撞与竞争。特别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对世界终极的哲学思考必然会因主观世界的异同而百花齐放，“和”还是“争”是当前学科知识生产存在的主要特征。金苗：国际传播研究的如火如荼并非一蹴而就，学界多年来的阐释和推进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闻学界开始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行动发起零星的引介和回应，与今天所言的国际传播并非完全等同。1994年的两件标志性举措意味着当下意义的国际传播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同时关注：一是 对外大传播 创刊（2008年更名为 对外传播）；二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了国际文化传播研究所。这让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拥有了对外宣传和国际政治底色。2004年 对外大传播 改版增加了理论探索栏目，业界和学界不期而遇，国际传播的主色开始逐步显现。在中国知网中以“国际传播”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发现，从2010年起，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比重加大。相比之前的缓慢增长，2018年出现了第一次研究成果的显著跃升，并在之后的三年保持每年1200多篇，其间文化学科热度有所上升。第二次陡升起自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研究篇数翻倍，达到2700余篇，并且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学科比重明显加大，最高达14.47%。近40年的整体发展和推进阶段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知识生产学科结构有所固化，新闻传播学科长期占比近半壁可谓学科担当，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底色常在，也可称为关键学科；二是知识生产学科空间略有微调，始终拥有一席之地的语言学、文化学和艺术学，以及输出稳定的体育学、出版学和中医药学，它们的比重位次并不恒定；三是知识生产层次偏向应用研究、政策研究、业务研究、行业研究甚至事件研究，理论研究尚有发展空间。何天平：一个基本的共识在于，国际传播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一方面要提供充分的认识论资源来指导相关方法论的搭建，仅从一系列具体实践策略出发回应国际传播工作的新要求、新变化，很难从结构上纾解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矛盾、困境；另一方面要创设充分的生态来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各学科提供了着眼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来总体性提升国际传播水平的生态性条件，使之实现既能“往回看”，即立足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来构建中国声音、中国思想，也能“往前看”，即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和阐发中华文明，通过准确定位中国文化基因来建构国际传播中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理论，为国际传播系统性地提供资源支撑。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所有学科都在观念系统的重构中扮演特定角色，也输出了支持上述认识论、生态论要求的诸种理论资源。其中，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更强调“往回看”，重在挖掘中国思想体系、阐发中华文明优势；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更突出“往前看”，重在创造与各种社会条件、传播条件相匹配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论成果转化。这是推进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体两面，都体现出重要地位。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潜力徐明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细分领域是在工业文明主导下而生成的学科范式。过去百年，细分领域很好地回应了工业社会的知识需求与人才培养。但在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分界，重新将知识融合并积极回应国家的实际需求。人文学科更易于在知识体系上建构底层话语，社会科学更易于在传播沟通层面实操化，工程技术更有助于大规模高效地实现上层逻辑，并通过智能处理的方式反馈底层逻辑的重构。各学科之间彼此合作，互通有无，是当下国际传播的紧迫需求。何天平：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表现出更为显68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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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著的系统性特征。首先其具有不隶属于某一具体学科内部的理论创新；其次强调从历史到当下、从理念到效果的综合性研究，具备十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因而，何以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系统合力”和“单点突破”并举，是当前实现理论研究升级转型的关键。“系统合力”意味着需要整合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优势，共同助力建构新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形成一种打通跨学科壁垒、突出协同与联动的基本共识。一方面要强化从人文学科中汲取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在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层面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精神、阐发中华文明理念；另一方面要强化从社会科学中生发能够有效指导、提升国际传播水平的保障机制。例如在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层面加强对国际传播机制体制建设的专门研究，在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层面加强对国际传播应用策略的专门研究。“单点突破”则意味着需要体现各学科研究特色，探索推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例如，文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应当立足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规律，进一步探究面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与效果创新。又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应当立足对不同领域的国际关系及其变动的规律性认识，探究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要求与规范。同时，也要在教育学等学科层面强化发掘面向新时代国际传播事业的人才培养的有效保障机制，在育人层面实现更显著的突破。金苗：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学科类别有待丰富拓展。比如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传播研究所的关世杰老师就提出了国际传播中的国际法原则问题。再比如社会化媒体技术和平台的出现以及虚拟与现实社会在国际传播中的交织格外需要社会学贡献智慧。又比如以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影响为己任的国际传播必须与文化经济共进并举才更有可能提升效能，由此可见，经济学无法被绕开。至于更加细化的学科领域分层在解释国际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就更有运用针对性了，比如：民族学、宗教学、信息学、公共管理、公共关系、人文地理、公共外交，等等。然而，从已有研究的学者学科归属角度细究，一个共性问题是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还是新闻传播学者“包打天下”，所谓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缺少更加扎实和专业的学科加持与合作。姬德强：目前来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正逢其时，但其理论研究一方面聚焦于政策阐释，无法上升到乃至超越政策话语的位置高度；另一方面关注不同主体和不同平台，尤其是技术，在拓展研究边界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国家本身的行动逻辑，陷入去结构化的泥潭。因此，更具历史深度和空间广度的国际传播研究应成为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学科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例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新一级学科也是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支撑这一学科发展的既包括政治学下的国际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传统学科，还应包含涉及人文、地理、经济以及媒体与传播等的学科领域。区域国别学推动国际传播研究需要重点打造一个交叉领域，也就是区域国别媒介体制与传播生态研究。这个交叉领域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传统规范理论，尤其是经验路径的延伸，也是对区域国别内更复杂多元的传播主体及其关系生态的创新探索。只有基于此，中国故事的传播才能实现更精准落地，或者说，更好地实现与复杂世界的连接。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短板和问题金苗：建议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走出边界迷思。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面对的是语言相异、风俗不同、法规各立的国家单元。然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它们又是频繁互动的国家角色，作为同一个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共享权利、共担责任。从单元秩序观转换至角色秩序观来探索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尤其需要学者走出凡事以中国划界的闭门学术思维，尝试解决世界性问题；走出以版图划界的单元学术思维，深入区域国别做交叉研究，做应需研究，尝试解决角色性问题；二是弱化宣传意图。尽管在措辞上使用了“传播”，但是从新闻传播学科为主体视角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看，还是普遍以“宣传”作为意图和战略，在国际理论和实践交流中易产生误读。若不去有意克服这种思维，仅仅凭借更换特定表达难以解决他国忧虑；三是淡化政治色彩。向世界推出中国解读，确立对外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是国际传播中的应有之义。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需要确立内容的适用度、增强译介的认同感、维持传播的稳定性。典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一开始就是独具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情怀的政治话语。但是，国际政治传播之692023.08 对外传播 理论平台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外的学术、媒体、民间和企业国际传播，若再使用浓厚的政治色彩表达和意识形态输出，难免打破跨文化共议关系，缩小内容创建的空间，加大话语转换的难度，造成传播困境，最终导致他者的质疑、防范和否定。姬德强：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体现在历史纵深不够，没有系统把握国际传播这一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其现实主义逻辑。除此之外，众多国际传播研究者并没有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经历，或者说相当长的海外生活或工作经历，对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缺少直接体验，导致了理论阐释要么不断重复一种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要么基于特定观念和立场发挥学术想象力，主观建构一种规范性框架，致使与实践方向相去甚远。虽然上述理念、规范、价值对建立自主的研究路径十分重要，但需要明确的是，国际传播是一个应用性研究领域，任何脱离了具体实践乃至实战语境的分析，都有可能陷入学术的自说自话境地。换句话说，看似面向国际的传播研究，其实并无与国际学术场的有机联动，更不用说国际学术界本就缺乏国际传播这一边界清晰的领域。这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内卷”，也就是向内看的封闭式发展趋势。当然，我们还需要持续反思国际传播相关知识生产中的去殖民化问题。何天平：第一，方法论先于认识论。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并生成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观念系统指导国际传播事业。目前，大多数研究依然是从结果或者效果出发，研究重心置于具体的应用策略、方法、手段，缺乏在认识论层面对系统性建构新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视；第二，局部创新取代总体转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也理应立足这些优势资源针对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开展有益、有效的研究工作。但既有研究多数仍然带有比较鲜明的本学科特色，主要是从学科自身的属性出发完成的理论拓展；第三，有中国立场，但仍缺乏更深度的世界眼光。好的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体两面，后者需要兼顾更有深度的世界眼光，既要考虑“我们有什么”，也应观照“别人要什么”，如此才能实质性地在研究层面推动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徐明华：目前亟需的是构建符合中国自身需求的话语体系，让中国国际传播在各个层面都具有顶层的话语统领能力。在实践层面，相关建议都属于个案型、单独领域型、理论思辨型，还缺乏落到实处且具有系统性的战略。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国际传播已然进入舆论战的状态，必须进入实战状态。所以相对于理论层面，我国更需要的是实践上的科研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独特角色何天平：对国际传播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角色是双重的。作为理论阐发者，在认识论层面提供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事业的观念系统：一方面要找准思想源流，提纯中国故事的文化依据和历史线条；另一方面要搭建理论框架，向世界解码“文明灿烂的中国”和“改革发展的中国”，立足不同学科开展理论创新，总体性生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新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为实践推动者，在方法论层面提供面向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对国际传播事业中的变化有动态、前沿的把握，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方案，为组织“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效指导；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国际传播事业培养输送具备优秀人文素养、过硬专业技能、广阔世界眼光的新型国际传播人才，持续推进相关的教学研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要使命。徐明华：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所扮演的角色一定是重要的、顶层的，且战略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长期分界容易形成前者飘渺后者实用的常规观点，这极大地影响了年轻学子的择业行为，从而更深层次地影响我国人才储备结构。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将重构人类的知识结构，重塑社会的知识需求。因此，未来的知识体系建构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哲学的终极思考是必须的，但它不需要太多的人才储备，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社会科学的实操化则需要更多的人才去实现国家理念，属于金字塔的中坚力量，衔接一个民族文明的终极思考与技术实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是储备最多的领域，国家机器的运作一定是依靠科技力量的发展，所以处于金字塔底部，但却是最广泛最稳固的一部分。姬德强：学者是学术交流和观念交锋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具有自觉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学者群体是推动话语创新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就当下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更有意识地聚焦原创性理论和概念的研究，而不是埋头在应激式反应中，需要在70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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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通晓相关区域、国家、国际组织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概念创新和话语创新。除此之外，学者还是国际学术传播的重要行动主体。虽然面临着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风险，学术场域依然存在着国际对话的空间。依托研究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国际学术传播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的实践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稳定乃至日益升高的研究兴趣及其欠缺的内部视野与经验之间所形成的知识鸿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有责任来主动嫁接这一国际学术价值链，并积极改变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形成的抱有好奇心但又充满认知偏见的中国研究格局。金苗：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只有主动参与到多元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当中，才有可能打破以媒体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思维定势，以学术协作者的角色将创新国际传播新秩序视为己任和愿景。与此同时，学术作为公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场景，具有天然的交流和分享特性，其本身就是有效国际传播的载体和力量。这就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以一种全球格局和时代高度来集聚多元学科，作为学术传播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共议，不懈推进国际学术共识，确立全球性学术视野、境界和目标，提升自身世界知识存量，在中国发起世界对话，尽快探寻和融入国际传播跨文化学术共议进程。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建设姬德强：智库建设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新支点。目前，智库建设应着力突破两个难点：第一，解决智库身份的传播认同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凸显智库的专业性，避免智库本身因其官方身份陷入信源可信度危机。这是一个策略问题，之前更多表现在媒体走出去的实践中；第二，解决智库的原创性研究能力不足问题。目前的智库研究大多为政策阐释和咨政服务，虽然必要且重要，但不足以支撑起智库服务国家战略的长远规划，尤其是如何通过融通中外的原创性研究提升国际思想引领力，需要得到智库指导部门和建设主体的高度关注。当然，除此之外，智库建设还需要充分运用国内外研究资源，包括推动人员往来和科研合作，让智慧、思想和视角在智库平台上充分碰撞，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赋能国际传播，在应对本土和全球问题、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上作出更大贡献。金苗：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速度较快，类型也相当多元，具有广泛对接国际传播立体需求的潜力。智库做大做强需要走全球化道路。包括建设标准、交流模式、团队组构、技术支撑、资源储备、联络渠道和资金加持的国际化，之后才能谈及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不同于学者群体的表达、倾听、对话、参与和协作效能。而专门化和前瞻性的国际化建设可能恰恰是智库相对于学者的比较优势，需要专项设计、挖掘和投入。徐明华：智库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年涌现出不少知名学者，他们的科研视野与睿智眼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提供政策思路。他们更多提供的是第三方的冷思考，有助于为长期工作在一线的领导人提供换位的观察契机。这类人才的知识贡献需要长期参与到国策的建构过程中，特别是在向高精尖科研的转型过程中，精英思维的辅助可将粗放型管理思路转化到精细化的管理方向上来。此外，还可定期展开智库间的对话与沟通机制，推动中国话语的不断进步与自我反省，在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得以走向逐渐成熟的阶段。何天平：第一，通过系统性解码中国方案，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供总体指导。智库强调研究合力，这其中既包括国际传播研究本身的系统性合力，也包括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协同性（即交叉学科属性）合力；第二，通过提升咨政能力为响应我国国际传播建设需要提供有益启发。国际传播智库建设应以体现灵活性、敏捷度的响应式咨政作为提升咨政能力的着眼点，通过学术研究、调研报告、内参、专家座谈等多种形式，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咨询；第三，通过加强国际学术交往为构建我国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充分声量。国际传播智库理应助推理论对话、思想交往，促使相关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得到更多推介与阐释，增强中国方案应用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可见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姬德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