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发展趋势——基于长三角地区抽样调查数据.pdf

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发展趋势*基于长三角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任远袁年兴【摘要】课题组依据在长三角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从代价比较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时期各民族人口仍以经济型流动为主，性别结构趋均衡化发展，劳动和就业正朝着高质量发展，各民族人口的大融居具有代际传递性。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结构、职业技术、社会资本对各民族流动人口经济交融的影响显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对文化交融的影响具有明显代际差异，居住时间、保障政策和社会资本对心理交融具有显著影响。顺应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既要加强个体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要发挥社会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纽带功能，同时还要加强政策资本的支柱作用。【关键词】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发展趋势【作者】任远，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年兴，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5。【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126-0010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我们要顺应这种形势，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1以各民族流动人口最为聚集的长三角地区为例，依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从 2000 年的 2169.22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4783.38万人，流入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保持在21%左右。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中的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大、范围广且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浙江省各民族流动人口达2556万人，10年增长37.3%，其六成多来自外省（1619万人）；上海常住人口中，外省来沪人口达1048万，占42.1%；江苏有流动人口2366万人，10年增长51.1%，其四成多来自外省（1031万人）；安徽流动人口规模（1387万人）为三省一市中最小，但增速最快，10年增长144.6%。2近十几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对各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作出了形式多样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不同省份、不同城市围绕着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服务管理模式，如杭州*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3）。126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市的“微服务”、扬州市的“绿色通道”、无锡市的“三位一体”等，这些多元化的服务管理对于促进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部分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3，“邻近流动的特性进一步固化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社会分层”4，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还存在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因此还需要学界深入调查研究，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充分的经验研究支持。长期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一些学者从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角度揭示了各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困境，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着“三个不适应”5的突出问题，一些学者还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管理政策”等视角探析了相关影响因素，但是对其中的发展趋势一直不曾清晰。由此，课题组在长三角地区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集中回答：长三角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具有什么样的新特点？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特征？如何顺应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二、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流动的新特点本次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采用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课题组设计了“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调查问卷表和深度访谈大纲，调查对象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即居住3个月及以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成年公民。总体区域样本覆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41个城市。课题组在四个省（市）分别抽取4个县级行政区，从县级单元抽取2个街道（乡、镇），再从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社区，总共抽取64个社区。最后，按照目的性抽样和差异性抽样的原则，在每个社区选择有代表性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次调研时间从2021年8月5日开始，9月3日结束，获得问卷调查样本3468份，深度访谈样本71份。经过有效性检验后，最后获得问卷调查样本2987份，深度访谈样本53份。其中，老一代流动人口（40岁及以上）占56.38%，新生代（18至39岁）占43.62%。样本数据表明，新时期我国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具有四个方面的新特点。（一）各民族人口以经济型流动为主，社会型流动呈上涨趋势对于人口流动的动因，学界基本上聚焦在经济层面的推拉作用上。国外学界先后形成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人口迁移决策理论”等，集中讨论了经济因素在人口迁移决策中的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博格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了“推拉”理论6167182。遵循这一思路，学界又相继形成了“非均衡模型”“干预障碍假说”“移民网络理论”等等理论。总体看来，国外有关移民流动动力的理论、模型或假说，主要用于解释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流动动因，解释范围相对有限。事实上，我国各民族流动人口可以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主要是因工作调动、工作分配、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流动、家属流动、亲友流动和户籍迁移等原因流动。数据显示，各民族人口最初以经济型流动为主，占老一代流动人口的66.4%，而社会型流动仅占28.6%。这一特点在新生代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新特征，即经济型流动下降到54.5%，而社会型流动占据了39.2%。各民族人口由经济型流动向社会型流动发展，不仅涉及个体的决策动机，而且还表明社会结构“自下而上”的推拉动力不断增强。（二）老年人口流动规模快速增加，性别结构趋均衡化发展。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基于本地人接纳感知、与老家相比幸福感等环境心理因素的影响，各民族流动人口达到一定年龄后会返回家乡。如段成荣和迟松剑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总体性别比偏低；7石人炳和陈宁还认为，农民工再迁移决策呈现代际差异，年龄与选择留城的可能性呈倒U形分布。8本次调研的相关数据表明，老一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男性比女性多了一倍，而新生代性别结构的均衡化趋势明显。数据显示，老一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技术127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主要集中在“半体力半技术”的领域，涉及的职业主要有拉面师傅、炒菜或糕点师傅和工厂技术工人等，这类职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但通常是基于经验积累或学校学习而形成的。新生代主要以个体户、管理人员和现代新技术人员为主，劳动就业质量明显得到提高。（三）人口流动以省际迁徙为主，来自民族地区的比例扩大在人口流动“投资收益”理论看来，当流入地的平均收入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他支出时就会选择流动，否则就不流动，即“个人和家庭进行流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99。基于区域经济差异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内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约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从本次抽样数据的基本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区域（流出地）和民族成份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新生代中，来自民族自治地区的流动人口占比73.2%，比例在扩大（来自民族地区老一代占70.1%）；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回族所占比重最大，约占27%；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位居第二位，约占 12%，；满族、土家族、苗族位列其后，约占9%左右；蒙古族、彝族各占近7%，各民族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例明显上涨。（四）新生代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就业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在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中，有学者关注到在工作特征分割、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和就业形式分割这四种分割维度中，最早存在的所有制分割已经弱化乃至消失，而尚未引起足够表1各民族人口流动类型的代际比较（比例）流动类型经济型流动社会型流动其他合计工作调动工作分配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小计亲友流动家属流动婚姻流动户籍迁移小计老一代（%）3.51556.966.46135.44.228.65100新生代（%）0.30.649.93.754.58.319.87.83.339.26.3100图1：各民族流动人口性别结构新特点图2：各民族流动人口劳动就业结构128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重视的工作特征分割其实才是最强的。10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职业技能和现代教育的不足，就业空间非常有限，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收入低的职业，这种劳动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和民族交融。11本次调查发现，老一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导致他们的工作长期局限于餐饮、流动地摊、小商贩等领域。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平均接受学校教育水平明显高于老一代，即老一代平均为1.48年，新生代为7.8年。在劳动就业结构中，40岁以上的老一代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半体力半技术的行业中，技术劳动的比例约占10%左右。相比较而言，新生代的技术性劳动上升到了30%以上，劳动就业明显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三、新时期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新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各民族人口的大融居不仅涉及空间层面的互嵌，同时还指向各民族人口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在本研究中，“大融居”被界定为一种从空间到结构的民族交融实践。本次调查问卷表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共计包含67个评价指标。问卷赋值采用李克特量表五分法。依据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可以获悉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主要成分和新特点。（一）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主成分，主要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关系）及心理四个层面，且具有代际传递性和同一性。本研究的因子分析法主要是指分别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融居的具体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通过对相关指标的KMO检验，两组 KMO 值分别为 0.519 和 0.735，卡方值分别为 431.919 和 1186.616，自由度均为 45，sig 值都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表明相关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表2，在“老一代”和“新生代”的相关指标中分别提取到总负荷均在0.50以上的4个新因子，分别为“文化交融”“经济交融”“社会（关系）交融”及“心理交融”，这在代际之间没有出现差异，具有显著的传递性和同一性。表2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因子分析经济收入经济活动交往广度交往强度生活习俗交流语言文化认知社会归属感社会认同感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文化交融老一代.323-.278.117-.136.825.833.778.145.1272.23221.68121.681新生代.113.231.112.133.836.667.791.215.1181.62521.25521.255经济交融老一代.713.702.173-.145-.116.177.114.232-.1191.82621.74843.429.新生代.772.754-.112.158.291.251.177.185.1463.76222.51843.773社会（关系）交融老一代.242-.177.834.882.197-.127-.112-.271.2151.57116.33859.767新生代.129.321.711.873.181.119.333.173.1031.15716.58860.433心理交融老一代-.416.231-.176.182.153.186-.185.725.6211.15812.71872.485新生代.131.123-.112.143.158.426.143.841.8721.35217.61777.978129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二）生活习俗、语言、经济收入、经济活动、交往的广度与强度以及社会归属感与认同感，对各民族大融居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从表 2 中，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交融的结构中，文化交融的方差贡献率为 21.255，特征根为1.625；其次为经济层次的交融，方差贡献率为22.518，特征根为3.762；社会交往层次的交融所占比重最低。与此相对应，在老一代流动人口中，经济交融的方差贡献率为21.748，特征根为1.826；文化层次的交融，方差贡献率为21.681，特征根为2.232。心理层次的交融在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的社会融入中都占比较低的比重，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为17.617和12.718。自变量对于大融居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72.485%（老一代）和77.978%（新生代）。可以明确，生活习俗、语言、经济收入、经济活动、交往的广度与强度以及社会归属感与认同感，对各民族人口的大融居具有明显的解释力。（三）各民族人口的交融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层次差异，尤其是新生代的经济交融问题比较突出。基于因子分析结果，把不同层次的标准化数据转换成1-100之间的数值（转换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新因子标准分+B）*A。其中，A=99/极差值，B=1/A-因子最小值），从而得出各民族人口不同层次大融居的程度数值及其代际变化新特点（具体见表3）。基于代际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各民族交融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层次差异也同样明显，尤其以新生代经济交融问题比较突出。表3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代际变化新特点均值标准误极小值极大值文化交融程度老一代42.3221.9041100新生代46.8171.3151100经济交融程度老一代57.8271.8421100新生代54.8011.5021100关系交融程度老一代32.5671.8761100新生代35.0011.5361100心理交融程度老一代41.4221.5441100新生代41.1101.3111100总体交融程度老一代38.8041.3141100新生代45.6551.2661100从表3的相关数据还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长三角各民族人口的交融程度总体上处于上涨趋势。具体在交融的四个层次中，流动人口在经济层次的交融程度达到最高水平，老一代为57.827，新生代为54.801，新生代的经济融入程度低于老一代。在文化交融层面，新生代的融入程度（46.817）明显高于老一代（42.322）。在社会关系层面，老一代的交融程度为32.567，而新生代为35.001，明显高于老一代。在心理融入层面，老一代流动人口的交融程度为41.422，而新生代为41.110，大体处于持平状态。四、各民族流动人口大融居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依据因子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大融居在新生代与老一代之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那么，影响各民族流动人口大融居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这些要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路径？相关问题也正是我们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本文应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来分析各民族流动人口大融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结构性特征。（一）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旨在探讨个体、社会资本以及政策三个层面对老一代和新生代民族交融的影响，因此事先将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路径都列入概念模型之中。从长三角地区各民族人口大流动代际差异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对代表代际的年龄变量进行编码处理，即“新生代（18至39岁）=1，老一代（40岁及以上）=2”。本文把2972个样本随机分为样本A和样本B，样本数均为1486个，130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随后运用极大似然检验方法，通过AMOS26软件对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基于样本A 的初步检验结果发现，概念模型与观察数据间的拟合效果不佳，为此，依据修正指标所建议的方式对将概念模型进行了不影响理论完整性原则的路径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如图3所示。在基于样本 B 的验证模型拟合优度指标中，2=4032.302（df=79，p=0.000）。对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样本 B 属于样本量较大的情况，卡方值达到显著水平很容易，因此，此处的P值可以不作为考虑因素。同时，绝对拟合度的统计量为：GFI=0.911，AGFI=0.892，RMSEA=0.053；增值拟合度统计量为：NFI=0.969，RFI=0.925，IFI=0.977，CFI=0.974；简约拟合度统计量为：PNFI=0.553，PGFI=411，PCFI=0.557。因此，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都非常理想。在进行代际差异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对代际的群组件间未受限制模型和代际群组间的所有结构路径系数限制等相关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通过AMOS26.0计算的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为：2=5152.233（df=158，p=0.000），GFI=0.977，RMSEA=0.043，RFI=0.945，CFI=0.974。说明代际群组之间对各民族人口大融居基准模型的拟合度很好，可用该模型进行各民族人口大融合影响因素的代际比较。表4列出了基于验证模型构建的新生代（n=1296）和老一代（n=1676）各民族流动人口大融居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多群组结果表明，新生代中除了亲情社会资本经济交融、亲情社会资本心理交融、民族政策心理交融、教育程度社会关系交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外，其他结构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老一代中，除地缘社会资本经济交融、教育程度心理交融、地缘社会资本心理交融、居住时间社会关系交融、服务政策社会关系交融、民族政策社会关系交融、非同质性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交融的标准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其他结构路径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见后页）。（二）数据分析结果通过表4的代际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促进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新特点。1.性别结构、职业技术、社会资本对各民族流动人口经济交融的影响显著，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从亲情型社会资本向地缘型社会资本演变。分析结果表明，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Estimate=0.091，p0.001），即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层面的交融程度男性高于女性，而新生代在经济层面的交融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职业技术对他们的经济融入程度呈现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新生代而言，职业技术对于经济融入的影响程度（Estimate=0.021，p0.001）高于老一代（Estimate=0.011，p0.001）。其次，老一代和新生代的社会资本对他们在经济层面交融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资本环境。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而言，主要是亲情型社会资本（Estimate=0.112，p0.001）影响其经济融入，而对于新生代而言，主要是地缘资本（Estimate=0.167，p0.05）的影响。图3 各民族人口大融居的结构方程模型131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2.教育程度、文化资本对各民族流动人口文化交融的影响显著，且具有明显代际差异，来源地的学校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变量在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中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在代际之间存在不同的影响方向，即学校教育对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是正向的影响（Estimate=0.030，p0.001），对新生代是反向的影响（Estimate=-0.033，p0.001）。其次，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也发生了代际差异，即影响老一代文化交融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文化社会资本和亲情社会资本，当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这两种社会资本越高，其文化交融程度也越高。亲情型社会资本对新生代的文化交融没有显著的影响。出人意料的是，文化资本对新生代的文化交融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这有别于老一代。3.影响老一代心理交融的因素主要是亲情型社会资本、民族政策和居住时间；而影响新生代心理交融的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居住时间和地缘社会资本。保障政策对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交融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具有代际传递性。亲情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利的变量，对于老一代心理融入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Estimate=0.049，p0.001）。该因素对于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保障政策对于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Estimate=0.050，p0.001）以及新生代（Estimate=0.053，p0.01）的心理交融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居住时间对于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即居住时间对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Estimate=0.059，p0.001，而对老一代产生反向的显著影响（Es表4 各民族人口大融居模型的结构路径结果（标准化系数）职业技术经济交融亲情社会资本经济交融地缘社会资本经济交融性别经济交融教育程度社会关系交融文化社会资本文化交融非同质性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交融服务政策社会关系交融经济交融文化交融居住时间社会关系交融民族政策社会关系交融教育程度文化交融亲情社会资本文化交融教育程度心理交融亲情社会资本心理交融保障政策心理交融社会关系交融心理交融文化交融心理交融地缘社会资本心理交融民族政策心理交融居住时间心理交融新生代Estimate.021.114.167.091.072-.169.184.075.103.068.062-.033.123.027.049.053.179.128.053.084.059P*.522*.208*.086*.071*.328*老一代Estimate.011.112.163.091.063.171.179.082.099.073.081.030.150.032.054.050.196.151.048.107-.080P*.501*.347.062*.127.267*.179*.451*132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timate=-0.080，p0.001）。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与性别、职业技术等因素都没有显著的相关，但是个人资本中的学校教育对于新生代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Estimate=0.027，p0.001），即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学校教育水平越高，其在当地城市社会的心理融入程度越高。不过，学校教育对于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没有显著影响。正如BL自己开了一家清真餐厅。他告诉课题组成员：“南京市对于我们比较重视的。像类似的访谈或者问卷也做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用，这么多年来实际上生活没有什么改善，比如说我们开店面的，各种的费用还是非常的多，政府或者说我们所在的社区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创业或者就业的服务。像我们开店的，有时候比较冷淡，或生意难以维持时我们想着要去银行贷款，但是银行看我们是外地的，他就不会贷款给我们。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还是受到了不平等，希望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帮忙。”4.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关系交融的因素发生显著的代际变化，即影响老一代的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而影响新生代的主要因素是居住时间、服务政策、民族政策及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分析结果表明，个人资本中的学校教育对长三角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交融关系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Estimate=0.063，p0.001），表明老一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学校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关系融入越深。但是，学校教育对于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新生代各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在流入城市的居住时间越长，其社会关系融入越深（Estimate=0.068，p0.001）。服务政策（Estimate=0.075，p0.001）、民族政策（Estimate=0.062，p0.001）以及非同质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的社会关系融入都呈现正向的显著相关（Estimate=0.184，p0.001），而这三种变量对于老一代少数民族流动的社会关系融入都不呈现显著影响。在调研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关注的问题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其中，访谈对象MG的案例很具有代表性。“生活中遇到困难，主要就是找家人和亲戚帮忙，有时候也会请老乡帮忙。自己解决不了的就找民委等政府部门，我们都很少和别人发生矛盾，毕竟出门在外，还是以和为贵好。也没有什么娱乐，主要就是休息活动，偶尔会带着孩子出去转转。目前生活的困难就是店铺生意不太好，不知道还能不能经营下去。还有就是没办法让孩子在上海正常上学。等孩子大了，就送她回老家去上学，在老家上学几乎不要花什么钱，但是在这儿上学要交几万的借读费，上不起。”在总体层面上，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交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亲情型社会资本、保障政策；而影响新生代的主要因素为职业技术、居住时间、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及服务政策。服务政策以及各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居住时间、职业技术、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老一代的交融没有显著影响。相反，对于老一代而言，同质性社会资本和社会保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即亲情型社会资本、文化社会资本和保障政策等变量对其总体交融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于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学校教育对于老一代的交融存在着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五、顺应大流动大融居趋势，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由于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具有经济、文化、心理及社会关系等多个层次的内涵，且不同层次之间具有多维的互动逻辑以及结构化特征。顺应大流动大融居趋势，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不仅在于经济因素的动力作用，更在于形成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动力机制。在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访谈对象：BL，男，1974年出生，新疆于田县人。访谈时间：2021年8月7日。访谈地点：南京市栖霞区阿凡提清真饭店。访谈对象：MG，女，回族，1993年出生，青海省循化县人；访谈时间：2021年7月5日；访谈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豫园旧校场路。133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居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新时代的制度优势，促进各民族人口的全方位嵌入和深度交融？学界代表性成果虽然解释了民族政策、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制度等因素对民族人口流动和深度交融的动因影响，但是都忽视了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动态性、多层性及情境性的动力机制问题。因此，如何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一种总的深层机制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显得至关重要。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各民族人口大融居是个体克服“三个不适应”、追寻其社会归属感的心理过程。与“熟悉的陌生人”的交往不同，心理融居体现了各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一种情感实践，是个体从自我的认同扩展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属于一种情感现象学。分析结果表明学校教育对于老一代的民族交融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民族交融却形成了反向影响作用，这突出体现在文化交融上。与此同时，以单一民族和区域为特质的文化资本对新生代的心理交融也形成了反向的影响作用。由于新生代的平均教育时间为7.8年，这揭示了当下流入地学校的“五个认同”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过于强调了单一民族的文化认同教育。流入地的义务教育需要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尤其需要加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教育。只有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教育，才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的制度优势有效解决了束缚人口流动的各种问题，同时还要认清社会转型带来的客观结构分层明显快于制度整合，特别对于各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各种结构化机制的再生产能力已远超出了一般理论逻辑的想象。在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中，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优势不仅没有体现出来，反而与经济融入呈现反向的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新生代少数民族的职业技能与他们的经济融入及心理融入呈正向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解决新生代少数民族的教育与职业的脱钩问题，进行现代技术培训计划也自然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建议地方政府设置专项资金来实施流动人口的技术培训计划，提高他们的职业技术水平。任何一个封闭性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来讲，都无法实现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大融居。由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容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个体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然后，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在经济融入及社会融入层面发生了比较显著的群体分化，使得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明显的束缚。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熟练讲普通话。数据分析结果也揭示了语言对于文化交融的影响力最大。毋庸置疑，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深刻认识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促进民族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这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制度、规范标准的宣传普及，构建高质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建设、测评体系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分析结果也表明，以流动人口的党员为核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引导社会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纽带功能。与此同时，非同质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改善新生代的社会关系融入，这也是城市民族工作的微观切入点。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困境，规范和指导现代企业用人制度中的社会责任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企业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责任，从微观层面来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网络。通过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经济组织与本地经济组织的广泛合作，扩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来源渠道，改变相对封闭的经济社会网络，从而在整体层面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个体流动决策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对比、交流和置换。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客观的结构分层明显快于制度整合。近几年来，随着各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不断深入，举家流动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市民的相等待遇，尤其是在子女上学、就业创业等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高质量的市民化服务，发挥服务政策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引领作用。在组织结构上，构建纵横交错的服务组织网络，实施市级综合协调、区级综合管理、社区具体实施的服务体系。综上所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既要加强个体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促进社会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纽带功能，同时还要加强政策134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资本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支柱作用。由此，互嵌式社会结构才可以产生新的物质结构和交往交流交融形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不断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各民族人口能够在大流动、大融居中形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内生动力结构。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年第29号.2袁年兴，任远.顺应大流动大融居趋势，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N.中国民族报，2022-10-25（07）.3袁年兴，许宪隆，王迪.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为例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4杨菊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发展困境与治理方向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5乔国存，郑信哲.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三个不适应”及其治理路径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7）.6 Bogue，D.J.A migrants-eye view of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migration to a metropolis：In Iaternal Migratio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New York：Academioc Press,1977.Internal Migration，1977.7段成荣，迟松剑.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J.人口学刊，2011（3）.8石人炳，陈宁.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再迁移决策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J.学习与实践，2017（7）.9美 T.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M.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0李骏.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整合与比较分析 J.江海学刊，2016（3）.11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RGE SCALE MIGRATIONAND GREAT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POPULATIONIN THE NEW ERA：On the Sampling Survey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Ren Yuan,Yuan Nianxing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sample survey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research group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rge scale migration andgreat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 comparison.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low of ethnic population is mainly economic mobility,that gender structure indicates the trend of balanced development,that labor and employment are heading towardshigh quality development,and that the great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popul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der structure,professional skills，andsocial capital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thatthere is obviou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level and cultural capital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m,and that residence time，security policy and social capitalhave notable influences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of them.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trend ofgrand mobility and great integration of ethnic population,it not onl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individual capital in constructing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