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pdf

农业考吉2023年第4 期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赵九洲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柏坡地区的小麦种植范围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后因其更好地契合了绿色革命潮流而发展得更为迅速，最终超越玉米而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与之相反，谷子则因为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产量提升有限而呈现明显的衰退态势，新中国成立后的没落更为明显，从当家作物转而与其他杂粮为伍。但这并不意味着，谷子早在唐宋以后就已完全衰落。实际上，与小麦相比，谷子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的北方地区，有着更为良好的社会与生态适应性，小麦始终未能真正撼动其优势地位。“南米北面”只是流于表面的刻板印象，与历史事实不符，“南米北米”才是更准确的评判，只不过北方之米为小米。关键词：西柏坡；小麦；谷子；技术；生态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 0 6-2 3 3 5(2 0 2 3)0 4-0 0 3 9-11Study on the Wheat and Millet Planting in XibaipoZhao JiuzhouAbstract:With the passage of time,the wheat planting in Xibaipo had been expanding.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it developed more rapidly because it better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green revolution.Finally,wheat planting area surpassed thatof maize and whea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food crop.On the contrary,millet area showed an obvious decline because of thelimited increase in yiel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odern production technology.After liberation,millet planting declined more ob-viously,and millet changed from being the household crop to being classified as the miscellaneous grain.But this does not meanthat millet planting completely declined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In fact,compared with wheat,millet had better socialand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under the traditional technical condition,but wheat had never really shaken itsdominant position,The statement of“rice in the south and noodles in the north is just a superficial stereotype,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facts,while the saying that“rice dominates the south and the millet the north is more accurate.Key words:Xibaipo;wheat;millet;technology;ecology谷子与小麦地位的此消彼长与最终彻底逆转，实为北方地区农业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变化之一。要梳理清楚这样的绝大命题，显然不是区区一篇文章所能胜任。历来研究西柏坡的论著虽然比较多，但尚无人对这里的这两种作物种植情形进行深入探讨，笔者有意做些尝试，并力图以小赵九洲，男，博士，青岛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等。*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项目编号：13&ZD080)阶段性成果；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目“中国环境史学研究的多向度探索”（项目编号：2 1BLSJO1)。39见大，为更好理解整个北方地区的农作变化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一、日渐重要的小麦虽也有学者力主小麦本土起源论，但学界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小麦发端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北部诸国，而后逐渐传人我国。至迟在商代农业考古2 0 2 3 4后期已成为常见的粮食作物，但“麦产量一定不多，食粮的数量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1(8)。秦汉以后，小麦的种植地域不断扩大，产量稳步提升，不少人认为至唐代小麦已与粟并驾齐驱,而宋以后，小麦进一步超越粟而成为第一主粮 2 1(18 2-8 7)。唐代推行两税法即因为小麦已然成了主粮作物。但新中国成立以前，平山县的小麦尚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播种面积与产量上，都还落在玉米与谷子之后。清末民初，当家粮食作物为谷子,其次为玉米，小麦并不占优势。这是因为小麦也是一种耗水量较大的粮食作物，小麦一生总耗水量为4 0 0 6 0 0 毫米，折合每公项为4 0 0 0 6 0 0 0立方米。与之相比较，唐海(今唐山曹妃甸区)水稻耗水量7 8 5.3 毫米，折合每公顷7 8 5 3 立方米。小麦比水稻的节水优势并不特别显著,亦可见小麦耗水量之大(3 15 4.13 7。一般情况下，小麦生长过程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40中，冬前、拔节、孕穗、灌浆等节点都有必要浇水。所以，大面积种植小麦需要良好的灌溉条件。民国九年平山县大兴水利，兴建了兴盛、民生、大同等灌渠，水浇地显著增加，小麦种植面积才快速增加,逐渐形成了谷子、玉米、小麦三足鼎立的态势 4(P197),据县志记载，19 4 9 年平山县的小麦种植面积已达2 0.13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 7.3 9%。此后总的播种面积虽有波动，但在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构成中所占比重则稳步提升，自19 5 3 年开始即超过玉米成为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相沿至今。而平均亩产也不断提升，2 0 世纪6 0 年代以前在9 0 16 0 斤之间，19 7 3 年达到2 0 0 斤上下，19 7 4年达到3 0 0 斤左右，19 9 5 年以后超过7 0 0 斤，2 0 0 6年曾达到8 0 6 斤。19 4 9 年一2 0 10 年冬小麦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详情参见表1。论及西柏坡的农作物种植时，人们一般习惯表119 4 9 2 0 10 年平山县小麦生产情况表19491950134201350769071392609625195819591008714427142510651435015325196719681259311527174014402184516565197619771628018860321026635222550190198519861680716872505336828492562125195112633698878519601004011631165519691238723182876019781793332935903019871335333164427419521226789310950196111320825935019701212020482483519791857434986000019881601342596820019531274794512025196210500840881019711242017402161019801768523234000019891676742197073419541364010781466519639920110310930197212840222028510198117000300350000199016747430972166195513020117015270196410000118511820197314653201829525198216540271344865199116647419369806195614267127518200196511673188321985197415487279043225198316550398265902199216707451575499195713420108814590196612440187523325197516593262543560198416867413669785199316747475579632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续表1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资料来源：平山县志麦稻并称。小麦在西柏坡的农作结构中,重要性还要超过水稻。有人回忆西柏坡种庄稼能手八瓣叔的事迹称：八瓣叔是个种庄稼的能手，对庄的爱护就更甬提了，那真是“亲如子，爱如命”。特别是大村井边那半亩水浇地，按他自己的话说叫“腰窝油”地。这半亩地夏收小麦，秋收玉米和蔬菜，年年收三季。八瓣叔对这半亩地种的特别上劲，耕、种、锄、榜、浇水、施肥加倍管理，庄稼长得在村里属得上头一 份 5 (P98-9),我们注意到，这里强调了小麦而未提及水稻。1948年5 月下旬，毛泽东初到西柏坡，带着几个警卫员外出散步，首先看到的就是村民们在麦田中劳作的场景。警卫排长回忆称：我们随毛主席走出机关大院，来到了村外，看到地里绿油油的麦苗，已经长到膝盖高，快要拔尖出穗了。老乡们正在田里忙着施肥、拔草、浇水。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不断地和农民打招呼，夸奖农民的庄长得好，希望今年有个丰收年。毛主席对我们说：“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更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6 (卷四,P264)新中国成立后小麦种植进一步扩展。19 5 9年，在水库移民搬迁之前，西柏坡的小麦喜获丰收，仅向国库交纳的贡献粮小麦即达16 万斤 7(P25)。岗南水库兴建以后，西柏坡周边区域大片农田被淹没，小麦种植曾与水稻一样显著减少。但得益于水库提供的灌溉便利，小麦种植很快又恢1994167404725791022003162604395715191995172915280915512004157405985942161996166875550927132005160835970961111997166936015100416200616311604598600复了。西柏坡村后靠到柏坡岭处，人均只剩下4 分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季秋粮，远远不能糊口，大部靠吃国家统销粮过日子”8 (7 3)。6 0 年代以后，小麦种植逐渐恢复。到改革开放以后，依托西柏坡纪念馆，红色旅游发展起来，村民们纷纷从事住宿、餐饮、土特产销售等行业，西柏坡的农业生产整体式微。附近村庄的小麦种植情况也可以参证。如朱豪村搬迁前非常富庶，“全村2 0 0 0 余人，有耕地6000余亩，大都是自流灌溉的沃土良田，人均耕地3 亩多，每年向国家交公粮10 0 余万斤，相当于温塘区3 0 多个村交粮的总和，人均千斤以上”,其中小麦占比很高，曾被誉为“北国的江南”。可搬迁后全村人均分到不足2 分产量极低的薄沙岗旱地，产出情况是“好年不过百，旱年一把柴”，只能种一般的杂粮，小麦种植彻底消失。从19 6 2 年起，在村支书刘平的带领下，村民修了6 座扬水站，修筑灌渠2 2 0 0 多米,将耕地全部变为水浇地，到19 6 7 年粮食总产量即从原来的1万斤提升到3 5万多斤，从原来要吃国家统销粮2 5 万斤变成了向国家交征购粮4 万多斤。其中，小麦的恢复是非常显著的 9 (P232-235)又如柏岭村搬迁时，“淹掉了村前的稻麦两熟田”，“人均耕地由1亩下降到不足5 分”，小麦种植大不如前。但此后又有所恢复，曾长期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封全华在6 0 年代结婚时，虽然很穷，但婚后家里剩下的家当是麦、稻各2 斗，玉米粒3斗 10 (P247)再如洪子店搬迁后，村民每人只分得2 分旱1998一一2007164005820954481999一一一20081640258359560520001633460309849520091641759559783820011633660309850020101644057159395520021618560309759641农业考古2 0 2 3 4岗沙土地，小麦暂时从田里消失了，“锅里的饭菜已不再是过去香喷喷的白面大米了”。但到了6 0年代中期，村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新修2 0 0 亩土地，并建扬水站2 座，修灌渠3 0 0 0 米,将村中大部分旱地变成了水田，小麦重又成了最重要的主粮作物 11(9 9,P0 P103)二、日渐边缘化的谷子谷子，古称粟，历来为北方人的主粮作物。在国外，虽也有谷子起源于印度、埃及等地的不同观点，但主流观点与考古发现均已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谷子是本土起源的，系由青狗尾草驯化而来。先秦时期，谷子的地位与黍并重。到秦汉时期，谷子即远超黍之上，成为一家独大的当家作物。随着时间推移，谷子面临小麦越来越强劲的冲击，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北方举足轻重的主粮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北方地区的谷子种植迅速边缘化，从当家作物变成了边角作物。平山县谷子种植的变化态势，与北方其他地区相近。直到清末民初，谷子仍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小麦均难以与其争锋。如前所述,随表2 19 4 9 一19 9 1年若干年份平山县谷子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一览表年份1949播种面积（公项）11355.19单产（公斤/公项）484.37总产量（吨）5500.14年份1978播种面积（公项）2339.43单产（公斤/公项）1732.73总产量（吨）4053.60资料来源：平山县志表3 19 9 2 一2 0 10 年若干年份谷子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一览表年份1992播种面积（公项）1946.67单产（公斤/公项）450着民国时期水利工程的兴建，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显著挤压了谷子的种植空间。到新中国成立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经变成了玉米、小麦、谷子鼎足而立的状态，而谷子已然落在玉米与小麦后面。此后，不管是在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比还是总产占比来看，谷子都呈现持续下降趋势。19 9 1年之前的数值变化为面积占比从1949年的2 3.18%下降到19 8 0 年最低点的4.8 6%，后又有所反弹，但也未超过6.10%；产量占比从1949年的16.3 5%下降到19 9 1年最低点的1.6 1%4(P194-1%)121(85-86)。19 9 1年谷子播种面积约3 万亩，产量不足9 万斤。19 9 2 年之后，除了19 9 4 年播种面积达到3 3 2 0 0 亩外，其余年份均在3 万亩以下，2007一2 0 10 年则进一步降至2 万亩以下。19 9 2 一2006年的总产量除19 9 6 年以外，一直都比水稻低，从2 0 0 7 年起，总产量才持续超过了水稻。19 9 2年以后谷子的巅峰产量出现在19 9 5 年，为2 7 7 9吨。2 0 10 年，谷子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相当于小麦的7.4 6%、2 4.6 7%、1.8 4%和玉米的7.9 5%、21.46%、1.7 1%1(P 3 9-0 0。平山县历年谷子种植情形可参看表2、表3。1952195711613.897368.35562.26976.006530.007191.49198019852000.042492.452040.962022.11408250401993199419402213.33375127519625798.541118.756487.1019892282.421623.28370519951996一一19655771.691069.916175.2019902630.721294.32340519971998一19705138.891365.947019.4519912273.981056.282401.9619992000一19753200.211865.495969.952001总产量（吨）年份播种面积（公项）单产（公斤/公项）总产量（吨）资料来源：平山县志（19 9 2-2 0 10）428902002151814252161727200315951305209328252004一277920051626135021391965200616086045217421132007116516201894一2008116516351905一2009125713501702一2010122614101729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就西柏坡地区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谷子的种植也快速走向没落。与平山县整体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在大搬迁之后，由于水浇地急剧减少,这里谷子的种植一度又显著恢复。但随着库区灌溉事业的发展，小麦重又发展起来，而谷子再次趋于没落。到19 9 1年，柏坡乡粮食作物的产出情况为玉米5 8 8.6 6 吨、小麦4 7 2.8 2 吨、谷子16.5 吨；三者的播种面积分别为15 5 6 亩、16 5 9 亩、15 0 亩；三者亩产分别为3 7 8 公斤、2 8 5 公斤和110 公斤 14(4 5,PlO。谷子的劣势地位，一目了然。自2 0 世纪4 0 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输出变革农业生产的行动，人们习惯称之为绿色革命。这一行动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直接形塑了全球农业生产的面貌与格局。绿色革命的核心诉求是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最主要的策略有五点：培育并推广少数作物的少数高产品种，大量使用化肥以保证土壤肥力，加强灌溉以增加农田水分供应，大量使用农药以预防病虫害，推动机械化以提高耕作效率。约翰麦克尼尔即指出：“绿色革命同样改变了物种和农业的遗传变异：它扩展了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统治范围，减少了那些对富含氮-水营养的农田不太适应的农作物的种植。”15(2)其实，小麦、水稻与玉米也只有极少数高产品种才是绿色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而它们的低产品种也几近完全淘汰出局了。其他对绿色革命相应策略并不敏感的粮食作物则是全品种系列在绿色革命浪潮中被边缘化，而谷子的边缘化尤其明显。就全国的数据来看，到2 0 10 年，小麦平均单产为4 7 4 8 公斤/公顷，玉米为5 4 4 6 公斤/公项，水稻为6 5 5 3 公斤/公项，而谷子只有19 4 6 公斤/公项，谷子单产相当于前三者的比例分别为4 0.9 9%、35.73%、2 9.7 0%。而就平山县的情况来看，2 0 10年，谷子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相当于小麦的7.46%、2 4.6 7%、1.8 4%和玉米的7.9 5%、2 1.4 6%、1.71%1(1399-00。我们未能查到西柏坡镇2 0 10 年的谷子产出情况，但就19 9 1年的情况来看，谷子总产量占玉米、小麦的比重分别为2.8 0%、3.49%，谷子播种面积占玉米、小麦的比重分别为9.6 4%、9.0 4%，谷子单产占玉米、小麦的比重分别为2 9.10%、3 8.6 0%。而规划的2 0 0 0 年的谷子总产占玉米、小麦比重分别为5.0 6%、5.6 4%，播种面积占玉米、小麦比重分别为9.7 0%、7.9 9%，单产占玉米、小麦比重分别为5 2.17%、7 0.5 9%。但规划的2 0 0 0 年谷子单产为3 0 0 公斤/亩，折合4500公斤/公项，显然无法实现 14(P45,P10)。O平山县也一直在努力推广谷子的高产品种，如2 0 0 6 年曾引进懒谷1号和杂交谷子进行小规模试种2 0 0 9 年曾引进杂交谷子品种豫杂谷8 号并试种9 2 亩；2 0 10 年又引进张杂谷8 号，推广种植了1500亩，据称平均单产达到了3 9 8 公斤/亩，折合5970公斤/公项，这一数值甚至超过了当年全国玉米的平均单产水平。但2 0 10 年的高产品种单产是大可存疑的，我们注意到，这一年全县谷子平均单产只有9 4 公斤，折合14 10 公斤/公项 13 (P398,PA)。在水肥投入与育种技术都远超传统时代的条件下，谷子的单产水平却未能发生质的飞跃，相较于玉米、小麦差距巨大，因而减少谷子种植而扩大玉米与小麦种植才是合乎经济逻辑的选择。正如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传统农业下的农民其实是最理性的“企业家”，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特定条件下经济回报最高的选择。所以，民国九年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单产劣势明显的谷子走向没落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谷子终究还是北方农作结构中最顽强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在传统生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关于谷子与小麦敦轻熟重，仍有必要再做更多剖析。三、“南米北面”抑或“南米北米”“南米北面”是学界与社会大众对南北饮食结构的共有认识。饮食结构与农作结构相同，换言之，人们一般认为南方与北方最重要的主食分别是大米与白面，相应的最重要的主粮作物则是水稻与麦子。这种认识出现甚早，如宋应星即已指出：“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16 (卷上乃粒第一,P33)而现当代不少农史学家的笔下亦多有相关43农业考古2 0 2 3 4论述，如王利华指出：饼食日益普及对麦作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直接和重要。反过来说，华北人民改变千古传承的“粒食”方式，将麦子磨粉做成花色无数的“饼”，日日以之为食这是麦作随后继续强势扩张、最终超越栗类成为华北第一主粮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北方吃面”这一强固饮食传统得以确立并长期延续的文化一生态学基础 2 1(P87)。游修龄在分析粟、麦、稻的变化脉络时，称：在古代，栗、麦、稻是中国南北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它们的地位因时代而异。从新石器时代到有史以后的商周时期,粟一直居首位，麦次之,稻又次之。到秦汉以后，麦的地位上升了，接近粟的地位,稻仍为次。从三国到南北朝,稻的比重上升了，与栗麦可以平起平坐,因为南方的开发加快了。从唐宋(7 一13 世纪)以后，稻便取代栗麦而跃居首位,麦次之,粟又次于麦,一直至今不变 17 (P432。曾雄生亦称：“宋元以后，小麦取代小米成为北方人的主食，面食习惯的养成，成为北方人食用大米的又一障碍。”18)(P12)实际上“南米北面”这样的格局可能只是一种片面的刻板印象。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至少在2 0 世纪7 0 年代以前，白面并非日常食用之物，谷子依旧是最为重要的主粮作物。与其说是南米北面，不如说是南米北米，不过南方是以大米为主而北方以小米为主。我们未曾查到民国以前北方地区小麦、谷子的播种总面积与总产量的全面而系统的统计数字，学界相关论述也大都没有坚实的数据支撑。从若干明代方志中的赋税资料来看，不少地方征收之两税，夏粮远较秋粮为少。如距平山较近的获鹿县，嘉靖中“夏税小麦八百九十三石九斗九升六合二勺”“秋粮一千九百一十四石六斗六升七合八勺一抄二撮五圭”，秋粮为夏税的2.14 倍19(卷五籍赋),P3b-4a)。同样,距平山不远的赵州,隆庆中“夏税八百八石二斗一升六勺六合二撮五圭，秋粮一千八百四十二石三斗五合三勺七抄二撮五圭”,秋粮为夏粮的2.2 8 倍 2 0 (三田赋,Pa)。而磁州秋粮与夏税相差更为悬殊，嘉靖中“夏税四千五百一九石九斗三升一合，秋粮两万九千二百四十一石二斗一升四合”，秋粮为夏粮的6.4 7 倍 2 1】（卷一地里志,P23b)清苑县的记载更为明确，成化中“夏税三千五百二十四石五斗八升九合九勺七抄四撮七圭五粒，稻米二十四石七斗六升五合五勺二抄四撮五圭，秋粮七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升二合六勺一抄三撮七圭五粒”，秋粮为夏税的2.0 6 倍；而弘治七年后推行马政，减少赋税征收，“实征夏地一百八十八，计麦一千三百七十九石八斗七升二合八勺；秋地五百一十九顷，计栗米二千八百七石一斗九升七合八勺六抄四撮”，征税秋地面积为夏地面积的2.7 6 倍，征收粮食量粟米为麦子的2.0 2 倍 2 2(卷三户田)P34a-34b)。则不论是播种面积还是总产量，小麦均远不及谷子，估测所得的小麦单产虽比谷子高，但也不过1.3 7 倍，优势并不明显晚近的资料亦可以参证。解放战争中，华北局为平津战役准备物资时，计划调拨小米6 9 2 5.5万斤，需要麦子115 4.2 5 万斤，小米为麦子的6 倍23(卷三,P1258)。19 4 9 年1月，华北区对牺性人员的抚恤标准亦与小米挂钩，牺牲者棺葬费平原地区为500600斤小米，山区为4 0 0 5 0 0 斤小米；抚恤家属县级以上干部10 0 0 斤小米，县级以下干部800斤小米，普通人员6 0 0 斤 2 4(卷三,P1326)。关于传统时代北方人吃面多少的问题，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方人的切身体会更可参证。如齐如山即称：有许多人说，中国人是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面者，乃指的是小麦面粉。按南方人吃米，这句话是不错的，而北方人吃面，就绝对靠不住了独吾国北方人则不然，若大城池中人，或富有之家，则当然也是以面食为主，以肉类菜类为辅助，但这是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难得吃一次白面(小麦面粉,俗呼白面)。普通着说，一百家之中，每日可以吃白面者，不过四五家，能够偶尔吃一次白面者，也不过二三十家，终年吃不到白面者，约也有二三十家。这样的情形，怎能说北方人吃面呢?2 5 (P1)齐如山进一步指出，华北的平汉铁路以西直到山中区域皆以谷子为主食，其余大部分区域以杂粮为主食，而杂粮中仍以谷子最为重要。冯玉44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祥回忆在康各庄的生活时，也称：“麦熟的时候，每月可调剂15 斤麦子，抵扣小米10 斤；中灶每人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梁、棒每日小米1斤6 两，其中每月可调剂2 0 斤麦子，抵子、小米面等杂粮。”2 6 (P21)扣小米2 0 斤；而小灶每人每日白面1斤3 两。每10 0赵荣光也指出：斤麦子折合8 0 斤白面 2 9 （(卷三,P15)。同年10 月，又规由于栗的巨大的综合经济效益，使它在数千定每月细粮发给的比例大灶为16%，中灶为年来一直为北方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对于50%，小灶为10 0%，折合率仍为1斤小米折1.5 斤广大庶民来说，小米在日常口粮中的比重是远远麦子 3 0 (卷三,P1186O超过麦面的。小米还是传统时代北方的硬通货，薛暮桥等我党早期财经人员即将货币发行量与小米挂由于小麦成本高（用的籽种多而产量低)和钩，“经过计算各地区的货币发行量和物价变加工繁杂等原因，面粉的大量食用和面条的发明化之后，我们发现，不管情况如何变化，解放区最初很可能都在贵族之家。这一点，我们似可以每人平均货币流通量大体上相当于三十斤小米从汉代贵族墓葬冥器雄房（间有磨）、画像砖面粉的价格”3 1(卷一,P261)。夹峪村人刘梦元将土地租加工图中得到启发，当然也可以通过直到2 0 世纪给中央机关种菜，每亩地所得回报是一担八斗70年代，对北方城镇居民口粮定量的1/3 左右配小米，合5 4 0 斤，他本人务工的报酬为每天7 斤给面粉这一事实去反思。尽管小麦粉因为价贵而小米 3 2 (册一,P142)。革命队伍中的薪水，也用小米非庶民平日的食料，但在正常年景的节令、祭享、来衡量，普通人一个月的零用费折合四五斤小喜庆、敬老、养痘等特别情况下做成普通百姓的米的价钱 3 3 (卷三,P169)。而叶周在通家口为同志们食物也属惯见 2 7 (P23-24)教初中文化和代数课，一月所得报酬为7 0 斤小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平山县，民国县志中亦可米的钱 3 4 (卷三,P130)看出小米比小麦更为重要。编著者讲述饮食习俗据陆沅回忆，他在位于南庄的中组部工作时称：“普通所食，以五谷为主，而农家常食为谷时，“吃饭在大灶食堂，没有桌椅，大家就在地米、玉菱等。遇有宾客婚丧，以稻米麦粉为上品。”上吃，主要的食物就是小米、白菜、萝卜，过年的28(卷+风),8)讲述物产时则称本地所产谷子无法时候给大家改善一下,还吃过饺子”3 5 (册一,2)。满足需求，还需从山西输入，“惟谷米一项为本县宋堃回忆在南庄机要科工作时吃野餐的场民众家常食品，缺乏最多，全仗由山西贩运接济”景，仍是满满的幸福感，称：“说起夜餐，至今回想28(卷五物产),P48)。该志书中共收录农12 条,与谷子起来都感到是一种享受。因当时每天两顿饭，经有关的即有5 条，与麦子有关的只有2 条，其中1条常吃的都是小米饭和熬南瓜等，只有一个星期改两者兼有：善一次生活,吃顿馒头和有肉、蛋的菜。而机要科白露不秀，寒露不收。夜餐都是吃面条，用打水的木桶挑来，大家在紧六月六，见谷秀。张的工作中，边吃边休息一下，所以感到夜餐格小满的高梁，芒种的谷，立夏种上玉蜀黍。外香,非常好吃。”3 6 (卷二,P142)去暑不露头，割来喂了牛。叶周回忆新华社对外部在通家口工作时的三月三的风，四月四的雨，麦子黄痘谷子秕。场景，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煮挂面的场景，其实麦子不得二月节，就怕来年二月雪 2 8 （春+凤也可看出平时吃面食较少。他指出：,P 10 0-10 1)我每隔三天去赶集一次，买回一点肉、青菜、西柏坡周边区域,关于革命年代的诸多材料鸡蛋和挂面。没有切肉刀，就用剪子剪，没有锅就也可证明，谷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口用吃完了的解放区救济总署发的装五磅奶粉的粮。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主要口粮也是小米，罐头，把肉放在空罐头里用炕头取暖用的小火煮1948年8 月规定大灶每人每日小米1斤6 两，其中上一天。到半夜，才将挂面放进去，这时肉已全烂45农业考古2 0 2 3 4在汤里，味道好极了。每次打开罐子盖时，夜班的同志们都会连声喷喷地说：“好香啊！”廖公本来是吃特灶专门为他准备的夜宵。有一次他喝了我煮的“烂糊面”，就要通讯员把钱领出来交给我，同我们一起吃 3 4 (卷三,P129)。华毅回忆在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的场景时称：“当时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南瓜、胡萝卜，天天吃这些东西。一星期改善一次,吃一次细粮,吃白面,吃点肉。但是我们的生活要比李家庄的老百姓好得多，老百姓粮食不够，瓜菜代替，尤其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吃一些糠。”3 7 (卷二,P145)1949年，中央迁往北京之前，毛泽东与警卫班聊天时问他们进城后有什么想法，有人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则批评了这种观点，强调了革命依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不能忘本 3 8 (二,P271)。相应地，我们党习称 小米加步枪”而非“白面加步枪”,亦可看出传统时代小米更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西柏坡周边的人们仍是以小米为主食，甚至有小麦也换成小米。据称,洪子店“一些青壮年也冒着风险用自行车带着国家供应给自已舍不得吃的少量小麦跑山西换粗粮”3 9 (P101)。而西柏坡也有类似情形：当时不准个人经商搞企业，连到纪念馆卖点土特产品都视为资本主义倾向，遭到限制与批判。有的户给了统销粮没钱买，只得借钱按国家粮价买回，又偷偷到“黑市”高价出售一部分，去归还借款,如此年复一年过着紧紧巴巴的苦日子 8)(7 3)。小米的普通食用方法有三种。一是熬小米粥，此为北方人最重要的粥品，至今依旧如此。游修龄、曾雄生认为，“广义的粥也包括粟米粥和黍米粥，但两者都在早期的黄河流域为主，它们的消费量和规模随后越来越少，文化背景远非稻文化所能比拟 17 1(P397),这显然与北方的实际情形并不符。与干饭不同，制作含大量水的粥和汤类食物，可以用更少的食材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古代中国人赈灾时会设粥厂。北庄人韩兵宜在与机要科工作人员徐爱民回忆当年生活时称：“当时我们家里穷，平时除了锅贴饼子、红薯、小米稀饭,也没什么好吃的。”4 0(册一,P294)还有一种变种的小米粥，即在小米粥内掺杂上白菜、萝卜条甚或杂面条并加少许食盐而形成的介于粥与干饭之间的食材,称之为菜饭 4 1(P812)二是像大米那样蒸成干饭，搭配熬菜,更为耐饿，从事高强度劳作时，多采用这种吃法。有人回忆日常生活情状称：“我们在冀西的时候，伙食比较差，吃细粮的机会不太多。菜也较简单，常常是炒干萝卜条有时菜不够吃，向老乡买两头大蒜也可以送下半碗小米饭。”3(P169)又有人回忆土地会议时的伙食情况时即称：“那时，中央工委专门安排大灶给代表们做饭，通常做些小米干饭、小米粥、菜汤之类，偶尔还杀猪宰羊给大家改善伙食。4 1(册一)三是加工成粉状再食用。小米面的吃法有以下几种：煎饼，小米面加水调成糊状，在煎饼整子上摊制而成，厚度一般不到1厘米，多折成半月形，一般称为“饼折”。茶面，将小米面炒熟，拌上少许芝麻，加适量水煮沸后即可，当地人亦称之为“茶面粥”，多在冬季食用，亦为春节期间常见的食品。丝糕，大团面发酵后放在笼上摊平蒸熟，然后切成小块食用 4 1(P812-813)。谷子在与单产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的角逐过程中，始终未落下风，直到现代技术加持小麦之后，才最终落败。实因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谷子相较于小麦有着独特的生态适应性,细究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耐旱且需水量小的谷子更好地契合了北方旱作农业生产条件。作物栽培学家的研究证明，谷子是相对比较耐旱的作物，蒸腾系数142一2 7 1。苗期尤其耐旱，苗期需水量只占生长期总需水量的1.5%，而且苗期干旱更有利于根系的发育。即使到需水量较大的后期，也极其怕涝，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排水而非灌溉。对短期严重干旱的耐受能力远超小麦，在相对缺水且旱灾发生概率较高的北方大部分地区，种植谷子的风险更小 3 (P148)。其二,耐贫的谷子也更好地适应传统的肥料条件。谷子对土壤要求不高，黏土、砂土都适宜46西柏坡地区小麦与谷子种植述略种植。谷子对养分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每产生10 0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 8 4 年版；中国栽培植物起源千克谷粒，需要氮素量2.5 3.0 公斤、磷素1.2 一与发展简论，载农业考古19 9 3 年第1期。此外还有若干学者持相同立场，如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1.4公斤、钾素2.0 一3.8 公斤。相应地，小麦分别需载农业考古19 8 3 第1期；梁祖霞普通小麦起源之谜，要2.0 4.2 公斤、0.8 1.4 公斤、2.6 3.8 公斤 3 1(5 2,P48)。表面看来，谷子的肥料需求量与小麦相差不大，但考虑到这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肥料投人，而且2 0 10 年我国小麦单产每公顷4 7 4 8 公斤，谷子单产每公顷19 4 6 公斤，小麦单产为谷子的2.4 4倍，相应地单位面积的肥料需求量小麦也会达到谷子的2.5 倍以上 3(P2,P14)。其三，谷子的综合效益也更适应传统的社会经济条件。谷子播种时所用籽种数量为每公顷1522.5公斤 3 (5 0),小麦要达到理想产量时播种量为每公顷16 0 公斤 4 2 (%),小麦的籽种消耗量几乎达到了谷子的8 倍以上。加之谷子的抗逆性、抗病虫害性都远较小麦为高，在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种谷子显然风险更为小。同时，谷子还是非常理想的粮、草兼用作物，粮、草比在1:1一1:3 之间，谷草是优良的饲料，俗称干草，含粗蛋白质3.16%、粗脂肪1.3 5%、钙0.3 2%、磷0.14%，营养状况与豆科牧草接近，是北方天寒地冻的冬季所必不可少的粗饲料,此点为麦秸所不能及 3 (P14)。此外，谷糠还是常见的精饲料，喂养驴骤之外，也常用来喂鸡。当然，遇上灾荒年，糠还用作人的口粮，故有“糠菜半年粮”的说法。要之,西柏坡与平山县的小麦与谷子种植情况的发展变化，一如整个北方地区，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但与学界及大众的刻板认识不同，小麦地位虽持续上升，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始终未能真正撼动谷子当家作物的地位。与其说是“南米北面”，不如说是“南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