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内外_论汪曾祺的写作史_钟怡雯.pdf

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25现当代 文 学 研 究文学内外：论汪曾祺的写作史钟怡雯 摘 要：汪曾祺 1940 年开始写小说时，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跟他同辈的作家一样，历经中国政治与社会波涛汹涌的三十年，创作近乎停滞。汪曾祺以“归来者”的姿态重拾创作，是在第四次文代会（1979 年）召开之后。汪曾祺走“笔记体、中国风”的小说风格，完全悖离时代风潮，却被视为先锋小说的源头。本文重回 1979 年的历史语境，从文学史与写作史的角度重评汪曾祺，具体讨论面向包括：第一，1949 年与 1979 年对汪曾祺的意义；第二，1979 年之后，中断写作三十年的作家，如何从 1949 年回到 1980 年。作为美食家和鉴赏家的审美态度，又如何化为小说的底气与风格；第三，重读沈从文对汪曾祺所造成的影响。关键词：汪曾祺；“文革”；先锋小说；文学史；沈从文前 言汪曾祺（1920-1997）1940 年开始写小说时，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第一篇小说钓（1940）发表于昆明 中央日报，这一年，他二十岁。1940 年代，他总共完成四十三个短篇小说，并且在 1949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邂逅集，可以说是早慧且早熟的作家。接下来的十年他的小说创作中断，整个 1950 年代，仅有零星的短文和随笔。1960 年代初完成三篇小说 羊舍一夕（1961）、王全（1962）、看水（1962），1970 年代则仅有一篇 骑兵列传（1979），两个十年总计有四个短篇，数量更少的随笔。这位早熟早慧的作家跟他同辈的作家一样，历经中国政治与社会波涛汹涌的三十年，创 小说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所经营，同时出版的还有穆旦诗集 旗。邂逅集 收入早期 创作的小说八篇：复仇 老鲁 艺术家 戴车 匠 落魄 囚犯 鸡鸭名家 邂逅。本文以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汪曾祺全集（全 十二卷）为主要参引依据，1998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的 汪曾祺全集（全八卷）为辅助参考数据。人民文学版（新版）的这套全集，在文献和分类的搜 罗上更完全，除了新增新诗、旧诗和杂文等，尚包含 书信集。原北师大版散文卷的随笔和序等杂文，在新 版的全集悉数纳入两卷 谈艺。此外，新版全集内 容经过重新校订，纳入不少北师大版未收入的旧稿。复仇（1941）在北师大版原作汪曾祺第一篇小说，新版全集在这篇之前新增了五个短篇。复仇 最初 发表于重庆 大公报，分别在 1944 和 1946 年两度 修订。汪曾祺有续写、补写或重写旧作的习惯。作近乎停滞，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文革”开DOI:10.16100/32-1815/c.2023.02.012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26始，又被控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罪名被批斗、游街；进过牛棚、劳改，下放过张家口沙岭子（1958 年 10 月至 1959年 12 月），也曾在内蒙古沽源农科所种植马铃薯（1960 年 7 月至 1961 年 12 月）。“文革”结束，待了十五年（1962 年 1 月至 1977 年 4 月）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团有人贴大字报，指汪曾祺为“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大方向”，经审查不了了之，但亦无分配工作。这件事严重打击了汪曾祺，他致信好友语言学家朱德熙（1920-1992），表示无甚心思写小说和散文，“一时既无可写，也不想写”。汪曾祺以“归来者”的姿态重拾创作，是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1979 年 10 月 30 日-1979年 11 月 16 日）之后。第四次文代会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转折，史家定位为“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象，得到热烈的表达”，汪曾祺的右派身份随后获得平反，在花甲之年攀上写作颠峰，以“晚期风格”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下传奇的一页。汪曾祺在 1979-1980 年这两年间陆续完成四个精彩的短篇，包括：塞下人物记 黄油烙饼 异秉（二）以及 受戒。根据小说同行兼好友林斤澜（1923-2009）的说法，受戒（1980）发表之后，汪曾祺受到文坛热烈的欢迎和赞誉。沈从文是汪曾祺的创作启蒙兼推手，两人相差十八岁，亦师亦友。沈的重要著作完成于 1949 之前，汪则奋起于 1979 之后。“沈从文与1949”、“汪曾祺与 1979”，这两组关键词分别代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重要转折或回归。沈从文进入当代之后受尽折磨，最终在文物考古中安身立命，就写作而论，被冠以“大器晚成”或“横空出世”的汪曾祺，或是相对“幸运”的那个。幸运或许过度简化了写作这种复杂的“职业”，从 1949 到 1979 这漫长的三十年，对政治“不正确”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亲人而言，“谁都不会以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到了政治松绑的 1980 年代，像汪曾祺这种没有显赫政治资本的作家，虽获同行称赞，重归之路依然困难重重。他不像右派那样是“重放的鲜花”，亦非结束再教育而光荣“回城”的知青，没有可以洗清而可以恢复的名誉，知青或红卫兵的光荣或梦想均与他无涉。根据好友林斤澜（1923-2009）汪曾祺生平资料依据徐强：汪曾祺年谱简编，收入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 337-367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汪曾祺：770907 致朱德熙，汪曾祺全集（12）：书 信卷，第 6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朱德 熙是汪曾祺的挚友，原就读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 后转入中文系，对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很有兴趣，获 唐兰、闻一多等名师教导。1945 年毕业后在昆明中 法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加入民盟。1946 年起在清华 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 年转入北大中文系。跟汪曾祺 一样喜爱音乐和绘画。他尤爱昆曲，能笛，会唱，擅长 京剧，拉得一手好京胡，汪曾祺跟他鱼雁往返一生，许多没有写进散文的生活日常和心情起伏，可从书 信中补足，是研究汪曾祺的重要资料。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 226 页，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艾德华 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论晚 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 是他最后一本 着作，未完稿。主要讨论艺术家在人生渐近尾声，面 对肉体衰颓之际，生出一种与前期作品不同的风格，可以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或新语言的铸造。异秉 原为 1948 年旧稿，1980 年 5 月 20 日重写。汪 曾祺修改旧作或者旧稿重写，通常会在文末注明时间。语出林斤澜：汪曾祺全集 出版前言，收入汪曾 祺：汪曾祺全集（一），第 5 页，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8。事实上，受戒 从发表至今一直是 热门的论题。按：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师大出 版社，1998。本文只引述林斤澜：汪曾祺全集 出 版前言 一文，汪曾祺所有作品皆引用 汪曾祺全 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以阿拉伯数字（1）（12）来标示卷数。罗岗以“横空出世”形容汪曾祺在 1980 的回归，见 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 曾祺的意义，文学评论 2011 年第 3 期。职业 原发表时间是 1947 年，1982 年重写并以同 题发表。引文见 汪曾祺全集（1）：小说卷，第 21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说的是一个年青小 伙子挎竹篮沿街叫卖令人觉得可惜，因为“谁都不 会以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郜元宝对汪曾祺复出所遭受的重重阻力有详细的论 述，详参郜元宝：汪曾祺论，文艺争鸣 2009 年 第 8 期。细节请参考林斤澜：汪曾祺全集 出版前言，收入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第 5-7 页。的说法，受戒 这篇小说是以“小和尚谈恋爱”为噱头，当作思想新动向报导，搭的还是 1979年“思想新动向”会议的顺风车。异秉 甚至没有通过编辑部会议。就风格而论，汪曾祺用简笔写成的笔记体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27小说完全悖离时代风潮，他不呼喊也不控诉，写到痛苦处甚至会用淡笔，如同他的小说 寂寞和温暖所揭示的，他的小说读来予人寂寞而温暖之感。1980 年代初期，伤痕和反思文学大行其道，尔后，寻根文学（1985）和先锋文学（1986）窜起，汪曾祺走“笔记体、中国风”的路数，跟整个吹着西风的中国文坛大异其趣。这样一位开倒车、往后看的作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却被“追认”为先锋小说的源头。本文试图重回 1979 年的历史语境，重评汪曾祺的写作史，具体讨论面向包括：第一，1949年与 1979 年对汪曾祺的意义；第二，探讨市井中独行的“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如何支持中断写作三十年的作家；第三，讨论沈从文对汪曾祺造成的具体影响。一、1979：先锋文学的先锋汪曾祺重拾小说创作是在 1979 年末，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之后。这个被文学史定位为文学复苏的年份，最主要的精神着重在文艺民主，创作自由，破除文艺等于政治，文艺图解政治，且服务于政治的枷锁。邓小平在大会上的“祝辞”是重要的指标，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破除“文革”加诸于创作者的精神枷锁；不干涉创作自由；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程光炜的观点：第四次文代会等于启动了“重评”的历史程序，文学的活跃和混乱亦随之开始。他把第四次文代会视为重要“事件”。文学史上，它具有重新组织作家和批评家的特点，让落难文人、被遗忘的文人重返文学舞台；对个人而言，则影响了这些文人的生存，以及亲人的命运：“第四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大 事件 之一是对当事人日常生活直接的深度震撼，是对个人生存、亲人命运等一档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事件 是一面历史镜子，它在当年映射的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转型过程，在今天照出的却是 1979 年丰富多彩的文人百态。“我还把文代会时期的汪曾祺和浩然称作 历史边缘 上的文人。我的理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 40、60 年代，他们都曾经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之所以突然又变成边缘，是因为文代会要 重评 他们那段历史。他们被“文革”选择，当然会被文代会抛弃。”第四次文代会当然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以及正面影响，然而，它也有极其残酷的一面，彷佛是一场文坛点名行动，受邀出席等于获得文坛的许可证，没有受邀的作家，极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板，或者文学史的暗影，文代会具有重评历史的意义在此。出席的文人又可分为主流文人与落难文人。汪曾祺不在出席名单内，或许，他连落难文人都算不上。实际上，汪曾祺在 20 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算不上文坛的核心作家，他在 1965 年完成家喻户晓的 沙家浜，只能说是时代的因缘际会，或美丽的错误。文代会重评文人，而汪曾祺创作 沙家浜，也依然跟文代会有关。第三次文代会（1960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先锋小说家格非在 2007 年跟李建立的一次对话指 出，当他还是华东师大的学生时，有一大群人如饥似 渴地读汪曾祺的作品，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作家”，格非坦承个人的小说深受汪曾祺的影响。虽然如 此，受戒 发表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一群同辈却是 看不懂。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 说，南方文坛 2007 年第 1 期。第四次文代会的专文论述，请参考黄发有：第四次 文代会与文学复苏，文艺争鸣 2013 第 10 期。参阅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 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 1979 年 10 月 30 日。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 1979 年的多重接受，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第 245-246、24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此文原刊于 花城 2008 年第 1 期。参见 四十二年前的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2021 年 11 月 15 日，霄咏说，https:/ 地下联络员，后 更名为 芦荡火种（1964）以京剧形式演出，非常 成功。江青对 芦荡火种 非常赞赏，因此记住了汪 曾祺的名字。此时汪已到北京剧团工作。1964 年 6 月剧本出版，署名“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薜恩厚改 编”。1964 年 9 月，毛泽东建议改名为 沙家浜，并指 示了修改意见。1965 年 4 月，汪曾祺应江青之召到 上海，再次修订，经江青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又，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学，他们在西 南联大成立“山海云剧社”，曾演过曹禺的 北京人。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2813 日）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为核心的指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去体验劳动生活，与工农兵群众同命运，共甘苦，由此发掘文学艺术素材，熟悉劳动人民的语言，创作出革命文学艺术作品。罗列第三次文代会的主旨和精神，主要说明第三和第四次文代会在政治操作上的差异。汪曾祺 1962 年起即在北京剧团工作，而样板戏则是政治传声筒。剧本写作原是汪之所爱，也是一生的兴趣，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开始写剧本，同时也是票友。他在“文革”时期的剧本写作，固然是遵循第三次文代会的指示，不能说跟政治无涉，然而他也能在其中寻得写作的乐趣。程光炜所谓“在 文革 期间被选择，被（第四次）文代会抛弃”的评价，两个“被”字说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文人难以置身事外。汪曾祺的写作原就扎根于平民的生活，在政治指导之下的写作，并不完全是打高空，这里面仍然饱含他热爱的人情世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时代风向中，汪曾祺承认自己确实也受到“庸俗社会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左右，但是并不 应时当令”，可见他的警惕。汪曾祺在文坛素以淡泊着称，书画自娱也娱人，文评家李陀 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 一文论现代汉语从“五四”以来的转变进程，他把汪曾祺譬喻为“领头雁”，是把毛文体解放出来的先行者，这样一个平日好书，好画，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从传统文化蕴育出来的人物，却成了先锋文学的先锋。这篇文论写在汪曾祺逝世之后，末尾记述他与同为评论者的妻子刘禾登门拜访索求字画的趣事，两人皆十分喜欢这个自视甚高，却又十分自谦的可爱老头。如同 卖蚯蚓的人 这篇小说所叙，汪曾祺是“生活现象的美食家”的化身，喜欢日常和生活。戏剧以口语推动的情节，演出时直面平民百姓，要引发大众的共鸣，在诸多文类中可说最接地气。“文革”盛行的样板戏最早出现时，其实还小有可为，“试图解决现代生活和戏曲传统表演程序之间的的矛盾”、口语化的唱辞“表现素朴生活哲理”。汪曾祺在 沙家浜 写下为人所熟知的“人走茶凉”（原文作“人一走，茶就凉”），充满对人情世故的体察。应该这样理解：即便他觉得样板戏从总体上说“无功可录，罪莫大焉”；其创作方法“其来有因，遗祸无穷”，这种违反创作规律的文体，别人抱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却觉得中国现代戏曲史不能忽视它，应该正视它的功与过。1979 年之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在变得更口语化，对话愈加洗练，关键就在样板戏的毛文体写作训练。样板戏可说是毛文体主流中的主流。经过毛文体的洗礼，或者改造，再从毛文体脱胎换骨，汪曾祺完成了另一种“现代汉语”，不能不说是由此因祸得福。虽然这“福”是后见之明，也并非人人都有秉赋或才气去化祸为福毕竟，“文革”是对身体和灵魂的集体试炼兼改造，浴火重生如汪曾祺者能有几人。无论是“革命人”或“被改造”，都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多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对此余悸犹存，对于从旧世界旧社会走出来的写作者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简况，中国文艺报，2009 年 7 月 15 日，http:/ 17109937.htm。尚未在北京剧团工作之前，他已经写过剧本 范进 中举（1957）。文学史讨论汪曾祺多半集中在他的 小说和散文，忽略戏剧的成就。早在初中阶段，他即 登台唱青衣，西南联大时期与同学杨毓珉 沙家浜 另一位作者）成立“山海云剧社”（1942）。他不只能 写，还能粉墨登场，兼当化妆师。在戏剧方面，他是 有实务经验的全能创作者。此外，他留下不少剧评 文字，是个不折不扣的戏剧专业户。另有至少十五 个剧本著作在“文革”时期，他中断了其他文类的 创作，戏剧创作却没辍；“文革”之后，被同单位的同事 抹红，没有心思写散文和小说之际，仍然把曹禺的 历史剧 王昭君 改编为昆剧，期间并萌生以汉武 帝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写了三个剧评最后一个 剧本 炮火中的荷花（1995）离过世不到两年。汪曾祺：门前流水尚能西晚翠文谈 自序，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第 378 页，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19。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 1998 年第 5 期。汪曾祺：卖蚯蚓的人，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第 32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汪曾祺：关于样板戏，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第 495、494-496 页。汪曾祺：沙家浜，汪曾祺全集（7）：戏剧卷，第 347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对白出自阿庆 嫂之口，前面两行是：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 走，茶就凉。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29而言，他们要历经两次精神世界的蜕变，一是“五四”，一是 1949，沈从文的例子说明了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新社会与新文化。作为沈从文得意门生的汪曾祺也曾经历经适应的转折期，或者转折点，曾有很典型的“弃民”症状。根据林斤澜的回忆，“文革”过去两年后，北京出版社准备出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有人提起汪曾祺应入列。可是汪并不感兴趣，答曰：“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后来凑足了篇幅，竟在自序表示，此后不再写小说了。林斤澜形容这是“心神不宁”、心灰意懒。弃民、边缘文人意味着不在中心，可以跟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贴近生活，未尝不好，汪曾祺说过“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是作家的职业病”。不写作，他仍然可以从容度日，上菜市场、做饭、画画、写信写书法，自由自在读书。汪曾祺喜欢植物，植物考究的功力可媲美沈从文的文物考古。他的书信文采斐然，写得极有情味，最能见出他的真性情，致好友朱德熙的多封信件尤其精彩。心有余裕则天地宽，于是“年轻时读过的、受过影响的，解放后被别人批判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心里复苏了”，弃民或边缘文人的身份，反而使汪曾祺横空出世，成为经雨雪而愈绿的晚翠枇杷。横空出世，其实有迹可循。汪曾祺成长于书香世界，祖父汪嘉勋（1863-1940）是清末拔贡，亲自教他读书作文。父亲汪菊生（1897-1959）性格开朗，富于艺术情趣，多才多艺，对汪曾祺影响甚巨。汪曾祺耳濡目染，诗琴书画戏曲无一不通，及长，虽然受新式教育，其精神与底气却已抵定，似乎预见了日后不与时人弹同调的小说风格。十五岁时，他说自己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用毛笔抄写，习词兼练字。藉出身富裕，在犹太文化中成长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9）在 经验与贫乏的说法，在“文革”中被催枯拉朽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是汪曾祺的“教养”。在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一代人，面临现代化的风暴，却像频频回顾的新天使，留恋着只剩废墟一片的旧世界，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本雅明使用“无教养”描述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验贫乏的一代人。汪曾祺被视为“在八十年代出现的三十年 洪子诚认为 1980 年代的作家构成可分成两部分，一 是在 1950 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的复出作家 或归来作家，二是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 受再教育的知青作家。复出作家多半在“文革”中被放 逐，恒有“弃民”的身份意识。详见洪子诚：中国当 代文学史（修订版），第 193-195 页，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林斤澜：汪曾祺全集 出版前言，收入汪曾祺：汪 曾祺全集（一），第 2 页。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9）：谈 艺卷，第 501 页。汪曾祺：晚翠文谈 自序，汪曾祺全集（9）：谈 艺卷，第 378 页。徐强：汪曾祺年谱简编，收入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12）：书信卷，第338页。德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译，第 252-258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林斤澜：汪曾祺全集 出版前言，收入汪曾祺：汪 曾祺全集（一），第 9 页。汪曾祺生前唯一一次作品 讨论会，是1987年由 北京文学 主办，林斤澜主持。北大几位青年学者给他 定 了个 位，大意是士 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从此，“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的称谓于是成了汪曾祺的标签。请参考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1988年）。进入1990年 代，汪曾祺研究可说是热点，论述汪曾祺的队伍随着 重要作家和学者一再地阐述，让他跟“文学史”的关 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虽然如此，黄子平这篇完成于 1980 年代末的论文仍然值得参考。该文收入黄子平：“灰澜”中的叙述，第 221-247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2001。代的作家”、“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说的正是他与当代文坛的时间差。传统对他而言与宗教无异，改造或革命改变不了老灵魂。以 受戒 为例，这个写小和尚谈恋爱的短篇小说，让充满伤痕的文坛看见人性的温暖，庶民生活的可爱，风格与当时的伤痕或反思文学大异。1980 年代的文论，一般把 受戒跟“寻根文学”接头，或者把稍早于 受戒 的 黄油烙饼 异秉 一并置入“伤痕文学”的历史脉络去讨论，认为相较于“伤痕文学”公式化与概念化的粗糙吶喊，汪曾祺的细致温润在他的当代充满“异质性”。黄子平曾在 汪曾祺的意义 一文指出，受戒 大异于当时的文学潮流，既不伤痕也不反思，既不粉饰伤痕，也不探讨生存，语言清新质朴，叙写单纯无邪的青春，以及古趣盎然的民俗，因此有点不合时宜。进入新时期，“西方”重新进入文学史的视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30野，如何走向世界、面对世界、和世界产生对话，成了那个年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然而汪曾祺似乎不受影响，不要把作家抽象化起来（1988）一文把评论界的理论焦虑譬喻为“六经注我”，把作品拆了放到理论去，客先主后，作品成为理论的演绎。走向世界和面对世界的焦虑具体表现在文学史上，便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先锋作家代表之一的格非（1964-）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回顾，认为先锋小说真正的源头是汪曾祺，“我个人受汪先生很大的影响”。像格非这样在文坛已有一席之地的成名作家，能够开诚布公地明说自己的文学渊源，而且说得那么心悦诚服，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多半有影响的焦虑，少有不打自招，即便被打了，也不见得要招。汪曾祺“中国地道的小品式的小说”，完全不应时当令，文学观甚至还很保守，认为风格即人格，作家应有责任给人们带来快乐，文艺要有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老灵魂，却成为“先锋文学的先锋”，一点也不符合作为先遣部队，走在时代与潮流前端的 avant-garde（先锋派）特质。或许，对文学创作而言，越不属于那个时代的，越有超越时代的可能。对于这点，汪曾祺论风格与时尚的说法，可以稍作解释：“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他举的例子是中国的画家与书法家例如齐白石、八大山人等，书画如此，挪用至小说，谁曰不宜？他逝世之后，悼念文章或论文的作家学者很多，盛赞他的为人与为文，颇为罕见，可以作为文学史现象来讨论。根据吕正惠的说法，台湾其实也有不少“汪迷”。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汪曾祺可以成为先锋文学的先锋，正是因为他的风格根本上来自对生活这样极为“简单”的理解。程光炜认为“1979 与 1949 在历史最深处的肌理说到底没有多大的不同，它们都是以简单来征服丰富，从而成功地宣告了前一段历史的终结。”所谓“简单”者，并不等同于单调、浅白，而是回归最根本的创作规律，见山还是山的清明境界。汪曾祺一再强调创作者，“要对生活充满惊奇感，充满兴趣，包括吃东西，听方言，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兴趣”，诚如前面引用过的，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是作家的职业病。汪曾祺历经写作萌动，见山是山的 1949 年；重新归队，见山还是山的 1979 年，这中间是见山不是山的动荡中老年。第一本小说出版于 1949 年；1979 年则预示着“落难文人”身份的结束，如同他自谦，他赶上了好时候，让他笔下的“晚饭花”，在近晚的时光里盛放。二、市井独行：风格与人格之形成根据汪曾祺的说法，作家总得走在时尚的前面一点，风格才可转成时尚。也就是说，作家与他的当代必需要有时间差。不一定要走在潮流前端，也可以复古，才能与时人不弹同调。上一节提到，1980 年代有所谓与世界接轨的焦虑，汪曾祺似乎不受影响。从他谈创作的杂文中，约略可以见出这种淡定的来源。汪曾祺承认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曾经摹仿，后来发现中国与西方两者文化差异太大，终究主张“回到民族传统”，但是不拒绝外来的影 汪曾祺：不要把作家抽象化起来，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第 483-484 页。格非对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跟汪曾祺的关联有着非常 独特的视角，详见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 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 2007 年第 1 期。格非：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 2007 年第 1 期。汪曾祺：关于 受戒 ，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第 146-147 页。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第 172 页。吕正惠举的例子是已逝的尉天聪（1935-2019），详参 吕正惠：人情与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文学 经典与文化认同，第 177 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汪曾祺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 寂寞与温暖，台 北：新地出版社，1987。来年再出版 茱萸集，台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88。根据他在美国爱荷华写 作班时写给太太施松卿的信，寂寞与温暖 卖得 不错，一个月即已销售一千册。详见汪曾祺：871124/25 致施松卿，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第 24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 1979 年的多重接受，花 城 2008 年第 1 期。汪曾祺：关于样板戏，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 前一段引文出自第 499 页，后一句出自第 501 页。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31响，也喜欢读翻译作品。又说作家应该读一点古文，他喜欢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其他如蒲松龄、归有光、诗经 左传 史记等，都是他喜欢的人与书。汪曾祺的小说写的多半都是小人物，或者普通人，平常事。他喜欢听他们说话，对南腔北调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很感兴趣，写自己所看到的生活，生活的累积和对生活的思考是创作的根本。他自喻为“生命现象的美食家”。确实，汪曾祺在文坛上是公认的美食家，能写能做。他又自诩为通俗抒情诗人，喜欢市井小民，并且也认为自己就是他们的一份子，他说自己是“极其平常的人，没有深奥独特的思想。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为对这些人熟悉”。这些熟悉的人事就是他说的生活现象：眼睛所见、耳朵所闻，但是不批判。他走的路子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或者像鲁迅那样“哀其愚蒙，怒其不争”的战斗路线，在话说“市井小说”指出，市井小说作者并不居高临下写作，他们对笔下的人物是同情的，都同样缺乏冒险、探索或者叛逆精神。汪曾祺的小说很有市井气，写市井百态特别入木三分。市井小说写的都是芸芸众生，没有英雄，他们的生活是平淡的，但是不乏奇怪的遭遇，汪曾祺对他们寄予同情，甚至怜悯。吕正惠指出汪的小说写人民的苦难，其中有“怜惜”，也有“赞叹”，赞叹人民的“不争”与“忍”：生活再苦，还是活下去，而且也活得还好，甚至还有一点“味”，连咬牙“苦熬”的姿态都看不到你活就是了，有一点可怜，有一点辛苦，甚至还自己怜惜自己，但“还满好的”。汪曾祺曾坦白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思想，写小说不求深刻，只求和谐。这当然是谦词。他的小说关心无数被命运玩于股掌、身不由己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吕正惠所言确是卓见，郜元宝也认同汪曾祺的小说具有“与无数小人物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或悲或喜。读者身临其境，浑然忘却了由知识分子编织的强行覆盖在中国民众身上的那层叫作 思想的厚棉被。”七里茶坊最能印证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篇小说写知识分子下乡掏粪，采第一人称叙述，汪曾祺“文革”时期也有同样的经历，颇有自传性质。叙述者“我”全然没有知识分子劳作粗活的委屈，也不嫌弃，觉得这活就是脏一点，但是不累，自由；有筱面吃有炕睡，晚上还能聊天，读一读 杜工部集，跑烟的炕缝把 杜工部集的封面熏成黄褐色，“我”却说是难忘的美好纪念。掏粪那一幕，汪曾祺写得精彩万分：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汪曾祺打成“右派”的时候确实曾在张家口劳动过，这段引文有他来自现实经验的转写，把粗活写得如此详细、安静，既无厌恶也不嫌弃，甚至连“臭”这样的形容词都没有出现过，他形容那气味：“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一点都不夸张，平实得来令人印象深刻，显见这气味跟经验一样令人难忘，一样难以时移事往。那气味酸而不臭，是因为发酵过。他的描写非常“平民”，非常“老百姓”：“我不敢说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出人意料的“贵”字简直化腐朽为神奇，形容极市井极贴切。在农人或掏粪场主人眼里，这东西就是两个字：值钱。掏粪只是小说的焦点之一，汪曾祺小说最有神彩、最“有戏”的，往往是人物。借着掏粪，“我”带出三位伙伴：老刘、老乔和小王。老刘是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汪曾祺 全集（9）：谈艺卷，第 485-491、488 页。汪曾祺：话说 市井小说 ，汪曾祺全集（9）：谈 艺卷，第 450 页。郜元宝：汪曾祺论，文艺争鸣 2009 年第 8 期。汪曾祺：七里茶坊，汪曾祺全集（2）：小说 卷，第167-168、167、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32个老长工老光棍，背着一卷行李四处为家；老乔则是个走南闯北，老于世故的工人，在昆明住过；小王高小毕业，才二十五，正准备娶媳妇。他们的性格和习性不同，各有各的生活难题，也各有各的应对方式。汪曾祺并不过多“描写”，而是借着对话，从他们的措辞语气和接人待物，形塑出不同的个性，以及面对生活的智慧。几件事，以及大量对话，一个时代便在他的小说底下现形了。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节：三个赶牛的人冒着大雪赶牛下山，天都黑了，投宿他们住的车马大店。原来快过年了，这些人的说法是：“过年，怎么也得让坝下的人吃上一口肉”。这句话在小说出现了两次，要说汪曾祺小说没有思想，这句话还真是没有思想。但是，充满人情世故的实在，而且温暖。对市井小民而言，过年有肉吃，就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市井小民的生活哲学，一点都不高蹈。写掏粪的汪曾祺，意外地完成了“到群众里去”的使命，深得“普罗大众”之情。陈思和把“文革”后的文学史走向解释为“还原民间”，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促使他们反思土地与文化，寻根文学便是最好的结晶，它对比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民间文化从“五四”新文化以来一直处于被压抑的隐形状态，然而在多元的、甚至藏污纳垢的民间生活之后，这种经历转化为创作养份，陈思和由此发展出民间写作的观点，重新诠释新时期以来的写作。汪曾祺历经“两结合”“主题先行”“三突出”的历史过程，写作十年样板戏的生活，终于等到摆脱了政治教条的捆绑，可以自由写作。他让笔下的人物从民间走出来，“按照自己的方法写作”、“怎么想就怎么写”，有种鸢飞鱼跃的欢乐。可以说，汪曾祺是“还原民间”最好的例证。他的散文化小说贴近现实，人物来自现实，打从一开始写小说，他即朝人物素描的方向着手：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下，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他说过不喜欢太虚构的小说，“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累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我写作的题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意味着汪曾祺只能是短篇小说家：“可遇（来自生活，刻意为之的“求”，必须有设计有大量的虚构，那是长篇小说的工作。汪曾祺曾坦白表示不会写长篇小说，倒是留下许多随笔谈写作。他总是强调要对生活有兴趣，要热爱生活，对生活要有新鲜感，是个容易“被生活打动”的人。无论小说或散文，对生活的兴趣成为汪曾祺的人格与风格。他写昆明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无论追忆师友或描绘风土人情，都有一种“凝视”生活的温暖，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因为喜欢生活，他不喜欢虚构性太强的小说，也间接形成只写短篇小说，甚至小小说的特色。他的小说跟散文很接近，人物甚至像是从生活直接拓印下来进入小说里，包含各行各业的芸芸众生：校工老鲁、西南联大帮人洗衣服的文嫂、化学系主任高祟礼和生物系助教蔡德惠、开饭馆的杨州人、养鸭名家陆长庚、掏公厕的知识分子、莫名被打成右派的女同志沈沅、收旧衣的女人、卖蚯蚓的人、看水的少年，从寻常细节中写出温情和同情。对剧本的爱好，以及“文革”时期写剧本的训练，使得他的小说对白自成一格，他曾有这样的见解：“写对话就应该这样，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 汪曾祺：七里茶坊，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第 17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陈思和：民间的还原 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 解释，文艺争鸣 1994 年 1 期。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汪曾祺 全集（9）：谈艺卷，第 488、487 页。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自序，汪曾祺全集 （9）：谈艺卷，第 152 页。汪曾祺：生活思想技巧，汪曾祺全集（9）：谈 艺卷，第 276-278 页。汪曾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汪曾祺全集 （10）：谈艺卷，第 287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33大义写戏稍稍不同，戏剧的对话有时可以提高一点，可以讲一点 字儿话，大篇大论，讲一点哲理，甚至可以说格言。”对话应该家常，简洁，甚至点到为止。引文可见他用对话来形构小说人物的见解，至于要演出的剧本，求的是戏剧化。两者不同。对话营造人物的个性和小说的气氛，气氛又回过头来形塑人物，晚饭后的故事 便是佳例。这篇小说是一个张恨水式的故事，以“文革”为背景，小市民的悲欢离合，聚散不由人。最精彩的那幕是小说后半的久别重逢，所有的两小无猜，门户不登对的郭庆春和许招弟的前尘往事，都为了这一幕争如不见的相见而铺路。郭庆春从小学戏，学戏在招弟母女眼里成不了大事，也坏了两人的缘。郭庆春在街头卖过西瓜和柿子，拉过菜车，被招弟看低过。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事了。不过，郭庆春运气不坏，跟一个欣赏他唱戏的领导结了婚，苦尽甘来，成了颇有名气的郭导演，人生事业两得意。至于被母亲捧在手掌心的娇娇女许招弟，历经丧夫的人生低潮，成了寡母。她女儿于小玲因为应征郭剧里的角色，两人意外重逢：迎面走过来许招弟。许招弟还那样，只是憔悴瘦削，显老了。“妈，这是郭导演。”许招弟看着郭庆春，很客气地称呼一声：“郭导演！”郭庆春不知怎么称呼她好，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叫她招弟，只好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问道：“您倒好？”“还凑合。”“多年不见了。”“有年头了。这孩子，您多关照，”“她不错，条件挺好。”“回见啦。”“回见。”无话找话，千言万语化为寥寥短句，许招弟的客气寒暄里应该有着复杂的情绪，郭庆春的不知所措，同样也有着不知该从何说起的踌躇。不称你而称您，是刻意拉开距离。跟许招弟一样耳垂后面有颗痣的于小玲，当然不会知道两人的过去，这段装作若无其事的对白，当然是讲给局外人的女儿听的，却制造了低调的戏剧效果。生硬的客套对白，底下是曲折婉转的情绪起伏，一切尽在不言中。汪曾祺笔下的大半都是旧社会的人物，隔了数十年的时空被他召唤到笔下，汪曾祺的异质，部分也来自这旧时明月旧时光的美感，跟当代产生了距离。当生命来到晚年，他的小说出现一种与人生和解的成熟，几乎让人忘了这些小说的时代背景源自一个崩坏的时代。来到晚年，也让小说家汪曾祺几乎变成散文家，他的散文和随笔写得比小说多。沈从文逝世之后，他对记者这么说：我是沈从文的学生，有人问我究竟从沈先生那里继承了什么。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