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育视角下秘鲁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合研究_方翊霆.pdf

从19世纪中叶起，大批中国移民抵达拉丁美洲，秘鲁是最早一批接收华人移民的拉美国家之一。该国的语言政策受宗教运动、政治转型、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反过来可以影响本土居民对外来文化的看法。从存在主义视角来说，初至秘鲁的华人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低下。为改变原本受歧视的状态，华侨华人通过两条纽带塑造自身形象，尽力融入主流社会，这两条纽带分别是以宗教皈依为代表的族群外纽带和以社团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内纽带。族群内外纽带在双语学习的背景下进行，并在此文化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交互作用。在吸纳外来移民的过程中，秘鲁的语言政策也适时更新，语言政策与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之间是一套周期性的完善过程。关键词：双语教育；秘鲁；拉美；融合；华侨华人作者方翊霆，绍兴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徐中意，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英汉话语与英语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用学、比较教育学。地址：绍兴市，邮编：312000。一、研究背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预示着中拉关系在未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中国向拉丁美洲移民的传统可追溯到四五百年以前，截至2014年，根据相关统计，中国在拉美33个国家的华侨华人总数达到了121万。近二十年来，拉美的华人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从经济视角探析拉美华商从华工到中小商人或管理精英的转变过程；有学者从饮食文化出发，认为餐饮业和食品贸易是秘鲁华人的立足之基；有学者以华人社团为例，表明华人社团在侨务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为社团发展建言献策。然而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重要的发展助推力，却很少受到注意。本文将从双语教育视角出发，以秘鲁为代表，对秘鲁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合情况展开分析。在拉美国家中，秘鲁的华侨华人数量较多，移民历史较为悠久。在秘华人的政治地位较高，因此以秘鲁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表，探究语言在华侨华人社会融合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施加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本土居民而言，华人形象是全新的，两者间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外来族群的融入问题始终与这个族群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从宏观来说，华人移民的融合过程有主动也有被动的一面。被动的一面指强势的崔守军，徐鹤：拉美华人华侨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及路径，拉丁美洲研究 2018年第1期。杨发金：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年第4期。张秋生：拉丁美洲华商：历史、现状与展望，八桂侨刊 2019年第4期。来源，渠默熙：饮食文化视域下秘鲁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研究，拉丁美洲研究 2020年第5期。徐文永，谢林森：华侨华人社团与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以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为例，八桂侨刊 2012年第3期。李其荣：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与方法，丽水学院学报 2018年第3期。-80异域社会会重塑弱势、边缘的华人文化身份和形象，使其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主动的一面指华人需要主动适应与融入异域社会，从而更好地在独立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因此，从语言出发的移民融合研究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异域社会对少数族群的形象构建，二是少数族群从二语学习出发的主动融入。二、秘鲁的双语教育话语背后的权力较量“双语教育”对不同群体有着不尽相同的意义，对本土居民而言意味着以盖丘亚语为代表的原住民语言和以西班牙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之间的地位变化问题，对华人群体而言意味着从中文向西班牙语的过渡。本文的“双语教育”指的是针对本土居民的双语教育，长久以来，秘鲁的双语教育都旨在构建一个西语化社会，对本土居民的观念、看法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是华侨华人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变量。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可以决定行为，因此秘鲁语言政策的背后是话语的权力较量，当地西方占主导的混合文化一开始从他者视角将华人形象边缘化，这种负面的形象经过很长时间才有所转变。（一）社会转型埋下伏笔（1533年1821年）盖丘亚语在西班牙实行殖民统治之前一直是印加帝国的官方语言，占据强势地位。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对印加帝国实行殖民统治。出于政治目的，殖民者将西班牙语作为当地的官方语言，而宗教文献采用双语编制，这样的做法客观上规范了殖民区的语言和文字，也可以增加天主教在殖民区的受众，这一时期的盖丘亚语以通用语的形式存在。从这一角度来说，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征服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征服。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极力在殖民地推行卡斯蒂利亚化，卡斯蒂利亚语（即通常所说的西班牙语）的重要性超越印第安语和本土文化。此时华人还未开始向拉丁美洲大批移民，殖民地的语言政策鲜有关注中文和其他外来语言，中文在当地式微，地位不如原住民语言。殖民地的语言同化倾向和宗教征服政策使得秘鲁社会出现了西语化转向，这种转向成为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秘鲁社会的主流基调，增加了移民融合的难度。（二）语言同化带来障碍（1821年20世纪初）1821年，秘鲁宣布独立，但是语言同化政策在后殖民时代仍然具有很大影响。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来看，同化时期的西班牙语可以看成秘鲁社会的标准语，它是最突出、地位最高的语言，这不是由语言的内在性质决定的，而是统治阶级基于自身政治权力强加的，最终目的是使国家“西欧化”。中国人向秘鲁移民肇始于1849年，大批华人劳工抵达秘鲁，开始了他乡社会的营生之路。在这一阶段，华人成为秘鲁社会引人注目的外来族裔，也成为文学作品的描绘对象。一开始针对华人的文学作品并无华人作家参与，这些非华作家用西班牙语勾勒出目不识丁、举止粗俗的华人形象，有学者将其称为“苦力文学”。语言同化政策是殖民者“白人种族优越论”观念的延续，白人、有色人种（印第安人）、华人之间层次分明。由此可见，反华话语是基于权力不对等关系污名化华人群体从而构建“他者”意向的产物，长期的语言同化政策使秘鲁深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主导，加之中国文化被认为来自遥远的异域，这种距离感不仅形成了文化差异，也加剧了秘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G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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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Variedades）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小说和杂文，这些作品充斥着对华人的偏见和批判，认为他们从身体到精神都十分腐化堕落。虽然中国移民带来了别样的东方文化，但一直与当地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只能被认为是秘鲁社会的“他者”。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军队推翻了民选政府，成立了一个军政府。军政府实行大刀阔斧的本土化改革，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农民和本土居民生活条件的社会改革。在教育领域，秘鲁时任总统贝拉斯科指出，“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教育体系，解决当前土著人民被剥削、受教育率低下的现状，以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在1972年颁布了名为“印加计划”的教育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以立法形式确保盖丘亚语和西班牙语一样有合法、平等的地位。实质上的双语教育从这以后得以推行下去。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秘鲁像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面临严峻的民族整合问题，华人族群是这个国家民族多样性的体现，消除各民族间因异质性带来的冲突与矛盾，实现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任务。秘鲁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如此大环境和内外因交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完善，“西语化”倾向终于有所改观。这种较为包容的政策使得秘鲁社会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外来文化，为华人提供发声的权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华人作家步入西语文坛，在他们的作品中，华人移民是这个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华人作家当属萧锦荣，他的小说聚焦华人的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揭示了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群体承受的痛苦。虽然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凝视”思维还未完全消退，但秘鲁社会已经开始对华人群体形成客观、深刻的认识。1993年秘鲁多民族的国家性质终受宪法承认和保护，双语教育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通过的秘鲁教育法将跨文化双语教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秘鲁的精英阶层普遍有了通过语言政策实现民族整合的意识，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教育公平是实现各民族平等、蓬勃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是秘鲁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群体在本土居民中的形象也大有改善。根据拉美本土民意调查机构拉美晴雨表的数据，秘鲁民众对中国持Cerrn-Palomino R.，“Language policy in Peru:A historical over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89：11-34.张琨，周青：秘鲁华人移民的形象改善与社会融入以中医为视角（18681930），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2021年第1期。苑雨舒：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2年第3期。潘巍巍：从民族整合看拉美双语教育以阿根廷等拉美四国为例，社会科学家 2014年第6期。苑雨舒：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2年第3期。李艳红：民族整合进程中的秘鲁土著语言政策研究，民族教育研究 2013年第5期。-82正面态度的比重普遍超过50%，中文教育在秘鲁也受到华裔和一些本土居民的欢迎。语言地位的变化是基于权力的较量，与不同族群的经济、文化、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从被边缘化的“他者”到多民族国家的一分子，华人族群在本土居民心中的形象历经一百多年的沧桑变迁，而形象的变迁与秘鲁语言政策的变化具有伴生性。西语作为二者间的交集，既是本土居民歧视华人的落脚点，也扮演了沟通不同族群的破壁者角色。西语、土著语、中文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变化，是华侨华人融合过程的真实写照。三、秘鲁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合自塑与反馈一直以来，秘鲁针对外来语的统一规划较少，目前只针对英语出台相关政策，但这并不妨碍中文教育在秘鲁社会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影响，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始终较为丰富。本节将引用舒曼（John H.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探析华人的双语学习过程。根据舒曼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指的是二语学习者对于目标语群体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合，受到社会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又可以细分为社会主导模式、融合策略、封闭程度、两种文化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凝聚性、规模和居住时长。以下将从社会因素入手，以秘鲁语言政策为参照系，将华侨华人的融合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契约华工阶段（19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移民活动可以划分为华工型、华商型、华侨型、华裔或再移民型这四种类型，其中华工型属于过渡性的移民阶段，华人大批抵达拉丁美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这一阶段属于华工型。舒曼将文化适应划分为非同化和同化两个时期，同化期的学习者可以吸收目标语族群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当地社会，而非同化期则相反，适应当地文化的移民者总是会由第一个时期过渡到第二个时期。初至秘鲁的华工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以出卖体力为生，已经错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加之秘鲁当地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语言同化政策，这些契约华工很难融入当地族群。无论他们将西班牙语还是盖丘亚语作为目标语，可以确定的是中文始终处于被主导的地位，这种天然的不平等性不仅为他们的语言学习增添障碍，也使他们处于文化圈地的泥淖之中。有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学者指出，地缘、亲缘、神缘和兄弟会是华人文化的四种构成成分，依托宗亲关系在华人内部形成的小群体是“初级群体”，跨方言认同的组织为“次级群体”。由于大部分华工不具备学习当地语言的条件，加之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地，所用方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以方言为基础组建小规模的群体在异国他乡谋生也就顺理成章。这种以方言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即华人内部的“初级群体”，它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言可以支撑起地缘、宗亲和业缘认同，这一点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社会中是共通的。华人间的凝聚力与认同程度紧密联系，随着认同程度上升而上升。有资料表明，在当时百般压迫的环境下，华工们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罢工，甚至杀死种植园主。至1850年，利马的市中心已经出现唐人街，有从事餐饮、中医等行业的小商贩在此经营。第二，方言会加剧不同地域和文化间的割裂。这一点表现在现实中即舒曼提出的“封闭程度”这一概念。当华工可以和本土居民一样使用当地的教堂、图书馆、医院、学校等社会基础设施时，会有利于他们的二语学习，从而缩短与当地的社会距离。但事实上，受制于种植园经济，他们即便艰辛劳动、省吃俭用，大多数人仍旧一贫如洗，在乡村小镇郭存海：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 2016年第5期。黄方方，孙清忠：拉美西语国家汉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策略，未来与发展 2011年第11期。John H.Schumann，“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6，7（5）：379-392.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8页。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第197页。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第197页。何美兰：从被动谋生到主动融入：中国移民初入秘鲁之研究（18491900），河北学刊 2017年第2期。-83或种植园里挣扎图存。为了挣脱隔绝状态，华工只能另辟蹊径，采取一些或主动或被动的“融合策略”适应当地社会。融合策略指的是二语学习者在面对目的语文化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对华工而言，学习西班牙语或盖丘亚语是有门槛的，但是改名是比较容易的。有学者列举出在1830年前出生的516位改用秘鲁人名字的中国移民，比较常见的有何塞、马丁、胡安等，还有些人在改名时仍旧保持了中文特色。除此以外，宗教皈依也是一条加速融合的捷径。殖民时期的西班牙语是促进民族同化的助推力，在安德森看来，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西班牙裔美洲的民族国家使用同一种印刷语言，为宗教征服提供了很多便利。据卡涅特圣路易斯地区相关文献的记载，当地在18401861年期间有313名中国移民参加天主教的洗礼、婚姻和悼念死者的葬礼，其中很多人并不理解天主教教义，但并不妨碍他们参加圣礼。很多华工既皈依天主教，又与当地女子通婚。这样的选择合乎情理，因为这种做法客观上使这些移民更容易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可，表明他们在文化上的同化倾向。不过由于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一阶段的华人不具备从商、结社乃至从政的条件，因此社会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程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秘鲁曾于1849年出台 华工法 引入大批华工，但迫于大种植园主的压力，在五年之后（1856年）又取消了该法，颁布禁令。然而华工的输入现象即使在禁令生效期间也没有停止。直到1874年，清政府与秘鲁签订商约条款，华工的处境才开始改善，这一年也被认为是由契约华工转向自由移民的开端。语言障碍导致圈地，圈地阻碍社会融合进程，这三者之间构成一个负面闭环，华工只能寻求闭环外的某些有利条件使自己被接受，以宗教皈依为代表的族群外纽带是华人群体为数不多的选择。进入自由移民阶段后，华人可以尝试主动融入，不再像契约华工阶段那样受欺骗或胁迫而来到秘鲁进而被动适应当地社会。（二）创业定居阶段（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使秘鲁的主权和经济遭受重创。为拯救经济方面的颓势，挽回失去的劳动力，一些种植园主采用发工资的形式雇佣华工，这为华工积累本金从事小型商业活动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到19世纪末，只有一小部分原来的契约华工获得了从商机会。但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很多人转变了原本“叶落归根”的想法，认为定居当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预期居住时长”发生巨大变化。预期居住时长是影响二语学习者融入当地文化的主观要素之一，当学习者有了长时间定居目的语国家的打算，族群间产生联系的概率会增大，进而促进语言学习。虽然华人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彼时的秘鲁仍处于“语言殖民”时期，西语文化中对于华人的歧视仍旧普遍。如在当地文化中，用“liberto”（西语意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形容从种植园经济中脱离的华工。该词原来在西语中是与农业有关的概念，但被用来形容中国男性移民和秘鲁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或印第安妇女孕育的后代，含有贬义成分。从语言学视角来看，“华人”这一概念在秘鲁被赋予了太多负面的内涵意义，他们时常与苦力、奴隶、嫁接者联系起来，当地社会的文化生态对华人的接纳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华人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亲智利的表现和“白人种族优越论”一起发酵，激起了秘鲁人对中国移民的敌杨安尧：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年第3期。何美兰：从被动谋生到主动融入：中国移民初入秘鲁之研究（18491900），河北学刊 2017年第2期。美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5页。何美兰：从被动谋生到主动融入:中国移民初入秘鲁之研究（18491900），河北学刊 2017年第2期。安梁：秘鲁早期华人移民研究综述（18491930），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2016年第1期。美托马斯 E 斯基德莫尔著，江时学译：现代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30页。Gonzales M.J.，“Chinese plantation worker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Peru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LatinAmerican Studies，1989，21（3）：385-424.帕德利西亚 卡斯特罗 奥万多，蓝博译：秘鲁第三代华裔的价值观与土生性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84视，甚至爆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如20世纪初期秘鲁禁止华人入境，华人社区多次经历暴乱等。学习语言是一种主动融入当时社会的途径，然而最早的移民由于客观原因，不具备主动融入的条件。但当他们与当地女子结合后，二代乃至三代华裔可以在当地接受教育，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并无偏差，本土化特征越发明显，原本被动的融合过程逐渐转向积极主动，一些具备良好语言基础的华人还会帮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华人在学习当地语言的同时，仍旧十分注重保持祖籍国文化。19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压迫和虐待，一些有经济基础的秘鲁华人逐渐建立起反映地域观念的会馆和同乡会组织。自1886年第一个正规的统一华人组织中华通惠总局成立以来，华人社团在此后三四十年有了长足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有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秘鲁同升会馆（1891年建立），以文化需求为内在动力的文化社团，如利马华侨体育会（1918年建立）等。至20世纪20年代，华人社团已基本形成网络，标志着秘鲁华人族群适应良好，族群内纽带俨然形成。彼时的秘鲁正处于由语言同化期向双语教育期转变的阶段，客观上为华人的双语教育提供了便利。随着社团的蓬勃发展，新一代华人不仅在当地接受本地文化教育，也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1925年，在华人社团的帮助下，秘鲁第一所中文学校中华学校成立，隔年学生增至400人。中国传统的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观念在移民中具有强大的力量，中文学校因而广受华人欢迎。经济条件改善后，新一代华人的文化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女性在移民群体中占比极低，很多华人都只能和秘鲁女子通婚或同居，对一个混血家庭而言，这意味着语言障碍可以快速被克服。（三）加速融合阶段（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的“加速”并不是指一种线性的攀升过程，事实上华人在融合过程中仍有曲折，但是总体态势是好的。一代移民和二代华人为此后的华裔创造了许多学习西语的有利条件。第一，居住时长受预期居住时长的直接影响，在“先行者”的铺垫下，三代及以后的华裔在秘鲁生根，身份认同产生由“中国人”向“秘鲁人”的质变。彼时的秘鲁仍处于“殖民化”思维中，提倡构建“西语化”社会，华人受制于这一政策，同化过程可能是被动的，但客观上他们逐渐被秘鲁主流社会接纳，没有受到排斥和歧视。第二，日益发展的华人社团增强了华人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不断壮大，华人的群体大小也随之变大。在舒曼看来，较大的凝聚力和群体大小会使组内接触更频繁从而减少习得二语的机会。“华人”这一概念的内涵意义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正向变化，当地人会以“tusn”（意为“土生者”）一词称呼华人，已不含贬义。前文提到，对于新一代华人而言，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毫无疑问的，即具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或者说土生华人，当地语言是他们获得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在这里要区分“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土生华人族群是秘鲁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很多华人对中文有着浓厚兴趣，但这只是一种文化认同问题，并不能增强或者削弱他们作为“华人”认同的程度，他们也不会以“中国人”这种带有强烈国籍意味的词语安梁：秘鲁早期华人移民研究综述（18491930），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2016年第1期。帕德利西亚 卡斯特罗 奥万多，蓝博译：秘鲁第三代华裔的价值观与土生性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卜君哲：秘鲁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八桂侨刊 2003年第1期。徐珊珊：南美主要侨居国的华人同乡会、商业与文化社团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何美兰：从被动谋生到主动融入：中国移民初入秘鲁之研究（18491900），河北学刊 2017年第2期。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张华贞：斗争与融合：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何美兰：从被动谋生到主动融入：中国移民初入秘鲁之研究(18491900)，河北学刊 2017年第2期。帕德利西亚 卡斯特罗 奥万多，蓝博译：秘鲁第三代华裔的价值观与土生性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85称呼自己。因此，对于新一代华人而言，西班牙语已成为他们的“母语”而中文才是“二语”，内部凝聚力和群体大小的变化反而成为他们学习西语的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秘鲁本地的中文教育失去土壤。1935年，华侨在秘鲁创办又一所中文学校三民学校，1962年它和中华学校合并为中华三民联校，同年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成立，规定中文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这些学校在传播中华文化、协调华人与秘鲁社会间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社会主导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这一概念指当两种语言的使用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层面有基本平等的地位时，语言学习者会有更强的学习意愿，且更有可能取得好的学习成果。从政治参与角度可以看出华人群体在新移民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因为直接参与民主政治是移民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综合性华人社团的帮助下，有十多位华人在国会、政府部门和军队担任高官，担任市区级官员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社会融合是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熟练掌握西语和认同当地文化，华侨无法获得秘鲁国籍，更无法形成高度的政治参与。而反过来说，高水平的语言学习者又可以平衡族群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进而使两者间形成正向耦合。总的来说，20世纪中叶的海外华人呈现出两种文化偏向，最为激进的一部分人极力维持与中国的通道，并坚持投身其中。另一端的人大多接受殖民学校教育，追求当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旨在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社会的主体处于极端的两部分人中间。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秘鲁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秘鲁军政府颁布新的教育政策，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在此之后，移民交往终于走向官方化。（四）官方交流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阶段，秘鲁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性质受到宪法保护，以盖丘亚语为代表的土著语地位显著上升，因此印第安文化有了更好的传播土壤。与过往认知不同的是，中拉文化在很多层面都具有相似性，有学者采用荷兰社会学家吉尔特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中拉文化进行比对，结果显示两者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阳刚气质-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和放纵-克制这六个维度的前四个中存在相似性，后两个中存在明显差异，说明中拉文化存在较好的交流基础。从双语教育视角来看，文化相似性可以增加不同族群间交流和接触的概率，为他们建立一种基于尊重的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对以中文为母语的新移民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转变，文化相对主义可以减少他们对别的族群的刻板印象，不再认为中华文化可以居于高位，对秘鲁本土文化的包容度和接受度自然更高。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家形象有了很大提升，随着秘鲁民众对中华文化了解程度加深，中文在秘鲁不再像以往那般默默无闻。在2007年以前，秘鲁的中文教育主要依靠本地华侨华人的力量，而2007年秘鲁成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秘鲁中文教育步入中秘共建发展阶段。截至2018年，秘鲁已有4所孔子学院、1个孔子课堂、7个独立中文教学点和6所合作学校。以里卡多 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为例，这所学院在创办的前三年内，招生人数从70人升至1000多人，年均增长率超过240%。此外，中文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在秘鲁冒出，如 秘华商报 和 秘华协会通讯 均于2000年在秘鲁创刊。秘鲁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与华侨华人的融合深度、中国自身国情呈现出高度相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运动是促进拉美地区跨文化双语教育发展的外在动赵文然：秘鲁里卡多帕尔玛大学孔子学院创新办学模式案例分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王赓武，吴藜：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5年第3期。赵非甦：拉美综合性华人社团探析，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陈菁菁：中国形象：拉美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王兰婷，邢鸣：秘鲁中文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2年第1期。黄方方，孙清忠：拉美西语国家汉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策略，未来与发展 2011年第11期。李安山：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生存、适应与融合，载丘进：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201页。-86因，从中文教育的发展也可以看到秘鲁华人族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秘鲁社会长久以来的西语化倾向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肯黛尔 金（Kendall King）指出拉美国家的双语教育存在三种模型，精英课程模型为母语为西语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学生准备，把英语、法语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目的是维持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过渡模型为母语为土著语言的学生准备，这类学生通常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以西语为二语，学习西语是为了融入国际化社会。但也有学者指出过早融入西语社会是对本地土著语的打击，这不是对双语教育的补充而是戕害。混合模型（西语和以盖丘亚语为首的土著语的新组合）结合前二者特点，旨在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性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融入社会的难度。秘鲁现今的双语教育虽已融入各级教育机构的教学大纲中，但政策和实践间存在鸿沟，城市和农村地区严重失衡，没有体现不同民族间相互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双向教育特色，对新移民而言语言学习障碍依旧存在。由于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应，这一阶段的华人政治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少数华人甚至进入全国的领导阶层。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至少有6位华人在教育部、国会、卫生部等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其中包括维克多 许会 罗哈斯，他是由日裔总统阿尔韦托 藤森提拔的华裔总理。官方交流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在秘华人的数量急剧上升。1986年，根据秘鲁内政部移民局局长里卡多 郑（华裔）公布的数据，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约3.9万，其中6000人取得秘鲁国籍。20世纪90年代初，华侨华人的数量达到5.4万，2014年这个数字达到10万，而有华人血统的甚至达到120万左右。这些华人的移民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劳工移民等，但归根到底，其性质是自由的，完全不同于契约华工阶段。四、结论秘鲁华侨华人主要通过两条纽带融入当地社会，第一条是以宗教皈依为代表的族群外纽带，第二条是以社团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内纽带，双语学习为这两条纽带的建立奠定文化基础，而越发稳固的族群内外关系又可以进一步提升华侨华人的双语水平。族群内外关系的建立过程受两种变量的影响，其一是受语言政策影响的本土居民对华人群体的态度与看法，其二是华人群体对自身形象的自我塑造，而自塑过后的形象反过来又可为当地社会提供反馈。简单来说，秘鲁华侨华人的融合过程可以归纳为“两条纽带，两个变量”。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可以发现秘鲁语言政策的转向与华人移民文化交流是一套周期性的完善过程。19世纪70年代华人开始掌握自由移民的权利，20世纪初秘鲁开始实行双语教育；20世纪30年代华人移民进入加速融合阶段，20世纪60年代秘鲁的双语教育发生质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秘建交后移民交流官方化，20世纪90年代秘鲁通过立法保障各民族的文化权利；新世纪初秘鲁的中文教育进入中秘共建发展阶段，2006年秘鲁确立了跨文化双语教育的重要地位。由于政策的滞后性，语言政策往往后于现象或问题出现，但颁布后的政策又可以影响后续的民族交流与整合。随着两国间的民间和官方交流越发丰富，在秘华人会成为促成合作的有生力量，而存在诸多问题的秘鲁双语教育，需要在各民族发展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责任编辑：黄文波）李清清：拉美跨文化双语教育政策：兴起、问题与启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Kendall King，“Language Policy and Local Planning in South America:New Directions for Enrichmen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And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2004，7（5）：334-347.李清清：拉美跨文化双语教育政策：兴起、问题与启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杨发金：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年第4期。刘小洁：浅析秘鲁华侨华人对中国与秘鲁关系的影响，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87and the important factor for integrati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roup and distinguishi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other groups.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constantly adjust their own culture to adapt to the local culture.In this process,the phenomenon of localiz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s hometown is formed,and the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ofthe farm is also constituted.In this spe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regulate their own cultural behaviorsand find their ow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cultural development.Key words:Donghutang Overseas Chinese Farm;Historical Memory;Cultural IdentityChanging Frontier into Centre:Distribution,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 MexicoGao Weinong（70）Abstract:The earliest overseas Chinese in Mexico came from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s remigrants,and the“Four Counties”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direct migrants.They lived in one side of Mexico of the MexicoU.S.A.boundary,and thendistributed gradually over other states,but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of Mexico was constantly the central inhabited region of overseas Chinese.At the same time,there were quite overseas Chinese who had been taking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as a springboardto enter the Un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