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pdf

从税收柔性执法的视角出发，以税务部门实施的“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刻画税收柔性执法，选取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初创型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柔性执法可提高合作性税收遵从度。作用机制显示，税收柔性执法能够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税收遵从。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柔性执法仅对法治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税务人员能力较强地区企业的税收遵从有显著促进作用。关键词：税收柔性执法；“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合作性税收遵从；准自然实验中图法分类号：C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 7 2-8 8 4X(2023)08-1254-09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SUNXuejiaoZHAOYuji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China)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exible tax law enforcement,this study depicts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with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list system of“no punishment for first violationimplemented by the tax department.This study selects the entrepreneurial listed companies of Chinas SME and GEM board as sampl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improves the degree of 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And the mechanism testshows that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promotes the 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 by improvingthe law enforcement efficiency of tax department and reducing operating risks of corporate.Furtherresearch finds that flexible tax enforcement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degree of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 in areas with high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high level of marketi-zation,and high level of tax personnels ability.Key words:flexible tax enforcement;the list system of“No Punishment for First Violation;corporate cooperative tax compliance;quasi-natural experiment征管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要“明显1研究背景降低征纳成本”“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创新行税收活动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政策工政执法方式，有效运用说服教育、约谈警示等非具。其中，税收行政执法方式会影响企业行为强制性执法方式”。2 0 2 0 年8 月，上海市、江苏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省、浙江省、安徽省等税务部门联合发布并实施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应当建立合作、信任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伙伴关系，以使纳税人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愿税罚”清单制度；同年同月，青海省税务部门也发收遵从(也称为“合作性税收遵从”)。十九大布并实施了“首违不罚”清单。2 0 2 1年4月，国报告指出要“创新监管方式”。2 0 2 1年中共中家税务总局推出了首批10 项“首违不罚”清单；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2022年1月，又推出第二批4项“首违不罚”清收稿日期：2 0 2 2-0 6-0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 2 BGL057）1254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单。“首违不罚”清单制度体现了执法包容、引导的容错机制，是柔性执法方式在税收理论和实践中的体现，也是行政执法方式在税收领域的重要创新。长久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形成了“重惩罚、轻教化”的执法理念，虽然可以发挥威效应，但这种“重权力、轻权利”的实用工具主义如果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将不利于提高纳税人的自主意识，也难以提高税收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因此，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有效运用税收柔性执法，对提高纳税人合作性税收遵从具有重要意义。2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1文献综述2.1.1强制性税收执法的理论及经济后果传统税收执法方式具有较强的执法力度和较为规范的执法流程，理论上可以约束税务人员行为，提高企业避税成本，促使企业税收遵从 2 ，但执法效果存在差异。赵永辉等 3 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人群，税收查获率的威慢作用较为明显，而税收处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于文超等 4发现税务检查增加了企业行政负担，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李林木 5指出在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境下，即使威慢机制较强，税务部门因受自身管理资源约束，也无法查获所有税收不遵从行为。2.1.2柔性监管的理论及经济后果与税收柔性执法相关的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柔性监管的理论研究，包括柔性监管在税收及整个治理领域的理论探讨6 1。对于税收柔性执法，现有文献采用规范研究分析其法理和制度内涵7，但对其预期政策效应观点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税收柔性执法可以降低税收成本，对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8 1；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税收柔性执法存在立法权限不统一、制度边界较模糊、缺乏具体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等问题，会制约该执法方式的有效实行 7，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损害纳税人利益。另一方面是对柔性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探讨了柔性监管在资本市场和税收领域应用的经济后果。首先，在资本市场监管领域，深交所于2 0 14年开始以发送问询函的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现有文献称之为“非处罚性监管”或“柔性监管”）。针对这一监管方式的研究发现，交易所问询函会促进企业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抑制企业盈余管理【10，激励高一孙雪娇乔赵玉洁能力管理者披露补充性信息 11，从而促进IPO市场化改革12 7。其次，在税收监管领域，国家税务总局于2 0 14年开始实施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现有文献称之为“柔性税收征管”）。孙雪娇等 13 、张勇 14 以纳税信用评级代表柔性税收征管，发现其可以发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杜剑等 15 却发现柔性税收征管会降低企业价值。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强制性税收执法的约束效应，对税收柔性执法仅限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少数文献以深交所问询函代表交易所柔性监管，以纳税信用评级代表税收柔性征管，验证了其治理效应。但是，“首违不罚”清单制度代表的税收柔性执法，与交易所问询函和纳税信用评级代表的柔性监管存在较多不同。具体而言，交易所问询函主要针对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问询，要求企业答复并提供更多信息；而“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是对企业已经违反规定的事实行为给予包容，是行政处罚的创新方式，因此两者性质不同。纳税信用评级代表的柔性税收征管只能代表部分类型或内容的柔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属于管理服务；而“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属于税收执法，两者在征管范畴、监管类型、治理效应机理上均不相同。纳税信用评级通过联合激励机制激励纳税人主动合规；而“首违不罚”清单制度通过容错机制给予纳税人纠错、改错的机会，可以缓和征纳关系。因此，税收柔性执法作为创新的执法方式，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值得深人研究。2.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税收柔性执法影响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具体逻辑如下：一方面，税收柔性执法可以通过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两条路径，促进合作性税收遵从。首先，税收柔性执法通过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对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发挥监管效应。行政部门执法会产生涵盖侦察、调查以及最终处罚等多个环节的征税成本，若对情节或后果轻微、主观非恶意的违法行为付出与严重违法行为相同的成本，会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税务部门提升执法效率。即较高的处罚量和处罚率并不能说明税务部门执法得当，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税务部门投人不当、过度依赖处罚以及处罚效果不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税收柔性执法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中“降成本、提效率”的思想，通过将情节及后果轻微的纳税事项以清单形式汇总，.1255:管理学报第2 0 卷第8 期2 0 2 3 年8 月对首次违反清单内事项的行为不予处罚，既体（折现率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企现了法律的人本理念和人文关怀，还可以减少业经营风险 17，优化了税务部门与纳税企业之执法过程中的阻碍和摩擦，以较低的税收成本间的征纳关系。此时，企业可能会迎合税务部（包括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门而自愿纳税，进而提高了合作性税收遵从度。本)取得较好的执法效果8 。因此，税收柔性执另一方面，税收柔性执法可以通过提高税法降低了税收成本，提高了执法效率。进一步，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以往税务部门实现纳税人税收遵从的方式主要从。税务部门作为国家征税的委托人，被赋予为“服务十执法”,这一模式虽目标精准，却仅代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在“首违不罚”清单制表了税务部门单方的努力，无法激发多方互动背度中，没有清晰地界定“首违”以及“罚与不罚”景下促进纳税人自愿税收遵从的驱动力量。税的标准，这些都给予了税务人员一定的自由裁收柔性执法通过对企业以教代罚引导其规范纳量权，也可能诱发违规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而给税，给予纳税人自我纠错、改错的机会，使征纳双企业带来行政负担，增加企业费用支出，使企业方在“合作性遵从”下，以“合作十信任”为驱动力倾向于通过提高避税程度节约现金支出。税收量，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以更低成本及更高效率柔性执法以容错为特征，但企业违规事件是否促进纳税人实现自愿税收遵从。由此可见，税收属于税收柔性执法范畴仍存在自由裁量空间。柔性执法通过降低税收成本和提高纳税人税收虽然“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列举了具体“不罚”的遵从意识两方面优化了执法资源配置，提高了税事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务人员自由裁量务部门执法效率，使税务部门可以投入更多时间权，但是对于“首违不罚”的构成要件定义较为和精力监管情节或后果严重、主观故意的税收不模糊 7。并且，执法方式包括约谈警示、行政指遵从行为，提高了税务部门稽查企业避税的效导等具有柔性治理特征的方式，使得相关程序率，进而提高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没有并入金税系统，缺少痕迹管理，给予了税务其次，税收柔性执法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人员较多的操作空间，增加了税务人员的廉洁险，对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发挥了激励效风险，也可能使企业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支付（如应。传统税收执法“重管理、轻服务”，实践中采业务招待费)方式，与税务人员达成“征纳合谋”取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执法方式16 ，这不仅以实现“免罚”，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支出，给提高了企业违规成本，也增加了企业因被处罚企业造成行政负担，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 4，也而受到一系列负面冲击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了增加了企业资金压力。已有研究发现，为应对企业经营风险。税收柔性执法采用以合规引导资金压力，避税是企业常见的资金获取方式，这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的执法方式，优化了营商环是因为相比于缩减经营性支出、节省人力成本境7。其提高了税务部门对企业违规的容忍等现金节约方式，避税对企业正常经营影响较度，对情节或后果轻微、主观非恶意的违规事小18 1。与此同时，企业与税务人员之间可能达项，以事前警示和指导方式帮助企业整改，而非成的“征纳合谋”也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因事后惩罚。这种有“温度”的监管可以为纳税企此，为应对行政负担带来的费用支出，企业有动业带来两点好处：降低企业违规成本。企业机也有机会进行避税活动，从而降低其税收遵既不会因违反情节或后果轻微的事项而产生受从度。基于此，构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1）。罚成本，也减少了执法期间发生摩擦而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6 。降低企业声誉受损风险。企业被处罚会影响声誉，特别是近些年来税务部门实施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纳税信用级别代表企业的诚信程度和声誉，是资本市场各方都较为关注的信息，而是否受行政处罚是评级的重要指标之一。“首违不罚”清单制度降低了企业被罚而降低信用评级的可能性，使得企业免于声誉受损。由此可见，税收柔性执法降低了企业的违规成本和声誉受损风险，企业不会因此而影响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还降低了企业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和未来融资成本1256提高税收执法效率提高税收V合作性纳税遵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V图1理论框架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假设1税收柔性执法提高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假设2 税收柔性执法降低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增加税务人员廉洁风险V降低合作性柔性执法增加企业费用支出纳税遵从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3研究设计3.1样本选取“首违不罚”清单制度主要面向设立不久、合规意识和能力较差的企业，体现了税务部门对企业初次发生清单内违规行为的包容态度，因此，选取初创型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现有研究认为，就时间维度而言，初创型企业应介于学步期与盛年期之间，其成立时间通常在10 年之内 19。就制度变革维度而言，企业进行制度变革的重要标志是上市，上市企业需要规范经营、完善内部治理，并接受投资者监督。基于以上两个维度，本研究将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且成立时间小于等于10 年的企业界定为初创型企业。选取在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初创型企业2 0 0 9 2 0 2 0 年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按以下顺序剔除：ST、*S T 企业；金融保险行业企业；成立时间大于10 年的企业；注册地发生变更的企业，理由是注册地发生变更的企业无法确定其是否受政策影响；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的企业，理由是两者不一致的企业有潜在的避税倾向；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3 17 8 个样本观测值。为减小极端值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的Win-sorize处理。本研究使用的母公司法定税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税务稽查选案准确率、增值税选票准确率、地区税务人员总人数、税务人员中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人数数据来自中国税务稽查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以相邻或相近年份的数据替代补齐，地区法治水平和市场化水平数据来自王小鲁等 2 0 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进程报告（2 0 18），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3.2变量定义3.2.1被解释变量现有税收遵从研究主要针对所得税税收遵从，而本研究认为，税收柔性执法对于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涉及了包括企业流转税在内的所有税费。世界银行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主要来源于流转税，各地区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均高于所得税，自2 0 10年至今，流转税在税收总量中的占比始终维持在七成左右。因此，借鉴刘骏等 2 1的做法，本研究基于现金流量表构建合作性税收遵从指标（T A），T A=（支付的各项税费一收到的税费返一一孙雪娇赵玉洁回）/营业收入。TA数值越大，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越高。3.2.2解释变量“首违不罚”清单制度体现了意见中“降成本、促遵从、有温度”的指导思想，契合柔性治理合法性和回应性的特点 8 。因此，本研究以“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来刻画税收柔性执法，设置税收柔性执法哑变量T，当企业的注册地实施了“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时，T取值为1，否则为O；设置税收柔性执法实施时间变量P，当时间为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年份时，P取值为1，否则为0。3.2.3控制变量本研究借鉴刘行等 18 的方法，控制了影响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其他因素。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表1主要变量定义变量名称符号合作性税收遵从度TA（支付的各项税费一收到的税费返回）/营业收人税收柔性执法哑变T企业注册地实施了“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取值为量1,否则为0税收柔性执法实施P企业注册地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当年及以时间哑变量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规模SI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A企业成立年限举债经营比率LE总负债/总资产10 0%固定资产比重PP期末固定资产净值/期末总资产10 0%成长性G（当年主营业务收人一上年主营业务收人）/上年主营业务收人X100%净资产收益率RO税后利润/净资产10 0%操控性应计利润DA采用分行业、分年度的修正琼斯模型计算所得存货占比IV期末存货净值/期末总资产10 0%管理层持股比例M期末董监高持股数/年末总股数10 0%两职合一DU童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承担时取值为1，否则取0产权性质SO企业为国有控股时取值为1，否则为0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各省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行业哑变量IN属于该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年度哑变量Y属于该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税务稽查选案准确XAV以中国税务稽查年鉴中的地区选案准确率代率表 2 2 税务稽查增值税选XP以以中国税务稽查年鉴中地区增值税协查的选票准确率票准确率代表 2 2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C当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大于年度行业中位的净现金流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竞争地位RP当企业在行业内勒纳指数排名大于年度行业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地区法治水平LG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代表，并采用该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预测2 0 17 2020年的数据 2 0 地区市场化水平MA以市场化进程总得分代表，并采用该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预测2 0 17 2 0 2 0 年的数据 2 0税务人员注会注税CP以地区税务人员中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占占比该数据来源于2 0 0 6 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 0 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1257定义总人数比例代表 2 2 管理学报第2 0 卷第8 期2 0 2 3 年8 月3.3模型设定为考察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TAi=o+Ti.,X Pi.+2 Ti.+Z(Controli.)+ei.,式中，为常数项;12和为系数，如果1显著为正，则表明税收柔性执法提高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Control 代表所有控制变量；eit为随机干扰项。4实证结果分析4.1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表2 描述性统计Panel A:全样本(N=3178)类别均值标准差最小值1/4分位中位数3/4分位最大值TA0.055 0.052-0.0610.0230.0480.080T0.3410.474P0.0090.094SI21.7841.26419.86320.934A7.8652.103LE0.3630.201PP0.2080.148G0.2170.329-0.4350.0180.1670.345 1.591RO0.0850.089-0.3220.0430.084 0.128DA0.0100.0780.2090.036IV0.1370.104M0.225 0.232DU0.3300.470SO0.2170.412LN10.9180.492Panel B: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政策实施前后比较政策实施前政策实施后类别NTA1058Panel C: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政策实施前后比较政策实施前政策实施后类别NTA2072Panel D：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与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政策实施前后比较类别税收柔性执法地区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N均值TA1058类别税收柔性执法地区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N均值TA24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1258由表2 中Panel A可知，TA指标均值为0.055,这与刘骏等 2 1的研究相近，其最大值为0.227，最小值为一0.0 6 1，说明企业之间税收遵从度的差异较为明显；T的均值为0.3 41,说明大约3 4.1%的样本企业注册地已实施“首违不(1)罚”清单制度。其他变量的分布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PanelB和PanelC结果显示，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的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均值在“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实施前后发生显著变化，且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均值在政策实施后显著提高（该值越大代表税收遵从度越高)；而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的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均值在政策实施前后无显著差异。Panel D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与非税收柔性执法地区企业的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政策实施后，这一差异显著增大。综上可见，在未控制其他影响因0.227素的情况下，“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可能在一定0000270.0330.1970.3400.5100.8220.0060.0950.175 0.2890.6630.3410.0040.05000.0660.1170.1860000009.73310.613均值N0.02724均值N0.05924政策实施前N0.0272072政策实施后N0.049240021.52422.29126.5638100.1390.424010010.97511.27411.939均值T检验均值0.049-2.110*均值T检验均值0.022均值T检验均值0.059均值T检验均值0.022-4.969*100.2530.54311100.2790.5670.72611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初步验证了假设1。4.2禾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OLS回归结果见表3。在列（1)列（3)中逐步加人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断增大，说明模型不断优化。列（3)结果显示，TXP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税收柔性执法显著提高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验证了假设1，假设2 不成立。由此可见，税收柔性执法可能会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降低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4.3税收柔性执法提高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作用机制检验4.3.1提高税务部门执法效率为检验税收柔性执法是否通过提高税务部门的执法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本研究选取税务稽查选案准确率和增值税选票准确率代表税务部门执法效率。税务稽查选案准确率和增值税选票准确率，指在稽查案件中选取有问题案件的准确率和有问题增值税发票的准确率，能够代表税务部门的执法效率。依据上述指标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表4的列（1）、列（2)中,在选案准确率较低样本组中（XAL），T X P 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选案准确率较高样本组中（X A）,T X P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同理，列（3）、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表3 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N=3178）类别(1)TXP0.015*(1.84)T0.010*(5.94)SIALEPPGRODAIVMDUSOLN年份行业常数项Adj-R2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差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下同。表4作用机制检验：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效率(1)(2)类别XAlTXP0.035*(2.97)T-0.006*(2.30)(3.50)控制变量Yes年份/行业YesN1692常数项0.046*(1.69)Adi-R20.284经验力值0.009*注：“经验p值”用于检验组间差异TXP的显著性，通过Chow检验得到。下同。列（4)中，在选票准确率较低样本组中（XPL），TP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选票准确率较高样本组中（XP），T X P 回归系孙雪娇赵玉洁数并不显著。结果表明，在税务部门执法效率较低的情境下，税收柔性执法对提高企业合作(2)(3)0.024*0.026*(2.62)(2.76)-.0.011*.-0.007*(-6.12)(-3.94)0.002*0.003*(2.79)(2.89)0.002*0.002*(4.00)(4.49)-0.051*-0.055*(8.76)(-9.07)-0.035*-0.048*(4.85)(-6.22)-0.013*-0.011*(-5.11)(-4.30)0.123*0.106*(10.26)(8.80)-0.013-0.011(-1.13)(-0.99)-0.084*-0.092*(-7.93)(-8.55)0.001(0.17)-0.005*(-2.65)0.004(1.64)-0.000*(-4.55)NoYes0.072*0.039*(4.54)(2.27)0.0360.244(3)XAHXPL0.0120.029*(0.74)(2.63)0.009*-0.009*(3.23)(2.29)YesYesYesYes148616120.0450.031(1.48)(1.09)0.2420.2480.023*性税收遵从具有更大的作用。综上可见，税收柔性执法提高了税务部门执法效率，发挥了对企业的监管效应，进而促进了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4.3.2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为检验税收柔性执法是否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本研究选取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和企业在行业内勒纳指数排名衡量企业的经营风险。理由是，若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较少，则意味着企业单位利润所带来的现金流较少，企业在面临危机时陷人现金流短缺的可能性较大，这使得企业面对外部冲击时较为脆弱，承担了较高的经营风险；若企业所处的行业内勒纳指数排名越低，则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越低，其成本和收人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从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经营风险也较高 18 。依据上述指标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的列（1）、列（2)可知，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较低样本组中（CL），T X P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经营活Yes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高样本组中（Ch），0.041*(1.99)0.256（4)XPH0.014(0.89)0.007*YesYes15660.043(1.46)0.280TXP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由列（3）、列（4)可知，在企业的行业内勒纳指数排名较低样本组中(RPL),TXP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企业的行业内勒纳指数排名较高的样本组中（RPH）,T X P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结果表明，在企业经营风险较高的情境下，税收柔性执法对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具有更大的作用。综上可见，税收柔性执法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合作性税收遵从。表5作用机制检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1)(2)类别CLTXP0.026*(2.10)T-0.004*(2.02)控制变量Yes年份/行业YesN2175常数项0.069*(2.55)(0.65)Adj-R20.240经验力值0.097*(3)CHRPL0.0230.028*(1.41)(2.61)-0.015*-0.006*(-4.30)(-2.74)YesYesYesYes10031875-0.0240.066*(2.88)0.3380.2040.075*1259(4)RPH0.011(0.62)-0.006*(-2.01)YesYes13030.016(0.45)0.270管理学报第2 0 卷第8 期2 0 2 3 年8 月4.4利稳健性检验4.4.1平行趋势检验应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2 3 。表2 的Panel D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初步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为了进一步检验样本是否满足这一假定，借鉴NI等 2 41的做法，将TXP分解代表企业注册地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前的第3 年、第2 年、第1年和当年的4个哑变量，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列（1）,TXP（一k)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合作性税收遵从度呈现平行趋势；而TXP(0)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处理组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的提高确实是“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实施引起的，而不是时间趋势效应。表6 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和安慰剂检验(1)(2)类别平行趋势检验PSM-DIDTXP0.025*(2.56)TXP(-3)-0.008(1.33)TXP(-2)-.0.000(0.07)TXP(-1).0.014(1.17)TXP(O)0.022*(2.12)TXPplTXPp2TXPp3T0.005*-0.007*(2.62)(3.51)控制变量Yes年份行业YesN3178常数项-.0.016(0.77)Adj-R20.1614.4.2采用PSM-DID方法为了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政策自选择问题，本研究将注册地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未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进行配对。选取公司规模、企业年龄、无形资产比率、资产流动率、审计意见是否非标、两职合一、产权性质、存货占比、总资产收益率、独立董事比重，以及地区经济发1260展水平作为协变量，按照1：2 比例进行近邻有放回匹配。平衡性检验显示，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偏差绝对值均小于6%，且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匹配效果较好。采用PSM-DID方法后的OLS回归结果见表6 列（2），T X P 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保持不变。4.4.3安慰剂检验改变政策实施时间进行反事实检验，将政策实施时间设定为提前13 年，构建出3 个虚假的“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政策变量（TPpl、TXPp2和TXP）,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重新回归，结果见表6 列（3）列（5），TP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的提升确实是由税收柔性执法引起的，而非其他因素。4.4.4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本研究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采用TA2=税负支出/期末总资产和TA3=t一1期、t期、t十1期税负支出的3 年移动平均值/支付能力，来衡量企业(3)(4)提前1年提前2 年提前3 年0.007(1.01)-0.006*0.007*-0.007*(3.41)(3.77)YesYesYesYes2.93131780.060*0.054(2.79)(1.63)0.2430.277(5)0.006(1.12)YesYes31780.037*(1.83)0.254合作性税收遵从度，TA2、T A 3 越大表明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度越高；为消除省份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干扰，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重新回归；为排除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政策实施的重叠效应 2 ，在模型（1)中加人该政策哑变量及其与实施时间哑变量的交乘项重新进行回归；采用税收努力程度（实际税收负担比率和预期税收负担比率的比值TE1及差值TE2)代表税务部门执法效率，借鉴刘行等 18 的做法，采用企业的成长性（BM,该值越低代表经营风险越高)以及企业的经营杠杆系数（JYL，该值越高代表经营风险越高）衡量企业的经营0.003风险，然后重新检验作用机制；采用成立8 年(0.64)内的样本对模型（1）及作用机制重新回归。以(3.74)上检验结果均显示，研究结论保持不变。YesYes31780.041*(2.00)0.2555进一步分析税收柔性执法作为税收行政处罚的创新方式，其实施效果可能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比如，地区税收征管的实施效果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4，地区税收柔性执法的政策效应也可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税收柔性执法给予了执法者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执法者凭借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及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截至2 0 2 0 年，除了新疆、湖南和河南尚未发布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其余的2 8 个省级税务局（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均发布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较高的业务素质来较好地实施和把握政策。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在地区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税务人员业务能力不同的情境下，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影响。5.1地区法制环境税收柔性执法可能给予税务人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影响其治理效应。完善的税收立法和法律监督是实现合理宏观税负的前提，这一前提使税收执法与客观法律标准保持一致。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法律约束和监督机制较为完善，税务人员的“操作空间”较小，对企业干预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务人员的腐败行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因此，预期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用企业注册地的法治水平代表法制环境，按其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 列（1)和列（2)，TXP回归系数只在法制环境较好样本组（LG)中显著为正。这表明仅当法制环境较好时，税收柔性执法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表7 进一步分析：地区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税务人员能力(1)(2)类别LGHTXP0.055*0.011(2.93)(1.04)T-0.010*-0.005*0.005*0.008*0.007*(3.06)(-2.28)(1.79)(3.35)(2.60)(-1.02)控制变量Yes年份/行业YesN1 509常数项-0.018(0.61)（3.3 0)Adi-R20.294经验力值0.095*5.2地区市场环境在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更倾向于为企业服务，对市场干预较少，区域内资源配置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2 5。而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越位”，会使“关系经济”占据市场主体地位，增加了税务人员的廉洁风险，不利于税收柔性执法治理效应的发挥。因此，预期在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按企业注册地市场化水平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 列（3)和列（4），TP回归一一孙雪娇赵玉洁系数只在市场环境较好样本组（MA）中显著为正。这表明仅在较好的市场环境下，税收柔性执法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5.3地区税务人员能力税收柔性执法要求税务人员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解和应用能力，包括具备能够理解政策程序、内涵以及有效处理案件的能力，税务人员的能力会影响其执法效果。预期在税务人员能力较强的地区，税收柔性执法对企业合作性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选取地区税务部门人员中有注册会计师或注册税务师证书的人数占总人数比重代表税务人员能力。理由是，具有注册会计师或注册税务师证书的税务人员掌握了较为全面的财务知识，具备较强的税收征管能力及理解税收柔性执法政策的能力，可以更为有效地实行税收柔性执法。依据该指标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