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故人来：“十七年”期间“港片内销”现象观察_李镇.pdf

0572023年第7期责任编辑：檀秋文 林锦爔“港片内销”是指香港电影发行于中国内地。“十七年”期间，“港片内销”现象处于香港电影史和中国内地电影史的边缘，在一般的影史著作中极少被谈论，但它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经过值得探究。它在政治、经济、艺术、文化上的意义和价值亦不容忽视。一、电影政策1949年 1月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重要文件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新中国在外交工作方面要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1）2月初，国家领导人接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时，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了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中国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都更为有利。（2）中共中央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基本赞同这一思路。历史证明，“暂时不动香港”对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欣然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要求”，（3）并与中国政府达成了未公开的约定。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英当初的约定从未被打破。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两地在经济文化诸领域往来不断。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电影非常重视，具体负责业务的部门是文化部中央电影局。1950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香港电影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电影小似是故人来：“十七年”期间“港片内销”现象观察文 李镇/Text/Li Zhen提要：本文梳理了“十七年”期间“港片内销”的历史过程、市场规模、宣传策略和观众反馈，阐释了它在中国电影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和多重价值。关键词：香港电影 港片内销“十七年”内地放映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组”）在港成立。（4）该小组隶属于华南分局之下的港澳工作委员会，（5）主要职能包括对香港电影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制定进步电影的制片计划。1950年 1月，工作小组进入新的阶段，“阵地较以前扩大”。（6）1951年 2月以前，香港进步电影的具体引进工作由华东贸易管理局负责，1951年 2月以后基本由南方影片公司完成。香港电影的国内发行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执行。这项工作还由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等协同完成。在香港的进步电影公司通过“电影小组”向中央传递了一些重要信息和基本思路，请求其出品影片可以在内地发行即实现内销，至少也是内销和外销兼顾。对于这个要求，中宣部的态度比较明确，要求香港进步影片“必须从面对海外原则出发，勿存兼顾思想”，（7）因为“此类影片在制作上，如要求合乎国内标准，则在海外难以演出，而失去在海外制作的意义”。（8）因此，多次提出“影片内销问题，暂不做硬性规定，如有适合国内上映者可以选择运来”，“至于因不内销而引起商人的亏损，应从减轻成本及其他方面鼓励他们做自求生存的打算”。（9）这一考虑有着战略考量，因为香港电影的外销产品主要是粤语片。如果放弃粤语片，就等于放弃了对海外一千多万使用粤语华侨的影响力，（10）比如南洋四属（马来亚、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美洲及The Observations on the Phenomenon of“Domestic Sales of Hong Kong Films”during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058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其他地区影院共 43家。但是，海外市场不接受左派意识浓厚的电影，粤语片市场基本由右翼集团垄断。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邵氏父子影业有限公司（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收回并将之更名为邵氏父子影业有限公司”在电影发行上的垄断政策扩展到国语电影范围，用经营粤语片的办法来经营国语片。“电影小组”感受到空前危机，提出“进步电影的制片阵地自然消解，敌我力量对比其趋势必然是我方走向劣势”。（11）鉴于香港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1950年，主管华南分局工作的叶剑英曾作出指示：“香港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和加强统战工作，如何保存我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斗争上不适宜采取过 左的办法。”（12）1951年 8月 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香港电影工作出台了指导文件 关于香港今后电影工作方针，要求“电影小组”的工作重点是“改造和提高大量粤语片”，（13）最低要求是“不摄制宣传奴化思想和淫秽色情的影片”，进而“摄制一些比较严肃的健康的影片”，努力实现“逐渐渗入爱国民主思想”。（14）中宣部希望香港的进步粤语片能够发挥教育海外华侨的目的。二、港片内销的形成“电影小组”的人数有限，承担的任务却很多。据主要负责人洪遒回忆：“1949至 1950年在香港负责电影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优秀干部，服从组织的调配，都陆续地离开了香港，”“留下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人数不多，分配在电影部门的干部只有正式党员三人，其中二人还需负担其他方面的工作。”（15）“电影小组”剩下的人员对电影业务并不熟悉。他们表示，引导进步国语片勉强胜任，对粤语片明显经验不足，感到力不从心。在接到中央的工作指示之后，他们曾在报告中用无奈的语气提出：“重点转移对粤语片的工作，无异于从头做起”，（16）要求上级抽调粤语片干部；后来将制片方针调整为共同发展国语片和粤语片，“以便进可攻退可守”。（17）事实证明，“电影小组”在制片方针上的建议并非完全因为语言问题，更是基于对香港政治形势、经济环境的考量，具体地说，还是希望中央考虑“港片内销”的建议。20世纪 50年代初，香港本地的电影市场竞争激烈，香港的电影企业每年生产各种影片二百部左右（18）；同时，大量外国电影此时也挤占市场份额。输入到香港的电影“更趋向国际化”，（19）有美、英、意、法、德、日、苏等国影片。香港的首轮和二轮电影院全部被美国九家公司控制。任何市场都是有饱和度的，居民的消费能力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要服从于消费基数及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等因素。1950年的香港人口约二百万，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当时影院的收入不佳，“每天平均不上四成座”。（20）显然，香港电影在本土毫无悬念地供过于求，制片商急需在香港之外开拓更大的市场。西方为了控制香港本土电影业的发展，曾对香港实行胶片禁运。1951年 1月，香港 8家粤语片电影公司出品 37部。在胶片禁运之后，从 2月开始，平均每月出品降至 15部，5月只出品 4部。相比之下，香港国语片的生存境况更加艰难。1950年全年，“南国”“长城”“龙马”“五十年代”“大光明”等公司生产的国语片一共仅有 16部，“其外汇头寸没有一部影片能够达到收支平衡”。（21）左派电影因含有较鲜明倾向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一方面遭到港英当局的苛刻审查，同时也未能迎合香港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一些进步影片被东南亚官方拒绝引进，比如 冬去春来在马来西亚和安南遭到禁映，血海仇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禁映。珠江泪 火凤凰还算是香港片中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作品，仍然亏损严重。从当时香港首轮和二轮部分进步影片收益核算表（表 1）中，可以看到有些影片的票房甚至不及成本的三分之一。表 1.香港部分影片在香港及海外收益核算表（单位：港元）供需关系是市场最直接、最有利的影响因素，香港影片的内销是大势所趋，因为内地电影市场明显供不应求。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内地每年需要的新片约四百部，其中美国影片占三百余部。1949年 10月以后，英美电影不允许再进口，英美影片开始悄然退出中国电影市场，但留在上海的美国电影长片仍有 704影片制片与发行成本票房收入盈亏珠江泪248569.10181772.18-66796.92冬去春来178978.9157535.80-121443.11海外寻夫165571.65113497.17-52074.48说谎世界271503.04220191.00-51312.04南来雁241239.58103913.00-137326.58血海仇241982.1984461.00-157521.19火凤凰157604.03135748.65-21855.38花姑娘229994.97139705.43-90289.540592023年第7期部，短片 280部。电影局要求对上映的英美电影和国产旧片进行内容审查，尽量清除“有害”影片。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于 1949年成立，逐渐开始建立生产、发行、放映三位一体的电影产业体制，全国电影实行统一发行和计划供片，从源头控制了电影放映市场。但由于多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电影节目供应严重不足。1949年，国产新片只生产了 8部新闻纪录片、6部故事片和 3部翻译片。1949年 11月 20日至12月 14日，电影局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电影行政会议，提出 1950年的工作方针是“争取进步片优势”“提高思想性艺术性”“缩小外片需要量”。（22）然而，短期内无法提高影片产量。1950年，国营电影制片厂共出产故事片 26部，私营电影制片厂共摄制故事片 34部，虽然产量较前一年有了明显提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恶化，美国电影原则上不再放映。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影片获得的待遇截然不同，可不通过审查而获得上映执照，电影局还号召“加强与改进对它们的宣传和发行方法”。（23）1953年，全国生产的故事片仅 10部。市场的巨大需求漏洞由进口苏联电影、香港电影、国产旧片、少量美国旧片来填补，甚至还有“满映”影片进入市场。（24）在整个 20世纪 50年代，共放映了 358部苏联艺术片。1950年底，国产片和苏联影片观众已占观众总数的 65%70%。然而，“苏片卖座一般只有三成，有华语对白者较好。青年近卫军因片子好、宣传好、华语对白、各机关团体都有计划地组织人去看，上到五成座”。（25）在国产影片产量不足、苏联电影票房欠佳、美国电影被彻底禁绝的局面下，影院需要更多符合中国观众审美习惯的影片。香港的电影公司看到内地片源奇缺与香港国语片相对过剩，正好形成互补，认识到国语片的“国内收入可获厚利”。（26）香港电影进入内地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电影界是香港意识形态角逐的战场之一。在香港的电影市场中，美国电影占据明显优势。1950年，香港共有首轮、二轮影院 10家，上映影片 989部。其中，美国电影862部，占 87.15%；中国电影 60部，占 6.08%。港片复苏之后，美国电影仍然很强势。1954年 1、2月，在香港映出的影片共 598部，美国电影 220部，约占总数的 37%，而当年引进的新中国电影仅有 1部，（27）还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被禁映了。（28）1954年，中国政府注意到“美蒋匪帮正在极力拉拢香港电影界”。（29）台湾对引入香港电影采取优惠政策，无形中对内地在港的影响力制造了压力。1952年，台湾研拟 电影事业辅导方案草案，基本上将港片视同“国片”一起“辅导”，为港产电影进入台湾提供政策方便。20世纪 50年代的台湾电影市场上，除了早期大量重映的大陆旧片外，放映的国语片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台湾电影出品极少，仅有可被忽略的个位数。以 19501954年为例，5年间，台北首轮国片戏院共放映了 662部影片，八成以上来自香港。（30）整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一直是香港电影外销的七大市场之一，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更跃升为香港电影外销的首要市场。“电影小组”顺势而为，提出了与前述 关于香港今后电影工作方针中有关意见几乎相反的办法，即把工作重点放在国语片上，兼顾粤语片。“搞好国语片”明显是为内销内地做准备。1950年 7月 1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呈准政务院公布施行 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香港可按照有关标准，经中央电影局许可，由国营影片经理公司以外汇购买其国内发行版权。按照 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外国影片或在香港及其他国外地方摄制”的影片均按该办法办理。其中规定输入影片上演执照以两年为有效期，过期需要再次审查后换发新执照。有资料证明，为巩固、扩大香港电影这一文化阵地，削弱帝国主义的影响力，中央政府对香港电影的内销工作不仅有政策上的支持，还有实际的资金投入。经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电影局在 1952年 12月 29日提出方案，计划从电影局自有流动资金内拨付“电影小组”港币 50万元（约合人民币 20亿元）作为该组今后的制片资金，（31）采取公开合法经营，用每部片投资或租场自拍等方式出现。中宣部文件中曾经提到：“经济上的补助或贷款绝非根本解决的办法。”（32）据此可判断还有“补助”和“贷款”的形式。19491952年，港片内销还是零散和被动的。直到 1952年 12月 25日，中宣部在给港澳工委的文件中明确提出数量要求“在明年制片计划廿到廿五部中，准备五部到十部内销”，（33）说明中央政府在香港电影政策上做出了明确的调整方案。港片开始被主动、有计划、有选择地引入内地。1954年 5月，政务院文060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教委员会批复同意了 香港影片进口审查暂行办法，标志着港片内销正式走向制度化。这一政策的制定乃至落实，可以说是由“电影小组”的工作经验、国内的市场需求、香港进步电影的生存困境，以及统战工作的客观压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沈鉴治回忆：“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由五十年代起就由北京直接领导，最高负责单位属中央一级。”（34）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的必要性得到了中央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和地方部分主管领导的认同，很多领导人都对此表达过支持或直接给予批示。1959年，邓小平曾对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人说：“我是最爱看电影的，也是最支持你们的，可你们的 跃进片我实在不爱看，我爱看香港片。”（35）1959年果然引进了更多的香港片，而且“每月都有新的香港片发行放映”。（36）1961年，夏衍等领导为了繁荣香港电影，还特地召集在京电影创作人员开会，号召他们为香港电影商写剧本，并付给部分港币稿酬。（37）1962年，他概括香港片的益处是“主体与多样”“教育与娱乐”“有益无害”“增长知识”。（38）袁文殊在香港电影辅导报告中认为，香港影片在揭露资本主义方面有进步作用和教育意义。（39）1963年 5月，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总结香港电影的经验是“家喻户晓、民间传说”“情节曲折”“演员漂亮”“斗争尖锐”，并认为这四条经验对国内影片有参考价值。（40）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广州，处级以上干部可以观看“内部电影”，其中很多是香港电影。每逢节假日和公安补休日，省委还安排公安系统观摩香港电影，包括 甜甜蜜蜜 新红楼梦等。（41）三、“港片内销”的几个阶段引进香港电影内销内地是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一桩独家生意”。（42）香港南方影业公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营性文化机构。早在 1947年，公司筹备于香岛的干诺道西九号三楼，开创者“都是文化艺术界中思想属左派的南来电影人”。（43）1949年夏，该机构以“无限公司”的形式在香港政府商业登记处正式注册，领到正式牌照。1950年，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迁入中环德辅道中一号的中国银行大厦九层；同年 5月 1日宣告正式成立。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向香港发行中国内地影片，同时也把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影片发行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支持香港左派电影阵营，南方影业公司向内地市场引进的香港电影首选“长凤新”制作的电影，此外有“龙马”“新新”“新世纪”“五十年代”“华侨”“光艺”“山联”等公司的出品。（44）在南方影业公司成立之前，全国尚未解放时，中央政府引进香港影片主要通过华东贸易管理局。1949年 8月，永华影业公司的 大凉山恩仇记和 火葬就是按照申请输入已冲洗电影片暂行签证办法，通过华东贸易管理局输入的。（45）内销的港片除了国语片，也包括粤语片。据长城影业公司编剧朱克回忆：“中国解放之后，气氛变得很开放，粤语片多了两广市场，变得很有生机。”（46）比如 1959年，在广州上映的首轮香港片有 13部（旧片未计在内），共放映 3000场。（47）19601962年，广州也上映过香港粤语电影 27部。（48）虽然南方影业公司的文件中记载，“国语影片收购的是全国版权，粤语影片一般只限于在 两广（广东、广西，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发行。全国版权和局部地区版权的价钱当然有分别。不过，所谓 全国版权，其实也只限于沿海一些城市，两广的粤语电影版权也只限于广州、南宁、桂林三城市及附近一些县级戏院，在内地的城乡多数不能排映，也不准排映”。（49）实际上，普通话配音或者有普通话字幕的粤语片也多见于其他城市，比如上海、北京等可见到配音版的 珠江泪 败家仔 第七号司机 可怜天下父母心 冷暖人间 春 秋等上映。根据内地市场和香港进步电影生存的需求，更考虑到“照顾香港统战工作关系”“照顾对外关系”，（50）“十七年”期间，中宣部和文化部为了配合港片在内地的发行工作实行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规定凡中央批准放映的香港影片，地方无权禁映或剪片。（51）香港影片在内地的上座率不错。根据 1950年 4月底中央电影局的统计调查，一部香港的中级影片内地的收入是 6亿元人民币，二三轮放映的利润更加可观。（52）当时的记账单位为第一套人民币，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换算比例是 1：10000。（53）6亿元收入等于是后来的 6万元人民币。电影局对于内销的港片虽然参照国外影片引进政策执行，但在官方数字中均将其作为“国产影片”计算。以所有制作为分类规则，内地把香港影片和私营电影放在一起统计。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0612023年第7期私营电影公司的历史并不长。“港片内销”在“十七年”期间却基本没有间断，不仅丰富了新中国的电影市场，也对香港进步电影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电影市场，香港电影在上海的放映情况可以反映其在内地的基本面貌。“十七年间”，港片在沪发行放映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2年，属于自发尝试阶段，上海共引进香港电影约四十部。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片荒比较严重，地方电影公司可自行解决片源，所以影片来源比较杂。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 1948年摄制的一部历史题材影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电影节荣获纪念奖。1950年 3月，该片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但不久受到批判。1950年 5月 3日，原则上停止了 清宫秘史的放映。永华影业公司也被列入“反动且倾向反动的公司”名单。1951年，内地发起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整个电影系统工作受到影响，港片引入也迅速减少。第二阶段，19531959年，中央政府对香港电影加以肯定。经过调整，“港片内销”实现了制度化。1954年，孽海花可能是 香港影片进口审查暂行办法发布后引入的第一部香港电影，上座率在上海全年放映的影片中位列第六。1956年，中国内地发行了45部影片，其中有 8部香港片。（54）这一年，袁仰安受邀率领香港电影代表团到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57年 4月，周恩来提出：“香港制作的电影，不能要求同内地制作的一样，一定要照顾到海外观众和环境上的特点。”（55）1957年，中国文化部评选优秀影片荣誉奖，香港故事片 珠江泪绝代佳人一板之隔一年之计 春获奖。（56）一些优秀的香港影人也收到邀请来内地学习交流。1957年 4月，夏梦到北京参加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接见过她。一批优秀香港电影受到内地观众的欢迎。1958年，新寡在内地全年放映的影片中上座率和票房最高，在 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优秀影片评选中被评为“十大优秀影片”之一。第三阶段，19611963年，（57）这个阶段是香港电影大量引进上海的时期。同时，中央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些政策转折的关键。1961年 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1962年 3月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国家领导人亲自到会讲话，表示要发扬民主，活跃思想，繁荣创作。在这一形势鼓舞下，电影艺术家解放思想，轻装上阵。1962年 2月，时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袁文殊，在北京市宣传干部所的报告上重申了“港片内销”的统战价值和市场意义：“每年有五、六百部影片在香港放映，而进步影片只有 25部左右”，“从政治上看 575部对 25部，你支持哪一方？如果这 25部都站不住脚，则香港电影市场不仅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让位给黄色的、辱华的电影，通过香港，还进一步到南洋、东南亚”，“因此，我们除了香港，还要为东南亚一千几百万华侨着想”。（58）1961年 6月至 1963年 12月，有关部门对于影片进口尺度进一步放开，影院里出现了更多为观众喜闻乐见的香港电影。加映香港片成为很多影院调整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影院为了完成票房任务拼命加场，完不成计划时则以香港片加场放映。（59）1962年，官方统计的观看香港电影的上海观众突破 1000万人次，而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孽海花自 1954年引进至 1960年底共放映 16347场，一部影片的累计观众 872.2万人次。（60）由于港片的增加过于明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石西民提出：“以后要 立纸为凭。香港片统统都演，也不要一下子出笼。”（61）1963年 8月，文化部党组要求电影局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全国影协（62）等单位抽调干部成立工作组，对已发行的影片进行全面清理复审，对于“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趣味低级庸俗”等消极影响的影片应予以删减或停映。（63）9月，中宣部向各中央局，（64）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转发了 文化部党组关于复审输入的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的工作计划报告，要求各地的电影复审工作要上报文化部，虽然要求地方不得自行禁映和删减影片，（65）但收紧的政策显然影响到排片。19621963年，上海有 18部已在放映计划中的港片暂停上映，如 生死牌假少爷 豆蔻年华 新婚第一夜 情天未老 大雷雨金丝雀金粉世家少小离家老大回 等。（66）1963年的港片内销大幅度缩减。062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第四阶段，19641966年，香港电影内销逐步进入冰冻期。1964年，时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概括香港电影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电影”，要“提倡反对帝国主义，提倡反对殖民主义”，“访封建主义”，指出其艺术思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电影”，要求“反动的东西不写，封建迷信宣传的不能写黄色的东西不宜搞”“要面向大多数群体”。（67）同年，中共中央全面部署“反修防修”。1966年，香港电影基本在上海银幕消失。然而，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中，香港电影的放映并未停止。就在 1966年，鲍方导演的 画皮在北京进行了内部放映，陈毅看后很喜欢，邀请鲍方来北京，曾经这样谈道：“鲍同志，画皮拍得很好，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也有教育性。”（68）“十七年”之后，香港影片的内地放映数据缺少统计，笔者只查到一部分零散资料。例如，1968年 2月 19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作为批判对象的 清宫秘史，在 1967年竟放映了4137场，观众人数达到 4017880人。1969年 1月 13日的一份报告中显示，清宫秘史 在1968年放映了19场，观众 20727人。四、观众反响与文化意义“港片”内销不仅是市场现象，也是文化现象。老影迷都记得“十七年”期间争看香港电影的情形。很多影院出现了因抢买内销港片的电影票而挤破门窗、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上海沪光电影院放映 寒夜前，有两百多个单位订购集体票，上映当夜还有观众在影院外排队。（69）香港影片给青年人带来的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2年 10月，影院上映 豆蔻年华时，一些青年观众因为买不到票，在影院大厅“大跳牛仔舞”。（70）“据说因为很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去看香港电影，除了留意故事内容和主演的明星之外，连女演员（银幕内和银幕外）的发型、服饰以及鞋袜花样，都会 有样学样、极力模仿。”（71）周恩来曾在 1963年 2月 8日文化部组织的文艺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批评了香港电影的“泛滥”，指出“香港片把香港的生活方式介绍过来”，“上海有些青年就学着香港的衣着、发式”。（72）1963年 4月，周总理指出：“香港电影如果一个月演一两场，一个城市一年演一两部，再加上做好评论工作，指出它的副作用，并不是绝对不可以演。但是，大量上演，经常看香港电影，片子里表现的那种生活方式，会破坏我们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73）“十七年”期间，内地电影对于小市民趣味、小资产阶级情调、人道主义、男欢女爱等非常谨慎，但内销港片中的这些内容在审查时得到了比较宽容的对待。上海是放映香港电影比较多的城市。为了在 上影画报宣传好香港电影，上海电影局办公室从 1957年底开始，定期从香港订阅相关报纸和电影画报。为了不让不健康的内容“污染”和“误导”观众，中影公司为香港电影编制了适用于全国的宣传台本，包括宣传用语、梗概场面解说、宣传注意事项，并分发至各发行据点及各影院。冬去春来的宣传语是：“旧恨新愁，激成怒焰，人亡家破，血泪斑斑”“农村的悲怆交响曲，时代的哀怨历史诗”“表现了农民地主的剥削关系”。大观影片公司的粤语片 几家欢笑几家愁的宣传语是：“一面朱门酒肉，荒淫无耻；一面悲惨剥削，儿女饥啼”“是反动统治下养蚕人家苦难生活写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人海万花筒是由香港六大制片厂联合摄制，由 10部短片组成，参加拍摄的有 117位演员、10位编剧、10位导演。其在香港的宣传语是：“群星灿烂，气象万千，影坛瑰宝，艺海奇珍。”在内地的宣传语变成了：“描写香港社会的腐化与罪恶的生活。”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内地影评界对部分“有缺点”香港电影的批评相当严厉，起到了“杀毒”和“免疫”的作用。1951年，香港进步影片 方帽子上映后却遭恶评如潮，8月 7日，上海市影评工作者联谊会特别举行了该片的研讨会，文汇报为此片开辟专题评论板块刊登讨论结果。多数人认为本片“宣传了奴才思想、藐视劳动人民、夸大了敌人的威风、歪曲学生运动、迷恋好莱坞的一套，是一部恶劣的影片”。（74）观众李佑人认为：“影片充满了胡闹，重复几次的跳舞镜头，更说明了导演仍旧想利用好莱坞手法来吸引和迷惑观众。”（75）观众丁木认为影片“对历史的描写是歪曲的”，“对敌人的威风做了特别夸张的描写，而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加以轻描淡写，甚至是忽略了”。（76）观众方澄认为此片是一部恶劣的影片，“影片运用美国电影的一套 手法，来夸张反面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歪曲了当时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77）0632023年第7期1951年，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出品的 火凤凰在内地上映。此片由中共港澳工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司马文森编剧。公司的艺术委员会曾对剧本“虚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三个月的讨论修改。司马文森借作品表达了在港知识分子向往祖国，愿意接受改造的态度，明确提出了“自我斗争”“在黑夜中寻找光明”。（78）当年的香港影院“大多为美国八大公司占据”，（79）火凤凰只上映了 5天，但每天的平均票房竟达到 15800港元，盈利效率名列全年第二，排名香港国语片全年总票房第四，（80）“卖座压倒同期上映的西片”。（81）香港的一些评论甚至将 火凤凰誉为“当年最高成就的影片”，（82）可以说是进步港片的杰出代表。即便如此，该片同样受到内地评论界的严厉批评。观众庆长认为此片“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对观众“只有发生消极的有害的影响”。（83）观众赵自认为影片“编导自己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歪曲着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充满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是一部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而宣传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片”。（84）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85）的 血海仇被香港审查机构列为“共产片”，但在内地却因“歪曲和侮辱农民形象”“散播毒素”“抹煞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只有骨肉私情”“创作态度极不严肃”“充满虚伪和谎言”（86）等原因受到口诛笔伐。署名吴其仁的观众认为 血海仇“夸大了地主恶霸的势力”，“只要在情节上有一点可能，无不竭尽所能来拍一些荒淫无耻的场面”，（87）如赌场镜头、诱奸镜头等。王云缦认为“编剧者乱编了一套悲剧上加悲的悲剧，在所谓离奇曲折的情节上大动脑筋”，“对于用很认真、严肃的态度来描写劳动人民和反动统治阶级怎样进行反抗和斗争，是完完全全没有兴趣，也是不了解的”。（88）1951年，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 琵琶巷在香港被禁映，在内地也多受诟病：“编导者仅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来消极地、隔靴搔痒地来暴露娼妓制度的罪恶，而对于所以造成这种黑暗、残酷、野蛮的罪恶的制度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及。不首先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一些暴露也都是悬空的、舍本逐末的了。”（89）部分内销港片在内地“水土不服”，主要是因两地意识形态环境的差异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美学发生了重大转变，电影题材主要围绕工农兵，一些看好内地市场的香港制片机构也在努力调整影片的题材、主题和美学风格。可以说，“港片内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香港电影的面貌，当然主要体现在左派电影公司的作品上。从内地观众批评的声音来看，那些试图接近大陆意识形态的进步内销港片对“工农兵美学”的表达或多或少“不得要领”。在港影人也很无奈：“香港只有啹喀兵，（90）农又不多，就是有也不看电影，写工人嘛，对立面是资本家，但写资本家不行，因为是统战对象，不能做反派。香港电影给工农兵这条路窒息死了。在长城公司，也有类似的压力，譬如说，胡小峰约在 70年代拍过一部写建筑工人的片子，说建屋的自己没屋住，当时大家认为是好戏，但给国内批判得不得了香港工人饮酒，国内认为工人形象这样子太坏。”（91）内销港片也有不少受到内地观众的好评。1951年，南国影业公司的粤语片 珠江泪被内地观众誉为“粤语片中的新血液”“最杰出的作品”，（92）在内地发行时配上了普通话。1952年，江湖儿女因为“触犯了殖民地统治者的法律”在香港受到禁映，在内地公映后备受好评。钟惦棐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的影片。内地观众对于香港演员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怀有敬意”。（93）1956年，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粤语片 春 秋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影院座无虚席，不像上映某些国产片时的门庭冷落”。（94）北京 15家首轮电影院先后上映了 春 秋，“受到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星期日一清早就有人排队买票，平常日于电影院门口也总是挤得满满的。至 8月 25日止，春已演出了三百零三场，观众廿万五千二百四十九人，秋已演出了二百七十七场，观众廿万八千零六十人。没有看到影片的人，目前正跃跃欲试地向二轮电影院登记买票”。（95）连续观看两部电影长达四个半小时而不会感到疲劳，“观众的心灵完全被影片抓住了”，（96）“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地主的罪恶、腐败生活，颂扬年轻一代反对封建礼教旧制度的斗争”。（97）反观当时内地的国产片，观众觉得“题材太狭，在艺术处理上大多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让人一看开始就知道结尾”。（98）1956年 11月，小说原作者巴金先生撰写了长篇影评 给青年读者们的信略谈影片 春和 秋 ，对两部作品的不足064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做了详细分析。在文章结尾，他承认香港电影工作者发挥了创造性。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被他称为是由“有良心的导演和演员组成”，“五年来，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99）内销港片在内地整体份额中只占一小部分，是对电影市场的有益补充。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十七年”间的官方报表，但从散落于民间的资料和实物看来，内销港片的实际票房数据要比报表数据更大。内销港片让彼时的内地观众看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对于从“十七年”时期走过来的很多老影迷来说，观看内销港片的记忆是美好的。他们在这些影片中体会着人情之常。对于他们来说，内销港片“似是故人来”，亲切而精致，没有文化上的隔膜。在创作上，香港电影延续了老上海电影的经验，其中部分主题内容、艺术手法、美学经验、思想感情，是当时的内地电影界无法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内销港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美学多样化和文化反哺的作用。两地合拍影片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双方的电影界彼此长期保持着互信。“香港电影的未来在大陆”的观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实。“十年浩劫”结束不久的 1978年，香港电影很快重返内地银幕，“有人对某部香港片就看了三十多次”。（100）1980年，在对东北农村电影放映的调查中，农村广大社员也提出要看香港片，说明此前农村地区观众也对香港电影有深刻印象。2005年，笔者曾在内地某县级电影院的仓库中看到过一批 20世纪 50年代的香港电影，而其中一些拷贝连香港本地都没有保存。当今天来梳理“港片内销”的过程和其中的一些细节时，隐约能感觉到国家、组织、个人的作用基本是协调的。很多人都为此付出了努力。他们用一种隐蔽、微妙的方式默契地合作完成了共同的任务。这个史实不能仅仅用“港片内销”来简单概括，因为其中还包括了尚未命名的部分。它关乎历史，亦指向未来。（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 1月至 9月）第 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版。（2）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80页。（3）1949年 2月 9日和 17日，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 文汇报 和 大公报 分别通过社论向港英政府传递了中共希望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并向对方提出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4）“电影工作小组在一九五零年以前就有了”，引自洪遒 香港电影组一年八个月的工作总结和今后的方针政策（内部文件），1951年 9月 21日。（5）1946年 6月，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尹林平任书记。1947年 6月，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属香港分局领导，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1949年 4月，由华南分局领导。同月，香港工委领导成员调整，夏衍任书记。4月下旬，中央调夏衍等赴北平转上海参加接管工作，香港工委组织结构缩小。5月，香港工委改组，乔冠华、饶彰风先后任书记。10月，中共香港工委改称中共香港临时工作委员会，张铁生任书记。（6）（11）（15）（16）（17）（21）（26）洪遒 香港电影组一年八个月的工作总结和今后的方针政策（内部文件），1951年 9月 21日。（7）（8）（9）（13）（14）关于香港今后电影工作方针，中央宣传部 1951年 8月 29日。（10）（29）前言，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1954年。（12）香港工作会议记录（1950年 8月 23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内部文件），1999年版，第 137页。（18）影院情况，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第 119页。（19）香港电影市场情况，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第 1页。（20）香港影片的发行范围及戏院情况，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第 46页。（22）（23）（25）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工作报告，1949年 12月 7日。（24）参考中央电影局计划处 19501953年发行的私营厂影片目录，“满映”故事片 晚香玉 燕青与李师师等片在此期间放映过。（27）一九五四年一、二月份各国产影片在港映出情况，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第 112页。（28）香港电影检查情况，香港电影市场与电影界情况参考资料（内部文件）第 6页。（30）根据梁良 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出版部”1984年版）统计，1950年首轮放映 157部，重映旧片 43部；1951年放映 146部，重映 28部；1952年放映 115部，重映 15部；1953年放映 166部，重映 5部；1954年放映 78部，重映 3部。五年间共映影片总数 662部，其中台产电影 13部，重映旧片 94